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研究

楊長進 羅仁杰 劉芮彤 黃俊

摘 要：選取2012—2021年滬深新能源汽車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Python軟件測算企業年報與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關聯度，實證檢驗產業政策關聯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結果發現：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具有正相關關系，該關系存在一個閾值：高于該閾值時，國有企業、大規模企業、盈利企業、東部企業社會責任與產業政策關聯度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而民營企業、小規模企業、虧損企業、西部企業社會責任與產業政策關聯度關系不顯著；低于該閾值時，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不顯著。結論有助于企業意識到應與政策保持較強的關聯性，從而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關鍵詞：政策關聯度；社會責任；政策文本；大數據分析；新能源汽車

DOI：10.6049/kjjbydc.2022120034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中圖分類號：F27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348（2024）08-0076-09

0 引言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生產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對企業治理水平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吨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0三五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要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持續改善環境質量，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此背景下，我國通過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提高能效，敦促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從而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和綠色低碳發展。

新能源汽車是我國汽車產業轉型升級和推進環境保護的新方向。產業發展初期，由于市場機制不健全、行業資源配置效率較低等問題，新能源汽車創新發展受到掣肘。對此，我國出臺了相應的產業政策，通過扶持優勢企業、限制或淘汰落后產能等方式優化資源配置，引導企業生產、投資和重組，從而推動企業創新發展（宋凌云和王賢彬，2013）。自“八五”時期開始推行相關產業政策以來，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得到大力支持，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了機遇（余明桂等，2016年）。實施“863”電動車專項計劃后，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促進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進一步發展。自此，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進入高速發展期。我國汽車產業發展離不開產業政策支持，相關產業政策是由上而下對企業的引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是自下而上的反饋。因此，企業社會責任成為評估企業發展情況的重要指標?！吨泄仓醒雵鴦赵宏P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大力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發揮示范帶動作用，引導民營企業重信譽、守信用、講信義，推動民營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然而，個別企業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污染環境、侵害員工合法權益等行為時有發生^[1]，進而影響自身長遠發展。因此，敦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引導企業實施親社會行為，進而為利益相關者創造更多價值，成為學界和企業管理者關注的焦點。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是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和員工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承擔對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強調對環境、消費者以及社會的貢獻。在現有相關研究中，學者們大多基于內外部因素展開分析。其中，內部因素主要包括財務績效^[2]、產權性質^[3]、股權集中度^[4]、企業文化^[5-6]、家族企業^[7]、高管特征（文雯，宋建波，2017）等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輿論壓力、競爭強度^[8]、媒體關注度（陳晶璞，李艷萍，2017）、股票流動性等。需要注意的是，現有研究較少關注政策關聯度（該要素體現的是企業對政策響應的積極程度）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

現有文獻主要基于政策、政策類別及政策特點等視角探討政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例如，朱乃平等（2022）指出，稅收優惠通過增加企業稅后現金流間接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供資金支持，敦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潘洪波（2019）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能夠顯著改善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邱吉福等（2019）基于政策不確定性研究發現，較高水平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強化企業自愿性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意愿。關于政策約束力對企業社會責任具有何種影響這一問題，現有研究存在一定的理論空白。例如，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企業社會責任？政策關聯度如何影響企業社會責任？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是否會因為企業特質不同（如企業性質、所處地區、財務情況等）而產生差異？解答上述問題能夠進一步了解產業政策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企業社會責任，進而敦促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同時，實現可持續發展。

1 文獻綜述

1.1 產業政策與企業社會責任

產業政策是一系列對產業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制度和安排的總和^[9]。作為扶持重點行業的結構性政策工具，產業政策能夠通過對產業發展進行引導和干預重新配置資源，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企業基于合法性理論，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在遵循社會規則的同時，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10-11]。作為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政府主要通過約束、激勵、響應、認同、合作五大機制敦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12]。Carroll^[13]認為，承擔社會責任對企業具有積極影響；謝青等（2015）認為，產業政策可以從環境面、供給面、需求面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供支持。以上研究認為，產業政策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具有積極影響，但具體影響機制及程度有待進一步探討。

在產業政策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研究中，學者們主要從不同政策類型（如環境政策、綠色信貸政策、稅收優惠政策、社會保障政策、政府補貼政策等）分析政策類型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例如，環境政策通過處罰或通報批評對企業施壓，敦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14]。綠色信貸政策通過外部約束、內部控制影響企業行為，從總體上敦促企業履行環境社會責任^[15-16]。稅收優惠政策能夠增加稅后現金流，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供資金支持，從而緩解企業資金壓力（朱乃平，戴晨曦，張豆豆，2022）。社會保障政策能夠為員工提供勞動保護，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17]。此外，政府可以通過對制造商和零售商的補貼，激勵產業鏈成員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18]。以上文獻說明，不同類型產業政策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具有正向作用，但產業政策是由各種支持政策組成的整體，僅考慮某類型政策的作用，無法從總體上客觀評價政策實施效果。

也有學者基于政策特點探討產業政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包括政策不確定性、政策連續性等?；谡卟淮_定性視角，郝增慧^[19]發現，政策不確定性越高，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越多。政策連續性程度提升意味著未來政策導向更為明確，有助于強化企業通過履行社會責任向公眾傳遞積極信號的動力，從而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20]。

現有研究大多基于政策類型、政策特點等宏觀視角，考察產業政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鮮有從企業行為視角探究產業政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本文基于這一視角分析產業政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聯。

1.2 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

政府對產業的支持力度以及企業對政策的態度是影響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企業是否會根據政策調整自身行為是關鍵。因此，企業微觀行為與政府政策關聯程度是評價產業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指標?，F有產業政策相關研究主要關注政策關聯度與市場表現、公司業績、節能減排效果等。例如，李蘇秀^[21]發現，隨著產業政策數量增加，包含專利、產銷量和商業模式在內的市場表現呈現向好趨勢；覃飛^[22]發現，政策關聯度與企業業績水平存在正相關關系；董園園^[23]發現，消費稅與節能減排關聯度最高，其次是資源稅、增值稅。以上文獻主要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法衡量產業政策關聯度，該方法的核心思想是根據不同因素發展趨勢的相似程度，對其關聯性進行預測，適用于宏觀動態過程分析。但在產業政策與企業微觀行為關聯體系中，政府、企業作為不同主體，代表不同研究視角。從政府端分析政策對企業的影響，屬于宏觀審視；從企業端分析其行為對政策的響應程度，屬于微觀審視。因此，現有研究大多基于企業行為分析政策關聯度，主要關注企業業績等財務指標^[21]。

現有相關研究對產業政策進行分類討論，驗證不同類型產業政策對企業的影響，但產業政策制定與實施并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共同發揮作用，單獨對某類產業政策進行分析可能會低估或高估政策實施效果^[22]。鑒于此，本文基于2012—2021年政府頒布的新能源汽車相關政策，利用大數據文本分析技術測算企業年報與新能源汽車相關政策關聯度，以探究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 產業政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直接影響

產業政策是一系列政策集合，包括戰略與投資政策、市場激勵政策、法規和標準等。上述政策作用于企業研發、生產和銷售環節，通過約束激勵效應和成本壓力效應影響企業社會責任。

（1）約束激勵效應。根據制度理論，政策具有強制性、規范性，對企業具有引導作用。產業政策中，各類政策作用于企業生產經營的不同階段，對企業具有不同影響。在企業研發與生產階段，戰略與投資政策發揮作用，通過引導和激勵企業技術創新，幫助企業實現生產轉型并承擔節能減排的企業社會責任。在生產與銷售階段，主要是市場激勵政策，包括推廣應用、補貼等政策，促使企業生產有利于社會的產品并承擔社會責任。相關法規和標準能夠約束企業行為，通過增加企業環保技術投資促進環?？冃嵘?sup>[24]。由此可知，產業政策對企業生產經營發揮約束與激勵作用，能夠督促企業承擔社會責任。

（2）成本壓力效應。對企業而言，政策倡導的綠色生產是指以減少對環境的不利影響或防范、治理環境污染為目標而開展的企業生產活動。開展此類活動需要投入必要的成本（屠勻生，2012），包括技術成本、融資成本、碳排放權交易成本等。綠色生產會增加企業技術投入成本和融資成本，同時在碳市場購買額外碳排放配額會增加碳排放交易成本，從而降低企業產品競爭力。如果企業通過技術投入實現生產工藝革新，就能降低融資成本。同時，企業在被納入碳排放交易體系后，能夠獲得政府、市場和投資者關注，進而倒逼企業綠色發展^[25]。

綜上，產業政策通過約束激勵和成本壓力對企業社會責任產生影響，是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驅動因素。

2.2 產業政策關聯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直接影響

為了探討產業政策對企業行為的影響，本文選擇產業政策關聯度作為衡量指標，將產業政策文件和企業年報這類非結構化數據轉化為結構化數據，運用文本分析方法計算相似度，達到量化企業經營行為對產業政策敏感程度的目的。區別于灰色關聯法，文本分析方法能夠審視和刻畫企業對產業政策的響應程度^[22]。

根據資源依賴理論，由于生產環境存在不確定性風險，企業會尋求獲取更多資源，以保障自身利益。資源配置不同是企業間發展差異產生的主要原因，這種差異來源于關鍵資源獲取，如關鍵原材料、人力資源、資金資源等，而關鍵資源獲取與產業政策緊密相關。因此，企業會改變自身行為以迎合產業政策要求，從而獲取關鍵資源?；谛盘杺鬟f理論，由于市場上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為了向資本市場傳遞積極信號，進一步提高企業價值（祝繼高，韓非池，陸正飛，2015），企業會積極響應政策號召，提升政策關聯度。

政策響應是指企業對政策的積極執行和反饋?，F有研究發現，對產業政策的響應有助于企業資源整合能力、產品經營能力和研發能力提升，進而形成企業競爭優勢^[26]；對科技創新政策的積極響應有助于企業獲得研發所需的人力資源和資金資源，從而提升經營績效^[27]。但需要注意的是，企業對政策的響應程度取決于對各因素的綜合考量。

產業政策關聯度體現的是企業對產業政策的響應程度，關聯度越高意味著企業對政策越敏感。出于資源獲取與信息傳遞動機，企業會不同程度地響應政策號召。產業政策與經濟發展水平、民生改善程度緊密相關，產業政策能夠體現社會責任屬性^[28]。因此，企業年報與產業政策關聯度越高，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越多?；谏鲜龇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₁：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呈正相關關系，即產業政策關聯度越高，企業越會履行社會責任。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新能源汽車產業屬于新興產業，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拼圖，在國際市場上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處于領先地位。新能源汽車是我國汽車產業實現換道超車的重要路徑，新能源汽車產業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新能源汽車產業具有以下特點：第一，產值巨大。新能源汽車產業進入門檻較高，企業規模較大，對于經濟的影響較大，是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與人民生活緊密相關。汽車行業涉及出行問題，人們對其關注度較高。第三，與環境保護密切關聯。汽車污染是環境治理的難點，隨著時代發展，解決汽車產業帶來的環境污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因此，本文選擇新能源汽車產業作為研究對象。

本文數據主要包括財務數據與產業政策關聯度數據，財務數據來自和訊網和國泰安數據庫。本文利用大數據處理方法和Python計算獲得產業政策關聯度，主要步驟如下：

第一步收集文本，包括產業政策文本和企業年報文本。產業政策文本是指2012—2021年政府頒布的國家級新能源汽車相關產業政策，共收集政策文本58份。本文根據華西證券公布的A股主板上市新能源汽車概念股，確定新能源汽車企業名單，并剔除財務數據異常以及數據缺失較多的企業，最終得到165家企業樣本。此外，本文利用Python爬蟲技術從巨潮資訊網獲取2012—2021年企業年報文本，共1 325份。

第二步計算產業政策文本與企業年報間的相似度。首先建立詞典，包括10 169個專有名詞詞典以及2 772個政策詞典。在此基礎上，借助Jieba進行分詞處理，將同年政策文本分詞結果合并為一個文本并以當年年份命名，再利用Word2vec進行文本向量計算。

計算得到每個文本向量值后，利用余弦相似度公式計算企業年報與產業政策文本間的關聯度。以向量A、向量B表示計算得到的產業政策文本向量值和企業年報向量值，余弦相似度為二者間的夾角，如式（1）所示。

由此，獲得產業政策文本與當年企業年報間的關聯度。因為政策通常具有滯后性，而新能源汽車企業因產業政策變動而產生的改變無法在近期年報中體現。因此，本文同時計算當年與滯后一年、滯后兩年產業政策關聯度。

3.2 計量模型構建

為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產業政策關聯度間的因果關系，本文構建模型并假設該模型為固定效應模型，如式（2）所示。

CSR_it=α₀+β₁RELEVANCE_it+β₂LEV_it+β₃LIQ_it+β₄SIZE_it+β₅STAFF_it+β₆RA_it+β₇ROA_it+β₈ROE_it+Years_t+Firms_i+ε_it（2）

其中，下標i、t分別代表公司和年度，γ_t代表不隨個體改變的時間固定效應，μ_i代表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固定效應。為避免擾動項間的自相關問題，本文采用聚類穩健標準誤。

3.3 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3.3.1 被解釋變量

本文采用企業社會責任（CSR）作為被解釋變量，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能夠體現企業對社會的貢獻。CSR評分越高，代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越好。CSR是由和訊網統計反映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評分，和訊網是專門從事金融證券服務的第三方平臺，針對不同行業設定不同評分標準，給出的CSR評分較為準確，得到眾多學者認同。

3.3.2 解釋變量

產業政策關聯度（RELEVANCE）是本文關鍵解釋變量，通過Python軟件計算企業年報與產業政策文本相似度獲得。新能源汽車產業作為國家重點產業，政府頒布一系列政策是為了讓其更快、更好地發展，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企業年報是企業對一年經營行為和結果的總結，能夠綜合反映企業微觀行為結果。政策關聯度代表企業對政策的響應程度，能夠體現企業對政府政策的態度，以及對行業前景的把握程度。

3.3.3 控制變量

參考以往文獻，本文控制變量如下：財務杠桿率（LEV），以總負債占總資產的比值度量；資金狀況（LIQ），以流動資產與總資產之比反映；企業規模（SIZE），以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衡量；企業員工規模（STAFF），以企業員工總數的自然對數衡量；凈資產收益率（ROE），以凈資產收益利潤占平均凈資產的比值；企業成長能力（GROE），以營業收入增長率衡量。此外，本文控制個體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

3.4 描述性分析

本文研究模型變量描述性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因變量方面，企業社會責任感的最大值為84.77，最小值為-13.86，中位數和平均值較為接近，說明數據整體分布較為均勻，極端值的影響較小。自變量方面，當期、滯后一期、滯后兩期產業政策關聯度描述性統計結果差別不大，但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較大，均值和中位數相差不大，均大于0.75，表明新能源汽車企業對國家產業政策的態度是積極的?？刂谱兞糠矫?，樣本企業控制變量的標準差均小于1.5，且不存在極端異常值的影響。

4 假設檢驗

4.1 回歸分析

為了確保估計結果可靠性，本文對式（1）進行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本文選取的核心解釋變量當期產業政策關聯度的方差膨脹因子（VIF）為1.03，控制變量企業規模、員工規模、財務杠桿、凈資產收益率、資金狀況、企業成長能力的方差膨脹因子分別為4.04、3.67、1.36、1.15、1.06、1.03、1.03，均小于5。將當期產業政策關聯度替換為滯后一期、滯后兩期產業政策關聯度后，得到的方差膨脹因子分別是1.04、1.05，相應控制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均為小于5。由此認為，模型不存在嚴重共線性問題。

豪斯曼檢驗結果顯示拒絕原假設，故本文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分別以當期、滯后一期、滯后兩期產業政策關聯度為自變量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表3列（1）（2）顯示，當期政策關聯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總效應、凈效應均不顯著，原因在于：企業對產業政策的回應難以短時間內在年報中體現出來，相較于普通消費品，新能源汽車生產周期長，調整時間也較長。因此，當期企業社會責任與產業政策關聯度的關系不顯著。列（3）（4）反映的是滯后一期產業政策關聯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總效應和凈效應，列（5）（6）反映的是滯后兩期產業政策關聯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總效應和凈效應。結果顯示，滯后一期、滯后二期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正相關關系顯著，符合現實情況，產業政策對企業產生影響需要時間。滯后一期、滯后二期產業政策關聯度對企業社會責任及各控制變量的影響相似，并且滯后一期、滯后二期產業政策關聯度差異不大。由此，本文選擇滯后一期政策關聯度作進一步分析。

控制變量方面，財務杠桿（LEA）與企業社會責任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當財務杠桿較高時，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較少，原因在于此時企業經營困難，工作重點在于改善經營狀況，對其它方面關注較少。員工規模（STAFF）與企業社會責任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為員工提供工作崗位也是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方式，故員工數量較多的企業，其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較好。凈資產收益率（ROE）正向影響企業社會責任，說明企業在收益較好時愿意承擔更多社會責任。企業成長能力（GROW）與企業社會責任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成長能力較強的企業擁有較好的生存環境，愿意承擔較多社會責任。同時，資金狀況（LIQ）與社會責任的關系不顯著。綜上，本文控制變量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符合預期，與現有研究結論一致，后文不再贅述。

根據滯后一期產業政策關聯度的均值，本文將樣本分為高產業政策關聯度組（高于均值）和低產業政策關聯度組（低于均值），分別對其進行回歸，結果見表4。由表4可知，高產業政策關聯度情景下，企業社會責任與產業政策關聯度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113.759，P<0.01）；低關聯度情景下，上述關系不顯著。由此說明，較高產業政策關聯度能夠顯著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較低產業政策關聯度無法有效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代表產業政策關聯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存在門檻值。高產業政策關聯度組的控制變量員工規模、凈資產收益率、資金狀況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依然顯著，與前文結果一致。

4.2 穩健性檢驗

4.2.1 增加控制變量

參考已有文獻，本文增加如下控制變量：董事會規模，以董事會人數的自然對數衡量；獨立董事比例，以董事會中獨立董事的占比衡量。由此，進一步驗證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所得結果與前文一致，由此認為結論通過穩健性檢驗。

4.2.2 替換變量

產業政策關聯度計算結果主要受兩個方面的影響：一個是關聯度計算方法，另一個是使用的詞典范圍，因為詞典范圍選擇會影響詞向量生成，進而影響相似度計算。在詞典構建過程中，可能存在主觀因素，導致詞向量訓練結果產生偏差，進而影響產業政策關聯度計算結果。為降低主觀因素的影響，本文擴大詞典范圍，并利用Gensim重新計算產業政策文本與企業年報的向量值，以及政策關聯度?；谛碌漠a業政策關聯度，分析滯后一期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結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全樣本情景下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不顯著，但高產業政策關聯度情景下，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正相關關系顯著，凈資產收益率（ROE）、企業員數量（SATFF）與企業社會責任正相關關系顯著，而財務杠桿（LEA）與企業社會責任負相關關系顯著。上述結果是由不同產業政策關聯度樣本數量差異導致的，與原有結果并不沖突，故所得結果具有穩健性。

5 異質性檢驗

為探討高產業政策關聯度情景下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本文根據企業特質對樣本進行分組，以檢驗產業政策關聯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參考以往文獻，本文從企業所有制、企業規模、企業盈虧狀況以及企業所處地理位置等4個維度，探討高產業政策關聯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結果如表6所示。

表6列（1）（2）顯示，國有企業社會責任與產業政策關聯度正相關關系顯著，而民營企業社會責任與產業政策關聯度正相關關系不顯著。由此說明，高產業政策關聯度對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大于民營企業，這一結論符合現實情況，國有企業往往是國家政策最積極的響應者，承擔著民營企業難以承擔的社會責任。因此，相較于民營企業，產業政策關聯度與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更顯著。本文以樣本企業規模的中位數為分界點，將樣本分為大規模企業和小規模企業。列（3）（4）顯示，產業政策關聯度與大規模企業社會責任正相關關系顯著，產業政策關聯度與小規模企業社會責任正相關關系不顯著。由此說明，小規模企業能力有限，能夠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有限，而大規模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具有規模優勢。列（5）（6）顯示，盈利狀況較好的企業愿意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而虧損企業面臨較大困難，其工作重點是扭虧為盈，難以在其它方面投入過多精力和時間，故虧損企業社會責任與產業政策關聯度的關系不顯著。列（7）（8）顯示，產業政策關聯度與東部企業社會責任正相關關系顯著，產業政策關聯度與西部企業社會責任正相關關系不顯著，這是因為東部企業數量較多、規模較大且經營情況較好，而西部企業數量較少，企業規模和經營情況總體上不如東部企業。

6 結語

6.1 結論

本文利用Python軟件對產業政策文本與企業年報進行分析，從企業微觀視角探索企業社會責任與產業政策關聯度間的關系，并基于2012—2021年A股主板上市的165家企業數據與國家新能源政策文本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結論：

（1）在新能源汽車產業中，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存在一定的關聯。高產業政策關聯度情景下二者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低產業政策關聯度情景下二者關系不再顯著。上述結果說明，企業社會責任與產業政策關聯度的正相關關系存在一個閾值，只有超過該臨閾值，兩者的正相關關系才能顯現。

（2）高產業政策關聯度情景下，國有企業、大規模企業、盈利企業、東部企業社會責任與產業政策關聯度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而民營企業、小規模企業、虧損企業、西部企業社會責任與產業政策關聯度的關系不顯著。上述結果說明，企業特征是影響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的重要因素。

6.2 研究啟示

企業應積極響應國家政策，在經營過程中把握政策動態，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大量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會顯著影響自身經營發展。張兆國等（2022）研究發現，滯后一期社會責任對當期財務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會影響投資者對企業盈利持續性的判斷^[29]，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越好，信息披露質量越高，市場評價越高，越有利于企業緩解融資約束，降低經營風險^[30]。由此，對企業而言，履行社會責任意義重大。企業需要關注政策變化，積極響應政策號召，成為產業政策的積極響應者。

高產業政策關聯度有助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促進企業發展。研究發現，部分企業無法利用產業政策促進自身經營發展，主要是因為業績較差、企業規模較小等問題，導致企業無法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因此，建議這類企業根據自身情況調整企業行為，通過與大企業合作或加強合作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6.3 研究貢獻

產業政策文件是政府對行業未來發展方向的指引，企業年度報告是企業一年經營行為和結果的綜合體現，二者間關聯性是企業對產業政策響應情況的反映，能夠體現企業對政府工作的支持和履行社會責任的態度。本文從產業政策關聯度視角，探索企業社會責任前置因素，拓寬企業社會責任研究視角?，F有文獻大多從政策本身出發，探討政策對企業的影響，本文以企業年報為依據，以企業微觀行為基礎，揭示企業與產業政策間的關聯性，拓寬了產業政策關聯度研究視角，豐富了微觀視角下產業政策關聯度相關研究。區別于已有文獻采用的灰色關聯分析法，本文利用大數據相關方法對產業政策文本和企業年報進行處理，將文本數據轉換為數字數據，分析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可為新能源汽車企業管理者提供啟示。

6.4 不足與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受樣本數據限制，選擇華西證券公布的A股主板上市新能源汽車概念股，未來可以考慮擴大樣本范圍，如創業板、科創板中的新能源汽車概念股。第二，選擇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與相關企業進行研究，結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各國新能源汽車發展所處階段不同，故各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也不同。未來可以探討國外新能源汽車企業社會責任與產業政策關聯度的關系，進行國內外對比研究。第三，不同產業具有不同特點，未來可以對不同產業政策關聯度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進行深入探討。

參考文獻：

[1] 陽鎮， 尹西明， 陳勁. 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創新——兼論突發性重大公共危機治理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范式[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20， 37（9）： 1-10.

[2] NA C， TIAN G， RAUF F， et al. Do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firm's value affect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moderating role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power in China[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3（8）：925323-925323.

[3] MASOUD N， VIJ A. Factors influenc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CSRD） by Libya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J]. Cogent Business & Management， 2021， 8（1）： 1859850.

[4] SHIPTON L， DAUVERGNE P. The influence of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licies by transnational mining corporations[J].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2022， 10： 101077.

[5] 何偉怡， 張夢桃. 資質過剩、心理距離與員工創新行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跨層調節作用[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20， 37（8）： 144-152.

[6] PATUELLI ALESSIA，CARUNGU JONIDA，LATTANZI NICOLA.Drivers and nuanc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ranscend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2， 373（35）：133723.

[7] 陳燦君， 許長新. “漸進”還是“激進”？家族涉入視角下企業社會責任與雙元創新行為[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21， 38（15）： 90-99.

[8] 賈興平， 劉益. 外部環境、內部資源與企業社會責任[J]. 南開管理評論， 2014， 17（6）： 13-18，52.

[9] 周振華. 產業政策分析的基本框架[J]. 當代經濟科學， 1990，12（6）： 26-32.

[10] 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3）： 571-610.

[11] MILNE M J， PATTEN D M. Securing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an experimental decision case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J]. 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 2002， 15（3）： 372-405.

[12] 鄧澤宏， 何應龍. 企業社會責任運動中的政府作用研究[J]. 中國行政管理， 2010，26（11）： 45-48.

[13] CARROLL A B. 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 4（4）： 497-505.

[14] 韋院英， 胡川. 環境政策、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績效的關系研究——基于重污染行業環境違規企業的實證分析[J]. 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 36（3）： 125-133.

[15] 斯麗娟， 曹昊煜. 綠色信貸政策能夠改善企業環境社會責任嗎——基于外部約束和內部關注的視角[J]. 中國工業經濟， 2022，39（4）： 137-155.

[16] LI SHIHAN，LIU QINGFU，LU LEI，et al.Green polic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green credit guidelines in China[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22，82（5）： 101531.

[17] LV W， MA W， YANG X. Does social security policy matter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J]. Economic Modelling， 2022，116（11）： 106008.

[18] WANG W， ZHANG S， ZHANG L， et al.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ie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IEEE Access， 2020，8（6）： 112814-112826.

[19] 郝增慧. 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社會責任——基于地方官員變更的視角[J]. 山西財經大學學報， 2020， 42（4）： 94-108.

[20] 韓珣， 李建軍. 政策連續性、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與社會責任承擔[J]. 金融研究， 2021，64（9）： 131-150.

[21] 李蘇秀， 劉穎琦， 王靜宇， 等. 基于市場表現的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政策剖析[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6， 26（9）： 158-166.

[22] 覃飛， 沈艷. 產業政策關聯度對公司業績影響研究[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21， 38（9）： 117-138.

[23] 董園園. 企業節能減排效果與稅收政策關聯關系研究[D]. 保定：華北電力大學， 2011.

[24] KLASSEN R D， WHYBARK D C.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operations： the se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J]. Decision Sciences， 1999， 30（3）： 601-631.

[25] 唐國平， 孫洪鋒， 陳曦. 碳排放權交易制度與企業投資行為[J]. 財經論叢， 2022，36（4）： 57-68.

[26] 閆海洲， 陳百助. 氣候變化、環境規制與公司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價值[J]. 金融研究， 2017，60（6）： 142-158.

[27] 石奇， 劉聰. 產業政策的組織競爭優勢響應——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例[J]. 南京財經大學學報， 2013，31（5）： 21-26.

[28] 宋晨晨， 張永安， 王燕妮， 等. 區域科技創新政策響應機理分析與仿真研究——基于中關村國家自主示范區數據[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18， 35（21）： 126-133.

[29] 朱松. 企業社會責任、市場評價與盈余信息含量[J]. 會計研究， 2011，32（11）： 27-34，92.

[30] 冷建飛， 高云. 融資約束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質量與創新持續性——中小板企業數據分析[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19， 36（11）： 77-84.

（責任編輯：張 悅）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Policy Relev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 Big Data Analysis Based on Policy Texts and Financial Annual Reports

Yang Changjin^1，2，Luo Renjie²，Liu Ruitong²，Huang Ju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2，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shifted to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is devoted to the "double carbon goals"， and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for China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by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energy methods， and to enh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 the corporate level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is an emerging industry and an important link for China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indus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lving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has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us， it is of significant value to take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owever， some short-term behaviors， such as harm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infringing on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mployees， still occur in some new energy vehicle enterprises， affecting their long-term developm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refers to a company's responsibility to consumers， commun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while the company is creating profits and assuming legal responsibilities to shareholders and employees， and this notion emphasizes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environment， consumers and society. Si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an enterprise， 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and business circles to explore how to improv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mote prosocial behavior and create more value for stakeholders.

Existing research on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mostl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rom macro perspectives such as different policy types and policy characteristics. Few have explored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icy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behavior， which present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is study.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policy relevance， a sample of listed companie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2 to 2021 is selected to measure the relevance of governmental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policies and corporate annual reports， and the impact of policy relevance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empirically teste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relev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and there is a threshold value for this relationship. Above the threshold valu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relev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arge-scale enterprises， profitabl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regions ， whil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olicy relev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mong private enterprises， small-scale enterprises， loss-making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when below this thresho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relev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not significant. The study helps to promote the enterprises strengthening to maintain high relevance with policies so as to better fulfil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the better the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e higher the market evaluation，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financing activities， allevi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reduce operational risks. Therefore， enterprise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policy changes，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enterprises unable to effectively utilize industrial policies to promote their business development due to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y adjust their micro behavior according to their own situation， and cooperate with large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regions so as to maintain a high degree of correlation with industrial policies， take on mor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Future research could strengthen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dustrial policy relevance of foreign new energy vehicle companies，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relev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Key Words：Policy Relev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licy Text; Big Data Analysis; New Energy Vehi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