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時代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研究
——現實審思、賦能憂患與恰切進路

張晉銘 徐艷玲

當前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已內化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習近平總書記要求“重視運用人工智能、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現代化水平”。①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9 年11 月6 日。伴隨著大數據、區塊鏈、人機交互、虛擬現實以及智能算法等一系列現代技術的推廣和使用，正開創了一個基于智能技術的虛擬和現實相互交匯的全新時代，并且其輻射面日益拓展，開始嵌入意識形態領域，顛覆性地重構意識形態的生態結構、傳播方式和供給體制，成為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新場域。在“技術紅利”面前，還應關注“人工智能技術兼具創新性與破壞性的雙重特點”②N.Bostrom，Superintelligence：Paths，Dangers，Strateg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8-9.，這種技術的“雙刃劍”效應在為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帶有關鍵驅動力同時，也內蘊著一系列“利維坦”式的技術困擾與現實挑戰?？茖W把握智能時代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階段性特征，充分發揮智能技術的技術理性將其內化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理性，描繪一副“化智為治”的意識形態治理新圖景，已是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繞不開的理論命題和實踐難題。

一、智能技術變革下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現實審思

如何實現智能技術變革下的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迫切需要關注兩個關鍵問題。其一是怎樣認識科學技術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其二是科學把握智能技術與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契合程度。其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科學技術與意識形態關系作出的重要論斷，為切實筑牢智能技術變革下的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充足理論養分；同時智能技術所具有的個性化推送、立體式傳播和動態式反饋的賦能特征則為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有利技術支撐。二者從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共同構成了智能時代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現實可能。

（一）理論積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科學技術與意識形態關系的合理批判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始終堅持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兩對人類社會基本矛盾對科學技術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加以把握。

第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嚴格劃分科學技術與意識形態的概念界限。意識形態在他們看來是對物質生活的一次必然升華，這種物質生活需建立在基本的物質前提之上，經過升華顯露出具有道德規范、宗教禮儀、哲學素養的學理形式，逐漸形成代表著特定階級或集團利益與屬性的宗教、哲學與道德，進而反映出不同階級所具有的社會地位和根本利益。對此恩格斯指出，“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①恩格斯：《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135 頁、第50 頁。。意識形態不同于政治上層建筑，它內隱于特定階級或集團的觀念和理論當中，“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采取了哲學和宗教的形式”②恩格斯：《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135 頁、第50 頁。。不同于意識形態，科學技術作為一般的社會生產力。對此馬克思曾指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26 頁。。這充分表明在馬克思有關理論視域中科學技術是呈現生產力狀態的重要因素，這種以提高勞動生產力為主要目的的手段不帶有任何政治屬性和階級意識，它不能越出生產力范疇之外，更不可能成為意識形態范疇內的某種因素。

第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深入二者歷史發展進程把握其對立統一關系。對于科學技術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將其置于歷史背景中把握二者的聯系與對立。其一，意識形態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都相應受到科技發展與創新成果帶來的影響，科學技術進步是人們道德標準、宗教理念、世界觀變革的重要導火索，“大工業通過普遍的競爭迫使所有個人的全部精力處于高度緊張狀態。它盡可能地消滅意識形態、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地方，它就把它們變成赤裸裸的謊言”。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66 頁。其二，科學領域往往暗含著意識形態的斗爭，一定程度上約束著科學技術的理論創造與應用創新。尤其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內，資產階級對科學技術發展的限制與阻礙成為馬克思重點批判的對象，對此馬克思指出，“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無私的研究讓位與豢養的文丐的爭斗，不偏不倚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7 頁。

第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善于將科學技術置于資本主義發展圖景中考查其應用現狀與意識形態后果。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出現，馬克思提出科學技術發展起到關鍵推動作用，“火藥把騎士階級炸地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雹凇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50 頁。同時馬克思認為勞動的異化也與科技創新成果存在密切關聯，“科學通過機器的構造驅使那些沒有生命的機器肢體有目的地作為自動機來運轉，這種科學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識中，而是作為異己的力量，作為機器本身的力量，通過機器對工人發生作用”。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85 頁。通過對資本主義發展圖景的透視，馬克思還發現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總是受到不同程度資本邏輯法則的宰制，科學僅僅獲得生產財富的基本使命?！皺C器除了資本主義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別的作用”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第508 頁。，僅僅作為為資產階級所服務的工具而出現。

第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承認社會化大生產與人真正的解放只能由無產階級來駕馭和實現。他們發現所有社會關系在快速推動的工業化面前開始出現革命化，隨之又帶來思維的革命化，并進一步承認“其余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從而充分預言“只有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1 頁、第691 頁。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電氣化在20 世紀科學技術應用上的擴大化，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提出了整頓科學技術的草案，并指出電氣化與蘇維埃政權的緊密結合才能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重要論斷。這一論斷使蘇聯確立了以蘇維埃意識形態為主導科學技術觀，徹底揭露了資本主義長期以來籠罩在科學技術上的面紗，使科學技術不僅再是為資本主義所服務的“工具”，開始逐漸服務于社會主義制度的生產發展，滿足了無產階級政權進一步壯大、進而走向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時代需求。

（二）戰略機遇：智能技術賦能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契合邏輯

智能技術作為智能時代的重要標識，為助力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充足推動力，主要表現在個性化推送、立體化傳播與動態式反饋等技術方面為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帶來的戰略機遇。

第一，個性化的精準推送對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效度的提高。在算法推薦技術加持下，原本信息的單向度傳播模式出現改變，信息傳遞開始由“一人一面”向“千人千面”轉移，個性化精準推送有力提高了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效度。傳統的主流意識形態傳播不夠重視受眾的實際需要，一直將“傳者”作為傳播鏈條的中心，造成傳播過程中的內容過于單一，呈現出“一刀切”的傳播特點。在“數據為王”的時代，盡管這種以“傳者”為中心的方式對于議題設置能起到一定維護作用，但其治理效果會因為這種明顯不貼合受眾個性需求的傳播方式受到削弱。作為智能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算法推薦可以在強大的數據提取和分析功能支持下精準“描繪”用戶的畫像，并利用深度學習模式適時掌握用戶的興趣愛好與行為習慣，向用戶精準推送更樂于接受和易于吸納的有效信息，通過系統性、整體性滿足受眾個性化需求不斷增強技術與受眾的“粘合度”，成為新時代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有效途徑。同時，面對信息量大、信息雜亂的網絡現象，算法推薦技術可以在良莠不齊的網絡空間中及時過濾掉和屏蔽掉各類惡俗信息和虛假內容。面對因突發公共事件所造成的不可抗拒的網絡輿情事件，人工智能可以及時有效疏導輿情，并利用精準推送功能化解輿情危機，防止因輿情“堵塞”而引起社會矛盾激化，在個性化精準推送支撐下全面提高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效度。

第二，“沉浸式”的立體化傳播對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力度的提升。在信息傳播流程中一般需要一定的傳播渠道作為中介，從而架起信息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的橋梁，這種對信息進行傳遞的渠道就是我們所講的媒介。媒介這種傳播渠道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實現信息傳遞的技術方式、手段或載體、傳遞的工具；二是指從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傳播的組織，即傳媒機構。①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147 頁。新時代意識形態治理亟需利用媒介的功能提高其現代性，從根本上區別于傳統的媒介方式，將言論的發表和理念的傳遞這類傳播媒體的基本功能從以往的廣播、報紙和電視中解脫出來。不同于傳統的傳播媒介，智能時代的傳播媒介以各類語音識別、穿戴設備、人臉識別以及VR/AR 等先進技術和設備所構成，加之這類傳播媒介具有信息傳播扁平化、傳播方式多樣化、傳播權力去中心化特征。能夠營造出集視覺、聽覺、觸覺三維一體的“沉浸式”立體化傳播態勢，被廣泛應用于意識形態傳播陣地。例如2018 年新華社所打造的“AI”主播，就依托3D 建模、深度學習、人臉識別、語音合成等技術所實現。在當年的兩會期間，人民網還利用視頻的AR 掃描功能賦予《人民日報》活靈活現的形象，用戶只需通過人民視頻客戶端的AR 掃描功能就能實時、動態地掌握兩會報道內容，“沉浸式”體驗《人民日報》所報道的內容。智能技術對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帶來的“沉浸式”立體化傳播體驗，加深了民眾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可度與接受感，潛移默化提升了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力度。

第三，全覆蓋式的動態反饋機制對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精度的增強。從歷時性和共時性來看，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是一項持久性長、內涵豐富的系統工程，在治理過程中要實時對意識形態的治理狀況進行調查與分析，最大限度掌握民眾的思想動態，并以此為標準制定切實可行的治理策略，為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所服務。傳統的意識形態調查與分析方式基本采用問卷調查、田野調查以及實地訪談等方式。智能時代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原本的調查與分析方式已難以滿足海量數據的處理要求，數據的超載式增長使有效信息逐漸被多樣化、繁雜化的海量數據所湮沒。智能技術在數據處理方面所具有的云計算功能可以實現對意識形態治理狀況調查樣本的全覆蓋，并利用深度分析功能點對點分析各類非機構化和結構化數據。一方面可以對各種數據進行動態式分析，另一方面還能在數據動態式分析基礎上的反饋機制對全體民眾的意識形態狀況加以把握，通過繪制立體化、系統化的意識形態治理圖示精準研判意識形態治理的整體走向和趨勢，為合理把握智能時代意識形態的動態治理方向和治理規律提供現實依據。同時，為進一步增強意識形態治理格局之下的個體理解和認知情況，還應充分結合和融匯以往的治理數據，為構建更加精準化、系統化的意識形態工作提供助力，不斷增強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精度。

二、智能技術賦能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技術“利維坦”憂慮

不可否認的是，智能技術帶來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以更快速度、更廣視域、更深層次的方式與現代社會所交匯。一方面，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前沿技術在不斷取得技術突破基礎上開始構筑新業態，一系列以智能技術為標準的新產業應運而生；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趨勢表現于技術的微觀版本就是“萬物互聯”，它試圖利用信息技術的廣泛擴散，將世界萬物連在一起①胡凌：《探尋網絡法的政治經濟起源》，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323 頁。，也隨之帶來共同利益與共同命運的緊密相連。技術變革在取得一系列新突破的同時，也影響著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刻改變著人們的道德遵循、倫理規約和價值追求，凸顯出技術“利維坦”憂慮，成為困擾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順利與否的重要難題。

（一）用戶隱私侵犯下人的意識主體性“被消蝕化”

智能時代用戶隱私被侵犯的問題逐漸放大化，通常公民的隱私權作為一項基本的人格權利，一直以來受到法律的保護。進入智能時代，用戶的隱私在各種智能軟件平臺、移動電子設備運行中被泄露和竊取，每個人的生活狀態逐漸呈現“透明化”狀態，個人隱私在數據收集者面前暴露無遺，人的意識主體性在“透明”的數字環境中逐漸被消蝕。各種參差不齊的海量信息被大數據所捕捉，并在深度分析的云計算環境下被掌握，用戶的各類信息（尤其是涉及隱私的信息）被“無限制性”擺上數據平臺，用戶的財務狀況、行為習慣、活動軌跡、乃至性格特點、愛好喜好和日常作息都被納入收集與分析的軌道中?；诖?，“智能技術必將化身為重要的權力元素，無論是政府還是公司、社會組織，只要掌握了大量的數據等智能技術，其權力就會得到強化”。②劉波：《人工智能對現代政治的影響》，《人民論壇》2018 年第2 期。面對智能技術在數據掌握上的權力日趨提升，各大科技公司通過智能技術不遺余力地在互聯網端搜集、處理、爭奪著個人隱私和數據，甚至不乏一些極端分子為獲取高額報酬鋌而走險，將智能技術作為竊取和壟斷數據的“有力武器”，利用系統漏洞和技術掌握權肆意支配和買賣私人數據。私人信息泄露當前已成為智能技術治理的關鍵命題，尤其是因用戶私密信息被泄露而引發的電信詐騙案層出不窮，例如中緬邊境的緬北地區涉及電信詐騙犯罪，就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巨大的財產損失，嚴重破壞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影響著社會的和諧穩定，讓打擊網絡詐騙成為智能技術治理的難題之一。智能時代用戶隱私的有效保護已成為時代難題，隱藏在隱私侵犯背后的則是更為嚴重的人的意識主體性的破壞，這成為意識形態安全與否的關鍵命題。

（二）算法推薦固化制約下意識形態傳播“去中心化”

在信息領域由算法固化造成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信息繭房”的出現，所謂“信息繭房”，主要指“公眾只在信息域選取自身感興趣和令自身愉悅的東西，長此以往，慢慢將自己困在蠶繭一般的空間內”。③［美］凱斯·R·桑斯坦：《信息烏托邦：重任如何生產知識》，畢競悅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年8 月。算法始終以民眾的價值偏好為推薦對象，造成算法推薦逐漸固化，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去中心化”，思想的引領力大幅削弱。在智能技術洗禮下，虛擬空間成為“填滿”公眾滿足感和獲得感的基本場所，公眾長期沉溺其中導致自我封閉，信息終端和媒體平臺以算法推薦為基本模式，力圖博取更多關注度和點擊量，長此以往公眾的關注焦點僅僅局限于某些特定區域內，日趨窄化的信息接收域嚴重影響意識形態的全面傳播和廣泛擴散。居住于“信息繭房”中的人們難以獲得主流意識形態引領，接受的信息帶有顯著的極端性和指向性，個人在算法自動過濾信息支配下逐漸遠離主流意識形態內容。融媒體時代，各類娛樂化、低俗化、戲謔化的非主流意識形態信息以短視頻、自媒體的形式充斥于互聯網，與意識形態嚴肅性形成鮮明對比。在這類更具靈活性與趣味性的內容面前，信息“快餐式”的碎片化呈現更易于勾起受眾的興趣，相應就造成民眾更加缺乏足夠耐心來面對那些邏輯性強和整體觀念豐富的主流意識形態，接受者誤將這些“短平快”的信息當作事實的全部，極大削弱意識形態的傳播效果。當算法推薦模式下主流意識形態地位逐漸淪喪，極有可能引起諸如“沉默的螺旋”等一系列不利效應，由此個人逐漸游離于主流意識形態空間之外，人們長期所建立的主流意識形態權威性受到嚴重“信息霸凌”，進一步導致人的主體性在整個信息空間中的喪失。

（三）資本邏輯驅使下意識形態治理“被操縱化”

科技和社會飛速發展下國家治理其風險性和復雜性與日俱增，表現為國家和政府在有限的技術支持和數據供應下難以形成系統的治理方案。相反技術在充滿競爭性的市場內能夠獲得創新的充足養分，成為政府倚賴的重要場所。當市場的創新主體和科技公司越來越受到政府的重視，將獲得更多數據權限，必然帶來政府的權力去中心化趨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權威性。企業掌握比國家更多的技術和數據后，將依靠自身巨大優勢直接掌控意識形態話語權，必然導致企業在與國家的權勢對比中占據上風。從資本邏輯的整體演繹來看，受資本邏輯所宰制，主流意識形態的核心地位逐漸產生動搖，甚至出現“被操縱化”現象。從智能時代的技術發展邏輯來看，高科技企業是掌握突破性技術成果的重要載體。資本邏輯驅使下企業通過挖掘數據和信息獲得更多新異內容，在獲得大量用戶選擇和支持同時，還將造成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邊緣化危機。智能時代資本成為塑造政治的有力武器，由智能技術所主導的信息平臺以推送更具流量化和前沿性的信息為圭臬，資本裹挾下的算法推薦令公眾的信息接收帶有明顯的“受控性”特征。公眾在“流量為王”的自媒體時代皆成為信息發布的主體，各種社會謠言與虛假信息鋪天蓋地彌漫于信息空間，并以“病毒式”的傳播速率輻射至整個社會。同時，企業作為智能技術的主要研發者和擁有者，本著以自身利益為考量的出發點，那些具有公益性特征的意識形態宣傳容易被企業置于一隅，造成主體面對二者進行利益選擇時陷入兩難的局地。技術僅僅作為智能技術控制者服務資本的基本手段，也就使得“資本、權力和技術的控制者利用人工智能操縱意識形態”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①趙寶軍：《人工智能對意識形態的操控風險及其化解》，《江漢論壇》2020 年第2 期。

（四）數字霸權掌控下意識形態話語“被沉默化”

西方社會對數字的霸權掌控造成不同地區之間數字“鴻溝”進一步加大，影響意識形態話語的有效發聲和順暢抵達。數字“鴻溝”通常指人們在使用和普及信息通信技術中所出現的信息獲取不對等和信息技術使用不平衡現象，這種差距既出現于不同群體和不同區域之間，在國與國之間同樣有此類現象發生。智能時代，信息通信技術與設備迅速更新迭代引發的數字鴻溝差距進一步擴大，一方面造成民眾的政治參與感與獲得感大打折扣，嚴重削弱政治行為的真實效果；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正常運行在意識形態話語建構困境面前受到嚴重阻撓?；ヂ摼W當前正成為政治參與和政治表達的關鍵場域，但礙于基層群眾因自身經濟實力相對有限，加之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呈現出智能信息技術使用能力不足的現象，造成民眾的真實利益訴求很難通過互聯網得以傳遞。在一些落后國家與欠發達地區，這一現象尤為明顯。受到技術手段制約多數人難以在互聯網獲取政治參與的方式和渠道，從而喪失對國家政策的有效認知和對自身合法權利的合理掌握。長此以往，大批民眾會因受制于現代技術而難以有效、暢通表達自身的政治態度，逐漸游離于政治“參與圈”之外被動地“被沉默化”，演變為“難以發聲的大多數”，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政治的參與感和對政治的信任度。

三、智能時代推動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恰切進路

意識形態工作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其重要性愈發凸顯，要努力讓智能技術成意識形態治理的“助推器”，化意識形態工作被動為主動。智能時代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交織、傳統技術與現代技術對壘、民族進步與世界發展同頻、風險與機遇并存的全新時代，這也催促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迅速完成從傳統治理向智能治理的現實過渡。在由傳統治理向智能治理過渡中，面對各類新問題、新挑戰，要精準研判各方利益訴求并以有效的防治并進理念予以回應，構筑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新圖示。

（一）限制數據共享野蠻生長，構筑隱私保護智能程序

智能時代公民隱私保護和數據共享屬于共生共存的狀態。一方面，數據需要在科研機構、政府、企業以及民眾之間無障礙傳遞與共享，從而為發展數據驅動型經濟所服務，以滿足民眾的公共利益訴求，這也必然致使民眾在個人隱私權利問題上做出一定程度讓渡，為實現自身核心利益的滿足將部分非核心利益作為條件以供社會共享；另一方面，也應充分關注數據的無限制共享問題，對民眾個人隱私加以保護以限制數據共享的野蠻生長。這就需要在意識形態治理過程中借助智能技術構筑一整套隱私保護智能程序，以有效化解數據共享與民眾隱私保護之間的利益沖突。

智能程序的設定既可以為解決實體問題提供途徑，而且還可以借助于程序正義內在的對價值結果予以判定。在關乎民眾隱私保護上問題，設定更加嚴格的數據共享程序是確保數據共享法治化的必要前提，事關程序實質正義的實現，是化解民眾隱私保護和數據共享利益沖突的關鍵舉措。第一，建立系統完備的意識形態智能信息數據庫。意識形態在智能時代的治理主要依據智能系統從海量數據中提取民眾的思維觀念、價值認同和生活習慣，進而對民眾的意識形態狀況進行系統把握，為隱私保護系統的設立提供參考系，不斷深化對意識形態治理規律的認識。第二，對數據采集的途徑和程序加以限定。智能時代數據共享的首要步驟就是采集數據，數據采集關乎數據共享的合法化。智能時代的數據采集過程中，必須要經由數據生產者允許條件下，數據共享者才能依據合法途徑對數據進行采集，對于數據共享者未經數據生產者同意或者在數據生產者不知情情況下擅自采集數據的行為進行法律追究，從而有效避免民眾的隱私利益受到侵害。第三，在程序設定中增加數據共享的刪除和通知義務。在數據共享過程中如若發生數據泄漏等一系列隱私風險，數據鏈條中的數據實際控制者應第一時間以公告或信息發送的方式向民眾傳遞風險訊息，并有義務刪去不愿繼續共享數據而承擔風險的用戶數據。第四，數據共享需植入“去標識化”程序。在程序中植入“去標識化”，個體的特性將在共享的數據中不被表象出來，科研機構、政府和企業因此能夠獲取更加詳實有效的數據，而個體也不會因數據共享而泄露隱私。對此應盡快以立法的形式推動相關標準體系的建立，樹立數據去標識化的行業標準，防止各類隱私泄露的事故再次發生，從源頭維護數據共享生態。第四，建構具有針對性的數據共享泄漏評估機制。針對數據共享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個人敏感信息，交由專門的評估機構對隱私泄露影響進行全方位評估，并納入數據共享的必備環節；但凡涉及民眾數據共享的一般項目，提倡由政府和企業率先帶頭進行項目評估，在確保符合數據流通隱私保護法律規定下再啟動數據共享項目，最大程度規避數據共享的隱私泄露風險。

（二）引導算法“向善”，實現意識形態信息傳遞動態平衡

在由智能技術引發的一系列治理困擾中，由算法引起的固化模式和歧視效應是阻礙意識形態治理的話語體系構建的重要議題。當前，算法已然成為“社會權利的本質表現”①喻國明、楊瑩瑩、閆巧妹：《算法即權力：算法方式在新聞傳播中的權力革命》，《編制之友》2018 年第5 期。，積極引導算法向上向善，事關思想引領與技術賦值的現實結合，事關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有效掌握。引導算法的“向善”，以算法賦能實現意識形態信息傳遞動態平衡成為智能時代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

第一，以科學的技術觀引領意識形態治理。技術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異化現象源自于人文精神與技術倫理的撕裂，智能時代的技術異化凸顯于智能技術的發展“離人類的控制越來越遠”②閆坤如：《人工智能技術異化及其本質探源》，《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3 期。，這從根本上與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③習近平：《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 年9 月12 日。的價值導向相悖離。智能時代的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要始終以“人的發展”作為技術發展的指向標，努力構設以核心價值引領算法向善、以科學技術觀規制算法合理化的技術發展原則，使技術成為有效化解社會矛盾和順利推動社會進步的現實推手，實現技術倫理和人文精神的辯證統一。第二，構建主流意識形態的算法傳播渠道。通過算法精準獲取民眾的興趣關注點，從海量的網民關注內容中及時掌握當前實時輿論熱點，并在話語生產中選擇性添加網絡熱點動態信息，構建集前沿性、思想性和價值性為一體的話語內容。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推廣過程中，使用更具傳播活性、傳播彈性和傳播有效性的鮮活傳播方式努力“嫁接”互聯網傳播與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精準把脈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生產規律和傳播特點，在宣傳引領模式上采取更具指導意義的分眾化傳播理念，有效解決以往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層次性較弱的問題，以更具針對性的傳播策略提升思想政治的引領力。第三，以算法優化有效規避算法的固化模式。在引導算法的“向善”問題上，要著力打造全透明化的算法模塊，用戶可以在算法平臺之上實時掌握自身的用戶標簽和用戶畫像，擁有對自己數據隱私的全方位了解。在實現信息精準個性化推送同時，不斷擴大算法推薦的應用范疇，以多元信息推送模式對沖信息傳遞的非平衡化與窄化問題，擴大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域，在主流意識形態傳播過程中兼具“點對點”傳播和多元傳播的動態平衡，有效化解傳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去中心化”問題。

（三）研判智能技術發展風向標，牢牢掌握技術變革下的意識形態話語主導權

歷史和現實警示我們，意識形態在新形勢下將面臨更加錯綜復雜的斗爭格局，其關鍵是要守住思想輿論的陣地。在新技術變革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如果不能牢牢掌握新技術變革的主導權，“將難以有效發揮技術變革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傳導效應，更難以將技術合理‘嵌入’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大潮中”④鄢一龍等：《再趕考：走向新百年的中國共產黨》，北京：東方出版社，2021 年，第214 頁。，將可能令意識形態工作受制于技術而舉步不前，這勢必將對全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穩定造成沖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始終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制度優勢和最本質的特征，需要在牢牢掌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之下研判當代智能技術發展的風向標，不斷完善智能技術變革下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全面領導機制。

首先，確立黨對智能技術創新的領導機制以確?？萍紕撔逻\行于正常軌道之上。要深切領悟和貫徹落實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這一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根本舉措，科學把握其中蘊含的內在規定性和實踐要求，“切實把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貫穿到宣傳思想工作各領域，落實到理論輿論、文化文藝、內宣外宣、網上網下、體制內體制外各項工作和各個陣地”①《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242 頁。。當今的智能技術創新離不開主流價值的引領，受主流價值引領的智能技術創新方能同意識形態治理建立同頻共振的良好效果。對此，需要通過相關制度加以調控。一是智能技術創新要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加強基礎研究、加快核心智能技術攻關，搶占智能技術制高點，確保智能時代的主導權。二是設立公開透明、風險規避、公平正義、關注福祉、尊重生命的價值原則，確保智能技術主體帶有克己向善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創新因素。三是堅持把黨管干部原則與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尊重科技創新規律相結合，建立一支技術經驗豐富、理想信念堅定的高素質技術干部隊伍，率先發揮少數人在技術創新中“關鍵作用”。其次，通過黨對企業的監管提高企業推動技術向善的責任感，實現對資本的有效規制。一是設定企業正向、科學的技術發展價值邏輯。價值性本就是內蘊于技術本身的重要規定性，這一內在規定性在與公共權力相聯系時還將凸顯更加深刻的政治影響力。從技術認知層面來看，智能技術擁有者和使用者在技術價值認知上的差異性是造成技術矛盾的主要方面。這要求在智能技術發展的端口，也就是科研院所和企業層面，就要嚴格符合技術發展的價值邏輯和遵守技術發展的現實規律，從研發端—產業鏈構建完善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辯證統一的良好格局，妥善處理好智能技術發展的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利人利己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二是以技術力量應對技術缺陷。針對智能技術發展可能出現的新問題，在對其進行治理時采取“以技制技”的措施確保技術朝著向上向善的軌道運行。例如面對智能平臺肆意收集公民信息的行為，設立匿名化處理和信息加密程序，并致力于技術的追根溯源體系，有效防止民眾個人信息的泄露。以技術提醒和技術追究的方式緩解民眾受到的算法歧視現象，防止算法獨裁的局面進一步擴大，有效控制“大數據殺熟”這類違背技術倫理現象的再次出現。

（四）填平“數字鴻溝”，以“數字紅利”煥發民眾意識形態話語表達

技術變革在人類社會形態發展演進過程中總是與社會變革與意識形態更迭息息相關，技術變革的意義更多體現在對社會和人自身的“反噬”，而非單純地利用和改造自然。這就決定了擁有技術變革的主導權也就擁有了依據自身價值偏好進行技術理性向社會現實轉化的先決條件。要想擁有這種反作用于民眾的物質力量，努力填平西方國家長期對數字霸占所造成的“數字鴻溝”效應很有必要，這對于強化民眾的意識形態倫理責任和激發民眾的政治參與熱度，以及進一步推進意識形態領域的建設和治理能力勢在必行。

一是持續提升公民利用網絡政治參與的意識、能力和積極性。為強化公民利用網絡政治參與的能力，要大力推行網絡技能的教育和培訓，以此增強公民對政治的信任與認同。同時努力營造全社會自由、積極的學習氛圍，使公民在這種氛圍之下不斷提升自身的綜合知識儲備能力和意識形態鑒別能力，在對意識形態安全的維護和管理下逐步增強其責任感和自信心。提倡公民自覺抵制網絡暴力，以網絡基本使用規則為遵循，持續增強個人的網絡慎獨意識，系統性構筑公民的科學政治觀念，充分釋放智能技術的利民性最大化，最大程度激發數字紅利來拓展全社會政治參與的輻射力。二是在充分激發科技創新人才隊伍的主動性、創造性、積極性的同時，更加關注這支隊伍的責任擔當和奉獻精神，實現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與科技創新業務工作的有機結合，在教育培養前置性階段利用課程思政厘清技術理性背后所蘊含的價值選擇，真正培育一批既胸懷天下，又手握重器的忠實可靠的高素質尖端人才隊伍。三是打造青少年主流意識形態的數字化教育模式。青年一代肩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使命，意識形態教育成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一環，它關乎國家的長治久安與協同育人機制和舉措的有效運行。面對意識形態教育“潤物細無聲”的特征，要以現代技術大力推進教育學的數字化轉向，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虛擬現實、智慧教學等現代教學方式的互動式效應與青少年教育的本質特征和內在規律相結合，在全社會塑造青少年向上向善的思想意識。四是主流媒體應肩負起引導正向價值、傳播社會真相的時代責任。當前各類新聞偽造、真相扭曲、政治蠱惑和錯誤思潮侵蝕等現象甚囂塵上，對國家的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構成重要挑戰?；诖?，在對主流媒體的引導上有必要利用向善的算法推薦理念實現主流意識形態治理的“技術加持”，同時“以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①習近平：《加快推動媒體融合發展 構建全媒體傳播格局》，《求是》2019 年第6 期。，對于民眾所關注的熱點問題和熱點事件應第一時間以信息傳遞渠道的“透明化”和傳播內容的“原初性”向社會公布。針對各類社會現實和問題，謹防單一化的思維方式誘導，不斷拓展公民看待問題和思考問題的視野和能力，逐漸引導公民走向更加自由、理性和審慎的思維范式中去，真正為意識形態治理確立堅實的思想基礎和多元的思維模式。

綜上所述，智能時代背景下，智能技術與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息息相關，要不斷探索深化智能技術嵌入意識形態治理的內在機理，增強智能技術實現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科學認識。盡管受資本、技術、政治和社會心態等各類因素的影響，智能時代意識形態的治理邏輯可能會發生變化，并在彼此交互作用中生成更為隱蔽、多元和復雜的風險樣態，一定程度上造成意識形態治理機理的變異。但我們應以堅定的信心化智為治，以更加敏捷而智慧的公共政策體系應對智能化治理可能帶來的多維風險，進而構建更富成效、更具活力、更加多元的主流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