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塑造新中國形象的敘事話語分析*

賀政凱

(清華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84)

話語建構是塑造國家形象的有效方式?！懊恳晃活I袖在某種程度上又都是宣傳家”[1]190。毛澤東在不同意識形態交鋒的情勢下,身體力行地向各國首腦政要、進步團體、記者、作家等國際友人宣介中國主張,全面展現新中國的真實形象,形成了塑造新中國形象的敘事話語體系。立足毛澤東塑造新中國形象的敘事資料,以敘事主體的“第一視角”切入,管窺毛澤東塑造新中國形象的歷史動因、話語建構及敘事方法,有助于為新時代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全面提升國際話語權提供歷史借鑒。

一、毛澤東塑造新中國形象的歷史動因

新中國成立后,在爭取國際社會對新中國的承認與支持、創造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環境、維護世界和平與推動人類解放事業等多重因素的推動下,毛澤東積極向世界全面介紹中國的真實國情、革命經驗與建設舉措,向國際社會展現了社會主義中國的真實面貌。

(一)爭取國際社會對新中國的承認與支持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毛澤東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世界宣告:“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2]22,開啟了新中國外交的嶄新篇章。面對美蘇對峙爭霸的國際格局,毛澤東明確提出“倒向社會主義一邊”[3]1473,并奉行同“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4]2建交的原則,這為新中國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創設了條件。新中國一成立便與蘇聯建立了外交關系,到1951年,已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印度、印度尼西亞、緬甸和巴基斯坦等亞洲民族獨立國家,瑞典、丹麥、瑞士和芬蘭等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5]8-11

新中國要真正登上世界政治舞臺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發起不承認新中國的外交運動,企圖全方位孤立和遏制新中國。早在1949年初,美國便竭力勸阻各國“承認中共政府至少是它所控制的地區的事實上的政府”,明確表示“希望相關的西方國家要對這一問題采取共同立場”。[6]67、72同年10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公開提出承認新中國的三項條件,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未承諾“接受國際義務”,因而不能承認新中國。[7]35此后,美國通過要求盟國在承認問題上采取觀望態度、向拉丁美洲各國發出照會等方式,極力維護“不承認新中國的聯合戰線”[6]65。同時,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是在國際體系中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的必然要求。美國通過施壓支持中國的國家、采取“延期審議”戰術、炮制“雙重代表權”等方式阻撓新中國重返聯合國。此外,美國還向國際電訊聯盟、國際紅十字會、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施壓,導致新中國在相關國際組織中的合法權利被非法剝奪,嚴重阻礙了新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進程。

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身處美蘇冷戰的國際環境之中,加之意識形態壁壘高設,助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敵視活動,極大扭曲新中國的客觀形象,給新中國在國際舞臺站穩腳跟帶來挑戰。因而,讓世界了解新中國的真實情況,為新中國走向國際社會贏得支持,同世界各國建立友好的外交關系,成為毛澤東塑造新中國形象的現實任務。

(二)創造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環境

將“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4]350是新中國直面的時代任務。由于帝國主義等反動勢力長期的剝削和掠奪,加之連年戰亂帶來的動蕩與破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建設面臨著工業基礎薄弱、財政經濟困難、市場混亂無序等嚴峻挑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任務十分艱巨。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采取了“不接觸、不通商”的遏制政策,施加嚴格的“貿易控制”[8]203,并在朝鮮戰爭爆發后逐漸發展為全面封鎖禁運。1951年5月,美國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實施通過對中國禁運的決議》,脅迫與會各國參照美國對華禁運的貨單,對中國禁運1700余種物資,先后有45個國家參加禁運。1952年,美國提議成立的“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制統籌委員會”專門設立了“中國委員會”,負責制定對中國貿易的特別禁運清單,進一步加強管制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貿易。到1952年,新中國同英國、法國等國家的貿易在數量上較歷史最高時期已減少90%以上,同日本的經貿往來幾乎處于停頓狀態,同東南亞和美洲各國的貿易關系亦遭遇了許多困難,這給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帶來嚴重挑戰。[9]461-462

新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提供保障。毛澤東認識到新中國要建設成為現代化的工業國家“是一個長時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間完成”,“需要和平環境,需要朋友”,[10]179指出“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面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10]160,將團結國際友人作為“經濟戰線上迅速地獲得勝利”[11]345的有力保障。同時,毛澤東認為要建成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需要辯證地學習各國科學技術、管理方法等,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12]41,明確了除與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進行密切團結合作,也需要“發展同資本主義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合作”[4]390。

新中國面臨在較為落后的經濟基礎和封鎖禁運的國際環境等現實條件下,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難題。向世界講述新中國的發展主張,增進國際社會對新中國政策的理解,為新中國建設事業的發展贏得更多支持,成為毛澤東塑造新中國形象的內在動因。

(三)維護世界和平與推動人類解放的事業

新中國的成立重塑了世界政治格局,深刻改變帝國主義殖民體系與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對比,鼓舞了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推動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進入新階段。毛澤東始終在世界歷史演進中審視中國民主革命進程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將中國革命建設事業與世界進步發展緊密相連,明確新中國應當擔負的國際責任,體現了新中國與世界的密切聯系。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和進步人類對于世界帝國主義陣營所進行的總的斗爭的結果之一部分”[2]38。新中國的成立極大促進了世界革命的發展,但西方列強在世界范圍內的侵略戰爭、殖民統治還未結束,世界民族解放斗爭仍面臨著嚴峻挑戰。毛澤東把“援助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斗爭”[13]32作為國際主義義務,表示將積極支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斗爭”[12]116,號召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共同反對帝國主義者挑撥戰爭的陰謀,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11]348。同時,社會主義陣營出現新的變化。1956年,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在領導蘇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錯誤進行全面批判,引起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分裂動蕩,導致世界范圍內反共產主義浪潮的興起,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嚴重困難。毛澤東認為“增強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是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神圣的國際義務”,提出通過“從團結出發,用幫助的精神開談判”的方式處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隔閡與矛盾,強調在馬克思主義原則下不斷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12]318、332

新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推動人類解放的重要力量,在緊張對立的國際形勢下捍衛和爭取世界和平、妥善調解和處理各國間的紛爭是新中國的國際義務。揭露帝國主義霸權本質和凝聚社會主義力量,促進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成為毛澤東塑造新中國形象的深遠考量。

二、毛澤東塑造新中國形象的話語建構

毛澤東在表達自身主張和回應世界關切的交互過程中展開話語敘事,闡釋“革命與解放”的歷史進程、明晰“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走向、描繪“建設與發展”的光明前景,全面呈現新中國作為新興國家、文明國家、現代國家的立體形象,構建了塑造新中國形象的敘事話語體系。

(一)建立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新興國家

新中國將支援世界人民爭取民族解放作為中國共產黨“義不容辭的國際主義義務”和“對外工作的基本方針和主要任務”。[14]19毛澤東突出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的正義性,提出“一切受壓迫的民族都要獨立”[12]71來鼓舞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的斗爭,并介紹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策略與經驗方法,闡釋“革命與解放”的歷史進程,塑造了新中國作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新興國家的形象。

爭取民族獨立、實現人民解放的革命運動是人類和平正義事業的組成部分。毛澤東認為世界人民“保衛民族獨立和爭取社會解放”[15]196的革命斗爭是正義的事業,要消除對帝國主義的恐懼情緒,提出“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國主義,勝利就有把握了”[15]175,激發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斗爭精神,展現了新中國對全人類解放的不懈追求。同時,毛澤東主張將各個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視為一個整體,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要聯合起來,一切愛好和平國家要聯合起來”[15]362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共同爭取革命的徹底勝利。毛澤東堅守正義事業,牢牢把握革命斗爭的道義制高點,將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正義性轉化為政治優勢,推動了國際關系民主化的進程。

戰略關乎革命的全局與預期。毛澤東分析各國革命斗爭取得勝利的歷程,認為“一個國家靠外國的幫助,靠別國的黨的幫助,而取得革命的勝利,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10]189,將獨立自主作為革命的基本立足點,強調只有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加強團結、堅持斗爭”[10]504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同時,毛澤東審視革命力量與帝國主義斗爭的發展態勢,認為還未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要有“進行長期的斗爭”[15]174的思想準備,強調“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并且將必然取得勝利”[12]315,指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毛澤東準確把握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階段特征,科學預見革命的曲折過程與光明前景,有助于受壓迫民族和國家,特別是亞非拉國家,保持戰略清醒、增強戰略定力,推進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穩步向前。

策略影響革命的方向與成效。毛澤東特別強調人民群眾在革命中的首要地位,指出“革命必須依靠群眾,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才能有正確的路線,才能勝利”,要確保革命黨“作為團結、宣傳的核心”地位來使廣大人民群眾逐漸覺醒、投身革命。[10]466同時,毛澤東運用階級分析法判斷革命形勢、制定革命策略,認為工人階級要取得革命的勝利需要同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結成同盟”[15]22,將“勞動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16]203爭取過來,才能掌握革命的領導權。毛澤東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經驗,提出廣泛發動人民群眾、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等革命策略,為其他國家的民族解放斗爭提供了參考。

(二)建設熱愛和平、互助平等的文明國家

在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對立的形勢下,社會主義中國“準備怎樣與外部世界交往”[6]170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毛澤東認為世界和平是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提出“愿意同所有的國家友好合作”[4]409,系統闡釋新中國與各國交往的基本原則,明晰“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走向,有力沖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孤立與遏制,為新中國國際社會地位的穩固創造條件,塑造了新中國作為熱愛和平、互助平等的文明國家的形象。

“求世界的和平”和“求永久的和平”[17]476是毛澤東始終追求的目標,也是新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宗旨。面對兩極格局緊張對峙、矛盾沖突此起彼伏的國際局勢,毛澤東堅定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主張各國之間通過“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存在的問題”[4]411,明確表示“中國愿意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和平共處”[10]204,強調中國同各國發展和鞏固友好關系將有助于世界和平。同時,“美蘇必戰”和“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3]1258的戰爭謠言伴隨著冷戰始終,加劇了國際關系的緊張。毛澤東在分析“戰爭”與“和平”的力量對比和總結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認為“將來世界上的事情,和平友好是基本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最好還是不打,盡一切力量爭取不打”,[4]484呼吁各國“共同努力來防止戰爭,爭取持久的和平”[10]174,提出“做壞的方面的準備,這么做了準備,也許可以不打”[10]470。毛澤東明確新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提議通過友好協商方式解決糾紛,站在世界熱愛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一邊,跳出了西方“當一個國家非常強大的時候,就傾向于侵略”[10]429的霸權邏輯,與帝國主義國家對外擴張掠奪的發展路徑形成鮮明對比,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各國間平等相待、互相幫助是新中國的對外交往方針。首先,毛澤東認為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區別不應成為國家間友好交往的障礙,提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10]160,“意識形態的墻和社會制度的墻,只要在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下,是可以拆掉的”[16]537,展現出新中國愿與不同國家、地區和民族發展友好關系的寬廣胸懷。其次,毛澤東認為國家交往中的不平等對待是“帝國主義的理論”,提出國家間不論大小應形成“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關系”,用“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兄弟”形象地描述國家間的平等關系。[10]191、192、196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交流與合作是國家間交往的重要內容。毛澤東認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否則就不能生存下來,也不會發展”[18]640,主張要學習各民族的長處,與各國進行友好合作。同時,毛澤東強調,“一個民族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環境”[12]383,應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吸取別國的經驗,特別是“要在破除迷信的條件下學習西方”[10]394。毛澤東對新中國對外交往方式的詮釋,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旗幟鮮明地表達新中國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的外交立場,契合長期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新生民主國家對平等外交關系的追求,有效消除世界各國與新中國交往的顧慮。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集中體現了新中國與世界各國友好交往的基本立場。毛澤東認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適合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情況的長期方針,提出“應當把五項原則推廣到所有國家的關系中去”[10]165,要“采取些步驟使五項原則具體實現,不要使五項原則成為抽象的原則”[4]374,明確新中國同各國開展友好合作的前提準則和務實態度。針對其他國家關于中國是否會“向外輸出共產主義”“煽動他國共產黨革命”“侵略他國”等疑慮,毛澤東表示“我們也不在你們國家講共產主義,我們只講和平共處,講友好,講做生意。我們不挑起人家來反對他的政府”[10]229,提出不干涉別國的內政,充分尊重各國的制度、政策與宗教信仰。毛澤東直接回應國際社會對“紅色中國”的憂慮,多次提出通過訂立協定的形式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明確為與各國交往的規范,正面回應各國與新中國交往的核心關切,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世界各國的“紅色恐慌”。

(三)建成自力更生、走向富強的現代國家

“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3]1439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向全黨發出的動員號令,也是向世界的鄭重宣告。面對國民經濟的嚴峻形勢,毛澤東明確將“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10]530作為長期任務,向世界介紹新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基本情況與經驗教訓,描繪“建設與發展”的光明前景,為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增添了活力,塑造了新中國作為自力更生、走向富強的現代國家的形象。

“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民主共和國”[19]518-519指明了新中國的發展方向。毛澤東向國際社會介紹新中國的基本國情,用“一窮二白”形象地描述新中國落后的經濟文化狀況,說明帝國主義長期的壓迫和掠奪對近代中國經濟造成的嚴重破壞,進而深入分析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和長期性,認為“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10]257。同時,毛澤東闡述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遠景設想,明確將新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由文化落后的國家變成有現代文化的國家”[4]483的建設目標,強調“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15]338,提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自主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原則。

建設新中國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同開辟的偉大事業。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和調動人民群眾的力量,人民思想的統一能夠“使我們在短期內能實現工業化”[10]261,提出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有領導地自由地展開全民性的大辯論”[12]317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同時,毛澤東認為黨內民主生活的健全有利于營造良好的建設氛圍,提出通過“展開辯論,講道理”[20]138的方式來密切黨和人民群眾聯系,處理好集體與個人的關系。毛澤東回答了無產階級政黨經由“革命”到“建設”的時代轉向后如何發揮人民主體作用的現實問題,闡述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效協調堅持黨的領導與發揮人民首創精神關系的原則和方法,展現了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的建設熱情。

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改造為社會主義建設開辟了道路,詳細介紹了“采取和緩的政策”[15]3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歷程,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的作用。毛澤東介紹了發展完善的產業結構、批判繼承傳統文化等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采取的舉措。毛澤東坦言,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走過彎路、遇到過挫折,深刻認識到經濟建設“少不要緊,但搞得太急了,會吃虧的”[21]352。毛澤東向國際社會介紹和宣傳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做法和經驗,為新興民主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參考,展現了“正在迅速地向一個遠大的前途邁進”[22]413的生機勃勃的新中國。

三、毛澤東塑造新中國形象的敘事方法

從整體的結構視野出發,把握毛澤東塑造新中國形象的敘事方法,能夠賦予毛澤東的話語材料以“統一性和融貫性”[23]49。毛澤東在堅持尊重個性、增進共性的基礎上展開敘事,呈現出結合理論分析與事實佐證、統一歷時演進與共時聯系、兼顧主體表達與雙向互動的敘事特征,展現了貫通式的話語敘事邏輯。

(一)尊重個性與增進共性并舉的敘事基礎

構建國際話語體系、塑造國際形象是在不同意識形態背景下開展的跨文化交際。毛澤東身處意識形態激烈斗爭的現實語境,在尊重各個國家不同的社會制度、文化風俗等個性要素的基礎上,尋求新中國與世界各國在歷史文化、現實國情等方面的共性認同,確立了尊重個性、增進共性的敘事基礎。

各國的歷史境遇與現實情況不盡相同,尊重個性是建立平等對話關系的前提。毛澤東在同各國人士對話時,通常開宗明義地提出各國有決定“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10]244的自由,多次強調不同主張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不同制度的國家能夠和平相處,提出“不應該要求外國朋友的觀點和我們完全一樣”[21]342,充分尊重各國在制度、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個性差異,為構建國際話語體系營造了和諧友好的對話氛圍。

在與不同意識形態背景的國家交往時,毛澤東著力發掘國家間的共同性。通過強調與睦鄰國家“在歷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關系”[10]133、闡釋東方國家“受西方國家的壓迫”[10]203的共同歷史遭遇、明確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民族經濟和發展民族文化”[10]338的共同任務等方式,毛澤東有效拉近了敘事主客體間的心理距離,為國家間在增進認同的基礎上開展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礎。此外,毛澤東給出了處理國家間個性與共性對立沖突的方法,即“強調共同的地方”、討論“不同的地方”、把未定爭議“放在一旁”,[10]215、216體現了求同存異的交往方式,有助于擴大中國主張的傳播力和提高敘事客體的接受度。

(二)理論分析與事實佐證結合的敘事原則

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歷程具有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突出特征,這也決定了新中國形象塑造的話語資源“理論”與“事實”并重的雙重結構。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敘事的學理基礎,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的實踐作為敘事的素材資源,主動回應國際社會的現實關切和表達新中國的核心主張,有理有據闡發中國觀點,體現了理論分析與事實佐證結合的敘事原則。

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毛澤東聲援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支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斗爭的理論支撐。毛澤東認為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和亞非拉等國家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斗爭終將取得勝利,提出革命事業的發展要經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10]257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過程,并用中國革命經歷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曲折探索才取得成功等例子加以說明;將暴力革命作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基本手段,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勝利后采取既通過協商會議爭取和平又發展武裝力量的事實進行佐證。

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實踐是毛澤東闡述馬克思主義科學性和真理性的生動力證。毛澤東在向各國介紹新中國的經驗與教訓時,強調要結合本國歷史和現實條件,認為要從客觀事實出發去認識事物,“隨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12]17,用中國照抄“計劃經濟”模式而走了彎路等例子加以說明;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用社會主義改造“為社會主義建設開辟道路”[16]199加以說明;在論述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矛盾的理論時,堅守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普遍存在矛盾,用社會主義社會仍存在“善惡”“美丑”的事實案例加以說明。

(三)歷時演進與共時聯系統一的敘事邏輯

時間與空間并置的立體架構形式有助于展現完整的歷史脈絡。毛澤東立足新舊社會變遷、革命向建設轉換的時空基點,在時間維度敘述中國由古代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成演進,在空間維度闡述中國與世界交織互動的事件鋪陳,勾勒出新中國形象的整體性話語圖景。話語敘事中的時序更替與空間在場共同體現了歷時性與共時性統一的敘事邏輯。

中華民族的歷時發展賦予了毛澤東所塑造的新中國形象以深厚的歷史底蘊。毛澤東希冀通過追溯歷史傳統、宣介價值觀念、回顧革命歷程等方式,使世界準確、全面地理解當代中國,展現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的一脈相承、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使命接續,明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前景和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在闡釋中國的歷史演進脈絡中,毛澤東論述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科學方法,還原近代以來中國民主革命的曲折發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艱辛歷程,將“現場中曾經發生著的故事”[24]340呈現出來,為世界理解新中國提供了寬廣的歷史視野。

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共時聯系是毛澤東塑造新中國形象的現實脈絡。毛澤東從分析世界各國的在場狀態出發,如提出二戰以后的國際形勢逐步發展為“東風壓倒了西風”、在美蘇兩極爭霸格局下存在“兩個中間地帶”、將世界劃分為“三個世界”等,明確中國在國際局勢變化中的基本立場,明晰了塑造新中國形象的敘事指向。毛澤東凸顯世界各國的在場聯系,支持各國爭取民族解放,鼓勵各國間構建友好互助關系,如在評價日本爭取民族獨立斗爭時表示“這對你們有好處,對我們也有好處”[10]221、認為印度尼西亞的積極外交政策“對印度尼西亞人民,對世界和平,都有很大好處”[10]276等,有利于增進中國與世界的聯系。

(四)主體表達與雙向互動兼顧的敘事方式

堅持中國敘事的主體性是國家意志與民族精神的體現。[25]毛澤東科學把握話語敘事中“講述與接受”的關系,在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和形式運用于說理論事的同時,根據不同受眾的現實情況來選擇敘事素材,實現了敘事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平等互動,形成了兼顧主體表達與雙向互動的敘事方式。

中國話語的主體表達貫穿毛澤東塑造新中國形象的敘事全過程。毛澤東善用古詩、俗語、寓言等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哲理來表達主張,如用“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向印度總理尼赫魯說明不同主張和不同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用“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向各國共產黨說明阻撓革命的反對派最終將促進革命的發展,用“狂生夜坐”的故事向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表達堅定與帝國主義斗爭的信心等,讓世界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增添了話語敘事的文化感召力。同時,毛澤東運用中國話語的修辭表達來傳達意圖,如用“不抓辮子”說明友好國家之間不需要互相防備,用“不要翹尾巴”表達中國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提倡平等交往,用“紙老虎”來形容貌似強大、實則弱小的反對派等,生動形象的語言表達有助于國際社會準確理解中國主張的內涵。

雙向互動是毛澤東有效傳播中國主張的保障。毛澤東注重就各國的歷史與現實情況進行交流,突破文化認知框架差異對話語傳播的束縛。一方面,毛澤東講述外國的歷史典故、評述世界歷史上的知名人物,如談論法國自大革命以來的歷史經驗,表達對拿破侖歷史功過的看法,認為哥白尼屬于全世界等,有效地拉近了與各國之間的情感距離。另一方面,毛澤東主動詢問各國革命與建設的最新進展,表達相互學習與幫助的意愿,如詢問印度尼西亞收復西伊里安的情況,了解東德國內建設情況,表達希望學習緬甸的糧食種植技術等,展現了新中國的世界胸懷,為中國主張的宣介創造了良好的溝通氛圍。

四、結語

“以史為鑒、察往知來”[26]是歷史研究的現實歸旨。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率先垂范,積極塑造新中國形象,形成了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話語敘事方式,有效打破了西方世界的新聞封鎖,建構了新中國的國際話語權,自塑了社會主義中國的真實形象,為新時代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提供了啟迪。在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要在準確把握“中國與時代”“世界與中國”的歷史方位中明確敘事目標,以保障傳播主客體之間實現有效互動;要用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化解跨文化交流帶來的話語束縛,以具有理論穿透力、實踐說服力和語言感召力的核心表達來支撐“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27]46;要遵循多重敘事的對外傳播規律,以多樣化的敘事方式來貫通人類文明視角下中國故事的歷史與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