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精神對傳統知行觀的創新性發展*

方紅姣,吳冬瑜

(湘潭大學 碧泉書院·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022年5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币笪覀兝^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民為邦本、經世致用、知行合一等思想,使其與馬克思主義相通相融,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之中。這里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部分的“知行合一”,不是王守仁所謂“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的知行合一,而是指中國思想史上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優秀成果。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種認識論,形成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革命精神。

一、“即事以窮理”的認識論傳統

中國思想史上的認識論是非常豐富的?？鬃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1]。老子謂“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2]。而董仲舒認為,人類是天創造的,天創造人是為了實現天意,因此,人的認識主要是認識天意。所以,董仲舒的認識論是為他的神秘的“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服務的。在魏晉玄學中,王弼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表現出先驗的神秘主義色彩,而郭象“冥然自合”的認識論則是在神秘主義外衣下的不可知論。

唐宋以降,認識論領域出現了以二程與朱熹為代表的唯理論的認識論和以陸九淵與王守仁為代表的唯心論的認識論。

程顥和程頤的認識論是唯理論的認識論,他們認為,人們的心中本來是有知的,只要從心上反省內求,就可以認識一切事物和真理。在知和行的問題上,程頤提出了知先行后的學說。他認為,知是行的根本,必須先有認識,然后才可能照著所知去做,如果沒有認識,就無法實行。因為強調“知”的作用,程頤還提出了行難知亦難的觀點?！胺翘匦须y,知亦難也?！稌吩?‘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斯淌且?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盵3]187

朱熹的認識論,繼承了程頤的觀點,他認為,人們的心中本來就含有關于一切事物之理,盡管如此,人們還是不能直接認識自己,必須通過格物的功夫,就事物逐一進行研究,然后才能達到心的自我認識,從而洞悉天下萬物之理。在知和行的關系問題上,朱熹發揮了程頤的觀點。他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盵4]148在這里,朱熹所說的知是指道德知識,他所說的行是指道德修養。

陸九淵從其“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以及“心即是理也”的本體論出發,提出了一套“簡易”的唯心認識論。陸九淵認為,朱熹的學說太復雜太煩瑣,因為理就在心中,“心即理”,所以不必多向外求,只要“保吾心之良”,也就達到了最高的道德原則——“理”。因為“萬物皆備于我”,所以,格物只需反省內求就可以了。然而,由于物欲的緣故,使“本心”染上了“塵?！?所以,必須對這個“我固有之”的良知良能的本心進行一番洗滌的功夫,也就是他的所謂“簡易功夫”。

王守仁繼承并發揮了陸九淵“心即理也”的見解,斷言“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事”。他說:“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5]48基于此,王守仁在認識論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題。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盵5]5與程朱一樣,因為王守仁立論的主旨是通過強化封建的倫理道德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秩序,所以,他的知和行,并不是嚴格的認識論中的認識和實踐,他所謂的知指的是道德意識,而所謂的行則指內心世界的道德修養。

上述諸家關于認識論的思想和觀點,因為脫離了唯物論這一走向科學認知的基礎,不僅往往自相矛盾,難圓其說,而且,因其自身的局限性而逐漸喪失其理論價值和應用價值,只有以唯物論為立論基礎的認識論,通過與社會實踐的結合,通過與唯心主義認識論的論戰,其概念系統和理論形態才逐漸趨于完備和成熟,從而構成中國哲學中認識論領域的一個優秀傳統。

在先秦哲學中,《管子》、《墨子》(包括后期墨家學說)中有著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萌芽,而《荀子》是集大成者。

荀況從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出發,明確提出先有人的形體,然后才有人的精神活動的觀點,認為人的精神活動,必須依賴于耳、目、鼻、口、形等感覺器官以及“心”這個思維器官,肯定人是具有認識能力的,而客觀事物也是可以被人類認識的。人類認識事物和掌握技能的能力,只有與客觀事物相接觸才能實現,從而肯定了知識和能力的獲取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他把認識分為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個階段,認為理性認識比感性認識更深刻、更可靠。同時,荀況還看到了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他說:“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盵6]

荀況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即重視理性認識,強調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的思想,在王充和王廷相那里得以繼承和發展,由于篇幅所限,茲不贅述。值得特別強調的是王夫之的知行觀,因為,它不僅集中國古代唯物主義知行觀之大成,而且通過湖湘學風的傳承深刻影響到了毛澤東。

王夫之是明清之際的重要思想家,他的哲學思想達到了中國古代哲學的高峰。他的認識論除了繼承此前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諸多合理成分以外,還在三個方面有所創新和創造。

首先,他提出了“即事以窮理”的命題。他說:“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彼^“即事以窮理”,就是要根據事物的現象去探索其中的規律。所謂“立理以限事”,就是主觀地設定一些原則從而限制了對于事物本質的認識。這一命題的提出是非?？少F的,與后來毛澤東對于“實事求是”的解釋非常契合。

其次,在知和行的關系問題上,他提出了行先知后的觀點。王夫之認為,程朱講知先行后是不對的,王守仁講知行合一更屬謬誤,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行先知后。他認為:“知也者,固以行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盵7]242意思是說,知是依靠行的,而行卻不必依靠知;由行可以得到知的效果,由知卻未必能得到行的效果?！靶锌杉嬷?而知不可兼行?！又畬W,未嘗離行以為知也必矣?！盵7]242即行可以包括知,而知卻不能包括行,知是不能脫離行的。

最后,他提出了“知行相資以為用”的命題。王夫之認為,知行是相互作用的,也是互相區別的。正因為兩者相區別,才能夠相互為用。他說:“知行相資以為用……則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為用,資于異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盵8]583據此,王夫之指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他抹殺了知和行的區別,其實是“以知為行”,其所謂知不是知,所謂行也不是行。這種“以知為行”也就是“銷行以歸知”,因而也就完全否認了行的必要。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從“知行相資以為用”中,似乎看到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9]296-297這一“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的影子。

王夫之作為明清之際的重要啟蒙思想家之一,包括其認識論在內的唯物辯證法思想不僅達到了封建社會的高峰,而且對后世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近代中國歷史上的湘籍人物,如魏源、陶澍、曾國藩、譚嗣同、楊昌濟、陳天華等人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也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精神的重要來源?！?937年毛澤東在陜北抗日軍政大學講授哲學課,備課時,為了說明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關系,曾經再次研讀《船山遺書》?！盵10]27

“重視經世致用的湘學士風,表現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實事求是?！盵11]21“王船山對青年毛澤東的影響,通過了兩條線索。第一條線索是:王船山—譚嗣同—楊昌濟—毛澤東。第二條線索是:王船山—曾國藩—楊昌濟—毛澤東。第一條主要是愛國主義和民主啟蒙的思想發展路線,它對激發毛澤東走上救國救民的道路,進行民族民主革命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第二條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發展路線,它的平治天下的豐富軍政謀略,啟迪了毛澤東的高超斗爭才華?！盵12]25“一九一六年,在岳麓書院辦學的一位校長,把這四個字寫成碩大的橫匾掛在講堂正門。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利用假期兩次入岳麓書院寄讀,這塊‘實事求是’的匾額自然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盵11]21

二、實事求是:中國共產黨的知行觀

“實事求是”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傳》,班固在此篇中評價河間獻王劉德(漢景帝之子)“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唐代顏師古在作注釋時,對“實事求是”的解釋是“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西漢王朝建立后,重視文化建設,曾“廣開獻書之路”,《漢書·藝文志》載:“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痹谶@種背景下,劉德從民間搜集了大量典籍,并對這些典籍進行了認真的整理和研究,遇到典籍中的歧義,一定要分清是非真偽。因此,“實事求是”的本義是治學過程中通過對文獻的?？焙捅鎮吻蟮闷湔嫦嗟姆椒ê蛻B度。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將“實事求是”這一命題借用了過來并加以創新性發展,賦予它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內涵,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知行觀的高度概括。胡喬木曾經說:“講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加上也好,毛主席是有創造的,同漢朝人講的本質上很不相同?！盵13]99漢朝人劉德的“實事求是”是指治學的方法和態度,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是通過調查研究發現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及其規律性,體現了知和行的辯證統一,與王夫之的“即事以窮理”的命題頗為契合。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題為《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針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傾向,倡導理論聯系實際,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以改造全黨的學風。其中,對“實事求是”這一概念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作出了全新的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盵14]801

系統闡明中國共產黨的認識論和知行觀的理論著作是毛澤東的《實踐論》。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指出:“認識的真正任務在于經過感覺而到達于思維,到達于逐步了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它的規律性,了解這一過程和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系,即到達于論理的認識?！盵9]286但是,即使完成了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認識的過程并沒有完結,“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世界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盵9]292“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盵9]296毛澤東發表《實踐論》的時候是全面抗戰開始的時候,他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講話的時候,是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候,當時中國最大的“實事”就是抗擊日寇。如何從紛繁的現象中認識抗戰的本質,如何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這是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當時中共黨內特別是干部隊伍中較為普遍存在的問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對“實事求是”作出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解釋。他同時指出:“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盵14]802通過調查研究,得到對于事物本質的、規律性的認識,然后又能動地運用這種規律性去改造客觀世界或主觀世界,這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的從實踐到認識,又從認識到新的實踐的過程。因此,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的知行觀的經典表述。依靠這種知行觀,中國共產黨不斷從認識客觀世界到改造客觀世界,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實事求是”也最終被確立為黨的思想路線,成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

在毛澤東為“實事求是”所作的解釋中,他強調的是“求”,即調查研究。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既是調查研究的倡導者,又是調查研究的力行者。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就開始認識到了解社會的重要性。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他就經常跟同學們說,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1917年夏天,“我開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個縣城,有一個同學叫蕭瑜,陪伴著我。我們一文不名地走了這五縣,鄉下人給我們吃飯和睡覺的地方。不論我們到達什么地方,總是受到歡迎和善遇?！盵15]491918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岳陽、平江、瀏陽幾縣,游歷了半個多月。他日后養成的調查研究作風,從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11]22。

1925年2-8月,毛澤東回到湖南湘潭韶山沖,在這半年的時間里,他一邊在當地對農民進行思想啟蒙教育,組織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建立農村黨支部,一邊調查了解農村的社會經濟和階級狀況,為之后撰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提供了豐富的素材。1927年1月初到2月初,“毛澤東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歷時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11]123。在此基礎上,他寫就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應該說,這兩次調查研究,為毛澤東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可靠的思想理論基礎。

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又在永新、寧岡、尋烏、興國、長岡鄉、才溪鄉等地進行調查。通過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入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盵16]22在作尋烏調查的同時,毛澤東寫就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文章開宗明義,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1)1931年4月2日,毛澤東起草的《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對此作了修正。該文件寫道:“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啊斗磳Ρ颈局髁x》的寫成,反映出毛澤東在認識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飛躍’。這個‘飛躍’,確實是他‘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后’才產生的,反過來又可以使他更自覺地用來指導此后的實踐?！盵11]222

延安時期是毛澤東第一次使用“實事求是”這個概念(2)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毛澤東第一次使用“實事求是”這個概念。并將“實事求是”確立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時期,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開展集中的調查研究的時期。1941年3、4月間,毛澤東撰寫了《農村調查》的序和跋,再次闡明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延安整風的重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因為主觀主義正好是實事求是的反面。為此,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1日作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同時還作出了《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設立中央研究局,內設調查局、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等三個部門。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后,延安各中央機關、群眾團體、西北局以及陜甘寧邊區政府先后派出考察團、調查團,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調研時間數月,有的甚至達一年以上,撰寫了一大批調查報告,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沙灘坪調查》《綏德、米脂地區農業生產問題初步研究》《農村十日》《碧村調查》《出發歸來記》等。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發揚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的“實事求是”精神和調查研究的傳統,成功地探索出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其中雖然經歷過挫折,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通過撥亂反正,重新回到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社會主義事業重新煥發出生機和活力。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強調實事求是和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前進道路上,我們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有機統一?！盵17]183“堅持問題導向,聚焦我國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問題,深入調查研究,鼓勵基層大膽探索,堅持改革決策和立法決策相銜接,不斷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盵17]189應該說,這就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真諦和方向。

三、一切從實際出發: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一切從實際出發是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知和行的關系問題上體現的是從行(了解實際情況)到知(了解到的實際情況)再到行(將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的理論、方針、政策、計劃、方案等付諸實踐)的過程,是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所謂具體,是指任何“實際”都是特定地區、單位、行業、部門的實際,不是抽象的。所謂歷史的統一,是指任何“實際”都是處在發展變化之中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就是要從具體的、不斷發展變化的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在黨的歷史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中國革命的階段論(先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然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也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得來的正確理論。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盵18]683-684這說明,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對在中國實行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即有過充分的估計,在中國要有一個相當長的實行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時期,這是基于對中國實際情況的正確估計,是實事求是精神的體現。

一切從實際出發還表現在紅軍長征的過程中。在實行戰略轉移之初,紅軍的指向是西向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但是經過湘江戰役之后,紅軍損失慘重,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減員過半。而且,“早在湘江戰役進行之前,蔣介石就制定了所謂‘湘水以西地區剿匪計劃綱要’。蔣介石想,如果在湘江以東不能全殲紅軍,下一步就在湘江以西將紅軍殲滅”[19]99。當蔣介石察覺到中央紅軍主力要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后,“集結近20萬軍隊,設置四道防堵線,阻止紅軍主力從湘黔邊境北上?！盵19]97在這種形勢下,李德、博古依然主張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則從實際情況出發,力主放棄原定計劃,西入貴州,避敵鋒芒。他的主張得到了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的支持,經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實現了“轉兵”。這次“轉兵”,包括后來中央紅軍落腳陜北,將陜北作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都是根據不斷變化的實際情況及時作出戰略和戰術調整的結果,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經典例證。

為了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和發展工商業的政策,是基于對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科學分析?！爸袊鐣且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盵14]808既減租減息,又交租交息,使農民有飯吃,地主也有生活所依。發展工商業,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使資本家也有利可圖。因而照顧到了最大多數人的生活和利益,是有利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政策。

群眾的覺悟程度,也是中國共產黨制定政策的“實際”依據?！氨仨氁罁h境所許可的情況,農民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決定發動斗爭的策略,不要企圖在一個早上消滅全部的封建剝削制度?！盵20]1315“當著群眾還不覺悟的時候,我們要進攻,那是冒險主義。群眾不愿干的事,我們硬要領導他們去干,其結果必然失敗?！盵20]1320

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是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地方游擊武裝的基本戰略戰術,但是游擊戰爭不是流寇主義,必須有游擊的范圍和自己的根據地。而“一切游擊戰爭的根據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裝部隊、戰勝了敵人、發動了民眾這三個基本的條件逐漸地具備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來”[18]424。此外,還有地理和經濟的條件。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一方面非常重要,同時也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鞍l展經濟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但發展不是冒險的無根據的發展。有些同志不顧此時此地的具體條件,空嚷發展,……都是不切實際的,不能采用的?！盵14]893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依然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針,立足于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經過改革開放以后四十多年的探索,中國走出了絕對貧困,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綜合國力位居世界前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步入了新征程,進入了新時代。新征程上,依然要發揚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皥猿忠磺袕膶嶋H出發,既要看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沒有變,也要看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每個階段呈現出來的新特點”,“我們要準確把握國際國內環境變化,辯證分析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準確把握我國不同發展階段的新變化新特點,使主觀世界更好符合客觀實際,按照實際決定工作方針,這是我們必須牢牢記住的工作方法”。[21]6因此,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十分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時代化。

四、理論聯系實際:知與行的創新性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知行觀,不僅繼承了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優秀傳統,而且實現了創新性發展。主要體現在:中國優秀認識論傳統中的“知”主要指“德性之知”(3)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德性之知”,嚴格說來不是一個認識論的概念,而是一個倫理學的概念,指的是關于倫理道德的認識以及關于事物根本原理的認識。王夫之是中國知行觀古今之變的一個樞紐,他開啟了中國古代知行觀向中國近代知行觀的轉變:中國古代知行觀主要是講倫理學意義上的知行關系,而近代的知行觀則主要講認識論意義上的知行關系。,因而,其“行”也主要指如何踐行封建的倫理道德。中國共產黨之“知”雖然也涉及“德性之知”,但更多的是“見聞之知”,而重點又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與此相應,中國共產黨之“行”主要是指改造客觀世界(包括自然和社會)的實踐。朱熹和王陽明的知行觀雖不一致,“但都是從倫理學意義上講知行關系。他們所講的‘知’,主要是指倫理道德原則;他們所講的‘行’,主要是指倫理道德實踐”[22]15?！瓣P于‘知’,毛澤東知行統一觀中的‘知’是指在調查研究以及科學實踐基礎之上得到的不斷發展的認識。關于‘行’,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知行觀中的‘行’特指個人修身養性的活動,毛澤東知行統一觀中的‘行’指的是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盵23]141

中國共產黨“理論聯系實際”中的“理論”一般來說有兩種,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另外一種,借用毛澤東在《實踐論》中的表述,就是上升到理性認識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同時,“理論聯系實際”中的“實際”也有兩種,一種是歷史實際(即歷史傳統),另一種是現實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實際?！袄碚撀撓祵嶋H”是指將馬列主義理論和黨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付諸實踐的時候,應該與歷史的和現實的實際相結合。這里的“理論”指的是有關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理論,這里的“實際”指的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

毛澤東一生中讀過很多哲學著作和文史古籍,而且,自學生時代起就養成了“不動筆墨不讀書”的習慣。在他讀過的文史古籍中留下了很多批注過的痕跡,透過這些痕跡,我們不難發現他理論聯系實際、“經世致用”的學風。

延安時期毛澤東讀過的哲學著作中作有大量批注,其中大多數是聯系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實際而寫的。例如: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西洛可夫、愛森堡合著,李達、雷仲堅合譯)中“伊里奇(即列寧,引者注)估計著我們怎樣進行并向什么方向進行,才能夠具體的更好的推動各階級的勢力”一句旁邊,毛澤東批注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夠具體的更好的推動各階級的勢力?！盵24]7在“對立的相互滲透,一個對立向他一對立的轉變,存在于一切過程之中”處批注曰:“游擊戰爭與正規戰爭,保存游擊性與克服游擊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與準備轉變為社會主義;共產黨的民族性與國際性;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戰爭與和平,和平與戰爭;同資產階級聯盟與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叛變;……都是互相滲透、互相轉變的對立?！盵24]77-78

在讀《新五代史》時,他在《劉尋阝傳》中有批注:“兵書多壞事,少讀為佳?！痹凇秳⑷寿爞鳌氛f劉仁贍“少略通兵書”處注曰:“略通可以,多則無益有害?！睂τ跁局R,不可盡信,古訓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戰爭和戰場的實際千變萬化,不可能從兵書上找到現成的答案,必須將一般的軍事理論與戰場戰役的實際結合起來,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將戰爭分為一般戰爭、革命戰爭和中國革命戰爭等三種類型,作為戰爭的指揮員,須善于總結這些戰爭的不同規律。而且,“從時間的條件說,戰爭和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從地域的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特別是大國家大民族均有其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同樣不能呆板地移用”[9]173。因此,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要善于分析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

對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應該是有目的的學,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問題而學。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我們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是主觀主義的態度,另一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霸谶@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盵14]801

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中,不應當把這些理論當作教條,而應當看作是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18]533。而且,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應該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榜R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x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盵18]534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仍然著眼于中國的實際,探索出了有別于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民主專政,創設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為了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中國共產黨根據臺灣、香港、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本著維護祖國統一和實現臺灣和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的初衷,在20世紀80年代初又創制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理論和實踐。實踐證明,這一理論構想和實踐是行之有效,非常成功的?！啊粐鴥芍啤侵袊囊粋€偉大創舉,是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深入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符合香港居民利益,符合香港繁榮穩定實際需要,符合國家根本利益,符合全國人民共同意愿?！盵25]434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新時代,改革開放也進入了新階段,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就包括“全面深化改革”,這就意味著改革依然要向縱深推進。在不斷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必然面臨更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仍然需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相結合,與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相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隨之進入了新的階段,馬克思主義不僅要中國化,而且,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的過程中要與時代特征相結合?！鞍l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責無旁貸的歷史責任。我們要強化問題意識、時代意識、戰略意識,用深邃的歷史眼光、寬廣的國際視野把握事物發展的本質和內在聯系,緊密跟蹤億萬人民的創造性實踐,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不斷回答時代和實踐給我們提出的新的重大課題,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盵25]183-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