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政策對沙特貝都因人的影響

摘要：對游牧社會變遷研究多限于“傳統與現代”“定居前與定居后”的二元論范式，忽略了社會變遷本質上的一個動態過程?；凇坝文痢ň印边B續統視角探究，可以清晰地發現，國家定居政策對貝都因游牧社會變遷的重要影響。沙特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的定居政策使得原本自給自足的貝都因部落向民族國家轉型。在沙特政府的直接干預和現代化社會進程的合力作用下，貝都因游牧體系、生計和生活方式逐步瓦解，成員之間產生了新的社會關系，部族關系逐漸淡化。貝都因人經歷了一系列有序的社會演變和定居后的再社會化過程，完成了由從事單一的農牧業向從事多元化職業的轉變，形成了多元社會結構。

關鍵詞：游牧；定居；定居政策；貝都因人

中圖分類號：K384;D73/7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4）08-0136-04

The Impact of Settlement Policy on Saudi Bedoui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omadic Settlement Continuum”

Luo Ting1，2

（1. School of Nationalities and History，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2 2. Yulin University， Yulin 719000）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nomadic social change is mostly limited to the dualistic paradigm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pre-settlement and post-settlement”， ignor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in essence.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nomadic-settlement continuum” clearly reveals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the States settlement policy on Bedouin nomadic social changes. The Saudi government has transformed the self-sufficient Bedouin tribes into a nation state through direct or indirect settlement policies.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direct intervention of the Saudi gover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society， the Bedouin nomadic system， livelihood and way of life have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relationships among tribal members and the gradual weakening of tribal relationships. The Bedouins experiences a series of orderly social evolution and resocialization processes after settlement， comple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 single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to diversified professions promoting multiple social structures.

Keywords： nomadic; settlement; settlement policy; the Bedouins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游牧作為一種最為悠久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態，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人類學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研究游牧民及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在對游牧社會進行研究時，20世紀60年代標志著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在這之前，學界主要關注游牧文化與族群關系等問題，而對于游牧社會自身及其歷史演變則缺乏足夠重視。隨著時間的推移，游牧社會作為人類學的傳統研究對象，已經經歷了深刻的演變，其傳統游牧體系正在逐漸式微，逐漸融入到民族體系和世界體系的深處。這種變化與當時西方國家興起的后殖民主義思潮密不可分。游牧社會的人類學研究已經轉向了對游牧社會外部世界對其影響的探究，而非僅僅關注傳統的組織形態。由此，游牧社會變遷的研究發展已經形成了一種高度成熟的“游牧—定居”連續系統的研究模式，將“游牧—定居”過程分解為游牧、半定居、定居以及定居后4個階段，并對不同階段的變化及延續進行了論述。此范式著重分析定居牧業社區的生計、生活方式，如斯曼斯科所言，在幾乎所有的個案中“外部行政力量的政治控制被強加進來”［1］。

一、游牧貝都因人的氏族部落

貝都因人屬于閃含語系民族，系阿拉伯人分支，是以血緣為紐帶，氏族部落為基本組織單位。貝都因部落是阿拉伯半島最大的游牧部落之一，貝都因民族成為了阿拉伯游牧民族的指代詞。在沙特家族建立政權之前，缺乏統一領導的阿拉伯半島貝都因人過著自由、散漫的生活。貝都因部落生產力低下，主要從事放牧經濟、四處掠奪。此時的貝都因人對部落懷有強烈的族親意識。對建立在血緣上的氏族、部落有著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部落的價值觀根植于部落成員個人價值觀中。然而，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使得貝都因人原有的社會秩序被打破，被迫加入到現代化進程中。

貝都因社會能夠平穩運行根本上是基于血緣與血統的世系，貝都因社會被看作是一個巨大的血緣單位。世系是貝都因部落文化的根源，它將貝都因群體和家庭作為一個有分支和次分支的脈絡系統。貝都因社會依其世系關系組成不同大小的單元，幾個不同部落組成的部落聯盟成為貝都因社會最大的單元。沙特家族正式建立政權之前，阿拉伯半島游牧部落社會的統治模式是集權與共和共存的［2］。謝赫作為部落首領擁有最高權力，他領導和管理整個貝都因部落，擁有行政權和軍事權等權力。他不僅解決部落內部的爭端、糾紛，加強部落成員間的凝聚力，而且代表整個部落負責與其他部落形成契約，確保他們之間建立起一種緊密的聯結。謝赫的集權還體現在謝赫的選舉上，大多數的貝都因部落都十分看重血統，而謝赫主要由血統高貴的貴族來擔任，并且為世襲制。另外，體現原始民主的麥吉里斯是部落內部的咨議機構，謝赫做出重要決定必須得到麥吉里斯的支持，貝都因人有權在麥吉里斯發表意見。這種譜系作為一種社會結構在貝都因社會起著重要的作用。

此時的阿拉伯半島以單一農牧經濟為主體，依靠放牧和蓄養駱駝、馬和羊等牲畜為生。也有部落從事種植業、園藝，兼營畜牧。村落周圍的耕地先是歸本部落所有人，后來逐漸過渡到家族的首腦和部落首領手中。游牧民可以從半定居民那里獲得小米、棗子和其他農產品，而半定居民可以從游牧民那里獲得所需要的肉、黃油和奶酪等。

貝都因游牧部落在殘酷的沙漠環境中生活是一場持久的生存之戰，每個貝都因人不能脫離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部落而獨立存在，氏族部落既是他們維持生計的依靠，又能在部落混戰中給他們提供保障。因而，貝都因人對血緣、部落有著強烈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已經深植于貝都因人的社會意識形態里。貝都因人存有強烈的“血永遠不會變成水”的觀念。

二、定居政策促使貝都因人整合進國家系統

（一）沙特政府的直接干預

綜觀沙特阿拉伯貝都因人融入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12年到20世紀30年代。這一時期，伊本·沙特國王對貝都因人采取的定居政策集中體現在“希吉拉”和伊赫萬軍隊的建立。

“希吉拉”一詞譯為村莊或定居的地方，代表著貝都因人由游牧到定居，由掠奪轉向務農和經商活動。1912年伊本·沙特國王建立起第一個“希吉拉”。穆泰爾部落的貝都因人結束追逐水草的游牧生活，移居嘎希姆地區的艾爾塔維河谷，并在此修建房屋、開墾農田，這一期間定居的貝都因人有3.5萬人［3］。此后，他們又陸續遷移到其他地區。以此，沙特家族開啟了定居政策的序幕。與建國后沙特政府的“去部落化”政策不同，這一時期的定居化進程被稱為“引導性”定居［4］。

1929年，阿卜杜拉·阿齊茲國王陛下曾在內志（納季德）策劃并實施了一項前所未有的計劃，旨在為阿拉伯半島的改革進程注入“希吉拉”的力量［5］381。從1918年起“希吉拉”開始建于納季德。直至1929年，約有“希吉拉”120處，貝都因移民20多萬。伊本·沙特在定居區周圍修建學校等基本設施，并為定居的貝都因人提供各種支持來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

伊本·沙特所創建的“希吉拉”是農業軍墾組織，不僅擴大了沙特王國的農業生產，還培養了伊赫萬士兵。對于伊赫萬來說，務農和圣戰都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伊赫萬為伊本·沙特收復國土和對外擴張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6］。例如，1926年1月，對希賈茲地區的合并?！跋＜钡囊梁杖f軍隊，由不同部落的貝都因成員組成，為貝都因部落提供了超越血緣關系的機會，從而促進貝都因民族融合，最終形成了新的國家向心力和虔誠心，為構建現代沙特國家奠定了基礎。伊本·沙特建立伊赫萬的舉措讓貝都因人認識到自己屬于一個比部落、家庭更大的群體——國家。

伊本·沙特時期建立起的“希吉拉”為加速后續的貝都因人定居進程奠定了基礎，并且在各個領域推動了沙特國家的建立和發展，改變了貝都因游牧民的生活方式，是對游牧社會的第一次沖擊和挑戰，阿拉伯半島的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曾經荒蕪的沙漠地區轉變成了遍布著農民的村莊。這些“希吉拉”定居點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發展成為設施齊全的小型服務中心。

（二）沙特政府間接推動

建國前的“希吉拉”定居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1932年沙特現代王國建立之后，阿拉伯半島的部落聯盟國已經轉變為一個永久的民族國家。然而，在此刻，大多數貝都因人仍傾向于維持游牧生活，妨礙了沙特新生政權的平穩運行。從其他視角看，隨著沙特石油經濟的蓬勃發展，現代沙特王國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參與到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在此背景下，沙特政府主張深入推進貝都因人的定居化進程，以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這是定居化進程的第二個階段。

從1932年現代沙特王國成立后至20世紀60年代間，沙特政府通過土地與農業政策剝奪貝都因游牧部落的傳統土地權利，為貝都因部落內財富與私人財產分化創造條件，加快貝都因人定居化。為了鼓勵貝都因人定居從事現代農業生產，沙特政府于1952年和1967年分別成立農業水利部和沙特阿拉伯農業銀行，為貝都因人的定居農業提供服務。

在沙特政府的土地和農業政策的推動下，貝都因定居點的建設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皳祿@示，到1950年，全國范圍內的‘希吉拉數量已從20世紀20年代的120個迅速攀升至152個，并且部分‘希吉拉已逐漸演變為城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沙特阿拉伯農業部在沙特國王的領導下，啟動了大規模的貝都因定居計劃，僅僅在這一年內，沙特阿拉伯成功地建立了約29個‘希吉拉，并為貝都因人開墾了約1 000萬杜諾姆的土地?！保?］49這些定居工程都是沙特政府為促使貝都因人定居而第一次將現代農業機械和方法引入農村部門所做的努力，促進了貝都因人與國家環境的融合。

（三）貝都因游牧民自主定居

沙特石油經濟的迅速崛起及經濟市場化的發展致使沙特傳統游牧經濟開始衰退，貝都因人逐漸認識到擁有土地，從事農業生產，從事穩定工作比游牧生活更有安全感。由此，貝都因人由被迫定居開始轉向主動定居。這是貝都因人定居化進程的第三個階段。

貝都因人用鐵皮或煤渣塊在沙漠的邊緣地帶搭建房屋，由此開啟了他們的半定居生活。許多房屋形成一個村落，此時，他們村落的旁邊仍然保有帳篷，一旦定居失敗，他們就可以隨時開始游牧生活。這類定居形式被稱為“近期希吉拉”。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期間，同一部落或宗族的貝都因人向沙特政府申請土地，建立自己的社區。

除了“近期希吉拉”之外，沙特阿拉伯還有一種自發建立的定居點，被稱為“希拉爾”，這個名字直譯為棚戶區或貧民區，是沙特貝都因人在城市中心周圍或石油公司周圍自發建立的定居點。1942年起，沙特阿拉伯各地區，特別是利雅得和沙特東部的石油市鎮都廣泛分布著“希拉爾”，因為這里能夠擁有更好的工作機會，也可以讓貝都因窮人獲得福利補貼［5］56。

由上可知，自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沙特貝都因人放棄游牧生活，自發地遷往鄉村或城市，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貝都因游牧體系、生計和生活方式受到沙特政府的直接干預。在國家對牧民的管理上，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管理機構。這一過程中，國家的權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經濟利益得到了保障，使其成為一個具有較強市場意識和國家意識的群體。沙特政府也借助間接的發展策略和市場經濟的力量，推進游牧社會的演變，使傳統的游牧文化逐漸向現代轉型。推動更多的貝都因人融入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并逐漸融入農民社區的大家庭。在這種背景下，農民社區出現了新的勞務關系，導致社會內部的分化加劇，同時也促進了人們的生計多樣化。

三、定居政策對貝都因人生活的影響

沙特阿拉伯游牧時期，經濟落后單一的農牧社會結構是沙特的顯著特征，傳統的氏族部落組織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隨著沙特貝都因定居化進程的推動，游牧民涌向城市，并向其他經濟部門轉移。單一的農牧社會結構向多元的現代化社會過渡，城市中產階級、產業工人等新興階層，促成了多元的社會結構。部族關系淡化，傳統游牧部落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受到沖擊。迅速的社會流動和城市化使傳統的農牧、市民和牧民的分野趨于消失，傳統部落土地轉為私有，這對部落的發展造成嚴重沖擊。屬于傳統部落領域的各階層已經分化到其他社會群體中了。原本從事單一農牧業的貝都因人開始從事多元化的職業。但由于受到教育和傳統觀念的制約，進城定居的貝都因人一般選擇在軍隊、國民警衛隊工作或者成為出租車司機、機修工，甚至業務經理等?？傮w來說，定居貝都因人可選擇的職業范圍較廣，經濟水平也在提高。沙特貝都因人已經經歷了從游牧部落生活向永久定居生活的演變，貝都因人的依賴主體也從集體部落向個體家庭轉移。這種變化使得他們在生產、生活中與其他成員之間產生了新的社會關系，血緣和親屬關系的本質和作用已經發生了轉變。在職場和居住環境方面，這種轉型表現得尤為顯著。

在1928年至1968年期間，沙特政府進行了土地改革和分配，導致貝都因部落失去了自我保護和管理資源獲取利益的重要職能。通過土地改革，沙特政府證明了國家有權干預貝都因部落的管理，取代了部落之間的契約和同盟，削弱了貝都因社會的凝聚力和團結，破壞了貝都因部落的政治獨立［6］。與此同時，隨著按地區劃分的政治機構的建立，原本按部落劃分的部落首領權力也在逐漸失去效用。其政治地位也在逐漸變弱，他們不再被視為有效權力的來源。

隨著沙特定居政策的推進、石油經濟和現代教育的發展，沙特阿拉伯王國正向著現代化邁進，在這一階段中，現代科技、新媒體、現代通信開始充斥在沙特貝都因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思想的出現致使貝都因人的傳統觀念發生了改變。雖然定居的貝都因人仍然非常注意維持其傳統的部落價值觀，但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以公民主體意識、文明意識等為主的現代觀念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思維方式。更多的沙特貝都因人具有了現代政治、經濟與文化觀念，對沙特阿拉伯社會事務的參與意識逐漸增強。

四、結束語

貝都因游牧社會在沙特王國實施了一系列定居政策后，實現了從傳統的自給自足的部落向民族國家的轉型。沙特貝都因部落因為自愿或非自愿的定居，逐漸失去了部落社會的相對獨立性，從而引發了深刻的社會變革。貝都因人生活方式的改變、經濟活動范圍的擴大直接導致貝都因人部落觀念的改變。貝都因人經歷了一系列有序的社會演變和定居后的再社會化過程，這一過程為其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一社會演變受到了沙特政府實施的發展政策和市場經濟力量的共同推動。由于貝都因社會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計劃，導致貝都因人更多地被卷入市場經濟的漩渦中，并逐步演變為成熟的定居社區。貝都因社區成為經濟活動與政治生活結合最為緊密的區域。在定居社區中，出現了新的勞務報酬關系，導致社會內部的分化加劇，同時也促進了貝都因人生計的多樣化。沙特政府的直接干預和間接推動往往交織在一起，通過定居政策、土地制度變革實現對貝都因社會的有組織改造，又通過發展政策和市場經濟引導貝都因人選擇其他生計和生活方式，逐步使貝都因游牧社會融入到民族國家體系之中。

參考文獻：

［1］RICHARD SYMANSKI，IAN R MANNERS， R J.BROMLEY.The mobile-sedentary continuum［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75（3）：461-471.

［2］ALEXEI VASSILIEV.History of saudi arabia［M］.London：Saqi books，2000：93.

［3］DAWN CHATTY.Nomadic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M］.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The Near and Middle East，2006：24.

［4］UEM FABIETTI.Sedentarisation as a means of detribalisation： on some policies of the saudi arabia government towards the nomads［M］.London：Routledge，2015：80.

［5］莫尼爾·阿吉列尼.費薩爾傳［M］.何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

［6］高依寧.沙特阿拉伯貝都因人的定居化進程及其社會轉型研究［D］.鄭州：鄭州大學，2021.

作者簡介：羅婷（1984—），女，漢族，陜西榆林人，寧夏大學民族與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榆林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中阿關系與阿拉伯社會文化、民族社會學。

（責任編輯：張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