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內奇語用隱喻論鉤沉

孫毅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外國文學文化研究院,廣東 廣州 510420)

0 引言

馬丁內奇(A.P.Martinich)專注于政治哲學史和霍布斯、洛克、休謨的語言哲學,尤其在現代哲學史和語言哲學領域成就斐然。值得一提的是,他就隱喻是語義的還是語用的問題發表了重要見解,形成了別樹一幟的隱喻觀。

本文通過分析馬丁內奇(Martinich,1980/1984)的隱喻論,從語用學視角闡述隱喻的意義功能。馬丁內奇(1984:35)認為,隱喻是語用而非語義的,隱喻機制是隱喻含義的源頭。他所提出的隱喻論是繼格賴斯隱喻論和塞爾隱喻論之后第三套語用學視閾下的代表性隱喻理論。作為意義的容器,語境與感知關系的相關性影響說者的話語表達和聽者的話語理解(孫毅 等,2022: 35)。馬丁內奇(1984)語用隱喻論從特定語境出發解釋隱喻現象,厘清了隱喻存在的內涵與外延,認為隱喻的解讀一旦脫離語境,便無法獲取意義。他(1984:39)認為格賴斯質量準則的準確性欠佳,局限性過多,如格賴斯所闡述的準則只適用于具有真值的言語行為。他明確指出格賴斯和塞爾隱喻論的缺陷,將隱喻置于更為廣泛的言語行為范疇,避免了違反任一準則,有利于區分標準隱喻和非標準隱喻。本文試圖追根溯源,從格賴斯會話原則出發,探索語用視角下的隱喻解讀,挖掘其短板,凸顯馬丁內奇在語用視閾下對該理論的改進。

1 理論基礎——格賴斯的會話原則

格賴斯(1978)將說者的所指區分為不同元素。他將說者所言與說者的所意——隱含之意——區分開來,但兩者均在隱喻解釋中起作用。從說者所言出發,“說”具有多重含義。例如,鸚鵡學舌的話毫無意義,我們對這種“說”不感興趣;演員在排練時,可說“世界是一個舞臺”,此句有正常含義,但并不意味著世界真的就是一個舞臺,我們也不研究這種意義上的“說”。我們所關注的“說”不單是言傳表達,所“說”內容還須具有意義,即所說的話須用于指代或斷言某事,并具有一定的言外之力。一位公民在討論政府預算提案時,可能說出:“今年將有1 000 億美元的赤字?！蔽覀兛梢詼蚀_匯報公民所說,卻不能準確報告鸚鵡或演員所說,因為鸚鵡和演員的話語無意義。鑒于在間接引語中常使用“say that”來間接表達說者所說,可使用組合詞“saying-that”來表達該意義上的“say”?！皊ay”不僅與實際話語及其本義密切相關,還包括由該話語產生的所有指稱、述謂和任何言外之力。

與“說”相關的是“似乎欲表的內容”概念。這個概念雖比“說”更難界定,但容易闡明。在一個經濟蕭條、政治壓迫的國家,一名心懷不滿的工人諷刺道:“這是個好國家?！逼鋵?他并非真心實意地表揚“國家”,只是似乎在說這個國家很好。實際上,他違背了質量準則,意指這個國家糟透了。

把握說者隱喻性話語的真正意圖是正確理解隱喻的關鍵。譬如,倘若有人說“我的愛人是朵紅玫瑰”,并非宣稱其愛人真是朵紅玫瑰。如果真是如此,那他一定在撒謊。因此,一個說隱喻性話語的人意不在說假話,而在于道出真相。將隱喻性話語視為假話,是一種庸俗的觀點。人們傾向于認為,一個說隱喻性話語者并不是在說些什么(not say-that anything),而只是讓人覺得好像在說什么。此外,隱喻包含字面指稱或字面述謂(literal reference or literal predication),二者不能兼而有之。

由于隱喻性話語包含字面上的言外之力、指稱或述謂,人們傾向于認為隱喻性話語包括該句未傳達隱喻含義時所表述的內容。然而,一個隱喻性話語者并非意欲表達字面之意,也并不代表他說了如字面之意一樣的話,他只是違背了質量原則,看似說了那樣的話。

區分說者的話語或看似要說的內容和其以言說之外的方式傳達的內容至關重要。梅里·伯格曼(Merrie Bergmann)(1982)將這些元素混為一談,提出了一套有缺陷的隱喻理論。她認為,隱喻常被成功地用作真實的斷言。然而,一些隱喻例子可推翻該觀點,如:瑪麗是一只蝴蝶;中東是一顆定時炸彈。伯格曼(1982)認為,說者所說是斷言(assertions),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斷言必須明確,且背后存在詞語使用的規則。倘有人如此斷言,那“瑪麗是一只蝴蝶”和“中東是一顆定時炸彈”都為真。這顯然與事實不符。毋庸置疑,說者隱喻地說出這些話有其目的。隱喻話語之意并非明確的,而是含蓄的,且不受詞語使用規則的約束,說者傳達的是某種隱含之意。談及此概念,須回溯格賴斯關于說者所指的第二個主要元素。

格賴斯(1978)區分了規約(conventional)含義和非規約(non-conventional)含義。這些術語頗具誤導性,馬丁內奇(1984:38)更傾向于稱之為“語言性”(linguistic)和“非語言性”(non-linguistic)。說者所言暗示其所行取決于所用詞語的含義。例如,說“連比爾都喜歡瑪麗”,暗示除比爾以外的人也喜歡瑪麗,這取決于“連”(even)的含義。正如“約翰愛瑪麗,并且瑪麗很快樂”暗含“約翰愛瑪麗,瑪麗因為約翰的愛感到快樂”,這取決于連詞“并且”(and)的含義。會話含義(conversational implication)是最重要的非語言含義,對理解隱喻至關重要。

會話含義的關鍵要素是會話準則(conversational maxim)。格賴斯(Grice,1978)指出,會話受某些慣例的制約,即會話準則,并將其分為四類:數量準則、質量準則、關系準則和方式準則。馬丁內奇(1984)提到,會話含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聽眾為了理解隱含內容必須進行推理,并且聽者必須通過特定推理模式,導出說者的隱含之意。例如,維斯多姆教授在給學生的推薦信中寫道:“努爾塞特是一位儀表堂堂的年輕人,筆跡優美?！比绻摻淌诘耐扑]內容戛然而止,那么他未明示,而是暗示該生并不合格?？紤]到聽者的身份,教授說努爾塞特儀表堂堂且筆記優美,遵循了合作原則;根據質量準則他可以用更貼切的推薦詞反映該生的哲學研究能力。既然他并未涉及這些內容,就意味著該生不是一位值得培養的學術人選。

2 蔑視質量準則

會話準則規范著我們的話語,在對話雙方遵守下,達成合作原則,但并非總是如此。格賴斯(1978)列舉了四種可能違反合作原則的情況。第一,說者可能違反合作原則。說謊者顯然違反了合作原則中的質量準則,但并非所有違反行為都是不好的。第二,說者可能會公然違反合作原則。如果有人被問及一次私密會議的細節,他可能會說:“對不起,我不能說?！边@些信息的涉密性使其公然違反合作原則。第三,說者可能蔑視合作原則。心懷不滿的勞工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國家”,就是典例。第四,不履行準則的方式為面臨沖突。然而,所謂的第四種是不履行準則的理由,而非方式。某人遇到準則間的沖突,他可能會無視、公然違反或蔑視合作原則,但沖突本身并非一種違反準則的方式。在這三種方式中,蔑視合作原則與隱喻最為相關。

如果接受格賴斯對質量準則的表述,那么關于隱喻的一個中心論點就可以用非技術性語言(nontechnical language)來表述:隱喻或是字面上的錯誤,或是被假設為錯誤。這種“脫離”(disjunction)反映了兩種類型隱喻的劃分(Bergmann,1982: 234)。馬丁內奇將字面釋義錯誤的隱喻稱為標準隱喻(standard metaphors),而那些被假設為誤的隱喻稱為非標準隱喻(nonstandard metaphors)。馬丁內奇(1984)所說的“假設”并非判定該隱喻為假,而是考慮到后果,將其視為假。馬丁內奇之所以專門討論隱喻的標準案例,是因為非標準案例是衍生的、罕見的,涉及復雜情況。

所有隱喻命題(metaphorical proposition)都是錯誤的,每則隱喻都蔑視了質量準則。這并非表明或暗示隱喻要點(the point of a metaphor)(即說者想要傳達之物)是錯誤的。相反,隱喻要點通常是正確的,但由于說者蔑視了質量準則,隱喻要點在會話中得以凸顯。同時,這并不意味著隱喻命題是謊言。事實上,任何隱喻都不可能是謊言。因為根據定義,謊言必須是不顯眼的,它違背質量準則。相比之下,隱喻則蔑視這一準則。聽者依靠話語的公開性和虛假賣弄性這一重要線索,從而判斷出說者話語的隱喻性。

3 隱喻實例分析

倘有詩人用“我的愛人是朵紅玫瑰”來歌頌愛情,讀者嘗試解讀此句。如果讀者認為詩人的愛人就是朵紅玫瑰,那么詩人明顯在撒謊,違背了質量準則。然而,讀者知道詩人不會明目張膽地說謊,因為謊言只在掩飾的情況下才有意義,并且讀者有理由相信詩人遵守會話原則。因此,讀者推斷,詩人并非說其愛人是一朵紅玫瑰,而只是假設。一旦讀者確定說者只是在做假設,就可推斷說者的實際意圖。

由于詩人是在含蓄表達,因而他一定認為讀者能夠理解其含義。說者會借助隱喻來擇取某一概念中要強調的部分(孫毅 等,2022:2)。因此,玫瑰的特征需讀者和詩人共享,這為二者建立了思想連接。馬克斯·布萊克(Max Black)一定程度上意識到了這一點,并將其納入其隱喻理論中。他將這些特征稱為“相關的共同點”(Black,1954: 41)。例如,瓊斯是一只狗[大猩猩];我的愛人是一朵紅玫瑰[洋娃娃]。然而,詩歌中的隱喻強調差異性,而非相似性(孫毅 等,2022),其隱喻不選取事物共同點,如“霧來了,踮著貓的細步”。這些隱喻迫使聽者探索隱喻所引入的概念,以便提出符合人們意欲表達隱喻意義的術語,即隱喻之真(metaphorical truth)。

人們在隱喻構建過程中,創造性地處理元素間的關系、組織框架以及綜合的認知模型。隱喻思維的創造性可能來自一個社會、群體或個人的獨特經歷(孫毅 等,2022:42)。盡管如此,即使在這種“創造性”隱喻(creative metaphors)中,聽者也一定能確定說者使用隱喻術語的特征,以及說者認為聽者能夠聯想的特性,即所謂“凸顯特征”(Ortony,1976: 161-180)。只是未對語境廣泛了解之前,我們無法指明這些特征是什么:說者是誰,他們的共同信念是什么,談話之前的鋪墊是什么等等。

說者并不會使用所有凸顯特征,其數量過多。因此,必須進一步縮小凸顯特征的集合。有兩個原則可限制隱喻的凸顯特征。一個原則涉及會話需求(conventional requirement):說者蔑視了質量準則,實則是在利用這一準則在對話中傳達隱含內容。推測這些內容通常涉及關系準則。讀者需將話語與語境聯系來領會詩人之意。詩人將愛人比作玫瑰,假定該隱喻恰當,我們會在玫瑰的顯著特征和詩人對待愛人的態度之間建立聯系。另一個原則是只留下有助于得出真實結論的顯著特征。既符合語境又能得出正解的顯著特征如下:紅玫瑰是美麗的、芳香的或極其珍貴的。將詩人的詩句和玫瑰的以上顯著特征結合可構建以下論點:(1)我的愛人是朵紅玫瑰。(2)紅玫瑰是美麗的、芬芳的,或是極其珍貴的。(3)因此,我的愛人是美麗的、芬芳的,或是極其珍貴的。關于該論點,至少有四點需要注意。

首先,這個結論基本正確。表達玫瑰顯著特征的前提也正,偶有例外。有些隱喻可用對話雙方或整個社會認可的虛假或錯誤觀念進行會話;另一些隱喻可基于人們自知是虛假的神話或者民間傳說。譬如,民間傳說大象的記憶力無懈可擊;有人可能會利用此傳說,說“瓊斯有大象般的記憶力”。還需注意,關于玫瑰的論述有效,但盡管他們本身并不是玫瑰,這些論述也通常有效。一則好的隱喻會利用一些微妙的錯誤推理模式去推測其中之意。試考慮隱喻“瑪麗是一塊冰”,正如塞爾(Searle,1979)所說的,即使瑪麗很“冷”酷(cold)和冰塊是“冷”的兩種表達的意義無相似之處,“瑪麗是塊冰”仍是一個成功的隱喻。馬丁內奇(1984:43)認為,這一解釋隱喻用了“冷”這個模糊詞(equivocation):瑪麗是一塊冰。冰塊是冷的,所以瑪麗很冷酷?！袄洹痹诖蠖嗲闆r下表示“低溫”,在結論中表示“無反應”。

其次,首個前提有字面意義。如果在首個前提中,“紅玫瑰”無字面意義,那么第一個和第二個前提就不會引出結論,隱喻的意義也無法傳達。此外,如果“紅玫瑰”無字面意義,聽者將無法確定如何論證第二個前提。戴維森(Davidson,1978)認為隱喻句子保留了字面意義。然而,他并未解決更復雜的問題,即弄清說者究竟表達了什么。馬丁內奇認為,說者并未真正完全說出內涵意義,而是展現出一些可以算作表達內涵意義的行為。

再次,請注意表達玫瑰顯著特征的第二個或大前提以省略號(ellipsis)結尾。皮特·吉奇(Peter Geach)區分了兩種代詞:惰性代詞(pronouns of laziness)和其他代詞。不妨對省略號的類型做類似區分:惰性點(dots of laziness)和其他省略號。惰性點是一種縮略語,標記了一個必要的填充語境,如“美國的五十個州是亞拉巴馬州、阿拉斯加州、阿肯色州……”另一種省略號表示無法補充完整的語境,如“自然數是1、2、3……”所有自然語言的句子長度都是有限的,而自然數是無限的,因此沒有句子可列出所有自然數。

大前提(major premise)末尾的省略號并非惰性點,而是表示該句無法完全、確定地填寫。如果說者的表達存在隱含意思,那它并不總是絕對確定的。說者暗含之意通常是模糊的,并且說者和聽者可能在大前提中包含玫瑰的特征以及玫瑰的真實特征之間存在分歧,因此,對于說話雙方來說,析取大前提是雙贏之舉,而且這種不確定性并不構成隱喻分析的缺陷。恰恰相反,大多數隱喻,或者更廣泛地說會話含義案例,都存在這種不確定性。因此,隱喻的模糊性(vague)和不確定性并非缺陷,反而使隱喻更耐人尋味,并鼓勵聽者思考和探索相關概念,以尋找以前未考慮事物之間的關系(Black,1979: 28)。

最后,關于紅玫瑰隱喻的爭論可回應隱喻互動論的批評。該批評認為該理論中的關鍵術語是隱喻性的,因而這種分析方法有缺陷。那么,隱喻術語互動有何字面意義呢?(Searle,1979: 92)馬丁內奇(1984:45)的理論提供了答案:首先,理解隱喻要求聽者必須提供一個或多個前提,這些前提將與能得出結論的隱喻共同起作用,得到表達隱喻觀點的命題。這樣的論證通常是三段論(syllogism),讓兩個前提共同作用的是隱喻項(the metaphor term),即三段論中的中項(middle term)。中項是三段論中的另外兩項的中介(mediate),或者它是與兩個前提相互作用的項。三者之間互動緊密,這是選擇缺失前提的原則。在制定缺失前提時,聽者須考慮以下約束:選擇的術語須與主題相關,具有突出代表性,并有助于得出真正結論。

4 隱喻和其他修辭格對比

隱喻是一種修辭格,將它與其他三種修辭格相比較是有一定啟示意義。馬丁內奇(1984:45)曾聲稱,隱喻的一個關鍵標志是,如果隱喻斷言的是內容,它就是錯誤。然而,說者并不斷言隱喻的內容,而是蔑視質量準則,只會讓人產生隱喻表達了一定含義的感覺。嚴格來說,夸張(hyperbole)類似隱喻,都蔑視質量準則,即:一個說話夸張的人在刻意夸大事實,并希望聽者認識到這一點,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而是在暗示些什么。

夸張與隱喻的不同在于:夸張命題總是包含本應表達的命題,而不像隱喻需要額外的前提。如有人講,“瓊斯這輩子從未遲到過”,他可能的意思是“瓊斯幾乎從未遲到過”,前者包含后者。

另一方面,隱喻和曲言法(meiosis)在兩個方面不對稱。首先,曲言法不同于夸張和隱喻,它并未違反質量準則,而違反了數量準則(滿足交際所需的信息量),它所提供的信息量過少而不足以維持交際?？鋸埫}包含應說之物,而曲言法則被應說之物所涵蓋。其次,由于說者所表達的夸張命題并不為假,因此沒必要解釋夸張的緣由。

最后,反諷(irony)與隱喻也存在聯系。具有諷刺意味的話語違反了質量準則。然而,這種違反只是表面上的,而非真正意義上的。一個說者帶有諷刺意味著并未說明顯錯誤之物;如果他真的這樣說了,則說明他是在用一些明顯自相矛盾的話語來表達諷刺之意,如隱喻和夸張構成了說者仿佛在說什么(make-as-if-to-say)的情況。實際上,說者欲表之意與所說內容恰好相反。

5 非標準隱喻

“隱喻”還包括“非標準隱喻”。馬丁內奇(1980/1984)將非標準隱喻定義為,字面上是真話(literally true)的隱喻命題。此類隱喻極為罕見,尤其是真實的隱喻案例,必須對其進行解讀,但解讀非標準隱喻比解讀標準隱喻更復雜,而且篩選出非標準隱喻的例子也絕非易事。標準和非標準隱喻的共同之處是虛假性在生成隱喻和會話含義的特征中均起到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它們還依賴于真實或民俗或神話或公共信仰。

朱莉婭·德里弗(Julia Driver)的詩《妓女》(TheProstitute)提供了一個非標準隱喻案例,該詩的開頭是:

I am stripped,an old screw.(我和一個老妓女一樣無用。)

從字面上看,“stripped”指“脫下衣服”,而“screw”指“妓女”,該句在字面上是正確的,但這樣一來,隱喻解釋幾乎不起作用。隱喻解釋取決于對句子含義的另一種解釋。除了已經列舉的含義外,此句子還能表示,“我是一個舊的金屬扣件,還有一個有缺口的旋脊在我周圍四處亂晃”。后一種意義顯然是說者故意犯錯,蔑視質的準則并要求標準的隱喻解釋。然而,該句的兩層意義并不獨立。這首詩中“screw”的兩個詞義在詞源學上相關,故而將兩層含義聯系起來。馬丁內奇(1984:49)認為非標準隱喻非常罕見,非標準隱喻是標準隱喻的衍生物。傳統觀點認為,相對罕見的、字面意義為真的隱喻,與那些字面意義為假的隱喻區別不大。馬丁內奇的觀點則與之相反,認為這種觀點存在缺陷。在積極層面上,這種觀點無法充分解釋說者如何期望聽話者理解正在討論的隱喻。在馬丁內奇(1984:49)看來,聽者在很大程度上通過話語中明顯的謬誤來判斷隱喻性。如果一個隱喻性命題看起來并非明顯錯誤,那么一定有其他機制致使聽者假設字面上為真的命題是錯誤的,以便理解說者的意思。在馬丁內奇看來,該機制是對某些會話原則的蔑視——可能是除第一條準則,即質量準則以外的任何準則——這迫使聽者假設這句話顯然是錯誤的,將其理解為類似于標準隱喻的非標準隱喻。也就是說,要判斷話語是否存在隱喻首先需關注話語包含的命題是否為誤,不論這種錯誤明顯與否,都可能引發隱喻性。

在消極層面上,一些字面上為真的隱喻只在隱喻數據庫中罕見,并非概念的衍生,這一觀點致使一些理論家錯誤地將非隱喻話語歸類為隱喻。馬丁內奇(1984:50)引述了特德·科恩(Ted Cohen)的著述。其中,科恩例舉三則他認為是真實的隱喻:“No man is an island(無人是一座孤島)”“Jesus was a carpenter(耶穌是一個木匠)”和“Moscow is a cold city(莫斯科是一座寒冷的城市)”(Cohen,1975: 671)。

馬丁內奇認為“無人是一座孤島”并非隱喻。毫無疑問,這句話是真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此句無修辭手段,這是一則曲言法。這樣一個真理有如此詩意的原因在于其通過會話含義傳達了豐富的聯想。在言說時,科恩是在討論關于渺小、平凡主題的事情。因此,讀者必須思考與該主題相關之事,大概會以類似于隱喻的方式推理出:

無人是一座孤島。每個島嶼都與其他島嶼相離,它的生存或福祉不依賴于任何島嶼,也不因其他島嶼的毀滅而消亡……

因此,每個人都與其他人相聯系,其生存或福祉依賴于他人,會因他人的離開而消亡;這一論點站不住腳,但詩歌效果并不因此而遜色。簡言之,雖然科恩的話平白無奇,但他通過會話含義進行的語言交流絕非微不足道。

“耶穌是個木匠”,也言之有理。然而,說者的隱含之意超過了其所說內容,科恩也默認該觀點。其意為耶穌用其貌不揚、毫無價值之物來塑造有價值之物。如果說者所言的另一層含義本身是隱喻的,那么可以解釋這層含義:耶穌使本身無價值之物變得價值連城。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已經明確了說者暗含之意,甚至遠超其所言內容,但并不表示我們將“耶穌是一個木匠”視為隱喻,因為隱喻的經典公式是:“隱喻話語就是以此說彼,即與你所說的不一致之事?！痹谠摾?說者暗含之意并未與他所說之物不一致,而只是增添了部分含義。

最后,“莫斯科是一個寒冷的城市”也非隱喻。此句之意模棱兩可,一語雙關。有兩種字面解讀:“莫斯科是一個常年溫度偏低的城市”和“莫斯科不是一個熱情友好的城市”?！袄洹痹诤笠环N解讀中,是一個死隱喻,而死隱喻并非隱喻。

6 理論概括

馬丁內奇表明,如果接受格賴斯的質量準則,即隱喻是字面錯誤,或被認作錯誤的命題,則格賴斯對該準則的表述過于局限。正如格賴斯所述,“不要說假話”“不要說無根據的話”,這些準則只適用于具有真值(truth-values)的言語行為,例如陳述和斷言。許多言語行為并無真值,例如疑問、承諾和請求。這些正是馬丁內奇(1980/1984)隱喻論的關注點,因為許多隱喻往往鑲嵌在那些字面上無真值的話語中,例如,“我保證會剪掉那只蝴蝶的翅膀”。這類情形無法通過馬丁內奇最初關于標準隱喻和非標準隱喻的界定得以解決。鑒于此,其提出用一個更為寬泛的質量準則取代格賴斯的質量準則,并將其與標準隱喻和非標準隱喻保持一致。馬丁內奇(1980)認為應當用以下準則來取代格賴斯的質量準則:除非滿足完美無缺的言語行為所需的所有條件,否則就不要執行語言行為。這一準則顯然寬泛到足以涵蓋言語行為的全部范圍,但區分標準和非標準隱喻需要的直覺為何? 試著思考動輒就教訓、批評的人可能會說出:“我說,瑪麗將被剪掉翅膀?！薄拔冶ＷC瑪麗會被剪掉翅膀?！薄拔覇柆旣愂欠駮患舻舫岚??！薄拔覉猿脂旣悤患舻舫岚??！币陨厦糠N情況都涉及同一命題:瑪麗會被剪掉翅膀。然而,在每種情形下的字面意思的話語力不盡相同。塞爾(Searle,1979)假設每句話都包含相同的命題內容,但如果每句都按字面意思表達,那么每次言語行為都會因同種原因而有缺陷。在每種情況下,與非標準隱喻之間的區別都不可避免地需用專業術語說明,以便正確描述隱喻現象,并進行必要的概括。

7 與塞爾隱喻論的比較

馬丁內奇隱喻論與塞爾隱喻理論存在相似之處。兩者實質別無二致,都利用了開展言語行為的條件,均訴諸語用學理論探索格賴斯的語言交際理論的特征,但兩者也存在若干分歧。從邏輯上看,馬丁內奇的理論違反塞爾所說的“命題內容條件”,即標準隱喻是指命題內容條件被違反的隱喻。非標準隱喻指被認為違反了命題內容的隱喻。如此看來,標準隱喻論在三個方面更為有力。首先,塞爾聲稱,說者的胡言亂語、語義上的無稽之談、以及違背言語行為規范或是違背會話原則的行為促使一個句子被視為隱喻性話語(Black,1954: 105)。馬丁內奇認為所有標準隱喻和非標準隱喻都違背質量準則,他是在更寬泛的層次上、在言語行為發生之前將所有條件考慮在內,避免了違反任何準則,為標準隱喻和非標準隱喻的區分提供了其他證據。因此,從這個層面來說,馬丁內奇的理論更具說服力。其次,塞爾未明確指出,當說者隱喻地說出某個句子時,他是在說這句話,還是好像在說這句話。馬丁內奇支持后一種觀點,同時也解釋了說者如何傳達其所說的部分內容。最后,馬丁內奇明確指出,話語隱喻意義的推斷受三條原則的約束:①涉及隱喻術語的凸顯特征或屬性;②與談話主題相關來滿足關系準則;③存在能夠得出真實結論的前提。

與馬丁內奇的顯著性、相關性以及產生真理的前提條件相比,塞爾(Searle,1979)用八個輔助原則來推斷與隱喻相關的特征。表面上看,塞爾隱喻論在該方面比馬丁內奇隱喻論更有力。然而,這八條原則是空洞的,經不起推敲。塞爾用八項原則部分回答了在聽到“S is P”時,聽者如何解讀出“S is R”這一問題(Black,1954: 134)。馬丁內奇試圖證明塞爾的八條原則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些原則過于牽強,其允許一件事物的任何可能特征或屬性都能夠成為R 的值。一個完善的隱喻理論必須提供一些準則,明確哪些特征或屬性可能與隱喻相關,以便讓聽者知悉說者隱喻暗示的特征或屬性。這與塞爾的隱喻理論截然不同。塞爾認為事物的任何特征或屬性,無論真假,均在隱喻解讀中發揮作用。該觀點因未明確事物的哪些特征或屬性與隱喻解讀相關而存疑。塞爾并未對實際在隱喻中起作用的事物特征加以限制。

同樣,塞爾(Searle,1979)認為任何特征都有可能在隱喻中發揮作用。簡而言之,塞爾的理論即使規定了許多看似回答了隱喻產生原理的八條原則,但由于其未能明晰具體屬性特征對隱喻產生的貢獻,從而顯得過于薄弱。由此看來,塞爾隱喻論是模糊的,這種模糊不僅體現在八條原則未涇渭分明,更體現在未精準定位激發隱喻的屬性特征。

8 對隱喻語用理論異議的回應:評論與沉思

馬丁內奇隱喻論顯然是語用的,而一批著名的理論家聲稱隱喻是一種語義現象。布萊克是該觀點的代表人物。他認為,隱喻的中心詞“獲得了一個新意義,這與它在字面用法中的意義不完全相同,也與任何字面替代詞所具有的意義不完全相同”(Black,1954: 39)。該觀點與隱喻是一種語義現象的觀點一致:“隱喻必須被歸類為‘語義學’而非‘句法學’的術語?！?Black,1954: 39)在布萊克提出此觀點時,尚無成熟的語用學理論。因此,他的隱喻語義觀與隱喻語用學理論不太相符也不足為奇。他認為“The chairman plowed through the discussion(主席通過討論推進話題)”“The poor are the negroes of Europe(這些窮人是歐洲的黑人)”都是“無可爭辯的隱喻實例”(Black,1954: 26),但需要語境支撐。想象一位癲狂的主席在會議上開著犁辛勤耕耘。這種情況下,第一句話如果被斷言,字面意思就為真。想象一段稍微不同的歐洲歷史,在這種情況下,“窮人是歐洲的黑人”從字面上也講得通。由此看來,一個句子意義的隱喻與否取決于其語境。語境在話語隱喻意義的解讀過程中發揮著“鑰匙”角色,只有特定“鑰匙”插入了正確鎖芯,才能打開隱喻之鎖。若無鑰匙,鎖的意義便不復存在。

科恩(Cohen,1993: 65)也曾提議對隱喻進行語義分析。彼得·拉馬克(Peter Lamarque,1982: 14-18)批判了科恩的觀點,認為隱喻與真正的言外行為的差異足以反駁科恩的觀點。馬丁內奇的看法大體與拉馬克一致,就個別觀點存在分歧。拉馬克認為湯姆諷刺性地說:

(1)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梢酝ㄟ^以下方式正確報告:

(2)湯姆說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湯姆的隱喻性話語:

(3)老鼠把我趕出了家門?？梢哉_表述為:

(4)湯姆說老鼠把他趕出了家。

馬丁內奇認為第(1)和(4)句沒有正確表述湯姆的行為。他認為,諷刺和隱喻性話語不是在說某件事,而是讓人覺得你好像在說什么。馬丁內奇與拉馬克在這一點上的分歧并未削弱他對科恩觀點的批評力度。而且,對布萊克和科恩的反對意見并不妨礙馬丁內奇提出語用理論。

事實上,馬丁內奇的隱喻語用觀與語用學家丹·斯波伯(Dan Sperber)和迪爾德麗·威爾遜(Deirdre Wilson)(1986/1995)提出的關聯理論的內核——最佳關聯高度契合。關聯理論認為交際行為是一種明示推理過程,而該過程與對交際行為本身具備最佳關聯(Sperber et al.,1995: 260)。斯波伯等(Sperber et al.,1995:34)認為如果遵守格賴斯的合作原則中的四條準則,說者永遠無法完整、清晰地表達思想。兩位學者在補漏和凝練的基礎上提出關聯原則:當且僅當聽者在信息接收過程中,為理解說者的話語建立合理假設,且這種假設與當前語境最佳關聯時,話語含義才能被正確解讀。換言之,對話雙方在交際過程中處于理想的對話狀態。聽者立足當前話語語境,并借助已知信息為新信息的理解尋求突破口,關聯的充要條件就是產生語境效應(Sperber et al.,1995:121)。這正是馬丁內奇所強調的隱喻解讀依賴語境的隱喻語用觀。聽者在隱喻的理解過程中,解碼說者的話語信息,為隱喻靶域的解讀不斷付出認知努力,直至找到會話語境的源域投射到靶域的屬性。由此可知,關聯理論更像是對馬丁內奇關于會話準則煩瑣闡釋的總結、提升和拓展。馬丁內奇利用格賴斯關聯準則的觀點為關聯理論的發端奠定了基礎,關聯理論不僅厘清了馬丁內奇的隱喻語用觀,還從認知和交際兩個方面拓展了馬丁內奇的隱喻語用觀。在認知層面,關聯理論明確了聽者的主觀能動性,聽者在最佳關聯的條件下付出的認知努力是理解隱喻的關鍵;在交際層面,話語本身就具備最佳關聯的屬性。從這個層面來看,馬丁內奇確實從語用層面成功闡釋了隱喻理論。

9 結語

馬丁內奇隱喻論是繼格賴斯隱喻論和塞爾隱喻論之后第三套重要的語用視閾內的代表性隱喻理論。該理論在保留格賴斯的關聯準則的前提下,嘗試放寬質量準則,將隱喻置于更為廣泛的言語行為發生條件下,為其產生創造了更多的空間和可能,明確指出了格賴斯隱喻論和塞爾隱喻論的缺陷,并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馬丁內奇語用隱喻論將隱喻分為標準隱喻和非標準隱喻兩種,并將隱喻語言現象嚴格地置于話語含義產生的特定語境范疇當中,為其正確解讀限定凸顯性、關聯性以及真值產生前提三個必要條件,厘清了隱喻得以存在的內涵與外延,摸索出了語用學視角下易于解讀隱喻的步驟和路徑,不僅為目前一邊倒的概念隱喻理論等認知理論提供了學術滋養和可供選擇的理論方案,也有助于啟發學者拓寬隱喻研究的理論維度,為多維跨域研究的開展不斷發力,因而值得學界駐足觀望并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