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抗爭”:堀辰雄《姨捨》中的反戰敘事

陳世華 柳田田

(1.南京工業大學 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江蘇 南京 211816;2.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1)

0 引言

創作了《神圣家族》《起風了》《菜穗子》等名作的日本近代作家堀辰雄,積極吸收西歐新心理主義文學思想,通過人物的感覺、意識和心理,表現近代社會不同時期日本民眾的存在價值和生存處境?！叭绻鄬膶W來說現代文學的話,堀辰雄可以說是開啟現代文學本質的作家之一”,在20 世紀四五十年代“現代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作品所表現出的“現代與古典合一的活力”(竹內清己,1984:220)也影響了三島由紀夫等作家,一時引領著文壇新潮。

在日本政府發動全面對外侵略戰爭,反戰文學等進步文學創作受到強化管制的背景下,堀辰雄自1937 年至1941 年先后改編創作了《蜻蛉日記》《不如歸》《姨捨》《曠野》等四部以王朝文學為題材的小說?！兑虙巍钒l表于《文藝春秋》1940 年7 月號,取材于平安時代菅原孝標女《更級日記》,作品延續著堀辰雄“在純凈的感覺與細膩精妙的心理分析中,蘊含著厚重的羅馬式風格”(吉田精一,1963:8)的創作特色,在保留《更級日記》大致情節的基礎上,改變了原著的體裁、敘事方式及部分情節,帶有濃厚的“復述性色彩”(西川清治,1965:72)。堀辰雄在特殊年代對古典文學作品的“復述”并非簡單的解釋性作業,而是蘊含著深遠意義?！兑虙巍分v述了一位酷愛閱讀物語的少女隨父上京后,從閨中少女到入宮侍奉,最終嫁為人妻并伴夫遠行赴任的故事。作品以主人公的兩次入宮為主線串聯起這位王朝女性的青春年華,并通過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的變化推動故事情節和敘事進程的發展。主人公的兩次入宮,犧牲了自己的人身自由,放棄了鐘愛的物語,斷絕了凡世的愛情?；蕦m既是一種代表集體和榮譽的非現實空間,又是一種犧牲自我和夢想的現實空間。主人公在幻想與現實的二元對立中,無奈向現實妥協。作品中,個人為國家的犧牲被冠以“榮譽”的“美名”,實質上卻暴露出平安時代女性在皇權統治下被物化的悲劇。堀辰雄在戰時背景下的“經典重寫”,表面上是順應文壇潮流,規避政府對反戰文學的嚴苛管制,實則以非激進的隱晦方式,揭穿“榮譽”戰爭之謊言,警示民眾在對外侵略戰爭中被天皇蒙蔽、利用的危險,該作品也標志著堀辰雄成為“在深陷戰爭的昭和十年代,未受時局影響,專心堅守自己的世界而發展的為數不多的作家之一”(谷田昌平,1965:64)?？梢?《姨捨》是在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時期,堀辰雄不懼強權、以特殊的隱喻形式揭露戰爭欺騙性、直擊日本民眾尤其是女性靈魂的反戰之作。

1 皇宮:囚禁自由之籠

皇宮構成了作品主要的空間意象,并由此衍生出虛實空間。在虛實空間的對立下,主人公的幻想與宮中生活現實形成無法化解的個人矛盾。同時,回歸個人生活與奉獻國家亦形成難以調和的社會矛盾。在天皇極權的特殊時代背景下,此雙重矛盾成為釀成個人悲劇的決定性因素。

作品中主人公的境遇和心理空間被物理空間左右。主人公從貴族小姐到入宮為侍,再到嫁為人妻的身份轉變,與其兩次出入皇宮的物理空間轉移相對應,其心理也漸從憧憬未來變得抑郁陰沉。入宮前,主人公酷愛物語,每天徜徉在物語世界,過著無憂無慮的少女生活。自幼聽聞各種物語的主人公尤愛紫式部所著《源氏物語》,為能閱盡世間物語而日夜盼望上京。上京后的主人公隨父親、繼母、同父異母的姐姐居住,時而與小貓逗趣,時而翻閱物語,度過了一段安逸舒適、頗有趣味的閨中生活。其后,在經歷了自小依賴的乳母撒手人寰、繼母離家、寵物貓失蹤、姐姐去世等家庭變故后,主人公本就孤獨的內心蒙上了一層陰霾,唯有物語給予其灰暗生活些許色彩。主人公從《源氏物語》中讀到“與自己境況相似”(堀辰雄,2016:5)的夕顏、浮舟雖身世浮沉卻也色絕天下,這讓其在悲慘家境中始終抱有對未來的希冀,也對物語世界愈加憧憬。作者對入宮前“主人公一味沉迷物語,甚至連現實世界的事情都在物語中追尋,活在空想世界的生活方式”(山本裕一,2003:17)的強調,更加突顯了主人公入宮后面對宮內生活現實的巨大心理落差。入宮后,繁忙的宮務讓主人公深感不慣和壓抑,宮內的勾心斗角致使其倍感孤獨而常常徹夜不眠,主人公漸知現實世界“并非像物語中所描述的那般”(16)理想,皇宮不僅成為其自由的羈絆,更成為其夢想破滅之源。再次被喚入宮時,主人公因“難以拒絕皇家的召喚”(19),奉旨將兩位小侄女一同帶入宮中,自此埋下了兩代人為皇家犧牲的悲劇種子。再次入宮后的主人公與沉著穩重、優雅瀟灑的男子偶遇后芳心暗動,數言的交談卻在心中幾經縈回。主人公出宮后,仍繼續為皇家工作,偶爾進宮侍奉,時常思念起那夜偶遇的男子,卻再未出現良機,這也讓其愈感孤獨寂寥,郁郁寡歡,“在侍女中變得少言寡語,常常一個人呆滯地看著什么”(23)。這段青澀朦朧的思戀一時成為其在深宮之中唯一的期盼與慰藉,但無疾而終、慘淡收場的結局使其心境再次變得陰郁而放棄幻想。對物語和愛情的幻想破滅后,主人公最終嫁與年長20 歲的前下野國守為妾,過著順從現實世界而閉鎖內心世界的婚姻生活?？v觀主人公的一生,皇宮內外的物理空間使其內心由憧憬到陰郁至閉鎖,亦使其放棄對一見鐘情的男子的思念而終嫁年長國守為妾,這“不得不讓人想到國守女兒在王朝末期貴族社會和家庭所帶來的無法挽救的停滯和虛幻的憧憬中生活的絕望與不幸”(西川清治,1965:75)。換言之,主人公悲劇性命運是特定時期的必然結果,而這種結果是進入皇宮使然,皇宮內外成為主人公命運明暗的隱喻。

建筑空間在小說中會產生空間幻覺(魏小梅,2012:7)。作品中,皇宮這種金碧輝煌的建筑空間帶給皇民“進宮后便一生幸?！?15-16)的幻想,成為統治者天皇為蠱惑皇民自我犧牲而構建的,象征榮耀與機遇的非現實空間。處于皇宮之外的主人公雖然“總覺著有些不安”(16),但仍對皇宮抱有遐想,而其兩次進宮的經歷使皇宮由非現實空間徹底轉變為現實空間。第一次入宮,宮中的繁忙事務、冷淡人情使憧憬物語世界的主人公體察到皇宮中暗黑的現實;第二次入宮,突如其來的愛情使本已勘破世情的主人公產生“物語與現實重合”(山本裕一,2003:22)的幻覺,然而在無奈現實的裹挾下,愛情在皇宮內再一次淪為虛幻,與愛慕男子的兩次偶遇與錯過是作者有意識地“在原著的基礎之上,改編為‘永恒的戀人’的‘虛幻之戀’”(大森郁之助,1970:55)。對主人公而言,受天皇統治的皇民是她無法回避的身份,在皇宮這個代表極權的空間中,主人公不得不放棄幻想,舍棄屬于個人的物語、愛情、家庭和自由,這便是“王朝女性普遍化的人生”(工藤茂,1998:5),是皇權統治下女性的悲劇命運,同時也暗含著堀辰雄對天皇極權統治的批判與抵抗。

2 皇權:抹殺個人之劍

《姨捨》再現原著《更級日記》中“永恒地追求愛戀、追求夢想”的女性形象,而王朝女性在封建皇權的壓迫下追求自我的困境也同樣成為“近代女性的煩惱”(松原多仁子,1957:84)。在20 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背景下,頻受天皇蠱惑的近代日本女性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如何取舍成為當時女性的困境。

《姨捨》中的主人公追求著屬于自己的自由和夢想,但這種純潔的向往卻因響應皇權而泯滅。兩次入宮使主人公認識到了皇宮內的殘酷現實,出宮后嫁給國守為妾,心中一邊牽掛著年邁的父母,一邊回望京都感嘆道:“盡管如此,我的一生也并非空空如也”(28),心懷入宮的酸楚隨夫遠赴流傳著棄老傳說的信濃。這種開放式結局使讀者對主人公今后的人生走向充滿了各種想象,但“堀辰雄認可了原著作者對信濃的本質是‘荒涼’的理解”(大森郁之助,1970:48),因此,主人公隨夫遠征的命運也如開篇那首棄老傳說的和歌“行旅過更級,姨舍山上月依依,難解我憂戚”(紀貫之 等,2018:328)中所映射的那樣,注定主人公往后人生終究難逃“被舍棄”的荒涼命運。堀辰雄在《姨捨記》中曾提及的“日本的女子無論是誰都幾乎宿命般擁有單純的夢想,知道是夢想卻依然抱有幻想,她們從一開始便以放棄的姿態接納人生”(堀辰雄,1954:157),這種日本女性特質也成為易被皇權蒙蔽和利用的特點。堀辰雄在戰時借平安時代女性特點的分析,敲響了女性因響應天皇對外侵略謊言而釀成悲劇的警鐘。

在日本天皇極權社會中,集體利益永遠高于個人利益和個人情感。平安時代,天皇作為極權統治者,天下之物皆為其用,人亦不例外;在日本近代軍國主義時期,天皇被神格化,皇民皆成為實現其對外侵略政治野心的利器。在這種背景下,昭和時代的女性亦同平安時代女性一樣被物化,成為天皇極權下被利用、被遺棄的犧牲品?！兑虙巍繁砻嫔厦枋銎桨矔r代女性的悲劇,實則跨越時空,影射昭和初期日本軍國主義為發動戰爭而利用女性的悲劇?！兑虙巍分幸云桨餐醭孕蜗鬄樵蛣撛斓闹魅斯?在進宮即能獲得一生幸福的“甜言蜜語”引誘下進入宮內后,被冠以不容拒絕的責任感,使其在認清殘酷真相后不得不放棄了自我。這種“甜言蜜語”式的欺騙在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時期以同樣的方式呈現:天皇將以侵略為本質的非正義戰爭偽裝成構建“東亞共榮圈”的宏偉藍圖,所謂的“榮譽”之戰的“美名”同樣蠱惑人心?；拭裨诔蔀樘旎仕形锏倪^程中不自覺地將自我客體化,并在天皇的蠱惑之言中將這種客體化賦予了合理性,“這種合理的客體化首先掩蓋了一切物的——質的和物的——直接物性”(盧卡奇,1999:160),這使皇民非但無法拒絕天皇的號召,甚至自我物化而甘愿成為戰爭的犧牲品。此時的個體不得不放棄個人的自由、情感而被迫接受成為天皇對外侵略工具的價值灌輸。

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僅淪為權力的工具,同時也在家父長制下成為男性的犧牲品。當主人公的丈夫被授以萬里之任時,主人公便離別父母隨之前往,女性成為男性“附屬物”的命運增添了女性的悲劇色彩。近代日本侵略戰爭驅使受天皇蠱惑的男性參與戰爭,女性則作為“附屬物”被動員遠赴戰地,以身體為飼從事慰安婦和從軍護士等工作,或被蠱惑進行“滿蒙開拓”,或加入協助軍國體制的女性團體國防婦人會、愛國婦人會等,成為戰時政策的忠實執行者。無論哪種身份,戰時女性皆被冠以“工具”標簽,女性“被分離為‘為生殖’和‘為快樂’兩種,相互對立,但都被異化”(上野千鶴子,2019:37),日本對外侵略戰爭時期天皇制和家父長制下的女性命運,與平安王朝女性命運如出一轍。主人公在第二次入宮時將年幼的侄女帶入宮中,該情節同樣是對日本侵略戰爭時期,日本中小學生作為侵略后備軍,被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并強制進行軍事訓練,從而重蹈成人悲劇覆轍的隱喻。

皇權思想下女性被壓迫的命運在平安時代的王朝文學中展露無遺,又在八百余年后的昭和時代上演?！疤旎式y治的正統性是以神話中的天照大神至歷代天皇的傳統為根基的”(豊秀一 等,2019),而明治政府為走向軍國主義道路、實現侵略野心,將本已失去實權的天皇再次神格化,如天日隆彥等(2014)認為,丸山真男探究的“日本民眾被迫長期處于隸屬境地,并且驅使民眾參與這次面向全世界的戰爭的意識形態原因”的本質,“在于向天皇尋求權力和倫理這種明治以來國家構造中固有的超國家主義”。正是這種特殊的政治體制,既使包括女性在內的日本民眾成為侵略周邊國家的工具,也給日本帶來了災難。無論是平安時代為國駐守的男性與為皇家奉獻一生的女性,還是昭和時代為天皇而戰的男性與服務戰場的女性,皆失去個人與自我,被極權思想蠱惑成為集團中的一員,最終走向被極權所統制和利用的命運。

3 戰爭:“沉默的抗爭”之陷阱

日本自建立近代國家以來,為擺脫長期對歐美列強與中華文明產生的劣等感,部分知識分子與國家融為一體,甘做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文壇號手。東京大學教授品田悅一在接受田淵紫織(2019)采訪時認為,明治政府“利用被奉為‘日本古典’之最的萬葉集來形成國民意識”,大肆宣揚“忠君愛國與萬葉集之間存在無法分割的關系”,利用文學中浪漫的詩文,塑造民眾畸形的忠君愛國思想。在20 世紀30 年代初,以保田與重郎為首的“日本浪漫派”激烈地抵制西洋近代文化,并憧憬所謂“崇高”的萬葉精神,以此達到向天皇表忠、鼓吹戰爭的目的。1935 年,保田與重郎與龜井勝一郎等人以共同創辦的《日本浪漫派》雜志為陣地,提倡以“古典回顧”的方式打開日本民族的危機局面。其文學主張隨著戰爭的推進而進一步響應日本戰時國策,并因此“在那些必須赴戰場的知識分子預備軍的大學生、舊制高中生等年輕的‘學歷貴族’們的情感深處引發了共鳴”[小松(小川)靖彥,2018:2],一度成為日本文壇主流。

在保田與重郎等人主導的“日本浪漫派”掌控文壇的時局下,堀辰雄也展現出回歸古典的文學傾向,但其戰時四部古典題材小說的創作深受谷克多、拉迪蓋、普魯斯特、里爾克、莫里亞克等歐洲作家影響,“是離不開西歐文學影響的特殊的回歸方式”(木村正中,1963:46),這與利用古典宣傳國家主義來鼓吹戰爭的保田與重郎有著本質的不同。堀辰雄(1954)在隨筆《姨捨記》(后更名為《更級日記》)中曾言及,自己少年時期便愛讀《更級日記》,又因受保田與重郎和佐藤春夫對《更級日記》熱愛的感染而重燃興趣,從而創作《姨捨》。一向只專注于文學創作而鮮少參與政治的堀辰雄,在闡明《姨捨》的創作動機時對保田與佐藤的“特意”提及,在侵略戰爭時期蘊含著特殊含義。1935 年以來,以保田為首的“日本浪漫派”在反對近代以來占據思想主流的西洋文化而提倡回歸日本古典時,曾將“日本王朝時期的‘女性文化’作為‘近代’批判的一環而調動起來”(坂元昌樹,2007:90),即保田試圖通過積極贊揚王朝時代的女性文化來達到倡導國家主義、擁護王朝統治的目的。在1935 年發表的同名評論《更級日記》中,保田將原著《更級日記》視為“古典的浪漫派作品”(保田與重郎,1941:219)而一味地謳歌,“保田將與近代分析知性和理性相反的東西,通過其古典批評,贊揚和泉式部所象征的王朝時期女性和母親形象”“根據這一系列女性表象的評論而引導出所謂新的‘文化’的‘傳統’的創造和想象,嘗試重新構筑日本的‘民族’概念”(坂元昌樹,2007:102),也就是說,所謂保田對近代西洋理性文化所采取的對抗性戰略,是通過“創造和想象”,頌贊日本王朝時期的女性形象,鼓吹日本民族概念和國家主義,以使民眾放棄知性和理性而達到“萬世一系”的天皇崇拜。保田站在西洋近代文化的對立面,對日本古典的重新闡釋不過是借古典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宣揚國家主義,主張“胸懷‘歷史精神’,將與永恒相關的‘死’轉化為信仰”[小松(小川)靖彥,2018:15],這種借用古典文學蠱惑日本民眾參戰獻身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與保田與重郎截然不同的是,堀辰雄對古典文學的回歸并非用文學批評的方式,而是選擇對古典文學作品進行重寫、重述和“挪用”,這種方法“在滲透和參與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實踐中實現其控制和抵抗文化及意識形態的重要作用”(張進,2013:194)。堀辰雄在《姨捨》中棄用《更級日記》中的第一人稱敘事,而改以第三人稱敘事來打破第一人稱敘事對讀者的“欺騙性”影響,堀辰雄這種對《更級日記》的“經典重寫”,正是其對保田歪曲解讀古典,順應日本帝國意識形態,鼓吹戰爭文化的一種反擊。堀辰雄對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深受里爾克影響,里爾克筆下的“‘愛之女’,別名是‘被棄之女’,是在孤獨的不幸與痛苦中幾乎視愛情為絕對之物,并在超越男性的存在時提高自我存在的女性”(田口義弘,1951:195-196),而《姨捨》中的王朝女性因入宮而失去自我、淪為權力的工具的形象,這也恰恰影射了戰時皇權統治下女性“被棄”的相似命運,女主人公在遠赴信濃的路上“時而回望京城的方向”(28)也暗含著女主人公內心對命運的抵抗與對擺脫苦難的希望。同時,主人公對物語與愛情執著而純粹的追求,也象征著堀辰雄不與以“浪漫主義”文學之名宣傳戰爭的保田與重郎之流為伍,一味追求純粹的藝術世界,以“沉默的抗爭”姿態隱晦地展現出其“自身對戰爭在文學上的抵抗姿勢”(杉野要吉,1964:124)和作為文人志行高尚的風骨。

“古典回歸”讓堀辰雄在嚴酷的思想管制中得以實現作為文人創作的“自由”與作為個人的“自我”,除《姨捨》外,其創作的《蜻蛉日記》《不如歸》《曠野》也皆通過對王朝女性悲劇的重寫,展現其與文壇、政壇的“沉默的抗爭”。1937 年發表的《蜻蛉日記》作為堀辰雄王朝文學改編系列的首作,與1939 年作為“續集”創作的《不如歸》共同以王朝女流文學《蜻蛉日記》為藍本。在新創作的《蜻蛉日記》中,堀辰雄將原著中哀嘆婚姻不幸的女性日記改編為“一直追問自我存在價值,并在歷經苦惱后從孤獨中振作起來,與命運對抗的新女性故事”(鈴木裕子,2017:49)。作品中,女主人公形象與原著中薄志弱行、惙怛傷悴的道綱母大相徑庭。女主人公面對出軌丈夫的薄情,最終自我覺醒,“反而使自己蔑視致其受苦的丈夫,建立堅強自信的自我”(西澤真理子,1999:38),并流露出展望未來生活的積極之態。而在《不如歸》中,故事中心由小說《蜻蛉日記》中的女主人公與丈夫兼家的婚姻悲劇轉移至女主人公與貴公子右馬頭的情感糾葛,同時將原著中女子一如既往向丈夫索愛的態度改編為對丈夫冷淡、放棄的姿態,這樣的人物設定映射了女主人公反抗自身受男權主義迫害的不幸命運。堀辰雄王朝文學改編系列小說中的終篇《曠野》于1941 年12 月面世。該作品取材于《今昔物語集》卷三十第四篇“中務省大輔之女在近江郡司為婢”,同時受到《伊勢物語》的影響。作品講述了中務省大輔之女在家道中落后,主動勸說丈夫近江守衛另娶他人,自己卻淪為近江郡司的婢女(實為近江郡司之子的情婦),后被近江郡司之子送與已是國守的前夫,與之相認后因愧疚橫死的故事。面對降臨的不幸,女主人公時而煩悶,時而忍耐,時而自棄,時而又小小地下決心反抗,但最終仍淪為封建社會的犧牲品。這部因封建體制而葬送的愛情悲劇“擺脫原著的時代限制,創造新焦點”(高橋秀晴,2010:2),從而,創作出女主人公更加不幸的故事?！稌缫啊钒l表之際恰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周,在此特殊時期,作品中以弱者女性的反抗形象,表達了“始終為作為文學者而感到幸福的堀辰雄與時局的‘沉默的抗爭’”(山本愛弓,2017:153)。此外,堀辰雄將主人公身份由原著中的皇族改寫為貴族,從某種程度上,是以特殊的隱喻方式對“贊美天皇”的反對。

從1937 年至1941 年,堀辰雄接連創作的四篇王朝題材小說,均書寫了封建時代女子試圖反抗現實的悲劇。該系列女性悲劇人物的設定一方面表現為“被棄”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展現出反抗意識和希望意識。對于悲劇人物,堀辰雄認為:“真正崇高的人物,在與命運作抵抗時,一邊經歷種種苦難,一邊在人生某處留下不為人知的淚痕,盡管如此,仍然沒有絲毫放棄與生俱來的崇高,受盡千辛萬苦而生活到最后?！?堀辰雄,1951:142)因此,堀辰雄以“古典回歸”的方式重新演繹“女性世界之苦”,展現了在現實中難以實現世俗幸福的女性們追求“‘比命運更加偉大的生命’姿態”(田口義弘,1951:196),同時,以女性的苦難世界影射二戰時期民眾的苦難世界,借由女性的反抗之勢隱晦地表達其自身的反戰情緒與對國家、民族、民眾命運的憂慮。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后強化思想管制的背景下,“在我們必須要書寫所謂‘浪漫’的使命面前,堀辰雄書寫近代戀愛倫理,實則反抗支配著浪漫主義與資產階級世俗性的社會,強調自由的表達和空想。但這也暗示了在錯誤的時代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浪漫’”(山本愛弓,2017:148),其通過“經典重寫”的方式賦予古代女性悲劇以現代性,將批判矛頭直指近代日本的天皇極權,以文學的方式批判日本在天皇極權鼓動下發動侵略戰爭的非正義行徑。

4 結語

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以昭和天皇為權力中心的日本政府極力煽動知識分子為軍國主義道路服務,提出回歸日本古典、塑造民族精神主張的“日本浪漫派”即是迎合當時日本國策的部分文人群體。深受西歐文學思想影響的堀辰雄卻站在與鼓吹戰爭而復活日本古典價值的“日本浪漫派”對立的立場上,通過以日本王朝文學為藍本的“經典重寫”方式創作了《姨捨》等系列小說?！兑虙巍吠ㄟ^主人公入宮前對宮內榮耀、機遇、幸福等的空間幻覺,以及入宮后殘酷現實帶來的命運對比,警示了在對外侵略戰爭時期,女性響應皇權號召可能帶來的悲劇。在天皇的極權統治和對外侵略背景下,《姨捨》主人公的個人悲劇不僅揭示了女性在天皇極權統治下封建王朝時代的悲劇,也影射了侵略戰爭時期女性受天皇蒙蔽而獻身的時代悲劇?！兑虙巍返膭撟鳠o疑是在警醒女性看清幻覺背后隱藏的日本政府險惡用心,該小說與其他同系列作品也因此成為印證堀辰雄反戰思想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