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歷史與主體
——《杰克》的白人性研究

楊 柳 唐 瑩

大連外國語大學 大 連 116044 中 國

一、引言

瑪麗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是一位杰出的當代美國小說作家。羅賓遜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中，濃厚的宗教信仰氛圍對羅賓遜自身的興趣愛好培養、學習教育選擇，乃至后來的寫作都產生了極大影響。到目前為止，羅賓遜已出版了5部小說，4部散文集和1篇短篇故事?！盎腥壳敝械摹痘屑視罚℅ilead，2004）更是一舉為羅賓遜贏得了普利策獎?！督芸恕?Jack, 2020)在問世之后, 則與《基列家書》《家園》（Home，2008）、《萊拉》（Lila，2014）相并肩，隱隱被稱為“基列四部曲”?！督芸恕分v述了種族隔離大背景下，一個白人男子杰克·伯頓（Jack Boughton）和一個黑人女子黛拉·邁爾斯（Della Miles）之間的悲傷愛情故事?？v然二人靈魂相吸，但其婚姻關系，在除去杰克和黛拉以外的人看來，都是為道德所不齒，法律所不許，社會所不容的。

羅賓遜在自由主義神學影響下, 致力于以宗教思想指導社會改革, 通過文學創作來發表對環保、種族等社會問題的看法。然而，即便是被時任美國總統的奧巴馬稱贊的《基列家書》，在展現對種族共融的美好愿景時也鮮少有黑人的身影出現，直至2020年《杰克》問世。于是，近年來，對羅賓遜作品種族主題的研究中，除了與“救贖”“神學”等主題相結合，也開始以“白人性”為落腳點展開論述。羅賓遜不僅“以兼具神學家和社會評論家身份、以文學創作關注社會問題”（于倩，2018：22），還通過文本來闡發自身對加爾文主義的理解，為其正名，致使其文本與歷史緊密相連。故而，此文將以新歷史主義中路易斯·蒙特羅斯（Louis Montrose）的“文本與歷史的互文性”以及“歷史主體化過程”作為理論支撐，從“歷史的文本性”“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主體化”三個層面展開論述。通過杰克和黛拉二人所在的社會運轉體系和文化特質，文章擬探討小說在美國二十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社會背景下，通過二人在相同困境下的不同遭遇來揭示白人特權和壓迫是如何得到確認的，聚焦歷史與文本中白人種族身份、白人優勢和“好白人”的無知, 探討被隱藏的白人性。

二、論述主體

1. 歷史文本中的白人性建構

美國的白人性起源于其奴隸制時代，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引入美洲，作為殖民者將其自身與奴隸分開的身份界定，是一種人為的社會等級秩序?；浇獭爸Z亞的詛咒”中的黑白膚色二元對立思想與歐洲殖民主義共謀構建了現代種族主義。18世紀啟蒙運動思想家的杰出代表Voltaire（Fran?ois Marie Arouet）更是直接將黑人當作“有些特殊的動物”（Poliakov，1982：56），助長了種族歧視的氣焰，使得白人優越論為本的白人種群意識得到進一步強化。

白人優越論的思想在飄洋過海后扎根在美洲的大地上。最初為了實現奴隸制在美國“自由”社會的合理化，一部分人在思想上為其辯解，“斷言這些被奴役的人們與其他人存在著如此之大的差別，以至于美國的立國原則和理想不適用于他們……在美國社會條件下形成了這樣一種為奴隸制開脫的強烈的種族主義理論”（Sowell，2011：202)。1776年《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不包含處于奴役當中的黑人（李劍民，1999：28）。1787年制憲會議威爾遜提出“五分之三條款”默認黑人的低劣性。首部《歸化法案》中將黑人和所有印第安人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1850年的《逃奴法案》再次強化了美國黑人作為其白人奴隸主的財產身份。19世紀寄身于美國社會的隱匿法則“一滴血”（One-Drop Rule），依托偽科學強化了黑人生物意義上的種族劣等性。美國憲法在1790年規定美國新公民必須是白人，這一種族先決條件直到1952年才廢除。一系列的法律、法庭判決提供了罪惡的土壤，實現了種族歧視的制度化, 確立了黑人的種族從屬地位。

“在對黑人的奴役和不斷污名化過程中，美國白人的優越性意識不斷被強化，甚至種族膚色意識遠遠超過其階級意識”（牛忠光，2022：65）。究其原因，在宗教、殖民主義和美國社會所頒發實行的各類種族隔離法案之外，美國政治上的排他性，以及美國社會上一些白人至上的極端團體組織也對美國白人性的構建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美國在建國之初，直到門羅提出“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為止，一直奉行孤立主義外交政策，這一政策偏好也深深融入美國文化中，形成并加固了排他主義。無論是德國人、愛爾蘭人還是后來的東歐移民，在最初移民美國的時候都被懷疑過是否為白人，是否會破壞盎格魯-撒克遜人為主體的美國白人的優秀素質。內戰后出現的以三K黨為代表的白人至上主義組織則宣揚白人優越論, 并采取極端恐怖主義種族暴力, 將種族差異絕對化, 明確界定白人種族認同, 強化美國白人性中的白人至上特性。

“也就是說，白人性的建構實際上是通過暴力規訓手段‘把黑人變為他者’實現的，白人的存在離不開對其他有色人種的界定, 沒有黑人就沒有白人”（陳后亮 馬可，2020：129）。美國白人也由此成為其他有色人種眼中的“他者”，完成了自我身份的構建。正如洛林（Lorraine）在杰克第一次于黛拉和洛林共同居住的地方用餐時提到，這里居住的人會用“他”（Him）來指代“在街上來來往往的白人”。正如杰克坐在圣路易斯的黑人教堂里，將自己視為一個“侵入者”。

2. 文本歷史中的白人霸權

“因此，‘白人性’不是一個民族意識的指代，而是相較于非白人的特權聲明，并由歷史上白人高等，非白人劣等這類偽科學加以支撐”（Doane，1997：379）。這種特權往往是隱性的，是制度性的種族主義。米爾斯（Mills Charles）于《種族契約》（TheRacialContract）中，在“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使用“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y）的概念，強調“白人性不僅是為了使白人享有特權，更是由白人運行的，保障白人利益的系統”（Mills，2004：31），突出了白人性作為政治經濟系統的特點，陳后亮和馬克將其進一步概括為“白人霸權”。白人霸權經由國家司法體系確立后，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領域，還在文化、認知和評價體系、軀體乃至形而上學層面有所展現。

在羅賓遜的小說中，二人初識時黛拉曾直言從未見過杰克這般，享受不到多少白人福利的白人。這一感慨恰恰說明了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美國社會中，白人中的任意階層，都會因這層膚色享受到來自政治制度，司法體系等實質性偏愛。杰克對此也只是報以自嘲，然而當杰克講出自己的經歷時，黛拉又忙阻止他，“別說了，周一我還要講《獨立宣言》”（Robinson,2020: 9）。黛拉作為一個循道宗牧師的女兒，作為一名高中教師, 卻也不得不考慮自己的膚色,即便深知《獨立宣言》中所宣講的“人人生而平等”，也不敢再聽白人所享有的特殊責任和義務。

不僅如此，白人霸權早已借助政治法律等手段延伸至日常生活（陳后亮 馬可，2020）。在百麗芳丹白人墓園夜游時，杰克提到了其中一位死者，她的墓志銘上寫著“為美而死”。她用了一些東西使自己皮膚看起來更白，那些東西中有砷，有次她用的太多了，便丟了性命。講完的那刻，杰克便懊悔了。果然，他看到黛拉眼中的笑意已然不見，只是十分動容地說，“真可憐！”（Robinson，2020：123）。在軀體上，白人霸權表現為白人性于外表與評價標準的關聯。這份對白皮膚的渴望，再也沒有人能比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劣等人，一個由膚色界定的他者更強烈，更能感受這份差異所帶來的生活上的差別對待。

此外，白人霸權還體現在宗教領域。在美國歷史早期，“奴隸制的擁護者用所謂的‘諾亞的詛咒’來為其蓄奴立場正名……為白人對黑人的奴役構建了宗教教義上的根據”（唐瑩，2018：322）。南北戰爭以后，在基督教教義的支持下, 南方教會在放棄為奴隸制辯護后繼續維護著新種族政策的正當性。黛拉的父親是田納西州孟菲斯一個社區里的領頭人，并在城市里的大教堂中侍奉，然而在提及教堂的時候，黛拉特別強調了，“那是座有色教堂”（Robinson,2020: 32）?？梢? 教會體制早已與社會建構彼此交疊印證。

經由系統性的運作，白人性強化了自身在各個領域的霸權地位，加強了形而上學層面種族從屬的意識形態。在杰克看來，黛拉對自己充滿信心，對自己的膚色也不甚在意，但是反觀自身，杰克卻總是自嘲。杰克在小說中出現時所展現的形象，大部分并未帶有白人特有的驕矜和高傲，恰恰相反，在他報名參軍時受到輕蔑，在典當鋪門口被當作小偷抓捕，在牢獄中屢屢被認定為偷竊犯，甚至被戲謔為“教授”，出獄后也時常被打劫，面對黛拉時既紳士又謙卑的態度，不離口的“對不起”。這一切似乎都更符合那個社會中一個黑人男性該有的遭遇，而羅賓遜卻將這一切都壓在了一個來自于白人中產階級的牧師之子，杰克身上。如果說羅賓遜筆下的黛拉是一個“比白人更像白人”的黑人，那杰克便是“比黑人更像黑人”的白人。恰是如此的跨種族結合，進一步佐證了黑人“必須以各方面的優勢來彌補種族上的天然‘缺陷’”（唐瑩，2018：327）。相較于其他文學作品中做出同樣事跡的黑人角色而言，杰克甚至獲得“浪子”這一頭銜，對他的批判中無一不透露著如老鮑頓般的惋惜和恨鐵不成鋼。

3. 歷史主體化過程中的白人無知

所謂的白人無知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受歷史上偽科學話語誤導對黑人真實情況不了解”（陳后亮 馬可，2020：131），其二是與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相近，是“一種對世界的特定認知傾向”（Mills，2015：218）。然而這種無知絕非真正的無意的無知，而是“出于控制和剝削意圖而主動生產出來的無知”（陳后亮 馬可，2020：132）?！八邪兹硕际欠N族契約的受益者, 即便一些白人沒有在上面簽名”（Mills，1997：11）。然而，占據主導地位且享有霸權的白人性卻不知不覺中從大眾視野中隱匿了行蹤，這是“由于西歐在其過去五世紀的殖民和新殖民中的思想、軍事和科技力量，使得白人性已經成為人性、正常和普遍性的代表：‘白人不是一個特定種族，他們就是人類’”（Dyers，1997：3）。

“主體化過程”，主要是指文本的意識形態性。蒙特羅斯的相關闡釋中包含了兩個含義：其一，指的是教育、社會文化、文學和歷史使個體擁有了自己的思想。其二，所有那些書籍、詩歌、新聞，以及任何可賦予人自由意志的東西，都是通過使個人服從文化規范來約束個人的（Montrose，1986）。羅賓遜成長于美國西部愛荷華州一個虔誠的新教長老會家庭中，親歷了美國基督教在50年代到80年代間的繁榮與衰退?；浇绦伦杂芍髁x神學在80年代“得到廣泛發展……試圖與當代社會保持積極密切的聯系……將宗教信仰和社會使命結合起來”（于倩,2014：25）。羅賓遜在吸收自由主義神學這一社會思想后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發展，并融入自己的作品當中, 進而表達出以神學指導社會發展的思想，“呼吁美國國民堅守盎格魯-新教‘美國信念’”（于倩，2018：25）, 體現出羅賓遜自身的國家觀, 也暴露出這一被羅賓遜視為“傳統文化”背后的白人至上意識, 以及嘗試塑造美國新歷史為其洗白的白人無知。

在小說開篇，杰克想要送黛拉回家但被溫聲拒絕。杰克說，“我沒辦法左右我被帶大的方式”（Robinson，2020: 5）。杰克自身受到的教育, 教導他要做一個紳士。但是在這些概念當中，從未提到過，對待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時是否應該做出區分。畢竟，基列小鎮中的黑人教堂，早在埃姆斯（John Ames）幼時便被一把無名之火焚燒殆盡。所以，最初在杰克的世界中，或許并沒有黑人白人的區別。他所接受的教育樹立的信仰，與內心的疑慮相沖突，緩緩的生根發芽，以一種叛逆的形式表現出來。在成長的過程中，杰克實現了自我的主體化，但是脫離不了社會加之于身的禁錮。于是，自黑人教堂燒毀那刻基列小鎮展現出的種族主義，在他流浪途中所見到的且后來習以為常的種族隔離, 朦朧中, 他看到了那些享受著公共權威的白人，看到了在他們手下諸如黛拉一般只能聽之任之無法反抗的他者。由此，白人性在杰克眼中，由透明轉變成了有形，由不可視變成了可視。

黛拉也曾袒露，她明白自己這一生需得做個完美的基督徒女性，這是件無可奈何，卻又值得慶幸和感激的事。也正因這件事能令黛拉的母親感到寬慰，所以她決定繼續將這個形象保持下去（Robinson，2020：68）。黛拉在這份信仰中，不是靠著對上帝慈愛的感念，對上帝全能的敬畏，而是為了家人，為了實實在在的人，去做一個基督徒。不僅如此，黛拉對基督教，對罪，甚至原罪產生了質疑，“我有時會想，如果上帝并不存在，那還會不會有罪這一說”（Robinson, 2020: 46）。原罪思想，正是加爾文主義所強調的，是新教郁金香教義中的主要內容之一，即“人類完全的墮落”（Total Depravity）。然而不僅是黛拉，還有杰克指出的上帝的全知全能與苦命人蹉跎人生的悖論，對基督教經典的質疑，以及杰克和黛拉二人在墓園談話中對虛無主義哲學經典權威性的挑戰，都反映了羅賓遜對于“正統”的挑戰。

然而在一部描寫跨種族戀人的小說中，她卻絲毫沒有提及宗教對有色人種的迫害, 即便是在她其他著作中，也只是將基督教會關于奴隸制問題上的糾葛，歸于不同流派的“口舌之爭”（唐瑩，2018：324）。因此，不論是《杰克》，或是瑪麗蓮·羅賓遜基列小說系列，讀者們很難從中了解到美國基督教的一些歷史傳統其實是基督教白人至上主義的引擎，羅賓遜一直在通過闡發自身對加爾文主義的理解，為加爾文正名，來為奴隸制和種族隔離進行辯護——盡管這些小說是關于基督教、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自2004年她首次出版《基列家書》以來，這種基督教白人至上主義的缺失就愈發明顯，尤其展現在她最近在2020年新發表的《杰克》一書中?！傲_賓遜小說中基督教白人至上主義的缺失，是一種塑造美國歷史和身份的方式”（Douglas, 2022: 190）。這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沉默：不可能有真正的基督徒, 或者說至少沒那么多真正的基督徒，通過奴役他人來實行暴力形式的白人至上主義。她小說中對美國的基督教白人至上主義的沉默，恰是她對于自身白人身份和白人特權無知的體現。

三、結論

以曾經的奴隸州，密蘇里州的圣路易斯為中心舞臺，以白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的跨種族結合為引線，羅賓遜以自己的方式重現了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國社會中黑人與白人的相同境遇下的不同社會遭遇。文本中杰克和黛拉對于宗教經典、種族問題的思考也分別折射了羅賓遜對于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基督教改革的態度，和對美國種族問題的看法。以奧巴馬擔任總統為節點，有人認為美國已經迎來了后種族時代，種族問題已經成為次要社會問題，可“除卻（文學作品），還有什么能使犯罪和原罪等顯得如此舉無輕重”（Robinson, 2020: 86）。近些年美國政府通過立法和頒布政策等推動種族平等確有成效，但“黑命貴”運動中黑人與白左之間的激烈對沖所暴露出的問題向我們證明了，現實中黑人的“原罪”并不能像文學作品中, 借由自我的認可而得到消除。而羅賓遜在其文學創作中所表現出的對種族問題可以得到解決的樂觀態度, 對基督教種族壓迫歷史的修正, 也只會更加凸顯其作為“好白人”的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