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辭視角下《詩經》的英譯研究
——以理雅各與汪榕培譯本為例

閆夢丹 王 春

大連外國語大學 大 連 116000 中 國

引語

自19世紀以后，出現了許多《詩經》的英譯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國外譯本包括William Jones的《詩經》選譯本，James Legge的散體和韻體譯本，以及Ezra Pound的譯本。同時，國內的翻譯者也有許多代表性的作品，主要包括詩僧蘇曼殊的譯本、楊憲益的選譯本、許淵沖的全譯本以及汪榕培的全譯本。這些譯本在不同的時期和文化背景下，以各自獨特的風格和特點，將《詩經》傳達給了更廣泛的讀者。相較于外國譯者，中國譯者對自己國家的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和社會習慣等更為熟悉，能夠更好地把握文學作品的精髓。越來越多的中國譯者翻譯本國的文學作品，這既體現了中國譯者主動承擔中國典籍外譯的使命感,也有助于充分展現我們的文化，推動中華文化的“走出去”。但由于兩種語言和文化的巨大差異,漢英詩歌均以各自受眾認同的修辭策略為主，存在較大的差異。譯者，同時也是修辭者，更是兩種文化之間的協調者，譯者與受眾之間也不僅僅是單向輸出的關系，而是相互作用，互相影響的雙方，譯者在進行詩歌翻譯時應考慮到受眾的群體、認知水平、文化期待等因素，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和表達方式，因勢利導，對受眾施加影響，讓外國讀者感受到中國詩歌的魅力。

一直以來，我們都希望優秀的中華文化能夠走向世界，讓世界認識到中華文化的魅力，也由此產生了大量的譯作進入到世界各國，然而更多地譯作反響平平，并未起到期待的效果，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在于譯者把中華文化外譯簡單地看作了一個單向輸出的過程，忽略了譯者與讀者之間是一個雙向交流、協調的關系，譯者如果未能“從受眾角度考慮，一味強調存‘異’，把不同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思維習慣和表達方式強加于人，可能會造成更加尖銳的對立和更多的誤解，不利于宣傳中國文化”（陳小慰，2015：77）。因此，“需要譯者精心運作，采用受眾容易接受的方式積極加以影響，在正面宣傳我國的同時，擴大受眾視域，達到雙贏”（陳小慰，2013：97-98）。

汪榕培先生和理雅各先生作為兩位杰出的學者，分別進行了對《詩經》的英譯工作（以下簡稱汪譯和理譯），他們的翻譯成果不僅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廣泛關注，也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和欣賞《詩經》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新修辭”與翻譯

“新修辭”理論是在古典修辭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門關注受眾、關注話語修辭力量、關注修辭話語使用環境和話語具體使用的綜合性語言理論（陳小慰，2013：73）。它強調語言的象征力量，認為“修辭者”與“受眾”是相互理解、共享和雙向交際的關系, 勸說的結果是雙方相互作用、共同接受的結果。與傳統修辭學關注修辭技巧和語言表達的藝術性相比，新修辭理論將修辭的研究范圍擴大到社會、心理、文化等領域，強調修辭是一種社會實踐。

新修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凱姆·帕爾曼（Chaim Perelman）、I.A.理查茲（I.A.Richards）以及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凱姆·帕爾曼（1969）在《新修辭學》中提出，論辯必須考慮受眾意識，否則將是毫無意義和結果的。論辯的關鍵不在于了解演講者或修辭者認為真實或重要的事情，而是理解受眾的觀點。為此，論辯必須以修辭者與受眾達成共識為前提。只有考慮到受眾的心理和社會背景，才能使論辯具有意義和效果。理查茲從微觀的角度討論修辭現象，把詞語的意義作為修辭學理論的中心，深入探索了思想、詞語和事物之間的關系，認為在交際中由于交際雙方對某一事物意義理解的不同可能會引起誤解，因而他致力于研究人類如何在交際中消除誤會，達到共同理解?？夏崴埂げ嗽诶^承古典主義修辭學傳統的基礎上，對修辭做出了重新定義，認為“修辭與說服和認同有關”，修辭成功的關鍵就在于“認同”，擴展了傳統修辭概念的內涵。

長期以來，翻譯研究中對修辭的探討大都局限于修辭格在譯文中的處理，視野較為狹窄，對譯者與受眾的關系以及如何運用譯語話語有效影響譯語受眾等方面缺乏關注，而新修辭強調以受眾為中心、注重話語的修辭力量，對翻譯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劉亞猛（2004：19）教授也提出:“對待完全不同的聽眾/讀者應該使用完全不同的說服手段。從面向國內說服對象轉向國外, 尤其是西方的說服對象，所要求的是一種‘再構思’‘再表達’, 一種‘重構’……”。從新修辭的視角來看，翻譯本身就是一種修辭行為，翻譯的過程實際上是理解原作的修辭動機和重構語境的過程。譯者需要在理解原作的基礎上，以實現原作的修辭動機為出發點，幫助受眾克服語言和文化的局限。譯者在譯語語境中對原作的內容和語言進行再表述，以確保原文在譯語語境中能夠有效地影響受眾，并引導他們產生預期的認知、判斷和行為。

不論翻譯的預期功能是什么，不論是為了怡情、感動、訴求、告知還是鼓動、推銷，都離不開某種意義上的說服（陳小慰，2013：134）。哈里克認為,修辭是通過有效使用語言等各種象征資源來實現其勸說功能的。而實現勸說功能的語言象征手段有四種,分別是辯論內容（arguments）、訴求策略（appeals）、話語建構方式（arrangement）和美學手段（aesthetics）。論辯強調說的話要言之有理，令人信服；訴求指采用激發聽眾情感的語言策略；話語建構指精心行文組篇，達到最佳效果；美學手段則可使語言表達更加獨特、優美、富有說服力（Herrick，2001：13-14）。由于漢英語言的修辭差異，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應充分考慮到受眾對話語內容、訴求策略、建構方式和美學手段的不同預期,“帶著修辭意識進行翻譯”。其原則是:以譯語受眾為中心，建立認同,以受眾為轉移，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必要的調適；用受眾熟悉的方式有效說服、誘導，使受眾至少在愿意傾聽的基礎上，信奉、認同、接受了解譯者欲加影響的內容（陳小慰，2013：201）。

二、《詩經》英譯研究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記錄了自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中國人民的生活畫面，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文化價值，吸引了國內外眾多學者進行翻譯和研究，這些英譯版本雖在其翻譯風格和翻譯策略上有所不同，但都為西方讀者提供了一個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和古代文學的窗口，同時也為中國文學在國際上的傳播和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隨著譯介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詩經》英譯現象進行了探討和研究。

張鑫主要從翻譯規范的視角對比分析不同的《詩經》英譯版本，如張鑫、黃婷艷（2018）從翻譯規范角度, 對楊憲益先生及汪榕培先生的《詩經·國風》譯本中的植物意象英譯進行了研究；張鑫（2021）又探討了楊憲益先生及汪榕培先生兩個《詩經》英譯本中的翻譯規范，結論指出楊譯主要以保留源語文化規范為依據，目的是對外傳播中華文化。汪譯大多準確且優美，既注重傳達原詩的意義，又十分注重借用英語的優勢來增強譯文的美感，以達到傳神之效。高博也高度關注《詩經》的英譯研究，高博（2016）選取理雅各、龐德和許淵沖的《詩經》英譯本作為研究對象，驗證顯化、簡化以及范化三種翻譯特征在詩歌體裁譯本中的表現程度，并從歷時性角度分析了其內在動因；吳曉龍、高博（2017）介紹了《詩經》多譯本平行語料庫的創建過程，力求為《詩經》的英譯研究拓展出全新的視角和途徑。文軍主要研究《詩經》譯本中的副文本翻譯，如滕雄、文軍（2017）借助熱奈特的副文本理論，分類比較了理雅各《詩經》三種版本的副文本之間的異同；文軍、王曉慧（2020）根據附翻譯策略分類，歸納整理了理雅各《詩經·國風》英譯本中的各種附翻譯策略，并嘗試就該譯本為依托，發現更多附翻譯策略。

國內學者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詩經》英譯本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鮮少有從“新修辭”的視角，以譯語受眾為中心來探討《詩經》英譯本的修辭建構方式，本文通過《詩經》英譯本的對比分析，展現譯者在翻譯時是如何運用語言的象征力量，以讀者喜聞樂見的方式呈現我國詩歌的美，進而使讀者認同我們的文化，達到文化輸出的目的。

三、新修辭視角下《詩經》英譯對比分析

中文詩歌往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包含著許多文化符號和傳統意象，而英文詩歌則更注重抒情和思想深度的表現，語言和文化的差異需要譯者有效運用訴求策略、話語建構方式等象征手段,帶著修辭意識進行翻譯。

1. 確保譯文內容真實可信

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背景可能會導致對某些信息的理解產生差異，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可能會遇到一些原文信息在目標語言中難以表達或理解的情況，為了確保譯文內容真實可信，需要使原文信息在譯語語境中言之有理，讓人信服，譯者需要對容易引起受眾質疑、妨礙其信服的內容做必要調整，以便更好地適應目標語言和文化的習慣表達方式，這包括選擇合適的詞匯、調整句子結構、甚至對原文信息進行適度的解釋和補充。

例（1） 原文：領如蝤蠐，齒如瓠犀。 ——《碩人》

汪譯：Her swan-like neck is long and slim; Her teeth like pearls do gleam. ——The Beauty

理譯：Her neck was like the tree-grub; Her teeth were like melon seeds. ——Shih jin

“領如蝤蠐，齒如瓠犀”是用來形容女子的美貌的，蝤蠐是天牛的幼蟲，身長圓形，白色。瓠犀指的是葫蘆籽，作者用它們形容女子脖頸像天牛幼蟲一樣白皙，牙齒和瓜子一般整潔。這兩個喻體對母語為中文者都有些難以接受，翻譯為英文時，若一味求“異”，逐字翻譯，不僅會讓外國讀者不理解，還容易讓不了解中國文化的西方人對我們的審美產生懷疑，不利于中華文化的傳播。汪榕培先生正是從受眾的角度，根據語境對譯文做出了適當調整，從中西方讀者都普遍認同的審美觀，選用了“swan”和“pearl”的意象來形容女子的脖頸優美，牙齒潔白，既傳達了原作意義，又以受眾用受眾熟悉的話語、可接受的方式達到了傳播中華文化的目的。反觀理雅各的“異化”翻譯，毫無美感，信息可信度不強，很難讓人聯想到這是一位“美人”形象，與原文意義相悖，也易引起讀者不適，讓本就處于弱勢文化地位的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進程雪上加霜。

2. 得體運用訴求策略

要有效影響受眾，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必須訴諸于受眾的情感，拉近與受眾的距離，同時需考慮到受眾需求和語言文化差異，有效呈現事實，給予必要的明晰化處理。這意味著譯者需要對原文進行梳理和整理，確保翻譯的內容準確、清晰，并能夠清晰地傳達給受眾。通過清晰化處理，譯者可以消除歧義，使受眾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翻譯作品。

例（2） 原文：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淇奧》

汪譯：My lord is elegant and wise,

As smooth as ivory neatly made,

As carefully polished as a jade, ——The River Bay

理譯：There is our elegant and accomplished prince,

As from the knife and the file,

As from the chisel and the polisher! ——K'e yuh

切、磋、琢、磨，是古代加工玉、石、骨、象牙器的基本工序。這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形容君子學問精湛，品德良善，就“如同”切磋琢磨過的玉器。汪榕培先生考慮到受眾可能對中國玉器文化的不了解，進行了解釋性翻譯，補充了“ivory”“jade”，大意為“美君子文采風流，似象牙經過切磋，似美玉經過琢磨?！苯档土碎喿x難度。汪榕培先生一方面考慮到了照應詩歌原文的押韻，“磋”“磨”對應“made”“jade”，增強了譯文的文學性和美學性，另一方面，通過譯文也讓西方讀者了解到中國文化中人們常用雕琢玉器來形容人的性格品質塑造的這一特點“,不著痕跡”地適當“施壓”，既輸出了我們的文化，又擴大了受眾視域，達到了“雙贏”的結果。在理雅各的譯文中將“切、磋、琢、磨”四個動詞，譯為了“knife、file、chisel、polisher”四個名詞，缺乏解釋，將君子與各種刀具直接放在一起，讓人不知所云，讀者若不理解，更難會接受和喜歡這一文化，若因此對中華文化產生排斥心理，就更加得不償失了。

3. 精心建構話語方式

話語建構方式與言語形式有關，是言語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語言有不同的習慣話語建構方式，要有效影響受眾，就需要獲得受眾對譯者表達方式的認同，因此，翻譯時應盡量套用譯語的相應表達，使譯文讀起來地道自然，提高修辭效果。通過采用適當的話語建構方式，譯者可以更好地傳達原文的意義和情感。這包括句式結構、詞匯選擇、語法規則等方面。通過理解目標語言的習慣表達方式，譯者可以確保譯文在讀起來流暢自然的同時，保持原文的風格和特點。

例（3） 原文：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

汪譯：The locust music fills the air

Hum, hum, hum;

May you sons and daughters bear,

Delighted and handsome! ——The Locust

理譯：Ye locusts, winged tribes,

How harmoniously you collect together!

Right is it that your descendants

Should be multitudinous! ——Chung- sze

《螽斯》是一首祝愿多子多孫、后代昌盛的詩，全篇用比體，是我國早期詠物詩之一。螽指蝗蟲，因蝗蟲繁殖力強，產卵眾多，故用來比人之多子。在汪譯中，使用了較為通俗的詞語和簡潔的句式，使得翻譯更加易于理解。同時，汪譯還加入了一些形容詞和感嘆詞，如“-fills the air”“hum, hum, hum”“delighted and handsome”，以增強文學感和情感色彩。這種表達方式更加注重音樂感和聲音的表達，以及對后代美好祝愿的表達。而在理譯中，采用了更加正式和古典的詞語和句式，如“Ye locusts”“winged tribes”“how harmoniously you collect together”“right is it that your descendants”“should be multitudinous”。這種表達方式更加注重文化傳統和古代詩歌的味道，以及對后代繁榮和繁衍的表達?？傮w來說，汪譯更注重對原文意思的傳達和情感色彩的表達，采用了更加通俗易懂的語言；而理譯則更注重對原文句式和古文化的保留，采用了更加正式和古典的語言。不同的翻譯方式可以給讀者帶來不同的閱讀體驗和理解方式。

4. 恰當運用美學手段

美學手段，也即修辭手段。翻譯時，根據語境，得體、恰當地運用修辭手段，可使語言表達更加獨特、優美、富有說服力。翻譯者通過恰當地運用美學手段，可以在保持原意的基礎上，賦予譯文更多的藝術性和感染力，從而更好地與受眾產生共鳴。

例（4） 原文： 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小宛》

汪譯：All of us should mind our trail,

As if beside the deepest vale.

All of us should act with care,

As if on ice that scarce will bear. ——The Turtle-dove

理譯：We must be anxious and careful,

As if we were on the brink of a valley.

We must be apprehensive and cautious,

As if we were treading upon thin ice. ——Seaou yuen

《小宛》是一首兄弟間相憫相誡的詩。詩人遭逢亂世，對社會的黑暗險惡不滿，故而告誡自己的弟弟要謹慎處事。在這兩個譯文中，汪譯使用了押韻的手法，通過使用諸如“trail/vale”和“care/bear”的押韻詞，增強了詩歌的韻律感。而理譯則沒有采用押韻的手法，整體呈現出比較平鋪直敘的語言風格。另外，原文中使用了形象生動的比喻，描述了人們應該小心謹慎的態度，汪譯在譯文中保留了原詩中的意象，通過“mind our trail”和“act with care”來表達人們應該小心謹慎的態度，而理譯則更加直接地表述了人們應該“be anxious and careful”，以及“be apprehensive and cautious”，相比之下，汪譯更加簡潔且具有音韻美，增強了詩歌的表達效果。

四、結論

翻譯是一項面對西方受眾的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活動, 也是一個現代說服行為, 一種修辭活動。相較于理雅各，汪榕培先生在《詩經》英譯中更加有效使用了語言象征手段，確保了譯文內容真實可信，得體運用需求策略，精心建構話語方式，將古漢語譯為現代英語，幫助受眾理解，同時恰當使用了美學手段，兼顧了詩歌韻律，傳達了原詩歌的意境美和韻律美。

汪榕培先生充分考慮到了受眾因素，他注重將古代中國的文化元素轉化為西方讀者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形式，使用簡潔明了的語言風格，避免過于復雜或生疏的詞匯和句式，使得西方讀者能夠輕松理解和欣賞詩歌的意境。此外，他注重保持詩歌的韻律和音韻，在英文譯文中巧妙地運用英語的音韻規律，保留了詩歌的節奏感和韻律感，使得翻譯流暢自然。這種翻譯風格讓西方讀者更好地體驗到古代詩歌的美妙之處。同時，他還盡力保留了《詩經》原作的文學價值，避免過多的改動和解釋，力求保持原作的風采和特色。這樣的翻譯方式使得西方讀者能夠理解、接受并與譯文產生共鳴，有助于《詩經》在英語世界中傳播和受到賞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