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鵬與辛亥革命史研究

王鳳青

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具有重大轉折性變化的歷史性事件，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革命，它以其特有的劃時代意義、豐富的政治遺產和深遠的社會影響而備受學術界廣泛、持續的關注。張海鵬是當代著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對辛亥革命史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甚至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其“用力最深”的研究領域①李細珠：《追求之境：張海鵬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晉陽學刊》2019年第1期，第13頁。，且有很高的學術建樹。目前學術界對張海鵬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學術貢獻已有一些探討，但對其關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學術成就還沒有專門探討。②如從宏觀角度考察張海鵬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學科發展的貢獻，從微觀視角梳理他對中國史學會，在臺灣史、中日關系史、抗日戰爭史等領域的學術成就和影響（參見拙文《篤行其道——張海鵬先生與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22年第2期）。有鑒于此，本文將對該問題進行較為系統的考察與梳理，以豐富、拓展和深化對張海鵬學術思想、學術貢獻與中國近代史學術發展規律和趨向的認識。

一、從整理史料入手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提出獨到見解

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歷史研究的首要問題是史料問題，只有充分掌握歷史資料，才能探究歷史真相。進入“真正的學者生活”不久的張海鵬①李細珠、張志勇、趙慶云訪談整理：《張海鵬先生訪談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專家訪談及回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52頁。，在湖北省博物館發現了一批未曾公布的有關辛亥革命的史料，抱著極大的熱情把幾乎全部精力集中起來，投入到對這批史料的整理中去。在此基礎上，他相繼發表了《寶善里炸藥爆發時間考實》《湖北軍政府“謀略處”考異》《黃興與武昌首義》等文，澄清了一些長期以來被遮蔽的重要史實，使歷史真相得以浮出水面。

1979年張海鵬從武漢朋友得知，湖北省博物館藏有辛亥革命時期革命實錄館的資料。湖北革命實錄館是武昌起義后不久，參加起義的孫武、張振武等人建議創立的，目的是記錄、編纂湖北辛亥革命史實。到1913年8月，革命實錄館已搜集到集體和個人所撰關于辛亥革命的史料500余件，但是，黎元洪借李烈鈞二次革命敗北之際，將革命實錄館取消，當時的館長謝石欽不得不將這批檔案收藏起來。1956年謝石欽去世，其家人將這些檔案轉交武漢市文史館，后又轉給湖北省政協。1958年湖北省政協又將這批史料轉交給了湖北省博物館。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暨武漢市委員會等：《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編輯說明》（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頁。張海鵬深知檔案對于史學研究的珍貴性。1980年夏天，他先后兩次去武漢查閱湖北省博物館所藏革命實錄館的檔案，并決定選擇其中部分內容編輯出來，得到了博物館的支持。張海鵬擬定了編輯計劃和編寫體例，包括標點如何處理、錯別字如何處理等。由于參加工作的人沒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他后來不得不將其全部重編。因此，這批資料出版時雖然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名義，但實際上他“是名副其實的主編”③李細珠、張志勇、趙慶云訪談整理：《張海鵬先生訪談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專家訪談及回憶》，第253頁。，全部過程都是由他完成的。這些史料后來以《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為題，分為3冊120萬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至1983年相繼出版，成為研究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義、湖北各屬響應的價值非常高的文獻。

這一時期，張海鵬在協助劉大年準備他到東京大學講學的材料時，查閱過同盟會領導人的階級出身，也對此做過一些分析。劉大年告訴他，50年代末，近代史所曾經想調查這些同盟會員及同盟會員的后人，已經做了一些工作，形成了一些資料，他自己不能繼續這項工作了，希望張海鵬能接著做下去。張海鵬深知這項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就和所里同事王學莊合作，從1979、1980年差不多兩三年時間，向同盟會員及其后人郵寄了大約兩三千封信，了解1905、1906年在東京中國同盟會登記的會員家庭生活、家庭經歷、個人經歷等情況，詢問他們手頭有沒有關于辛亥革命及其后的電報、信札、日記、文件等文獻?？上У氖?，在他們收到的幾千封回信中，留下的同盟會員的第一手資料非常缺乏，“很難整理出成型的東西”④李細珠、張志勇、趙慶云訪談整理：《張海鵬先生訪談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專家訪談及回憶》，第254頁。據了解，這批資料經過了40多年，還是有一定價值，還有可能被整理出版。，因此，這件事沒有做成，最終不了了之。不過，這段經歷對張海鵬的學術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后來回憶時指出，這一時期搜集整理辛亥革命史料、編繪《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簡明中國近代史圖集》等工作，是“一個積累近代史知識的過程”，對“增加近代史的基礎性知識很有幫助?！雹堇罴氈?、張志勇、趙慶云訪談整理：《張海鵬先生訪談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專家訪談及回憶》，第256頁。他能夠揭示被學術界長期忽視、語焉不詳的寶善里炸藥爆發時間和湖北軍政府“謀略處”的真實情況，與這一時期搜集整理辛亥革命史料的經歷是密切相關的。

對于寶善里炸藥爆發時間，學術界一直以來有10月8日和10月9日兩種說法①朱純超、蔡樹暉：《寶善里機關炸彈案史實考》，《華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5期，第118頁；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下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第950頁。，個別還有10月7日的說法②賀覺非編著：《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71頁。，但或考證過于疏闊，或方法不夠周嚴，或資料收集不夠全面，并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張海鵬運用所能搜集到的與該事件有關的各方面史料，厘清了寶善里炸藥爆發的確切時間。他把搜集到的史料分為四類：一是直接當事人的記載；二是與聞此事的局外人的記載；三是外國駐漢代表機構的相關記載；四是地方當局的記載。既有直接史料，也有間接史料；既有當事人的回憶等第一手資料，也有聽聞此事者的相關記載這樣的第二手資料。這些資料雖然對寶善里炸藥爆發的時間記載有異，但相互之間可以印證、佐證，從而有利于厘清事實真相。張海鵬對這些史料的剖析細致入微，層層深入，別具一格，發人深省。比如，針對當事人對炸藥爆發時間記載不一致的情況，他以特有的細膩思維指出，在當時極為緊張的情況下，一些人只記住了“自己認為印象最深刻的東西，而忽略了其它”；與聞此事的局外人不像直接當事人那樣精神高度緊張，他們對事件的記載應該是準確、可靠的；駐外使節和地方當局是在事件發生后向本國政府報告或采取的應對措施，記載也應該是準確的、沒有錯誤。經過對看似雜亂無章的史料進行條分縷析的科學解釋和推斷，張海鵬肯定地指出，寶善里炸藥爆發于10月9日，10月8日說“不符合歷史事實”，直接當事人所說的10月8日，是他們“在高度緊張的氣氛中”記錯了時間。③張海鵬：《寶善里炸藥爆發時間考實》，《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290—294頁。在搜羅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如老吏斷獄，張海鵬糾正了以往人們對寶善里炸藥爆發時間以訛傳訛的錯誤，對理解武昌起義發生于10月10日具有重要意義。

長期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為，武昌起義后，革命黨人在湖北軍政府成立了謀略處作為決策機關，主持軍政府工作。對于謀略處是否確實存在，幾乎沒有人提出過疑問。但是，基于對文獻資料的充分占有，張海鵬卻對該問題提出了四個疑問：一是“為何那些未曾與會且又被公認不是謀略處成員的人對于謀略處的記述如此雷同？”二是被公認為謀略處成員的吳醒漢、黃元吉、李作棟等人對謀略處均未明確提及，“為什么他們的回憶比那些并非謀略處成員的人的記述要簡單得多呢？”三是“有相當多著述特別是湖北革命實錄館的全部材料均未提及謀略處”；四是張振武是主持湖北軍政府軍務部工作的實際負責人，“幾乎所有回憶材料及著述都未遺忘”他在那期間的活動，但是“任何一個關于謀略處的記載都沒有張振武的名字?！薄坝诓灰商幱幸?，方是進矣?！痹趶埡ｙi看來，這不符合基本常識。他細致地考察了謀略處14個成員的相關記載，結果“沒有發現其中任何一人承認自己是謀略處成員的”；又對被公認為是謀略處成員的其他成員，如牟鴻勛、吳兆麟、劉公、居正、蔣翊武、熊秉坤、高尚志等人的情況進行逐一分析，也發現他們“無一人承認自己是謀略處成員?！敝链?，得出謀略處這一機構并不存在應該說已經沒有問題了，因為這是基于當事者的直接記錄所得出的論斷。但是，張海鵬沒有止步于此，他進一步考察了湖北軍政府成立后相繼設立的機構情況，發現“未見謀略處的存在?！庇辛舜罅康氖穼嵶鲋?，他得出了令人信服、無可辯駁的結論，“人們所稱道的謀略處是參謀部的誤記，凌駕于參謀部之上的謀略處，事實上是不存在的?！雹購埡ｙi：《湖北軍政府“謀略處”考異》，《張海鵬文集》（第二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51—162頁。張海鵬見微知著，注重歷史細節，注重勾勒歷史的證據鏈，使“謀略處”不存在的論斷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得到了學術界的呼應。②有學者指出，謀略處的存在是“令人質疑的”，“本來并不存在”（吳劍杰：《謀略處考》，《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08頁）。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并沒有因為著名歷史學家胡繩對這個問題“存疑”而放棄自己的主張。③1997年胡繩出版《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修訂版本時，可能沒有看到張海鵬、吳劍杰的文章，堅持認為武昌首義爆發后第二天即成立了謀略處，它“實際上是軍政府的核心”，“政權實際上是掌握在謀略處手里”。（參見《胡繩全書》（第六卷·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1—792頁）。對此，張海鵬指出，謀略處不存在的結論，“十年來沒有人起來推翻它，應該可以說經得起學界的檢驗了?！保◤埡ｙi：《中共黨史之前史的巨著——讀再版的胡繩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96頁）。這種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治學態度，在學術風氣較為浮躁的今天尤為珍貴。

搜集整理辛亥革命史料的過程，培養了張海鵬深刻的學術洞察力。他注意到了辛亥革命中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黎元洪作為一個本應被革命推翻的人，一夜之間卻變成了湖北新軍起義后成立的政權機構的長官，作了湖北軍政府的都督，這使得辛亥革命的局面變得復雜起來，以至于影響到了革命的整個過程和最終走向。長期以來，學術界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但對其中的原因少有提及。張海鵬本著對學術高度負責的態度指出，學者有義務將孫中山等辛亥革命領導人的缺點、失誤、思想中值得商榷的地方提出來。④胡波主編：《孫中山研究口述史·京津卷》（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頁。他從黃興對武昌起義的態度這一微觀視角入手，認為黃興對武昌起義的重要性、緊迫性和可行性缺乏必要的認識，導致對于武昌起義這樣一次影響深遠的起義，實際負責同盟會武裝起義的黃興并不了解情況，未參與直接領導，起義時不在現場。不僅如此，當呂天民到香港吁請黃興蒞漢主持起義事宜時，他依舊“顯得猶豫不定、畏葸不前”，以等待外款為由而不立即前往。武昌起義爆發的第二天，在上海的宋教仁來電催促，他又借故延遲了一個星期，于10月17日才離港北上，28日才抵達武昌。這時湖北軍政府已經成立18天了，黎元洪已于17日履行起都督的職務來了。張海鵬不無惋惜地寫道：“由于黃興的晚到，終于失去了由同盟會領導人直接掌握起義領導權的良機，從而使武昌起義后的政治局勢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边@種認識是非常有見地的，體現了張海鵬獨到的分析眼光。

對于黃興延緩赴漢的原因，張海鵬的剖析已經超越了傳統史學研究的范圍，頗具戰略家的思維，極具啟發性，發人深思。黃興雖然很早就確定了“雄據一首，與各省紛起”的起義方略，但對于首先雄據哪一省，卻沒有考慮清楚，更未考慮把武昌作為首義地點。武昌起義之前，同盟會領導的武裝起義地點大都集中在廣東、華南、西南等邊境和長江中下游，沒有一次安排在兩湖地區，“這種未給予（兩湖地區）特殊注意的情況，適暴露了黃興等同盟會領導人在反清武裝起義的戰略決策方面的失誤?！笔聦嵣?，不僅黃興不相信武昌能夠起義，孫中山、宋教仁等也沒有想到要在武昌在湖北起義。正因如此，當黃興得知湖北即將進行武裝起義，請其赴武漢主持大計時，他是持懷疑態度的，行動上是延遲不進的。無論是黃興，還是孫中山、宋教仁等同盟會領導人，在他們看來，湖北的地理條件不好，革命基礎力量不好，不是發動武裝起義的最佳選擇。這種分析未將黃興的戰略失誤歸結為是個人原因，而認為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階級局限性的具體體現，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同時，張海鵬把黃興延緩赴漢與辛亥革命的成敗聯系起來思考，使人們對辛亥革命失敗的必然性有了更為深刻的把握和理解。他指出，首義選擇在哪一省是革命實踐中的最大難題，但是“當作出首義選擇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而革命的指導者們卻未能及時認識它，并作出最必須的安排，從而影響了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則是歷史的一個悲劇?！庇捎邳S興延緩赴漢，“黎元洪被推為軍政府都督，是武昌起義脫出同盟會領導和控制的表現，是魚爛之勢已成”①張海鵬：《黃興與武昌首義》，《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14—125頁。據了解，這篇文章在《歷史研究》刊出時，編輯做了刪節，題目也做了修改，作者并不滿意。，辛亥革命的失敗成為不可挽救的結果。這些論述冷靜客觀，既新意迭出，又有理有據，經得起推敲，體現了張海鵬把微觀問題置于宏觀視野下進行分析的獨到眼光和深厚功力?！棒~爛之勢”一詞的使用頗為形象生動，使人們能夠更加深切地認識到辛亥革命失敗的歷史必然性。這篇文章在1992年5月臺灣政治大學主辦的“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宣讀時（這次臺灣之行被張海鵬稱為是“破冰之旅”），得到了極高的評價，被認為“無懈可擊”。②張海鵬：《記臺北“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237頁。這也是張海鵬踐行學者應該關注宏觀問題、關注戰略問題的具體體現。③張海鵬、鄒兆辰：《追求歷史的真諦：我的史學之路——訪張海鵬研究員》，《歷史教學問題》2013年第4期，第48頁。

二、以宏闊視野探討孫中山革命業績及其政治思想

孫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在辛亥革命中發揮了最為核心的作用。研究辛亥革命史，孫中山是一個不可逾越的人物，因此，就人物研究而論，孫中山已成為“辛亥人物研究中的一門顯學，長盛不衰”。④嚴昌洪、馬敏：《20世紀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49頁。張海鵬善于在宏闊理論視野指導下，抓住那些影響歷史發展進程的關鍵人物、關鍵事件和重要節點進行剖析。對于辛亥革命靈魂人物的孫中山，他投入了極大的熱情進行研究。

孫中山是辛亥革命的先驅和領袖，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厥功至偉。張海鵬高屋建瓴指出孫中山是20世紀中國的一位偉大歷史人物，他的豐功偉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推翻了封建帝制，開創了共和時代。建立了第一個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提出了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綱領，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領導組織了一系列反清武裝起義；武昌起義時，雖然孫中山不在現場，但是這場起義是在他的思想的指導下發動的。二是贊同社會主義的先驅。孫中山曾大談社會主義，強調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最高理想，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歸宿。孫中山的前一個貢獻“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后一個貢獻“使他的影響延續到現在?！雹輳埡ｙi：《孫中山——二十世紀中國的一位歷史偉人》，張海鵬著：《東廠論史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評論與思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4頁。指出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歷史性選擇，不僅包括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也包括了孫中山這位革命先行者的努力，這是從近代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規律中總結出來的，對于客觀認識中國人民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具有客觀必然性無疑是一種拓展與深化。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張海鵬指出，孫中山一生雖然有不少缺點，但“基本上是一個應該全面肯定的人物?！雹迯埡ｙi等：《唯物史觀與近代歷史人物的評價》，《史學理論研究》2020年第6期，第6頁。張海鵬還高度評價了孫中山提出的實業計劃，認為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完整而又具體的國家現代化計劃，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求富求強的中國夢的最為系統的體現”①張海鵬：《孫中山〈實業計劃〉是中華民族復興夢進程中的偉大貢獻——紀念〈建國方略〉發表100 周年》，《張海鵬文集》（第五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57頁。，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政治思想中最有特色的內容，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對中國近代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是學術界長期以來研究的熱點話題。但是，由于孫中山對民生主義的闡釋有諸多矛盾之處，因此，學術界在該問題上的認識也不盡一致，以至于成為“最為引起人們的誤解和詬病”的問題。②張海鵬：《試論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真諦》，《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6年第5期，第37頁。張海鵬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依據豐富的歷史資料、歷史知識和歷史經驗的積累，在厘清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本質及其內在邏輯、產生根源等問題上花費了很大精力。

張海鵬認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諸多契合之處。③需要指出的是，孫中山認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把他的民生主義思想看作是社會主義思想，因此，張海鵬在研究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民生主義等問題時，是把民生主義、社會主義作為同一概念使用的。孫中山“一生密切注意過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注意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寶庫中吸取營養”，“一向是了解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歷史的，是很贊揚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的”，這使他的民生主義受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影響。張海鵬在此方面有很多論述，比如，“在中國人民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途程中，孫中山是先知先覺者。他的高倡社會主義，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在這個問題上，他是共產黨人的先生”；④張海鵬：《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評說》，《張海鵬自選集》，北京：學習出版社，2012年，第373—400頁?！吧鐣髁x是中國歷史的選擇，并不單指中國共產黨人而言，也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一批與時俱進的革命者，都曾不同程度地考慮、宣傳、呼吁過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前途問題。今日中國社會的發展，是百余年來尤其是辛亥革命以來千百萬志士仁人奮斗的結果”；⑤張海鵬：《辛亥革命是推動中國歷史大踏步前進的重要動力》，《河北學刊》2017年第1期，第35頁?！吧鐣髁x是中國人民的選擇，既有共產黨的功勞，也有孫中山的功勞”；“孫中山所做的理論傳播也為中國最終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做出了貢獻”；⑥張海鵬、李義天、馮雷：《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的復興之路——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訪談》，《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5期，第4頁。孫中山對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關系的闡釋，“預示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必將在中國代之而起，必將在中國主觀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破產的基礎上開辟勝利的道路?！睆埡ｙi不厭其煩地指出孫中山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聯系，有助于從新的視角理解民生主義的價值和意義，讓人讀后耳目一新。

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雖有很多契合之處，但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就會混淆二者的本質區別。張海鵬基于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準確理解，指出孫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沒有資本家的社會，而是不要大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社會，這是民生主義的真諦。他的民生主義，是土地國有、大資本國有的國家社會主義，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可以稱之為民生社會主義，或者“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⑦張海鵬：《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評說》，《張海鵬自選集》，第390—394頁。，它代表的是近代中國正在發展中的、渴望同官僚壟斷勢力和外國資產階級爭取平等地位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張海鵬同時總結了這種社會發展模式的特點：一是以國家資本為主要經濟構成，不允許大資本壟斷現象的存在，通過平均地權實現土地國有，限制大地主、大資本家對土地權的壟斷；二是以中產階級為支撐社會發展的階級基礎，社會發展目標由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政治代表掌握，希望能將革命的領導權掌握在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政治力量手中；三是融入社會主義分配辦法，求得全社會和平協調發展，全民都得到富裕。在孫中山看來，歐美資產階級在完成奪權的政治革命后，未能防止實業發展后出現的社會革命，是一大缺憾，中國應未雨綢繆，預防西方國家出現的這些弊端，保證中國永臻大同之域；四是在政治方向和社會發展目標上，公開聲稱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不僅不相沖突，而且是好朋友。①張海鵬：《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現代意義》，張海鵬著：《中國近代史基本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64頁。這些分析見解獨到，富有新意，在研究視野上較之以往有長足的進步。很顯然，孫中山眼中的社會主義，與中國共產黨追求的社會主義有著本質區別，他沒有抓住社會主義最核心的東西，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是模糊的、偏頗的，因此不能找到中國真正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只能在主觀上提出是“社會主義”，而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主張。任何一種政治學說或者理論，反映的都是特定階級的思想或觀點。張海鵬嫻熟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闡明了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本質，這是他基于近代中國發展趨向提出的準確論斷，被認為是對孫中山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②胡波主編：《孫中山研究口述史·京津卷》（下），第26頁。

張海鵬同時指出，由于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但他本人又想借鑒其中的長處構建他的民生主義理論，從而導致他在闡釋民生主義時，“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矛盾，存在若干不能自圓其說的理論陷阱?！雹蹚埡ｙi：《孫中山民生主義理論體系的內在矛盾——兼議孫中山階級觀點問題》，《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3頁。孫中山看到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勞資間的斗爭狀況，看到了中國資本主義很不發達，一方面譴責資本家專制的流弊，一方面切實替工農群眾著想，同時不允許中國資本主義發達后再來一次革命。具體而言，他既真心誠意地在中國呼喚社會主義，又極力預防社會主義革命；既真心同情勞工階級，又反對無產階級成為未來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既在中國極力籌謀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又設身處地設計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措施；既高度評價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的貢獻，又明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剩余價值理論和階級斗爭學說，反對用階級斗爭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張海鵬一針見血指明了孫中山民生主義存在矛盾的緣由所在，論述有理有據，客觀理性，充滿辯證色彩，具有強大的說服力。

張海鵬在指出民生主義具有內在矛盾性的同時，還把研究視角轉向了實踐層面。他指出孫中山去世后，由于他在中國革命史上的特殊地位，如何執行他的三民主義，尤其是他的民生主義，“幾乎成為全部中國政治生活的重要議題?！雹軓埡ｙi：《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評說》，《張海鵬自選集》，第396—397頁。國民黨、共產黨都聲稱自己是孫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業的繼承人。國民黨方面的胡漢民、戴季陶、周佛海、蔣介石等都撰寫過論述三民主義的著作，闡發民生主義中符合資產階級需要的方面，說共產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民生主義中包含社會主義，只要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黨（國民黨）就行了，借以否認國共合作，否認共產黨的政治合法性；共產黨看到了三民主義的進步性，同時也指出民生社會主義與共產黨追求的共產主義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認為中國革命首先是要使中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轉變為民主主義社會，這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一致的。在此基礎上中國還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這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不同的。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擔負起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富強的歷史使命。

任何一種思想、理論或學說，必須了解其產生根源，才能對其做到全面、客觀、準確的認知。學術界雖大都注意到了民生主義的內在矛盾性，但對其產生根源涉及較少，即使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也大都語焉不詳、粗略談及，影響了對民生主義存在缺陷深層原因的探尋。張海鵬考察了孫中山時期中國的具體國情，指出他在確立自己的政治理想時，對中國國情“估計尚有若干不足?！雹購埡ｙi：《試論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真諦》，《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6年第5期，第43頁。只有認識到近代中國國情才能有的放矢對癥下藥，近代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勢力控制了中國，中國幾乎國將不國，在不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的前提下，孫中山試驗其政治理想的條件不具備。從這個意義上講，張海鵬認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具有空想色彩，缺乏科學性和可行性。孫中山的政治理想與中國共產黨的不同，這個方面是重要的體現。另一方面，孫中山對階級問題的認識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是割裂的。孫中山既承認中國社會存在著階級，也沒有否認歐洲歷史上出現過階級斗爭，但在解決中國問題時卻主張階級調和，不主張階級斗爭，沒有把有關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貫徹到社會實踐層面，這“掩蓋了社會矛盾，掩蓋了階級矛盾”，“主觀上希望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發展機器生產，又要避免中國社會未來出現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②張海鵬：《孫中山民生主義理論體系的內在矛盾——兼議孫中山階級觀點問題》，《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7—110頁。實際上，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是不可避免的，張海鵬在層層深入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一個脫離了中國社會實際的愿望，是一廂情愿的設計，“是主觀的、空想的、幼稚的”③張海鵬：《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現代意義》，張海鵬著：《中國近代史基本問題研究》，第65頁。，注定不可能成功。這是從整體上把握近代中國歷史發展規律基礎上得出的客觀論斷，分析入木三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力量。指出這點非常重要，事實上，孫中山提倡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等主張，并沒有在中國得到實施。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國家資本后來變成了四大家族的官僚壟斷資本，平均地權僅限于紙上，到國民黨離開大陸，這一條都沒有實施。對此，張海鵬意味深長地指出：“對于孫中山的畢生奮斗來說，這（民生主義）是一種很崇高的理想。但是，作為觀察孫中山提出民生主義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研究者來說，對孫中山設計民生主義藍圖的不足之處，不能不指出來?！雹軓埡ｙi：《試論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真諦》，《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6年第5期，第43頁。張海鵬一語道破了孫中山民生主義矛盾性的根源，撥開了籠罩在紛亂復雜現象上面的諸多迷霧，厘清了歷史的真相，被認為是孫中山研究“自成一家的貢獻”。⑤胡波主編：《孫中山研究口述史·京津卷》（下），第27頁。

雖然民生主義有諸多局限性，但它代表了中國正在成長中的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從近代中國歷史前進方向的角度講，它是一種較為先進的學說。張海鵬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指出了民生主義的進步性，認為它在一定意義上，與勞工大眾的利益有相重合的一面，與中國共產黨代表的無產階級利益，在最低綱領上有相同的一面，有與社會主義原則相近的東西，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重要的參考和借鑒意義。①張海鵬：《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現代意義》，張海鵬著：《中國近代史基本問題研究》，第65頁。張海鵬將民生主義與中國共產黨從事的事業勾連起來分析，視角獨特，具有很強的創新性。

張海鵬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進行研究的同時，也重視借鑒運用一些新的理論與方法。他以特有的學術敏銳性注意到，孫中山在闡發民生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時候，頻繁使用“社會革命”這個詞語，但是他對“社會革命”一詞的使用，在不同場合有不同含義，需要對其進行辨析，作出符合孫中山本意的解釋，以免引起歧義。他在查閱大量文獻的基礎上，獨辟蹊徑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即孫中山在論述俄國、歐美國家時說的社會革命，不僅包括推翻君主專制，也包括打破資本家專制，其含義與“社會主義革命”近似；在用來說明中國社會、在中國實施民生主義時，則是指實行民生主義，采取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社會政策，目的恰恰是要避免甚至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同是一個詞，在俄國、歐美和中國的所指是不同的，“毋寧說是相反的”。這種看似吊詭的現象，實則是孫中山政治理想的體現。沒有長期的學術耕耘和深刻的學術洞察力，是不可能有如此卓越的真知灼見的。在孫中山看來，歐洲國家實行政治革命后，由于未注意改進社會經濟組織，導致發生了社會革命，給歐美國家的人民帶來了劇痛，中國應避免發生歐美那樣的社會革命。對此，張海鵬用耐人尋味的語氣寫道：“一個終生以革命為專業的偉大革命家卻發誓要中國在實行民生主義后永遠不再革命”。②張海鵬：《孫中山“社會革命”說正義》，張海鵬著：《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探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304—312頁。但是，中國怎樣才能防止、避免歐美那樣的社會革命呢？孫中山給出的藥方是把幾次革命合起來做，在進行種族革命（民族主義）、政治革命（民權主義）的同時，進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防止產生大資本家，防止產生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畢其功于一役”。但實際上，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國情，中國革命是需要分階段的，要先進行政治革命，再進行社會革命，而在孫中山那里，沒有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概念，也沒有先完成民主革命，再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概念，因此，將孫中山針對中國說的“社會革命”理解成社會主義革命，是不符合他的思想實際的。這些論述新意迭見，精彩紛呈，注意到了“社會革命”背后的社會政治語境和蘊藏的豐富內涵，體現了張海鵬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從另一方面看，張海鵬對孫中山所使用的“社會革命”這個詞語的考察，與近年頗為流行的概念史研究頗有契合之處，反映了他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治學精神。當然，對于這個問題，由于學者學識、認知的差異，不可避免會有不同意見，學術界曾對這篇文章的觀點提出質疑。③參見陶季邑：《也談孫中山“社會革命”說——和張海鵬先生商榷》，《學術研究》1994年第6期；凡夫、紅霞：《讀〈孫中山“社會革命”說正義〉——與張海鵬同志商榷》，《邵陽師專學報》1996年第4期等文。從百家爭鳴的角度看，這對于推動學術進步當然不無裨益，也是張海鵬樂意看到的。

三、多維審視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及其政治遺產

有學者指出，辛亥革命“對于中國歷史的重要性，僅有攻克巴士底獄的巴黎革命之于法國，十三州殖民地聯合抗英的獨立進程之于美國等大型歷史事件可與之相提并論?！雹芰_?；?，朱英主編：《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詮釋》（第三卷），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頁。只有拓展時空維度，通過長時段、大視野的審視，上下延伸、橫向貫通，才能看清楚辛亥革命的地位、作用、意義、性質及影響。張海鵬以宏大的理論視野、注重從整體上把握辛亥革命這一具有重大轉折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

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升”的起點。按照張海鵬近代中國“沉淪”“上升”的U字型發展軌跡理論，民國時期基本上是近代中國的上升時期，1901年至1920年是近代中國“沉淪”到谷底的時期，也是黑暗到黎明的轉折時期，也是“沉淪”到“上升”的轉折時期?！捌渲?，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導致1912年中華民國的建立，是近代中國上升期的起點，又是民國歷史的起點，是“谷底”“沉淪”與“上升”交替表演的第一個回合；袁世凱掌握北京政權，孫中山、黃興等革命派失去政權，是交替表演的第二個回合；宋教仁被刺，孫中山、黃興發動“二次革命”，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宣布就任民國正式大總統，是交替表演的第三個回合；袁世凱稱帝，蔡鍔等發動“護國戰爭”，袁世凱氣急而亡，是交替表演的第四個回合；黎元洪就任大總統，張勛復辟、段祺瑞“再造共和”，孫中山組織護法軍政府號召維護《臨時約法》，五四運動和上海工人運動的興起，是交替表演的第五個回合。①張海鵬：《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與轉折》，金東吉主編：《張海鵬先生七秩初度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4頁。通過分析這些紛亂復雜歷史現象的背后本質和規律，張海鵬指出，辛亥革命所處的歷史時期，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沉淪”到谷底的時期，也是“沉淪”到“上升”的轉折時期，從辛亥革命表現出來的民國歷史的起點，是中國近代史“上升”時期的起點，辛亥革命表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力量的壯大，表現出“中國歷史發展在谷底時期出現了向上的轉機”。②張海鵬：《中國近代史分期及“沉淪”與“上升”諸問題》，《張海鵬論近代中國歷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367頁。這些論述淋漓盡致地刻畫了辛亥革命時期“沉淪”與“上升”力量交替出現、交替表演的復雜情形，展現了辛亥革命期間風云激蕩、瞬息變幻的時局，語言生動、形象，富有畫面感，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地位作用被深刻地揭示了出來。

從中國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是自秦以來中國最偉大的一次歷史轉折。張海鵬指出，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都還是在爭奪皇位上打圈子，未能跳出這個怪圈”，辛亥革命用暴力掀倒了皇帝的寶座，沖破了君主專制制度的堤防，提出用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階級的君主專制制度，這種“以新的社會制度代替舊的社會制度”的嘗試和探索是歷史的巨大進步。③張海鵬：《辛亥革命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張海鵬自選集》，第215頁。同時，辛亥革命后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結束了國人幾千年來對皇帝的頂禮膜拜，人們接受了與中國傳統政治完全不同的共和觀念，為中國歷史進步打開了閘門，“有了這扇門，才會有此后中國革命一步一步往前走，直至今天的成功”；④張海鵬、李義天、馮雷：《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的復興之路——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訪談》，《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5期，第1頁。國人“至今還在享受著這次思想解放所帶來的種種利益”。⑤張海鵬：《試論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與歷史遺產》，《張海鵬文集》（第二卷），第211頁。張海鵬高屋建瓴把握住了辛亥革命在推動古代中國轉變到近代中國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對于深入理解辛亥革命與中國古代社會巨變、與中國近代社會巨變之間的內在關聯具有重要意義。

從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及其從事的偉大事業關系密切。張海鵬雖然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但頗為熟諳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他從黨史的敘事角度出發，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義革命及其勝利，乃至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辛亥革命的繼續?！雹購埡ｙi、鄧紅洲著：《辛亥革命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57頁。辛亥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蔚為壯觀，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朱德、董必武、吳玉章、毛澤東、林伯渠等都是參加或者經歷了辛亥革命而逐漸走向共產主義的；②張海鵬：《從歷史意義和失敗教訓上讀懂這座里程碑》，《北京日報》2021年10月18日，第11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攜手，實現了國共第一次合作，給北洋軍閥反動統治和帝國主義勢力以沉重打擊，改變了中國的政局；中國共產黨在孫中山逝世后繼承了他的遺愿，帶領中國人民打敗了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開啟了中國進步的歷史新紀元③張海鵬：《辛亥革命的歷史與啟示》，《團結報》2021年10月21日，第5版。，使孫中山振興中華的夢想有了堅實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把耕者有其田和節制資本的主張落到了實處，領導人民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使孫中山對社會主義的憧憬變成了現實。張海鵬同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大大發展了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政治理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及其所形成的中國道路，“已經大大超越了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先輩的理想”。④張海鵬：《辛亥革命是推動中國歷史大踏步前進的重要動力》，《河北學刊》2017年第1期，第35頁。這展現了張海鵬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治學特點。

從中華民族復興史的角度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辛亥革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重要關節點，蘊含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的精神力量。張海鵬從黨和國家高規格紀念辛亥革命這一新穎視角入手，指出辛亥革命先驅為推翻清朝反動、腐朽的統治而不屈不撓奮斗的精神，孫中山為振興中華、推進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努力，提出的關于中國實現現代化的追求，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資源，“是新中國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需要借鑒的精神”；⑤張海鵬：《50年來中國大陸對辛亥革命的紀念與評價》，張海鵬著：《東廠論史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評論與思考》，第136頁。辛亥革命是海峽兩岸共同的歷史記憶，通過辛亥革命紀念活動開展兩岸交流對話，有利于促進兩岸的政治互信、民間交往與經濟互動，能夠為兩岸“早日實現和平統一”創造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⑥張海鵬、李義天、馮雷：《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的復興之路——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訪談》，《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5期，第7頁。，發揮重要作用；紀念辛亥革命有助于動員華僑華人支持祖國建設事業，實現中華民族最廣泛的大團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最廣泛的力量。⑦張海鵬：《辛亥革命紀念的政治與學術意義》，張海鵬著：《東廠論史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評論與思考》，第145頁。紀念史學是學術界近年來興起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張海鵬從該視角考察辛亥革命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關聯，是他吸收借鑒新的理論與方法進行學術研究的具體體現。

辛亥革命的性質是學術界長期以來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由于種種原因，人們對該問題的認識不盡一致。大體來看，主要分為兩種意見：一種是資產階級革命論；一種是非資產階級革命論。⑧一般而言，大陸學者普遍認為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國外一些學者認為辛亥革命中資產階級既不是決策者，也不是組織者，也沒有參加起義，因此很難說是資產階級革命。臺灣一些學者除了認同西方學者的觀點外，還以辛亥革命不是由資產階級發起，沒有什么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目標不是為了資產階級利益等為由，否認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劉大年、章開沅等對非資產階級革命論都進行過駁斥。1979年劉大年在日本東京大學講學時，以大量事實為依據，闡明辛亥革命“不是任何其他革命，只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①劉大年：《赤門談史錄》，張海鵬主編：《劉大年全集》（第七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8頁。1983年章開沅在《歷史研究》撰文指出，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的資產階級雖然還很幼弱，但其“發展程度卻已經足以從根本上決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質”②章開沅：《就辛亥革命性質問題答臺北學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165頁。，由于中國此時已淪為半殖民地，敵人非常強大，因此，難以取得如同英、法資產階級那樣的輝煌成就，但不能因此否定辛亥革命的性質。張海鵬沒有參加這一時期有關辛亥革命性質的學術討論，但是，1998年他在臺北《歷史月刊》上發表文章，對這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看法，從新的視角豐富深化了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觀點。他指出研究歷史不能只看表面現象，要善于透過現象看本質，只要革命是針對封建統治的，是要推翻君主專制的，社會發展目標是要從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發展到現代機器工業大生產、發展到資本主義方向的，這樣的革命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具體到辛亥革命，它推翻了封建專制主義的清朝政府，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選舉了大總統，頒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法令，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他同時針對國外和臺灣一些學者認為辛亥革命領導人不是資產階級出身而否認革命性質的觀點指出，革命的性質和領導人的出身不存在必然聯系，17世紀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18世紀北美的獨立戰爭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1917年俄國的二月資產階級革命，領導人都不是資產階級出身，但這些革命都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發展方向的，都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都是為資本家階級利益服務的。③張海鵬：《關于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和對若干史實的解說》，張海鵬著：《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探索》，第94—95頁。這是宏觀考察世界范圍內的資產階級革命后得出的正確論斷，是以前學者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沒有關注到的。當然，針對這一問題，學術界肯定還會有思考、有討論，這種思考和討論會促進對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深化。

辛亥革命雖然具有巨大進步性，但并未取得預期結果。如果僅看到辛亥革命的成功而看不到它的失敗，是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張海鵬指出，辛亥革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但又是一次失敗了的革命：一是革命派的奮斗目標未能實現，中華民國的政權被清朝大臣袁世凱所奪取，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為中華民國所設計和規定的一套政治體制和政治結構被完全破壞；二是由于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對帝國主義存有幻想，不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略方針；三是近代中國兩大歷史使命：民族民主革命和現代化，辛亥革命都未能完成；四是在中國推進資本主義、建立資產階級政黨政治、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設想都沒有成功。④《實事求是地研究和評價辛亥革命——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張海鵬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9期，第21—22頁。張海鵬既看到了辛亥革命的進步性，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辛亥革命成敗得失的客觀評價。

四、以正確歷史觀引領辛亥革命史研究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在進行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同時，出現了一些令人憂慮的現象，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告別革命”論興起后，辛亥革命史研究領域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也日趨嚴重。張海鵬是一個有強烈現實關照意識的歷史學家，具有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強烈的社會使命感，他認為研究歷史包括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要堅持正確歷史觀，要尊重歷史事實，尊重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尊重歷史前進的大方向。面對針對辛亥革命的歷史虛無主義，他旗幟鮮明進行了駁斥與批判。

1995年李澤厚和劉再復在《告別革命》的小冊子中，提出要告別一切革命，不僅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也要告別辛亥革命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一切革命。這個小冊子特別指出，20世紀中國的第一場暴力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當時中國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康梁所主張的君主立憲之路；一是孫中山主張的暴力革命的道路，孫中山“希望通過法國式的暴力革命方式來達到民主，而不選擇英國式的民主道路”，“不能說是正確的選擇”①劉再復、李澤厚：《孫中山評說》，《領導文萃》2010年第13期，第62頁。，由此，作者得出結論，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這是脫離了當時中國歷史實際的一種錯誤認識，張海鵬在整體把握辛亥革命歷史的基礎上，嚴正指出這是“歷史唯心主義者觀察歷史運動的看法，它完全無視歷史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客觀歷史運動”②張海鵬：《“告別革命”說錯在哪里？》，《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42頁。，辛亥革命的爆發具有歷史必然性，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他分析道，近代中國處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后，中國國勢岌岌可危，國家地位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清政府變成了“洋人的朝廷”，以國家的物力、財力示好于侵略者，一切可能的改革社會的機遇都喪失了，國家社會走投無路,“能夠挽救國家于危亡的就只有是革命?！雹邸秾嵤虑笫堑匮芯亢驮u價辛亥革命——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張海鵬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9期，第17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張海鵬同時批判了辛亥革命“搞糟了”的觀點，認為和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相比，辛亥革命后38年中國便完成了民主主義革命，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與英國48年、法國59年、美國85年才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相比，所用時間已經很短了?？梢?，“辛亥革命搞糟了”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這是運用中西比較的歷史視野得出的正確論斷。

為了消除“告別革命”論的錯誤影響，必須讓廣大民眾了解真實的辛亥革命是怎么一回事。2001年張海鵬和他的學生合作出版了《辛亥革命史話》（2011年修訂再版④再版時增加了一章“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紀念與評價”。）。這是一部帶有普及性質的通俗讀物，從“辛亥革命要革什么人的命”“辛亥革命前的中國形勢”“辛亥革命的推動力”“有組織的反清武裝起義的發動”“保路運動和武昌首義”“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臨時政府”“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等方面介紹了辛亥革命的來龍去脈。在談到辛亥革命前的中國形勢時，作者指出，在20世紀的最初10年里，清王朝雖然舉辦了“新政”，但沒有突破洋務運動時期“中體西用”的框框，還是把維護自身統治放在首位，注定不能贏得民心民意；“帝國主義逐漸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控制了一切能夠控制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嚴重威脅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生存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極度擠壓；清政府舉辦“新政”所需經費“毫不例外地攤在了老百姓身上”，各級官吏也從中貪詐，中飽私囊，“幾乎到了竭澤而漁的地步”，再加上給列強的賠款，老百姓已經不能生存下去，“自發地走上了反抗斗爭的道路?！雹輳埡ｙi、鄧紅洲著：《辛亥革命史話》，第15—24頁。從歷史事實出發，敘述簡明扼要，分析深中肯綮，辛亥革命是不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等一目了然，“告別革命”論在此面前無所遁形。

盡管《辛亥革命史話》對人們了解真實的辛亥革命提供了有利條件，但它畢竟是通俗性讀物，史實敘述較為簡略，學術性及史料方面的運用與挖掘還有待加強。2006年張海鵬在和李細珠合作出版的《新政、立憲與辛亥革命（1901-1912）》一書中，對辛亥革命的歷史進程進行了具體而微、深入細致的剖析。這部專著在談到辛亥革命前的中國形勢時，運用大量數據數字，以翔實的事例列舉了中國鐵路、航運、金融、工礦業等方面利權大量喪失的具體表現，指出在清末最后十余年里，“中外民族矛盾并沒有真正地解決，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民族矛盾沒有因為外國列強“保全”中國而有所緩和，帝國主義反而進一步加大了對中國的侵略；在談到清末人民反抗清政府的斗爭時，他們指出從1902年到1905年的4年中共發生各類民變326次，年均81.5次，從1906至1911年的6年間，全國共發生各類民變事件989次，年均約165次；著作還把民變事件分為反洋教、抗捐抗稅抗租、罷市與罷工、秘密會社起事、少數民族人民反抗斗爭等五類，使人們對于廣大人民群眾處于悲慘境遇不得不鋌而走險、起而反抗多了幾分同情和理解。作者還以個案形式呈現了辛亥革命前清朝內部不顧百姓死活、不顧國家民族前途，只為個人利益著想的腐朽、腐敗樣態，如1907年為了東三省都督問題，段芝貴以重金購得天津歌妓楊翠喜獻給奕劻的兒子載振，又用白銀10萬兩賄贈奕劻作為壽禮，從而得以直隸候補道超擢為署理黑龍江巡撫①張海鵬、李細珠著：《中國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憲與辛亥革命（1901—191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4—256頁。，類似這樣的事例在著作中還有很多，到處可見。通過大量文獻資料、具體事例的運用和鞭辟入里的剖析，張海鵬抓住了辛亥革命之所以爆發的最為本質核心的東西，給予“告別革命”論以有力反擊。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不僅反映在學術界，也反映在了影視領域。被作者自詡為“不戲說，不演義”的政論劇《走向共和》背離了歷史的基本內容和趨向，如美化李鴻章、袁世凱、慈禧太后等歷史進程中的反面人物，歪曲丑化孫中山形象，捏造他在美國募捐被華僑老板娘當成騙子要報警等情節。歷史劇承擔著向社會大眾傳播正確歷史知識和進行歷史教育的重要功能，是一項嚴肅的工作。本著對歷史、對民眾高度負責的態度，張海鵬先后撰寫了《電視劇<走向共和>引起觀眾歷史知識的錯亂》《是一部歷史政論劇，而不是歷史正劇——關于歷史劇〈走向共和〉的零星感想》《歷史電視劇〈走向共和〉宣揚什么歷史觀》等文，揭露《走向共和》中荒謬錯誤的歷史觀，以正視聽。首先，該劇大量情節違背歷史事實。如李鴻章在家里接待孫中山并侃侃而談革命，是捏造的，是為了“烘托孫中山與李鴻章共倡共和的氣氛”；宋教仁到洹上拜訪袁世凱，沒有歷史根據；同盟會總部明明設在上海，卻有孫中山說設在湖北武昌的情節；編造孫中山被華僑老板娘當作騙子要報警，“狼狽而逃”，等等。這體現了張海鵬深厚的史料功底。其次，《走向共和》宣揚所有的人，“李鴻章、慈禧、袁世凱、孫中山都在內，國家和社會都在走向共和”，這是“對歷史發展完全錯誤的理解”。實際上，近代中國社會不同的階級和集團尋找的出路是不同的，不是一個共同的出路，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錯綜交織，不同的階級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人民群眾、代表人民群眾最大利益的政治勢力創造的是走向共和的歷史；帝國主義者、封建統治者創造的是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反對共和的歷史。嚴肅指出《走向共和》對近代中國存在階級斗爭、階級對立，因此尋找的出路不同乃至相互對立的實際進行模糊處理，是張海鵬在對近代中國歷史發展規律準確把握基礎上得出的正確論斷。最后，該劇認為共和是現代完成進行式，一直到現在，中國還在走向共和，這是把“共和政治作為中國的唯一選擇、唯一出路”，實際上并不成立。因為，孫中山等追求的資產階級共和政治已經過時了，中國現在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共和國，不是在走向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不加分析地說中國今天還在走向共和，實際上是把資產階級共和國作為理想，思想還停留在辛亥革命那個時代。①張海鵬：《歷史電視劇〈走向共和〉宣揚什么歷史觀》，張海鵬著：《東廠論史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評論與思考》，第232—239頁。在正確歷史觀指導下，張海鵬指出該劇沒有達到編劇所說是一部觀點戲，旨在“為觀眾提供一個看歷史的新的角度”的目標②張海鵬：《電視劇〈走向共和〉引起觀眾歷史知識的錯亂》，《張海鵬文集》（第三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86頁。，反而以違背或捏造歷史的方式，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這一認識切中要害，體現了將歷史和現實相貫通的強大力量。

總之，在張海鵬看來，《走向共和》作為歷史劇是不成功的，是唯心史觀影響下的產物，是編導者們心目中的近代史，不是真實存在的歷史。后來他又多次指出《走向共和》顛覆了歷史教科書，“錯誤地引導了觀眾，引起觀眾歷史知識的錯亂，起到了不好的作用?！雹蹚埡ｙi：《普及歷史知識首先應該尊重歷史真實》，《張海鵬文集》（第五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80頁。在他看來，歷史正劇既然以嚴肅的重大的歷史題材為內容，就應該以有根據的歷史事實為依據，為了劇情需要，可以在歷史邏輯和生活邏輯的前提下，在某些故事情節上進行創造，但是創作的情節不能違背歷史的本質，更不能撇開已有的歷史事實另行創作，否則就會誤導觀眾，貽害無窮。張海鵬寫這些文章時，不少媒體包括中央電視臺在內都在大力宣傳《走向共和》，認為它是一部歷史正劇，反映了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他不盲從主流媒體的意見，力求給觀眾和讀者以正確引導，力求向大眾傳播普及正確歷史知識。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對于尊重歷史、符合歷史事實的影視劇，張海鵬則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際王朝柱編劇、唐國強導演的電視劇《辛亥革命》播出。張海鵬認為該劇按照歷史真實的原則，“擺正了階級關系，陣線分明，誰革誰的命，一目了然”“這樣的主題確定是符合歷史真實的”。④張海鵬：《為開啟社會變革的辛亥革命高歌——長篇電視連續劇〈辛亥革命〉觀后》，《光明日報》2011年10月24日，第4版。他指出，該劇對辛亥革命歷史過程的描述、對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的肯定、對頑固保守腐敗的清朝統治階級的批判、對孫中山作為全局中心地位的處理、對孫中山與黃興關系的刻畫、對革命黨人舍生忘死愛國主義精神的表現等，體現了尊重歷史事實、尊重歷史事件發生的歷史條件，尊重歷史事件在歷史長河中的地位作用等正確歷史觀的基本要求。同時，他再次強調《走向共和》中認為走向共和到今天還在走的論調，是“一種糊涂見解”，結合本國民意和歷史特點，有效治理國家的民主才是最好的，而不能犯靜止主義的錯誤；以清末新政時期中國社會欣欣向榮、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道路好為由否定辛亥革命革命是沒有任何歷史根據的，是對歷史的捏造。他還指出，如果清末社會欣欣向榮，如果康梁改良主義道路好，為什么得不到歷史的肯定呢？如果革命不好，為什么參加革命的人越來越多呢？為什么武昌首義發生后，短短一個多月內，就有14個省區起而響應呢？為什么還有二次革命，還有護國戰爭、護法戰爭，乃至北伐戰爭呢？為什么從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綿延不絕呢？為什么這些革命能把中國各階層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都動員起來，投身革命奮力一搏呢？在這里，張海鵬使用了一連串的反問句，哲理深刻，語言潑辣，思辨性極強，讓歷史虛無主義無處可藏。

五、結 語

辛亥革命史長期以來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鎮，稱之為“居于執牛耳的地位”毫不為過，而且，在中國近代事件史的研究中，辛亥革命是“唯一一個能在國際上展開充分交流和對話的領域”①郭世佑、邱巍著：《突破重圍——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54頁。，要提出新穎而獨到的見解，在該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一家之言，絕非易事。

“前賢多晚達，莫怕鬢霜侵?！睆埡ｙi1964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但真正開始進行學術研究已經到了1978年，這一年他已近40歲了。有條件開展學術研究的張海鵬，首先把目光對準了辛亥革命史研究領域。在具體研究中，他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堅持自己的獨立思考和探索，不拘泥于已有的成說，既能夠抓住長期以來影響和制約辛亥革命史研究深入和拓展的復雜、敏感、被忽略而又重要的關鍵問題、本質問題、影響深遠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注意撥開籠罩著的迷霧還原歷史真相，使研究結論建立在細致深入科學研究的基礎之上；又能夠把握近代中國歷史發展規律，洞悉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深層次原因，及時回應社會關于辛亥革命史認識的錯誤不實之處，推動辛亥革命史研究沿著正確方向健康發展。這極大地豐富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內容，拓展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范圍，深化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視域，提升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水平，把學術界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當然，張海鵬的一些具體論斷、觀點或許有學者持有異議，他的一些認識不可避免會被發展、突破、糾正和商榷。但是，他在研究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扎實的史料功底、厚重的理論素養、敏銳的學術眼光、宏闊的學術視野、強烈的現實關懷等學術品格，體現出來的文思之清新、思想之深邃，論證之嚴密，語言之洗練的學術風格，體現出來的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歷史與現實相貫通的學術特質，對拓展深化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值得學術界同仁學習和進一步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