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黨”后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的蛻化*

李 翔

1924年，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創建之始，制度規劃上，由黨負責決策，以黨代表制為核心，以政治部制為主體，以特別黨部制為補充。①周佛海：《黨軍的特點》，上海婦女慰勞北伐前敵兵士會編輯部編：《黨軍》，上海：中華書局，1928年5月，第4 頁。楊其綱：《本校之概況》，《黃埔日刊》1927 年3 月1 日?！秶窀锩婞h代表條例》，《軍事政治月刊》第1期，1926年1月10日。但自黨代表制推行初期，黨代表就受軍事長官之掣肘；政工機構和特別黨部也多由軍事長官自設。②國軍政工史編纂委員會編：《國軍政工史稿》（上冊），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1960年，第158頁。盡管如此，“清黨”③所謂“清黨”，其展開以四一二政變為標志。參見楊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黨“清黨”運動研究》，《歷史研究》2005年第6期。另，王奇生認為，1927年至1928年間，國民黨發動一場空前規模的清黨運動。見王奇生：《清黨以后國民黨的組織蛻變》，《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前，在提倡以黨治政、以政治軍的路線原則下，①《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第50頁。政治工作雖有若干問題，但其成績也有目共睹。在很多人的眼里，政治工作成為革命軍的獨有標志：“革命軍和軍閥，所以劃如鴻溝，就是因為有政治訓練的是革命軍，無政治訓練的即是軍閥?！雹诶钭邳S：《國民革命軍》，上海：民智書局，1928年4月，第14頁。黨代表制因“清黨”而癱瘓后，南京國民政府既要秉承孫中山黨治的遺訓，又面臨著繼續北伐的重任。政治部制自引入之始，就從屬于軍事長官?！扒妩h”后繼續實施政治工作，一合孫中山的遺訓，二可服務于北伐，三能為軍事長官打擊政敵、規訓官兵，提供正大光明的理由，政治部制仍有可以利用的價值?！扒妩h”本被國民黨稱為“護黨救國運動”③吳稚暉：《“護黨救國運動”談話》（1927 年4 月），《吳稚暉全集》卷7，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年，第272頁。，國民黨原計劃通過“清黨”，既與共產黨進行切割，又在多方面改弦更張、強化統治。但國民黨并未完全如愿以償，在“因清黨而黨失威權”④蔣介石：《赴京籌開二屆四中全會告全黨同志書》（1928年1月3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0，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74頁。的背景下，政治工作的三大主要事項，思想工作、宣傳工作、組織工作，⑤蕭漢宗：《發刊詞》，中國國民黨政治會議廣州分會臨時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政治訓練周刊》第1期，1927年11月7日，第2頁。盡管少了些意識形態的多重紛擾，不同時段也有某些合乎時局的成績，但其存在的問題更為嚴重。多年以后，蔣介石對“清黨”后政治工作的諸多缺陷做了深刻的總結與反省。⑥蔣介石：《國軍失敗的原因及雪恥復國的急務》（1950 年1 月5 日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3，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94頁。學界為數不多的對“清黨”后政治工作的研討，篇幅單薄，力度不夠。⑦涉及這段時期政治工作的論文主要有王奇生：《“武主文從”背景下的多重變奏：戰時國民黨軍隊的政工與黨務》，《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4期；江沛：《中國國民黨早期軍隊政工制度的演變：1924—1928》，《安徽史學》2008年第4期；孫揚：《國民黨軍隊政工沿革的制度建構考察（1927—1937）》，《民國研究》2011年第1輯；李翔：《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前后的黨軍體制》，《江海學刊》2021年第3期；孫桂珍：《清黨后的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1927—1930）》，《河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盧毅：《國民黨軍隊政工的發展歷程及其痼疾（1924—1949）——兼與中共軍隊相比較》，《黨史研究與教學》2010年第4期；等等。本文聚焦國民黨政權“清黨”后至1928年形式上統一全國這段時間政治工作的演變路線，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政治工作的蛻變對國民黨政權未來命運的多重影響。

一、思想工作空洞無力

用黨的理論武裝官兵的思想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主要事項之一。⑧國軍政工史編纂委員會：《國軍政工史稿》（上冊），第86頁。中央理論建設疲軟，造成思想工作缺失理論根據。國民黨與政治工作脫節，更使思想工作流于形式。為加強管控，蔣介石要求部屬做“不要卷入政治”的“模范軍人”。⑨《張發奎口述自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第75頁。有的軍官“衷心贊同”“模范軍人”，有的軍官“隨長官們的意思辦”⑩《世紀之履：李默庵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52頁。，這樣的“模范軍人”，表面緩和了官兵的思想問題，實則使“清黨”后政治工作的存在價值大打折扣，成為思想工作虛空的又一癥結所在。

（一）中央理論建設疲軟

堅定的思想理論信仰，是政治工作發揮威力的重要保障?？上?，國民黨的理論建設即使經過改組與“清黨”，依然起色不大。理論建設的這一弊病，甚至被黨內為數不多的理論家看做“本黨過去根本的缺陷”。黃埔軍校首任政治部主任、蔣介石的結拜兄弟戴季陶1928年反思國民黨人的思想信仰危機時，就曾指出“因為本黨的同志不能努力建設本黨的理論”，以致“一部分的人跟著共產黨瞎喊瞎叫……自己已缺乏對于三民主義的知識，失卻對于總理的信仰?！雹佟洞骷咎障壬喂ぷ髡撐摹?，南京：政治訓練部印刷所，1928年，第53頁。戴雖然沒有從黨的組織性入手，深層次揭露理論建設缺陷的根由，卻描述和反省了國民黨人思想淺薄、信仰游移的現象與原因，更在無意識中說出了“清黨”后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流于形式的要因之一。

黃埔軍校首屆畢業生、一直負責軍?；蜍婈犝喂ぷ鞯泥囄膬x，如此反思北伐捷報聲中的思想信仰危機：“由于數年來革命的進展太快，生出了一種極大的危險，大多數人甚至大多數同志都為現實所蒙蔽，被勝利所欺騙……忘卻了革命的大前提……失卻了三民主義的理論根據……國民黨的中央既未領導過大多數黨員作理論研究的工夫，而大多數黨員也就因為不知研究理論的方法，根本忘卻了理論”。②鄧文儀：《軍隊中政治工作》，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1929年，第16頁。

是不是只有鄧文儀認為國民黨人忘卻了理論，丟掉了三民主義呢？顯然不是。對于因國民黨中央理論建設缺位而造成的惡果，陳誠的反思更尖銳、更大膽：“不過三民主義促成了北伐的成功，而北伐的成功卻帶來了三民主義的沒落，這真是匪夷所思的一大諷刺?！薄拔艺y治大陸二十多年……誰想二十年后這新建的中國，卻只能茍延殘喘在這為其友邦代為光復的蕞爾小島上……我們今日落到這般地步，完全是我們自己的自作自受。今后如仍不能引咎自贖……事實上我們將無所逃于三民主義的騙子的罪名?！雹邸蛾愓\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出版社，2016年，第88—89頁。陳誠用“主義的沒落”“自作自受”“主義的騙子”等詞句，對“清黨”和北伐后國民黨中央理論建設、理論指導實踐的虛空，做了恨鐵不成鋼的宣泄式的自罵與檢討。

第7軍黨代表黃紹竑的反思也是直截了當、直指問題：“那時候的黨務，自以宣傳與組織兩項工作為首要。宣傳工作，在表面上固以三民主義為依據，但是在當時真正了解三民主義的，是沒有幾個人。中央黨部對于主義的宣傳，亦沒有系統的指示……使得我們實有無所適從之概?！雹茳S紹竑：《五十回憶》，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第172頁?！皼]有幾個人”“真正了解三民主義”，以致讓黃紹竑這個黨代表都感覺“無所適從”。這樣的中央黨部，統一不了國民黨人的思想信仰，讓人莫衷一是、不知所措。

戴季陶沒有把造成官兵思想信仰危機的板子，直接打在國民黨中央的身上，而對國民黨中央的批評留了余地。陳誠、鄧文儀、黃紹竑則直言不諱，把官兵理論匱乏、思想“危險”、信仰虛空、“主義的沒落”的源頭，直接指向“中央黨部”“國民黨的中央”“我政府”。這些反省說明，國民黨既沒有理論建設上的權威，也沒有組織、軍事和政治上的權威。戴、鄧、黃三人，前兩位對蔣嫡系部隊的政治工作有一定的影響力，后一個是有著“鋼軍”美譽的第7軍黨的負責人，而陳誠則是蔣信任的軍事長官。他們或隱晦暗示，或直接指明，信仰危機的根源在于黨，在于黨權的虛空。政治工作是黨的工作，黨權的虛空又是“清黨”后政治工作虛空的根由。只是，相比于中央理論建設的疲軟而言，國民黨與政治工作的脫節，對軍隊思想工作的影響更大。

（二）黨與政治工作脫節

“清黨”前，國共兩黨的黨務糾紛對政治工作的影響最大，牽涉到其主體制度黨代表制的存廢問題。而政工制度創建之始，“既以黨代表為主體……故后期北伐，不得不無形廢止黨代表制，代之以純粹的政治訓練部?！闭喂ぷ饕颉叭耸露冑|，流弊隨人事而發生?！雹賴娬な肪幾胛瘑T會：《國軍政工史稿》，第239—240、426頁?！秶娬な犯濉返倪@段總結，把流弊的原因歸結為人事，只是指出了問題的表象，沒有深究黨與政治工作更深層次的關聯。但無論如何，黨代表制的無形廢止，是黨與政治工作脫節的重要表征。而黨與政治工作脫節，又會加重政治工作從引入之日起就隸屬于軍事長官的舊習。

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軍事提案審查委員會通過“不恢復黨代表制”，但“提高各級政治訓練部、處之職權”的決議。②李新總主編，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五卷（1928—1930），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936頁。理想中的政治工作，本為黨在軍隊中的工作。黨與政治工作的關系，是決策者與執行者的關系?！扒妩h”前，雖然中央的理論建設讓一些人頗為不滿，但無論對內訓練，對外宣傳，還是對敵斗爭，必先由中央確定大的路線，制訂指導性的政策，提出政治口號，然后由政治部據以推行，求其實現。這也是黨領導軍事的重要環節，是黨在戰爭進程中為鞏固陣營、掌握武力而必須采取的步驟?！扒妩h”后，沒有了黨代表制作為橋梁，黨與政治工作脫節：“一若黨已自動放棄對于政工之領導，政工亦不以為黨與其有何特殊關系，造成黨是黨，政工是政工，各自為政，漠不相關……逐使政工因失去黨的領導，而不能在軍中發揮應有之作用?！雹蹏娬な肪幾胛瘑T會：《國軍政工史稿》，第429頁。

盡管黨與政治工作脫節，但后期北伐時，馮玉祥、閻錫山、桂系等幾大集團軍，又不能不適應新的形勢，對總理與三民主義的宣教增多。④《綏區警官司令部政治訓練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卷宗號：七九二/74。1928年，幾大集團軍的思想工作，都有順應時局的一面，即都認可三民主義、孫中山、國民黨，也有不合時宜的一面，即與以文制武、中央集權、以黨領軍的原則大相沖突。自然，在戰爭時期，單純強調以文制武未必合理，但政治工作受制于各集團軍總司令，思想教育各為其主，雖合槍桿子的常理，但不合政治的理想主義是無可置疑的。任何時期、任何朝代，軍權如果只是遙尊中央，實則自行其是，結局必然是逐鹿中原，武力解決一切。這背后的原因，恰恰取決于思想信仰的深度和高度的組織紀律性。一旦內部戰火一起，官兵質疑主義、質疑政黨的聲音就會如同炮火般猛烈，思想工作就有淪為炮灰的可能性。在中國封建社會朋黨之爭的歷史遺傳基因中，在近現代中國兵為將有的時代惡習中，國民黨軍政領袖以革命、政黨、主義的高尚名義行權力之爭的事實，更令思想工作的流變充滿著不確定性和復雜性。

（三）“模范軍人”

理論建設的虛空，除了國民黨中央需要擔責，蔣介石也有無法推卸的責任。為駕馭部屬，蔣介石力倡軍人做不干預政治的“模范軍人”，這是對國民黨改組后孫中山構建新型黨軍關系的背離。⑤徐勇：《孫中山黃埔建軍及其黨軍關系理論建樹再探討》，呂芳上主編：《國軍與現代中國》，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5年，第9、17、29頁。他叮囑張發奎：“向華，你是個模范軍人，我希望你不要卷入政治去……我希望你將來遠離政治，把精力集中于軍事任務，注重軍事訓練?！倍鴱埌l奎也“衷心贊同蔣這一套‘模范軍人’的觀念，軍人不應該搞政治?！雹佟稄埌l奎口述自傳》，第75頁。讓部屬專注官兵的軍事訓練而不是思想政治訓練，讓部屬做不要卷入政治的“模范軍人”，雖然表面上針對的是張發奎個人，但不排除蔣介石有通過張，讓更多的官兵以蔣介石等軍事領袖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之意。其實，即便沒有蔣介石等軍事領袖的叮囑，“清黨”一起，一些官兵也有應對之策，那就是以“長官們的意思”為自己的“意思”：“想的通也罷，想不通也罷，我認定軍中一句古語，叫做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隨長官們的意思辦就是了?！雹凇妒兰o之履：李默庵回憶錄》，第52頁?！澳７盾娙恕被颉半S長官們的意思辦”，既使一些軍人在“清黨”后避開了理論、信仰問題，從更深層次來看，又使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必要性與存在的價值。

“模范軍人”的出籠，是軍事壓倒政治，政治從屬于軍事的簡練概括與自我美化。軍事與政治的關系，既是各類軍事理論家、政治家探討的核心話題，也是國民黨將領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很多國民黨將領認為軍事優先政治，軍事解決一切，是武力而不是主義是他們思想信仰的魂靈。一些將領甚至拿孫中山設計的軍政、訓政、憲政的路線圖，為軍事獨大做辯解：“黨軍是屬于黨的，是為黨所有，是受黨的指導，固然不錯；但是所謂指導，是指出方向，并不是處處牽制，事事干涉……現在，正是軍政時期，軍事為最重要，望同志們要把‘黨軍’與‘軍閥’認的很清，辯的很明，不要把真正的黨軍，誤認為軍閥，或疑惑其將變為軍閥?！雹垴T玉祥：《黨軍與軍閥》，上海婦女慰勞北伐前敵兵士會編輯部編：《黨軍》，第7頁。對政治的輕視，對思想信仰的怠慢，對武力的過渡渲染，和對“模范軍人”的自我美化，相互作用，相互生成。這一組關系，一時既成全了國民黨人的“清黨”，長遠看又埋下“數十年來悲劇上演的前奏”④鄧文儀：《老兵與教授——陸官第一期生的傳奇經歷》，臺北：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70頁。和“主義的沒落”的種子。

也許是有感于“清黨”后政治與軍事關系的不洽，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不到一個月，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兼宣傳部長胡漢民即借著東路軍總指揮部特別黨部成立之機，發表《軍人要懂得政治》的演講。⑤蔣永敬編：《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391—392頁。演講先批判民國初年袁世凱“高唱‘軍人不問政治’的口號，竭力使全國的軍隊離開國民黨的陶冶，結果是破壞了我國民革命的事業?！痹侔龘P孫中山救偏補弊：“使軍人知道為主義而革命，提高軍人的政治智識，然后我們才有今日?！焙舜窝葜v的重心是以孫中山調整軍政關系、黨軍關系的事例為憑據，呼吁軍人要受黨的指揮：“我們既知道軍隊與政治的關系，軍隊與黨的關系是如此；我們便該明白國民革命軍的目的……是受國民黨的指揮，而去進行國民革命……東路軍特別黨部的責任，自然也就非常的重大了?！雹藓鷿h民：《軍人要懂得政治》（1927 年5 月10 日東路總指揮部特別黨部成立大會演講詞），存萃學社編：《胡漢民事跡資料匯輯》第四冊，香港：大東圖書公司印行，1980年，總第923—925、928頁。胡是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民黨內胡汪并稱，胡強調軍隊“受黨的指揮”，并讓特別黨部擔起職責，有讓官兵服從自己指揮的言外之意。但從國民革命軍組建之日起，就沒有高級將領愿意把指揮權讓渡給胡汪二人。胡《軍人要懂得政治》的演講，和蔣介石“模范軍人”“不要卷入政治”的告白，字面上針鋒相對，實則無非又是一次文人“逞口舌之快”，并不能把以黨治國、以黨治軍的原則轉化為政治實踐。

總之，“清黨”后，軍隊政治工作的成效雖然已大打折扣，但與此同時，軍事斗爭遠沒有結束，北伐重任還需要政治工作特別是其中的宣傳工作去配合去鼓動。但相較于“清黨”前政治工作的顯赫權勢與地位，此時期形成了軍事領袖對政治工作限制性利用的態勢。在這樣的背景下，軍隊政治宣傳工作既得以推進，又危機叢生。

二、宣傳工作進退失據

國民黨人對政治工作的理解，過于偏重宣傳事務：“政治部成立以后，其主管業務雖不只宣傳，但宣傳部門工作仍是最重要的一環。北伐成功得力于此，是人所公認的事實?！雹佟蛾愓\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第83頁?！扒妩h”后，宣傳工作一度保留了大革命時期的若干內容，然好景不長，軍事將領借口反共等各種理由，殺戮有激進思想、敢于負責的政工人員，②蔣堅忍：《怎樣復興軍隊政治工作》，《奮斗》第6期，1931年7月27日。宣傳工作的革命色彩在軍權獨大的背景中暗淡下去。軍事領袖的口頭宣講及其與現實的背離，說明以黨治軍、軍民結合等重大理論路線，均口惠而實不至，宣傳工作的危機導因于國民黨政權的階級屬性。

（一）激進宣傳的尾聲及厄運

“清黨”后的宣傳，除了增加反共內容之外，在反帝反軍閥方面一脈相承。4月下旬，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宣傳科藝術股“以上海為各帝國主義及軍閥盤踞的巢穴，我國人受外人宣傳麻醉尤深，故工作應當比別處特別留意，故制成各種諷刺畫多幅，掛在華租界處，俾引起一般民眾之覺悟，一齊聯合起來，對付帝國主義作殊死戰……出共產畫報小冊子3萬本，將共產黨謀害國民黨之事實，盡量畫出，以供海內外同志之借鑒?！雹邸秶窀锩姈|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各種什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卷宗號：六二七/646。此段材料頗為重要，它充分說明反帝反軍閥的認知一度深入政工人員的腦海，國民黨軍隊短期并未因“清黨”而對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產生妥協的心理。此外，政工人員也要為“清黨”服務，積極從事反共宣傳。

“清黨”初期，政工人員依舊注意宣傳農工運動，甚至依然使用帶有強烈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政治概念——階級動員民眾起來革命：“5月1日系國際勞工運動之期，本黨政綱以扶助農工為職志，上月下旬擬編之五一節宣傳大綱一冊，傳單一冊，被壓迫階級與壓迫階級之斗爭、五一告工人書各一冊外，復派人參加運動?！边@表明，“清黨”之初，政工人員在農工政策的宣傳方面，延續了國共合作時期中共主導政治工作時的宣傳格調。政工機構不僅強調宣傳，還參與民眾運動，對“五四”“五五”“五七”“五九”等紀念日，各編有1冊宣傳大綱，10余冊傳單，6冊告民眾書，數十種標語。④同上。

回首1927年4—6月“清黨”前后的宣傳工作，能夠發現，國共合作時期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的宣傳內容，一時延續了下來。這也表明，新建的南京國民政府因統治地位并不穩固，還沒有來得及調整政工人員激進的宣傳路線。不僅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的宣傳人員思想依舊激進，大革命最重要的策源地廣東政治部門的工作人員同樣有強烈的反帝意識。1927年6月24日，“廣東軍事廳政治部代電稱，日本出兵山東……侵我主權……破壞我革命，凡我國民應亟起誓死反對，為政府外交后盾等語。抄送中央宣傳部駐滬辦事處?！雹菝駠鴼v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紀錄：上海分會》，香港：開源書局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第295頁。這冊材料表明，廣東的政工人員還在延續“清黨”前的強勢思維，其工作不僅面向軍隊，對外事也敢于表明態度。政工人員的電報，同時要求抄送中央宣傳部門，這既是給中央宣傳部門施壓，也表明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

和“清黨”前后政府高層“軍事北伐，政治南伐”①《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第88頁。的快速保守化相比，政工部門即便經歷“清黨”，依然在反帝反軍閥方面一時不改初衷。只是，在南京政府快速保守化的時局中，一旦其統治穩定下來，對外事、對政治敢于表達的政工部門，必然會成為中央政府或軍事領袖壓制、整頓的首選對象。到那時，政工部門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共進的激進宣傳色彩，就會被中央政府層層剝離，政治工作的生機就會被扼殺?？上?，這種悲劇性的結局，沒有間隔太久：

至于軍事長官對于政工人員的歧視，由歧視而發生出來的鄙棄奚落，那更是不堪具狀……如果政工人員嚴格站在黨的立場，對于軍隊的行政黑幕腐敗或者軍事長官的卑鄙貪污，稍示監督或批評的態度……那末這個政工人員的工作及其工作地位，就會朝不保夕的宣告取消，我們看見，有些軍事長官曾經吹毛求疵牽強附會的藉口陷害和竟行拘殺忠實努力的政工人員，尤其是在清黨時期，更有少數努力的本黨黨員，因為平日不能順承軍事長官的意旨，在共產黨頭銜之下冤枉犧牲。清黨以后，政治工作之所以腐化者，這不能不算原因之一。②鄧文儀：《軍隊中政治工作》，第30頁。

鄧文儀的文字讀來讓人覺得尤為沉重，他描述了一個曾因國共合作、因蘇俄和共產黨人的幫助而一時洗心革面、大生朝氣的革命政黨，是如何被“清黨”、被軍事長官扼殺蓬勃生機，從而導致人才逆淘汰的。不愿與軍事長官同流合污、不愿貪污腐敗的政工人員，不僅難以晉升，而且會隨時成為“清黨”的刀下游魂。這樣的政權、這樣的軍隊，自進入南京后，變質竟然如此之快。

不僅如此，1928年5月，濟南慘案發生后，政工人員從“人所公認”，到被“歧視”“鄙棄”“拘殺”，再到“贅瘤”“厭與接觸”“賣膏藥的”，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宣傳工作從國共合作時期的高聲望，很快跌落到后期北伐時的人見人厭。國民黨人把宣傳工作當作政治工作“最重要的一環”，既然此環已“如贅瘤”，政治工作也等于走到了盡頭：“再加人事摩擦，經費困難，遂使政工地位一落千丈，政工需要降至零度。倘非蔣總司令維護堅持，可能北伐完成之日，即是政工廢除之時?！雹蹏娬な肪幾胛瘑T會：《國軍政工史稿》（上冊），第430頁。此段材料還說明，在將領們的集體反對下，政治工作險乎終止于后期北伐完成之日。

（二）言行背離

1927年，國民黨的領導者，在革命的理想和現實的蛻化中糾結。他們心里的革命色彩雖已暗淡下來，但依舊還有往昔的若干影子。即使對政治工作意見很大的白崇禧，在其宣講中，仍能感受到其對黨權、信仰、主義、政治工作、民生等問題也是相當在意的。只是，這些口頭上的表白與現實中的實踐，很多時候不僅沒有吻合，反而相互背離。

1927年8月蔣介石下野后，白崇禧成為南京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認為，不管是對北洋軍閥還是黨內的地方實力派，中央政府獲勝都是因為官兵心中有黨、有信仰，因而產生致勝的力量。白總結龍潭戰役，特別提及“參加龍潭之役之革命軍以一、七兩軍為主。一、七兩軍都是國民革命軍之主力，對三民主義有信仰，有信仰便有力量?！雹堋栋壮珈壬L問紀錄》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70—71頁。10月24日，白發表擊敗唐生智的感想：“拿著青天白日旗子，來滿足他軍閥的欲望，將黨放在槍口上……唐生智也就是對于蔑視黨的、有野心的、想利用學系造成自己勢力的，加以當頭棒，事實上拿什么都不能聯合起來，除非拿主義才成?！雹侔壮珈骸对谥醒朦h部第一次總理紀念周報告》（1927 年10 月24 日），《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196頁。就這段話看，白崇禧似乎很明事理，對中央、黨權和信仰的維護也非常突出?？上У氖?，中央、黨權、信仰只是他們掛在嘴邊，用來制衡競爭者的理由。當軍事實力更強的一方，諸如蔣介石，也用中央、黨權、信仰作為討伐政敵的武器時，敗北的可能就是桂系。

“清黨”后，不僅政工人員，最高層的領袖在打擊對象的宣傳方面，除了增加反共內容之外，其它打擊對象與以往的解說沒有什么不同。10月15日，白崇禧在南京江寧鎮對第10軍官兵訓話：“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我們是不怕的?！雹诎壮珈骸对诮瓕庢倢Φ谑姽俦栐挕罚?927年10月15日），《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88—189頁。白的訓話表明，不僅帝國主義、軍閥，甚至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依舊是國民黨政權意圖打擊的重要目標。只是，在現實的推進中，“清黨”基本上針對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其原因，既與土地所有制相關：“值得注意的是，在56位國民黨將領中，51位是大土地所有者，很難獻身于激進事業?！雹郏勖溃菅鸥鞑妓梗骸鄂U羅廷——斯大林派到中國的人》，殷罡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203頁?！耙虍敃r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④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49頁。，也與以軍控黨的政權結構脫不了干系。⑤《鄧主任向第四軍第十一軍官長訓話詞》（1927年3月16日），《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3月22日。這樣的軍隊，難以得到民眾的真心支持，也是軍隊政治工作沒有起到多大作用的生動注腳。

雖然“清黨”后大幅裁減軍隊政工人員，但在公共場合，白崇禧對政治工作必要性的認識，有時說起來也是很動聽的。1927年11月13日，白對來自廣西的第一補充團士兵訓話：“現在每團派委政治指導員來指導你們，不過范圍縮小，人數太少，只能指導你們一點大概……政治指導最要緊的，就是黨的組織、黨的大綱、黨的政策和愛國家愛人民的大部分事，還要士兵們深切的了解三民主義……更有一層所應注意的，就是革命軍是黨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不是私人的軍隊，就是官長將來從甲軍調任乙軍，或是軍隊將來從甲省調防乙省，我們第一先要打倒派別，打破省界……再則革命萬不能存部落的思想，革命并不是南方征服北方?！雹薨壮珈骸多囍魅蜗虻谝谎a充團士兵訓話》（1927年11月13日），《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214—215頁。這段話說明，盡管對黨代表制意見頗大，大規模裁減政工人員，但白對政治工作還是有不小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國共合作時期以黨治軍、軍令統一的原則，雖然實施起來困難重重，但依舊是軍事領袖做官兵思想工作時的最正當、最光明的宣講理由。只是，有時這些正大光明的理由，在維系國民黨軍隊的作用方面，遠不如舊式的帶有宗法余脈的地緣、學緣和血緣等因素有效。

盡管對“清黨”后黨員的精神風貌、革命斗志大為不滿，但國共合作時期樹立的“以黨治國”“以黨治軍”的理想政治原則，連白崇禧這樣的軍事強人也不能不掛在嘴上加以宣傳：“總理所期望于同志者，為以黨治國，夫欲以黨治國，必先以黨治軍。所謂以黨治軍，其最要之意義有二：其一，一切武力，皆為黨之目的而使用。其二，一切武力，其行動進止，皆聽命于黨?！雹摺段錆h中央發表遷都宣言》（1927年8月19日），《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38頁。白崇禧1927年8月19日的宣言，與此前蔣介石對黨治的宣言大同小異。凡是控制中央的軍事領袖，往往把黨治掛在嘴邊。其目的，并非要把自己的武力交給黨、聽命于黨，而是要用黨治的尚方寶劍，為自己收拾其他割據自雄、甚至想問鼎中原的軍事領袖找尋宣傳、動員的合法性、正當性。①白崇禧：《在中央黨部第一次總理紀念周報告》（1927年10月24日），《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96頁。而沒有軍事實力的政治領袖汪精衛、胡漢民，也常把黨治掛在嘴邊。其目的，無非是想用黨治的幌子，控制軍隊與軍事領袖。在這樣把黨治跟自己的權力掛鉤、把黨治作為打壓政敵的借口下，“以黨治國”“以黨治軍”又有多少理想色彩？這樣的宣傳，又怎能服眾：“試問今日所謂黨之領袖，其所向果何如乎？雖不必盡皆向利，而拼命爭權位，則可斷言。其所以號召黨徒，欺騙民眾，不外假借某種黨章及黨義，穿鑿附會，妄加曲解?！雹陉愓\：《與嚴立三書：“閑論”理論與事實》（1927 年12 月12 日），《石叟叢書第一種文電門·文電·乙類》，第2頁。臺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101-00003-002。這句話，把政治領袖的嘴臉淋漓盡致地刻畫了出來。

孫中山理想中的革命軍，“是一支屬于國民的軍隊”③國軍政工史編纂委員會：《國軍政工史稿》（上冊），第30頁。。要成為國民的武力，就須得到國民的支持；要國民支持，就須解決民眾的疾苦。對民生問題，對中共的長處，白崇禧1927年時異常清醒：“我們對農工應該解除其痛苦，否則將來還要起來革命的。我們也不敢只用口號，我們要實實在在給他們利益，所以我對于這種去共后共黨所做的我們都不做的理由，認為不充足……我們可以用共黨的組織紀律來消滅他們，學他們的犧牲精神來奮斗，有何不好?！雹馨壮珈骸对谥醒朦h部第一次總理紀念周報告》（1927年10月24日），《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202頁。這段話，聽起來既充滿對農工的人情味，也包含著理性的思考，很具政治的洞察力。這種對民生與政治的緊密關聯，既是白崇禧等人的感悟，也是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人社會革命宣傳影響的結果。但是，國民黨軍政領袖對民生問題，多限于宣講，沒有著手去解決土地等民生問題，軍民之間難以形成魚水之情，政治工作無法廣接民眾而發揮威力。不論胡漢民，還是蔣介石、白崇禧等人，理智上都知道土地等民生問題的重要性：“土地問題是一個極大的問題?，F在我們正要著手編訂土地法，實為目前立法上最重大的事情?！雹莺鷿h民：《平均地權的真義和土地法原則的來源》（1928年12月31日立法院紀念周報告詞），存萃學社編集：《胡漢民事跡資料匯輯》第二冊，香港：大東圖書公司印行，1980年，第111—114頁。但結果卻成為：“紳-軍和軍-紳政權有一個共同之點，那就是派系的分裂和無限制的斗爭。這個特點后來在國民黨中繼續發展。兩種政權的權力基礎都是土地，由控制土地掌握資源來養兵?！雹揸愔咀專骸盾娂澱唷袊能婇y時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第34頁。黨內一些人對民生問題有許多好的見解：“1927年，我和陳辭修一致認為，只要按照總理的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原則去努力實行，必能使共產黨銷聲匿跡，成功新中國光輝的建設?！雹邉⒔∪海骸躲y河憶往》，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6年，第219—220頁?？上?，國民黨政權沒能把對民生的認識、宣講轉化為成功的行動。國民黨執政二十余年，對土地等民生問題無能為力，使得軍隊與民眾之間的距離越隔越遠，國民黨政權被民眾定位為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國民黨軍隊也成為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武裝工具。⑧《綏靖區處理地權扶植自耕農實施計劃綱要說明書》（1946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三編《財政經濟》（六），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64 頁。最終，民眾成了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最后的、最有力量的裁判，不僅政治工作，連同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合法性也一并喪失。

三、組織工作弊病叢生

組織工作包括黨的建設、政工機構的建設、政工人員的素養等事項，它是政治工作發揮威力的核心依靠力量和根本推進器。除了中央黨權虛空、黨對政治工作指導虛空之外，政工負責人和政工機構自身也指導缺位。1927年6月蔣介石徐州政工講話，政工權責和地位大降。9月黨的中央特別委員會竟以財政緊張和所謂民意為由，大肆裁減代表黨的政工機構。與此同時，政工人員自身也很快腐化下去。此外，組織工作與人事相互關聯，不同派系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權力之爭，又使危機四起的政治工作淪為派別門戶的工具。對這種狀況，《政治周刊》曾刊登過相關評論：政治部本來是要喚醒民眾，發展黨的勢力，除去人民和軍隊之間的隔膜。但是現在的政治部，變成派別門戶的工具。上下關系淺薄……政治工作人員系統不明，往往由上級機關的軍事長官委派或推薦下來，而差不多就是對各機關的軍事長官負責，而不是對上級政治部負責，則政治部成為軍閥的工具。①港群：《本刊和統一政治訓練的宣傳》，《政治訓練周刊》第1期，1927年11月7日，第13頁。

（一）“手創者”打壓政治工作

1926年三二〇事件之后，蔣介石曾拿自己是政治工作的“手創者”②《蔣介石日記》，1926年4月2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下同）。，為收束政治工作做辯護。和“清黨”前對政治工作的限制相比，“清黨”后蔣對政治工作的約束有加無已。

一邊是“清黨”后，黨內愿意從事政治工作的人更少；一邊是軍隊風氣不如從前，后期北伐需要政治工作改善風氣，也需要政工部門臨時處理收復地區的政務；一邊又懾于“清黨”前的政工權力，權衡多種因素，就有了1927年6月18日蔣介石在徐州云龍山大佛寺前對各軍政訓部及宣傳隊的講話：“在廣東從來沒有這種事情，非經長官許可，決不能闖入民房，即使士兵在外面敲門借火，未得官長允許而給政治工作人員看到，也要拿來懲辦?！钡鎸娂o下滑，蔣介石不僅不給政工人員應有的權限，加強對官兵的管理，嚴肅軍紀，反而說：“做政治工作的人員，既不要權，又不要利，卻要在戰場上拼命，具有犧牲的精神來實行三民主義，這不是具有血氣的人是做不到的，卻惟其不爭權，不爭利，奮斗犧牲，才能把政治工作做有成效。大的小的，處處顧到。尤其是要把士兵與民眾共同合作起來，使兵不擾民，民不怕兵……這軍民合作乃是政治工作人員唯一的責任?！雹凼Y介石：《政工人員的責任》（1927 年6 月18 日在徐州云龍山大佛寺前對政治訓練部及各軍宣傳隊講），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0，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264—268頁。

在大敵當前的背景下，軍隊不能不要戰地宣傳、提振士氣的政治工作，但又不能給政工人員“清黨”之前的權力，以免再對軍事長官的領兵權構成挑戰。蔣介石的這種如意算盤，在大佛寺前的講話中清晰表露出來。更奇特的是，這一邏輯——既要政工人員激發士氣，又不給予政工部門和政工人員充分的權力，一直貫穿到20余年后國民黨軍隊兵敗大陸。6月18日徐州講話的主題，成為蔣介石弱化政工權力，卻要政工人員安心做事、做成事的重要話語源頭。

國民政府既要維護軍事長官的獨斷權，又要使處于從屬地位、沒有黨的權威作為依托的政訓部制，在各級部隊中推行開來。這樣，政治工作實施的結果只能陷入實踐的困境。當然，在沒有遇到強大對手的情況下，貼標語、刷傳單之類的政治工作也能起到部分作用。像蔣介石這樣用圣人的標準要求政工人員不要權、不要利，卻要甘心情愿地去犧牲，既不符合普通人的認知邏輯，也與義務和權利對等的現代政治理念不合?，F實中，怎么可能有這樣的圣人？這樣做的結果，除了走到蔣介石希望的反面，還能起到多大作用？幾年后，“剿共”時政訓機構的負責人賀衷寒直抒胸臆地把數年積壓的怨氣發泄了出來：“部隊政治工作要就只有實行黨代表制，象現在這個樣子就還不如不要，這樣干下去沒有什么好處?！雹偈捵髁兀骸稄团d社述略》，《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45頁。

除了蔣介石認為北伐離不開政治工作外，新加入北伐陣營的馮玉祥，也有同樣的感受與要求。1927年6月20-21日，蔣介石、馮玉祥等人在徐州召開特別會議，商定：各級黨部不能干涉行政機關，要守住監督行政的界限。會上，馮玉祥特別要求中央改良政治部。他的部下何其鞏，請求中央代為延攬政工人才，賜告政治工作方針，并頒發宣傳書籍和印刷物品。②《徐州特別會議紀錄》（1927年6月27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軍事（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92—393頁。這充分說明，即使處在“清黨”期，但政治工作自植入起，給國民黨軍隊帶來的煥然一新的面目和對戰斗力的激發，依然是像馮玉祥之類的軍事長官，不能忽略的。③龔光明：《黨軍中之政治工作》，上海婦女慰勞北伐前敵兵士會編輯部編：《黨軍》，上海：中華書局，1928年，第34頁。在他們看來，只要讓政治工作從屬于司令長官，受將領指揮，就既不用擔心部隊被黨代表、政治部主任拉走，又可以激發官兵的戰斗力量，何樂而不為？只是，這種限制性地使用政工人員的局面，也沒能維持多久。

從民國初期起，師生關系就成為建立派系的基礎之一。某些軍人為了約束下屬，有意培育這種關系。④［美］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楊云若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4頁。8月蔣介石下野，對政治工作帶來更深的負面影響。蔣從下臺中吸取若干教訓，黃埔學生也體會到和蔣榮辱與共的關聯。在蔣與學生之間，黃埔同學會充當了聯絡各處學生，維護蔣威權的重要角色。事實表明，在國民黨政權宗法派系深厚的政治土壤中，蔣與黃埔學生已經成為政治力量的統一聯合體。除了黃埔勢力和親戚，能幫助蔣的僅朱培德等寥寥數人：“除益之與親戚外，幾乎全體抑制我?！雹荨妒Y介石日記》，1927年12月15日。在冷酷無情的政治斗爭中，蔣如果不想被時局淘汰，只能利用信奉自己的黃埔師生強化實力。黃埔同學會并非政府機構，也不是黨的組織，它表面以社團面目出現，實際成為為蔣個人服務的機關。黃埔同學會的出現及其發揮的作用，說明蔣在無法全部操控黨權、軍權、政權的背景下，不得不利用個人的組織機構去壓制政敵，鞏固權力。

蔣介石從下臺中深刻體會到服務個人的組織黃埔同學會，而不是政工組織、黨組織的重要作用。蔣的組織既有三民主義的某些成份，也有傳統儒學的影子；但最突出的靈魂是蔣本人，是以效忠蔣作為組織的關鍵。如此一來，原本代表黨，凝聚官兵人心的政治工作，其存在價值頓時被代表個人、效忠個人的小團體所頂替。黃埔同學會是以師生之間的私人情感為紐帶的私屬性組織，它意味著蔣接續了中國封建社會以個人為中心的舊習。這些私人關系都不是平等關系，把這些傳統關系帶進中國的政治生活里來，就把基本上屬于平等的黨員關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人組成的政黨等，變成不中不西、非驢非馬的東西。⑥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第88頁。這一景況的再現，一說明“蔣介石的實際力量的確不是建筑在他的客觀的社會基礎上面……黃埔學生……始終是蔣氏的基本干部，始終是蔣氏所倚以生存的基礎?！雹汆囇葸_：《南京統治的前途及我們今后的任務》（1930年11月10日），梅日新等編：《鄧演達文集新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9頁。二反映出國民黨意識形態的軟弱與無力，三民主義對軍隊的凝聚力比不上私人之間的關系。蔣認為對其個人的效忠，遠比政治工作來得更快、更有效果。第一次下野及1928年的復出，更堅定了蔣利用私人關系維系部隊、維系政治力量的決心。在高層政治斗爭中，無法全面操控國民黨、文武高官、政治工作的蔣介石，只能退而求其次，借助黃埔同學會，而不是政工機構來籠絡部屬。②鄧演達：《南京統治的前途及我們今后的任務》（1930年11月10日），梅日新等編：《鄧演達文集新編》，第321頁。這樣一來，政工機構除了還能發傳單貼標語，做一點宣傳工作，哪里還有多少存在的必要性？蔣介石是這樣的想法，桂系等其他軍事領袖又何嘗不是如此。既然控制不了全黨，控制不了整個政工系統，就只能以私人關系，以軍事實力而不是政治工作，作為行走政治江湖的憑借。

（二）中央裁撤政工機構

蔣介石下野后，總政訓部正副主任吳稚暉、陳銘樞、劉文島也悉數離職。像這樣集體出走，拋棄工作職責，是把對領袖個人的追隨，凌駕于組織規章之上。這也說明，黨內缺乏嚴肅的政治紀律；在軍事領袖面前，黨沒有多少權威可言。這又使得“軍隊政工無人領導，政治部經費更形奇絀?！薄白源瞬粌H國民革命軍失去領導中心，而軍隊政工更由低潮而至枯涸?！雹蹏娬な肪幾胛瘑T會：《國軍政工史稿》（上冊），第328頁。高層的政治斗爭和人事摩擦，加劇了政治工作的危機。

1927年8月，“龍潭大捷后，南京遂轉危為安，而桂系也成為南京政權的實際掌握者?！雹苤熳谡鸬染帲骸蛾愩憳谢貞涗洝?，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62頁。在桂系的眼中，雖然“清黨”前黨內人望一時無兩的汪精衛，⑤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上冊），第337—338頁。已因龍潭戰役的勝利而利用價值大減，但桂系和唐生智的矛盾還未爆發。盡管黨內資歷更淺、更囂張跋扈的唐生智公然挑釁：“德鄰，我們將來不在桌子上見面，就在戰場上見面?！钡鹣颠€需要恢復因龍潭戰役而折損的元氣，討伐唐生智的時機還不合適，還需要給汪精衛以一定的善意，故而，桂系內定陳公博為新的總政治部主任：“政治和軍事都由德鄰和健生主持，而何敬之因為牙痛住在醫院里。他們預備了財政部的地址丁家花園給我們住居，入夜陶冶公奉健生之命來見我，問我幾時接收政治部。那時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還沒有搬來，我也不知道是否還主持政治部，只好囑他預備，等過幾天再說?！雹揸惞骸犊嘈︿洝?，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第102—103頁。

可惜，9月中旬，桂系對南京的控制增強。唐生智在黨內的口碑甚差，⑦近代史數位數據庫：《譚延闿日記·1927年·非菴日記》第四之下，第652—653頁。桂唐之戰雖然還沒有爆發，但汪精衛的聲望已經大降。桂系聯合何應欽以及西山會議派，為9月16日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出籠掃清了障礙，重創企圖借寧漢合流重塑黨統的汪精衛。⑧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上冊），第387頁。原擬交給汪派的政治工作，在桂系的心目中很快變為“貼標語，叫口號”之類可有可無的點綴：“不過在寧漢合作之時，李德鄰已沒有從前的謙虛，白健生也有些自大……而白健生呢，更予智自雄，以為天下事都可以武力了之，在寧漢合作時期，我在南京停留兩天，曾有一次和他討論今后軍隊的政治工作?！铱唇窈笳尾可僮雒癖娺\動的工作罷。無論民眾怎樣兇，有一連機關槍便什么都完了?！捉∩茏载摰卣f?！@樣何不就撤銷了政治部？’我提出抗議?！N標語，叫口號，總該有人罷！’健生大約以為貼標語和叫口號就是政治部的惟一能事了。經過這一度談話，我自然對李白有些失望?！雹訇惞骸犊嘈︿洝?，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第108頁。字里行間、話里話外，白崇禧和陳公博之間的交流，哪里有對這位被內定為總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工作的一絲尊重？看到“咄咄逼人”②近代史數位數據庫：《譚延闿日記·1927年·非菴日記》第四之下，第664頁。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倚仗軍事實力，輕視文官：“當今治天下非我們軍人不可，‘長衫客’（指文人）是不行的?！雹壑熳谡鸬染帲骸蛾愩憳谢貞涗洝?，第65頁。陳公博也是“能說會講”“風頭甚健”的前總政訓部部長④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上冊），第239頁。，哪里又能不“有些失望”呢？汪、陳的失望，埋下了11月廣州事變的伏筆。而12月黨內對汪、陳的群起討伐，又使得文武關系和政治工作更加依賴軍事實力，進一步影響國民黨軍隊的黨軍關系和政治生態。

黨內資歷不深的桂系，很難運用黨的資源，通過政治工作，強化對其他部隊的控制。因此，桂系進一步掌控南京政府后，大肆裁撤政工機構就成為必然：“等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先生下野之后，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因為軍事長官利用當作護身符，簡直就是裝飾品一樣。特別委員會產生，總司令部政治部又改為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而編制及工作實質，均大加縮小減低了，可以說他僅有其名，工作云云是說不上的，而且一般設施中多趨于腐化，這時期的政治工作，也可說是一個反常的時期！”⑤鄧文儀：《軍隊中政治工作》，第14—15頁。鄧文儀的這段話，記錄了蔣下野及至特別委員會時期政治工作從組織上變為“裝飾品”的“反?！睜顩r。政治工作行走至此，“反?！钡酵接嗥涿?。不過，鄧是蔣的嫡系學生，其為尊者諱。實則在對政治工作的踐踏過程中，并非只有中央特別委員會，而是包括蔣介石在內的諸多軍事主官。鄧用“反?！币辉~概括政治工作的危機，表明其內心深處依然忘不掉國共合作時期政治工作蓬勃發展的“正?！睜顩r。懷念歸懷念，現實中政治工作不僅日益淪為軍事主官的“裝飾品”，竟然也淪為國民黨中央的眼中釘、肉中刺。政治工作與黨不僅沒有成為一體，反而成為中央的贅疣。

蔣介石下野期間，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更加趨緊。在所謂民意的掩護下，在節省開支的“正當的理由”中，政工部門被中央特別委員會作為“駢枝機關”加以“裁撤”：“政治部雖非完全不好，但民眾已對他失掉信任……故現在將其裁撤。財政問題，實為現在本軍生死關頭……將駢枝機關及黨員盡量裁減，如此財政方面方有辦法?！雹薨壮珈骸对谲娛挛瘑T會紀念周報告：上海軍事機關分別裁并令》（1927年8月22日），《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46—147頁。9月中旬，中央特別委員會將各級政工部門編制進一步縮小，總政治訓練部內的300多人，“被撤者三分之二，保留者三分之一”。⑦《總政治部瓦解》，上?！冻繄蟆?927年9月1日，第6版?！败妿熣柼幑ぷ魅藛T不過10人，團政治訓練員辦公廳僅有4人，營連不設訓練員……各級政訓處經費均由各該部隊自行撥給?！雹唷秶裾娛挛瘑T會經過紀實》，南京：參謀本部印，1929年，第44頁?！爸魅雾毷苘妿熼L之節制，階級薪餉，均極力減低，較之從前政治部之威信，大有一落萬丈之勢?！雹冽徆饫剩骸饵h軍中之政治工作》，上海婦女慰勞北伐前敵兵士會編輯部編：《黨軍》，第34頁。和南京政府成立時相比，已經受到壓縮的政工機構，進一步被大幅裁減，其經費完全由部隊自行籌撥。短短數月，經費由“清黨”前的單列，到“清黨”初的部隊撥付1/4，再到費用全部由部隊自籌，政工部門完全淪為軍事長官的依附機構。政訓部門經費奇絀，工作沒有辦法開展，政治工作陷入癱瘓的反常狀態。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第7冊，中央陸軍軍官學校，1936年，第425頁。

只要對比一下將領們合法合規的高額薪水，還不計算其吃空缺等雖然非法、卻人人都這樣做的收入，③《張發奎口述自傳》，第18頁。就能感知到政治工作經濟收入上貧苦、政治上卑賤的地位。1927年12月12日，軍事委員會發布《新定官兵薪餉給與表》：“治本之道，在于重祿，第丁此財政困難之際，若官佐士兵概行增加，則財力有限，應付維艱，職會考慮再三，于增俸養廉之中，仍寓顧及財力之意，敬謹擬具新給與表，以期兩全?！闭沾?，上將、中將由此前的月俸460元、380元分別增加至800元、500元。中校以下，除少尉增加1元，直至一等兵，維持舊案。④《軍事委員會新定官兵薪餉給與表》（1927年12月12日），《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242—243頁。實際上，高薪并未養廉，反而加劇南京國民政府的腐化，萬耀煌記錄了10月南京的政界“景觀”：“我在南京住了十幾天，我的印象是，國府要員多擁擠在滬寧路上，好多委員及革命要人虛驕奢華，浮而不實，昔日北京舊官僚都變成了新政府的要員，一切人事的安排完全憑人事關系來決定，這那兒是個革命的政府?！雹荨度f耀煌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246頁。在大局腐化的背景下，政工人員自身的工作主動性、犧牲精神也難覓蹤跡。

歷史如此的戲劇化，號稱中央的特別委員會，竟然把體現黨的職責的政治工作加以冷處理，及至“特別”成“反?！钡摹把b飾品”?！把b飾品”三字，表明黨的中央到底給黨留下了最后的一點顏面，保留了一份黨的職責的底褲，沒有讓黨的形象、黨的隱私在軍隊中徹底裸露。

1928年，為服務后期北伐，四大集團軍的政治工作一度都有較大的建設。但濟南慘案一發生，“蔣總司令乃下令縮小軍師政訓部編制，裁撤團級以下機構及宣傳總隊，旋師政訓部亦撤銷?！?928年8月，二屆五中全會接受第14軍軍長陳嘉佑的提案，“歸并各軍師政訓部于特別黨部”⑥國軍政工史編纂委員會：《國軍政工史稿》，第431—432頁。。南京國民政府自建立起，每逢軍事進展順利，政工機構及其權責就會被壓縮與遞減，僅僅負責戰地宣傳；每遇戰爭困境，蔣介石就會擴充政工機構及其權限，另外賦予政工機構民事權和保防權。但不管怎樣變，黨代表制沒有再恢復，黨與政治工作脫節的現象沒有多大的改變。

（三）政工領導缺位與政工人員的腐化

鑒于“清黨”前許多人認為：“政治部在部隊中，權很大……不只管部隊中政治工作，連部隊外的政治工作也管，常常委派人當縣長，很紛亂”。⑦《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167頁。四一二政變后，南京國民政府從組建總政訓部起，就大幅緊縮政工權責。1927年4月26日，總司令部政訓部組建，聘吳稚暉為主任，陳銘樞、劉文島為副主任?！坝谑强偹玖畈磐?，將各軍政治部改為政治訓練部。大約是想令大家顧名思義，不再越殂代皰的意思罷?！雹唷洞骷咎障壬喂ぷ髡撐摹?，第50頁?！拔覟楦敝魅?，實際上一切由我負責?！雹嶂熳谡鸬染帲骸蛾愩憳谢貞涗洝?，第57頁。負實際責任的陳銘樞，大大壓縮了政工活動的范圍，把總政訓部的職責限制在訓練領域。①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紀錄：上海分會》，第297頁。盡管如此，從4月底總政訓部正副主任人選來看，說其政治地位猶存也不為過。相比于大革命時期的總政治部主任戴季陶、陳公博、鄧演達，吳稚暉在黨內的資歷更深，他是1926年北伐時蔣介石就任總司令的監印人。副主任陳銘樞在“清黨”前任過第11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這說明，蔣盡管大幅壓縮政工權限，但心里依然認可總政訓部在總司令部中的政治高位。

從1924年起，黨內就沒有多少人愿意全身心地從事政治工作。②［美］雅各布斯：《鮑羅廷——斯大林派到中國的人》，殷罡譯，第135頁。黃埔軍校首任黨代表廖仲愷，第一二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邵元沖，均是黨內文官代表。三人既不熟悉軍事，也不重視政治工作?！扒妩h”后，總政訓部主任吳稚暉對待政治工作，比廖、戴、邵不僅更為敷衍，且尸位素餐，還自視清高：“因為一個總政治部主任名義一出，太麻煩了……沒有人愿尸這惡名……待這總政治部整理好了，他的真面目顯出了，不久自然另有真正主任?，F在滑稽的叫做主任，就是那么一回事。我與總政治部，止有代表著瞎講幾句話的關系，或者送點稿子去，聽候采登的關系，別無俸祿呀，公事呀，責任呀，一切的官樣關系?！雹蹍侵蓵煟骸洞鹨话沩炁c罵者》，《吳稚暉先生文粹》第1冊，南京：全民書局，1928年，第47—48頁。有這樣的總政訓部主任，就有這樣的結果：“而軍隊政治工作，已由高潮轉入低潮?！雹車娬な肪幾胛瘑T會：《國軍政工史稿》，第326頁?！氨军h過去工作的大病，就是坐于指導的貧困……軍隊的政治工作，中央沒有予以切實的指導，自是必然的事實，而歷來的高級政治部之主持者，又因為鄧演達的投機叛黨，吳稚暉戴季陶等之僅是掛名，沒有黨的領袖作指導的重心”。⑤鄧文儀：《軍隊中政治工作》，第25頁。就鄧文儀此段反思而言，吳稚暉之所以掛名，是為了讓蔣放心，即他絕不會像鄧演達一樣，利用政治工作擴充權力，對抗軍事領袖。中央在理論建設缺位之后，總政訓部主任對官兵的政治工作也是主動缺位。如果不是還有軍閥，有待繼續北伐；有孫中山黨治的遺訓，需要表面承繼，這樣的黨、這樣的政工系統，哪里還有多少存在的必要性？

總政訓部主任不愿擔起“指導的重心”，各級政工機構的負責人也上行下效、有樣學樣，不愿“去指導”：“說到指導的連系，那更是笑話之極，總政治部很少或者簡直可以說沒有派人到各軍政治部去指導，除開一些例行公事或者為些經費問題而有各級主任間的接頭外，不論是宣傳組織的人員，他們都沒有見面的機會。那能談到直接的指導呢？由此類推，軍師政治部是如此，師和團的政工人員也是如此，團和連的政工人員也都是各干各的?！雹捺囄膬x：《軍隊中政治工作》，第26頁。這樣的工作部門與工作方式，也就不難理解一些人直接拒絕政治工作。西山會議派的覃振，“乃欲以老黨員資格，向吳稚暉推薦余參加政治部工作，余婉拒謝絕之?！雹摺剁姴阆壬L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78頁。

在“清黨”后政治工作被國民黨中央、軍事領袖、政工負責人聯合抑制的環境中，在黨內政治斗爭、人事摩擦不斷的時局下，政工人員身上的革命色彩、激進言行、民生訴求，不僅不能給自己帶來晉升，反而會成為將領們反共由頭下的刀下鬼、冤死魂。政治工作處在這樣逆淘汰的時局中，政工人員不僅達不到蔣介石設定的“圣人化”，許多人反而快速地官僚化、腐化：“江浙是最繁華的處所，以腐敗的風流，以浪漫為高雅，這種金粉惡習，自然不期然而然的使我們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衰頹下去?！雹佟洞骷咎障壬喂ぷ髡撐摹?，第50頁?！罢と藛T，完全成了風花雪月戀愛以及花天酒地的習氣——秦淮河畔西子湖邊，盡是政工人員的足跡……豈僅不能擔任政治工作……完全是腐化的敗類”。②鄧文儀：《軍隊中政治工作》，第27—28頁。一個革命型、動員型的政黨，僅僅經過“清黨”，歷時數月，政治工作的風貌差不多變了一個樣子。軍隊與黨的關聯、軍隊與民眾之間的關聯，這些政治工作的積極因素，如此快速的流失。

盡管如此，政訓部（政治部）或特別黨部一直存在于國民黨軍隊中。不完全意義上，沒有了黨權作為依托、沒有了黨代表制作為憑借的政治工作，或實或虛地伴隨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20余年的始與終。當它的競爭對手不如它有朝氣時，它依然還有勝利的余地，后期北伐就是如此。當它的競爭對手特別注重政治工作，能夠凝聚成一股拆不散打不垮的力量時，比如人民解放軍，敗北的就變成國民黨軍隊。

四、余 論

“清黨”后國民黨調整政治工作，明面上、對外宣傳的原因是“清黨”前，“在軍令上……政治部便隱然成了掌握實際軍令的機關了……前年以來，各軍政治部被共產黨把持了大半……在軍政執行上，政治部的地位，成了掌握軍政時期的政權的機關?！雹邸洞骷咎障壬喂ぷ髡撐摹?，第58—59頁。這份材料對了解“清黨”后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的走勢至關重要，即整頓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原則是確保軍令權、政權等大權在手。只是，這段材料有隱晦之處，沒有點出軍令權、政權要掌握在誰之手。

國民黨政界要人多認為，三二〇事件是黨軍主從關系變動的節點，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后政治工作的命運。當事人汪精衛說：“三月二十日，廣州戒嚴，軍事委員會并沒有知道，我是軍事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三月二十日，第二師團黨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國民革命軍總代表，我的責任，應該怎樣？”④汪精衛：《復林柏生書》（1928年5月18日），三民公司編著：《汪精衛全集·最近言論集·初集》，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11月，第188頁。胡漢民雖是汪的政敵，但其總結同樣精辟：“三月二十日之變以后……軍權之能掩蓋黨權，其主因也在此?！薄肮伯a黨的作崇，是黨分裂的原因。黨的分裂，是黨權旁落的原因。黨權旁落，卻又是軍閥所能篡竊黨權的原因?！薄肮伯a黨雖失敗，而軍事獨裁的力量，竟以此種分裂而益固?！雹莺鷿h民：《黨權與軍權之消長及今后之補救》（1933 年6 月），《三民主義月刊》第1 卷第6 期，存萃學社編：《胡漢民事跡資料匯輯》第5冊，第278、276、274頁。

胡漢民對黨軍、文武主從關系變動的點評，是后人了解“清黨”后政治工作走向的一把鑰匙。簡言之，三二〇事件后，軍令權、政權實則都操于蔣介石等軍事領袖的手中。在這些人的眼里，不管是黨外的共產黨人，還是黨內的強勢人物，都不許其借政治工作，操縱軍令權、政權。相比于共產黨人，黨內強勢人物對軍權的挑戰同樣不能小覷，甚至更要提防。比如鄧演達借助總司令部政治部，一度與總司令蔣介石分庭抗禮：“武漢是以鄧擇生為中心的”“鄧擇生是最長于理論講演的，而且也最長于拉攏的?！雹揸惞骸犊嘈︿洝?，第80-81頁。鄧本是蔣信任的部將，因有總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有極強的政治抱負，又會做將領的工作，在蔣等軍事領袖的眼中，來自鄧的威脅與挑戰，不亞于有組織的共產黨人。只是，在黨治原則下，打擊黨內的政工負責人，不能明說，只能以擅權作為打壓的由頭：“至于總政治部，本來亦不過總司令部里一個附屬機關，被那位鄧演達老先生一個主任，吹得大而無當，幾乎連政府他都可以包括在內?！雹賲侵蓵煟骸洞鹨话沩炁c罵者》，《吳稚暉先生文粹》第1冊，南京：全民書局，1928年，第48頁。

“清黨”后，蔣介石限制政治工作、提防總政訓部主任的心思，被總政訓部主任吳稚暉領會得最為透徹：“現在南京同志，沒有人要攬這大權?！雹趨侵蓵煟骸洞鹨话沩炁c罵者》，《吳稚暉先生文粹》第1冊，第48頁。相比于活得“通透”的吳稚暉，1928年后期北伐時的總政訓部主任戴季陶依然想有所抱負，從而對蔣介石等軍事領袖的心思，沒有完全領悟：“可是現在實行清黨之后，前面所述背面的作用，已經沒有了，而正面的理由和他的效果，我們是絕不可一筆抹殺的。這一件事我費了許多研究，我敢斷定我們以后，如果要主張以黨治國，到全國統一，訓政完成、制定憲法，將黨權變為民權時止，必須要維持這以黨治軍的黨代表制度?！雹鄞骷咎眨骸饵h代表制度好不好》，《青年之路》，上海：民智書局，1928年8月，第125—126頁。戴季陶似乎有點不夠識趣，把一個盡可能意會的事挑破說了出來：既已“清共”，包括黨代表制在內的政工制度，都至少要“維持”下去。不僅如此，戴還抬出孫中山“以黨治國”“以黨治軍”的遺訓，作為維持黨代表制的理由。

總政訓部主任戴季陶維持黨代表制的呼吁，實則是文人想借助政治工作，對軍事有話語之權。不知是不是有鑒于此，自1928年二屆五中全會之后，除了全面抗戰時期蔣介石起用陳誠、張治中作為政治部長之外，其他多數時間，都是任用資歷相對較淺的黃埔學生賀衷寒、鄧文儀等人，作為政治工作的負責人，且嚴禁這些人出任軍事長官。

“清黨”后，盡管政工事務依然還在推行，后期北伐還在繼續勝利，但政工地位由部隊的監護者，一降而為“貼標語，叫口號”的宣傳人員。在募兵制的背景下，④何應欽：《軍備之必要與中國軍隊之改進》（6月1日訓話），《革命軍人》第4期，1928年7月1日，第13頁。在土地私有制的經濟格局中，在宗法習俗的社會土壤中，沒有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因向來歷史地理封建宗法的關系甚重”，更不可能“脫離封建時代武力的習氣”。⑤鄧文儀：《軍隊中政治工作》，第12頁。這樣的軍隊，也就與孫中山以黨治軍、軍民結合的政治工作的初衷背離了開來。

國民黨改組的本意是強化黨權，以黨治軍?？上?，東征、北伐等統一國家的軍事行動，卻步步強化國民黨政權的軍事化色彩。這種結局，恰恰是蘇俄軍事顧問加倫此前擔心的，⑥［蘇］卡爾圖諾娃：《加倫在中國（1924—1927）》，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223頁。也是左派鄧演達等人意識到，想要扭轉卻沒有辦法去扭轉的。⑦鄧演達：《在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紀念周的政治報告》（1927年3月14日），《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3月16、17日。1927年11月首版、1928年4月三版的《國民革命軍》一書呼吁：“以我的眼光觀察，現在的軍隊，如黨代表如政治部，實有恢復舊觀之必要?！雹嗬钭邳S：《國民革命軍》，第15—16頁?？上?，自北伐起，尤其是“清黨”后，黨對政治工作“無切實指導與監督……所以弄得軍隊不肯接受政治訓練，視政治工作如贅疣，而我們又不能用鐵的黨紀去裁制他，遂使我們一切規劃，都無從實現了?！雹俜接X慧：《緒論》，《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工作報告》上篇，1928年10月編印，第4頁。

南京政府剛建立時，雖然繼續想解決工農問題，但畢竟“有一個感想流傳得最有力，那就是：武器是決定問題的最后力量”。②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0年，第47頁。在工農和官兵之間，國民黨領袖看重的還是軍人。

“清黨”后，國民黨政權加速軍事化的政治現實，令一些文職高官倍感無奈與無助，甚至由此發出聽天由命、非理論和組織所能克服的悲觀感嘆：“中國到底是一個停滯于封建思想的國家，這般軍人先天帶有這些傳統思想，并非一時所能以理論克服，中國恐怕長期陷入于地方軍閥政治罷！這樣，國民革命的北伐前功都盡廢了?！雹坳惞骸犊嘈︿洝?，第148頁。國民黨政權的軍事化，又進一步造成黨權的虛弱與軍權的強勢，刺激著更多有抱負的人，用槍桿子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我聽到背著一桿槍的同志們說，政治工作人員是賣狗皮膏藥的，……我們常說以黨治軍，事實正是相反，是以軍治黨……我想，投了筆罷！我乃決心入教導營?！雹苤莒`均：《亂世文章不值錢》，《中央副刊》第97號，1927年7月1日。

20余年后，當年主導“清黨”、打壓政治工作的蔣介石、白崇禧敗退臺灣，蔣痛定思痛，對“清黨”以來政治工作的惡果做了深刻剖白。蔣檢討“清黨”后黨代表制廢棄的惡果，認為自從黨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為部隊長官的幕僚機關后，軍隊監察即無從實施；加之政工系統人事不健全，整個政治工作遂完全歸于失敗。政工機構及其職能的邊緣化，又使政工人員缺乏事業心，優秀人員不愿進入政工系統，造成人員素質普遍低下，欠缺對三民主義的鉆研與認識。官兵缺乏政治訓練，作戰意志薄弱，尤其對民眾不知愛護與聯系，甚至恣意騷擾，以致軍風軍紀蕩然無存?！斑@種沒有靈魂的軍隊，自然非走上失敗的道路不可?！雹菔Y介石：《國軍失敗的原因及雪恥復國的急務》（1950 年1 月5 日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3，第94頁。這個結論是蔣介石以往不曾提出的，也可以說，這是蔣對“清黨”后打擊政治工作的遲來的檢討與自我批評。這樣的反思與檢討，實則是蔣介石對政治的競爭對手——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政治工作，最大程度的羨慕與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