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尚同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高山青 李 波

墨家作為我國古代先秦時期的重要哲學派別,其創始人墨子在選拔人才、治理國家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具有積極意義的思想。而他的尚同思想作為其在政治方面的主張,真實地表達了當時以墨子為代表的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和偉大抱負,盡管他所處的年代與我們所生活的時期相距甚遠,但在今天跨越歷史長河重新審視墨子的尚同思想,對于挖掘其當代價值,實現墨子尚同思想的現代性轉換具有重大意義。

一、墨子尚同思想的提出

墨子所生活的年代正處于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時期,其尚同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也深受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在經濟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井田制逐步瓦解,私有制土地開始出現,原有的奴隸主與奴隸的關系被打破,新的封建生產關系在奴隸制的母胎里生根發芽;在政治上,隨著周王室權力的衰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逐漸瓦解,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不斷激化,各國紛紛要求獨立于周朝的領導之外,同時兼并戰爭不斷,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秩序。在文化上,私學興起,學術下移,一大批士階層隨之涌現。同時在社會混亂的大環境下,人們思想觀念不斷更新,一大批不同學派的思想家橫空出世,最終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盛世局面。綜上所述,正是由于墨子對當時的社會形勢有著深刻的體會,才促使這位心系百姓的哲學家提出了“尚同”的偉大思想。

墨子首先對“天下大亂,若禽獸然”這一社會現象所形成的原因進行了深刻分析,他指出,“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1]64。由此可見,正是因為社會上未形成統一的“義”的標準,致使人人都以為自己的“義”是對的而別人的“義”是錯的,從而相互指責和批判,這就導致人與人之間“交相非”的現象頻現,各諸侯國之間的不義戰爭頻發,整個社會成為了毫無人性的禽獸相互角逐的競技場。此外,社會的人倫禮節較為混亂,即“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1]68,這也是導致天下大亂的另一重要原因。針對以上社會動蕩的原因,墨子的尚同思想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其目的是“一同天下之義”,因為只有統一“義”的標準,才能建立起一個和諧統一的社會秩序。

墨子的尚同思想作為社會政論的解決方案,其出發點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它作為墨家十論中的重要思想,其大意是指上下級保持一致。但這只是一個淺顯的說法,無法將其中所蘊含的思想精華得以真正表達。具體來看,它要求人們在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都要同上級保持統一,從鄉里到諸侯國再到天子,身居下位的人要向上看齊,同上級的意志保持一致,直到天子統一于天,整個社會實現“一同天下之義”,到那時尚同思想體系的運作才算最終完成。

二、墨子尚同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提出尚同的根本目的:一同天下之義

墨子在《尚同》中談到,之所以會出現“天下之亂,若禽獸然”的混亂現象,是由于每個人思想不同,致使其自相殘殺,進而社會處于一種長期不穩定的狀態。因此,為了杜絕這種現象,必須要有一個國君順應天意,來擔任國家的領導者,從而一統社會的思想來約束百姓、治理天下,墨子把這項自上而下的工作稱為“一同天下之義”,并對其進行了詳細解釋,“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1]66。正是通過這種層層遞進的方式,才最終形成了一套逐級上同的政治組織,整個社會亦像是建立起了一座金字塔,塔尖即是順應天意且通過“選賢”而產生的天子,天子之下設置三公,協助天子“一同天下之義”。后設“萬諸侯國君”。又置左右將軍大夫,其職責同樣是一同其國之義。里長是一同其里之義,鄉長是一同其鄉之義。其職責也是“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2]。通過自上而下各級的努力最終使得“天子之義”成為“萬民之義”,社會上形成一個共同的社會價值觀。當然,這種共同的價值觀的建立并不是簡單地將一個人的思想定于一尊,而是主張各類社會群體對自己思想意識進行充分闡述,居上位之人在經過反復的比較與實踐的證明后,從各個社會成員的主張中選取合理的、有利的部分加以吸收融合,進而形成一種共同的社會價值觀來指導社會成員的行為,可以說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但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天子之義”的合理性如何得到檢驗?對此,墨子指出,“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上不同于天,則災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1]66。從墨子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倘若百姓的意志已經與天子的意志相統一,但仍出現了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這就說明天子所制定的“義”的標準不符合天的意志,故而要受到上天的懲罰。因此,百姓和天子的所作所為都要受到上天的約束和限制,天子的權力不是無限的,其上還有天,天子必須順天而行,這樣上天才會惠澤于民;反之天子做了錯事,上天就會降罪于他們,使他們失掉權力、失去國家。盡管墨子的這種觀點在現在看來是無稽之談,但就當時而言,“天的意志”對整個社會起到了一種約束和警戒作用,正是因為人們對上天心存敬畏,故而才得以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

(二)實現尚同的前提條件:選賢者而用之

墨子尚同思想的前提是不論是里長、鄉長,還是諸侯國君、天子,他們均為德才兼備的賢者,里長為里之仁人、鄉長為鄉之仁人,如此類推,直到選中“天下最賢者”作為天子,其“一同天下之義”的過程才算基本完成。因此,讓賢者擔任國家的管理者,這同樣也是墨子設想中選賢任能的政權形式。那么什么樣的人才能被稱為“賢者”呢?墨子答道,“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1]38。由此可見,賢者必須具備以下三個特點:首先是要有良好的品質,是社會上公認的講仁義道德的人;然后在具體行為方面要有很高的能力,是社會上公認的聰明能干的人;最后在人際關系方面要有很好的溝通能力,是社會上公認的能言善辯的人。但是,賢者是如何一步步被選拔出來的,墨子卻始終未能制定切實可行的辦法,且缺乏相關官吏選拔的制度,僅僅是寄希望于王公貴族能夠不黨父兄、不偏富貴,這在宗法關系錯綜復雜的古代社會簡直是癡人說夢。因此,墨子的選賢設想距離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還存在很大的差距。

從選賢范圍上來看,墨子心目中的“賢”是符合民意的,蘊含著早期的民主色彩。他認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1]40。他主張打破以世卿世祿制為基礎的宗法制度下任人唯親的原則,這就表明即使是出身貴族,倘若無德無才,也絕不能被任用。選用賢才應不計出身貴賤,不論階級高低,只有讓真正的賢能之士來擔任地方官員,整個國家和社會才能治理好。比如古代的伊尹本是“賤人”卻為商湯所重用,由此體現了“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用人原則,這也為下層民眾參政提供了條件,是政治上利民的表現[3]。盡管這種唯才是舉、不論出身的選賢思想在當時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不可否認,它體現了下層民眾的利益訴求,為下層民眾參與社會治理提供了重要途徑。

總而言之,墨子認為,只有用賢人來治理國家并賦予其相應的權力,才可以為尚同的實現打下堅實的基礎。墨子這種唯才是舉、不論出身的選賢思想,始終是兩千多年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心目中對國家用人體制的幻想,在當時“家天下”的社會背景下,堪稱驚世駭俗,完全超越了時代的局限。不過盡管其具有先進性,但仍無法適應封建社會的發展要求,這恐怕也是墨家學派長期不受統治者重視、無法成為古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原因所在。

(三)踐行尚同的機制保障:賞善罰惡

在墨家看來,通過廣泛選舉賢者來擔任各地長官是實現“一同天下之義”的前提,但如何確保上任后的各級官員將這項工作落實到位呢?墨子認為針對不同情況,可以采取批評、獎勵和懲罰等多種方式來激勵或督促官員工作的開展。具體來看,墨子首先談到,“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是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茍明于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1]79。在他看來,上面必須清楚地了解下面的情況,同時下級對所發生的事情無論是善是惡都要上報,這也是進行賞罰分明的依據所在。見到好的事情去上報,見到不好的事情也上報,上級在得到下面的真實情況后,就會對善人進行獎勵,對惡人進行懲處,善人受賞而惡人受罰,長此以往百姓就會自發地建立起一個對善惡判斷的統一標準,國家也必定能治理好。另外,墨子還主張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通過加強刑罰來懲戒“不能尚同其上者”,從而確保善惡賞罰的權威性。但是與法家的重刑思想不同的是,墨子刑罰的主要目的是維護國家和社會穩定,用道德教化引導于前,嚴明懲罰督率于后,這樣百姓自然而然會形成一種共同的自覺意識,距離“尚同”社會理想的實現也就不遠了。

為確保賞善罰惡這項標準可以廣泛應用于整個社會,墨子主張建立統一的法律。墨子認為,“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1]17。無論是從事何種職業的百姓,在各行各業里也有專屬于自己行業的法則。而統治者在治理國家的時候更需要建立一套科學完備的法律,以法律的形式來確立一套普遍公認的賞罰標準,增強賞罰的權威性,并通過獎懲的手段來實現國家機器的良性運轉。

墨子將實行“賞善罰惡”作為保證“尚同”思想得以順利實施的一種有效社會機制,寄希望這種社會機制能夠為天下萬民提供立身行事、生產勞作的準則與規范[4];同時,通過統一法律的途徑將“尚同”思想以一種國家意志的形式確定下來,進而確?！耙煌煜轮x”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三、尚同思想的當代價值

墨子出身于手工業階層,代表了當時社會底層勞動者的利益。正因如此,其思想更能反映社會最底層百姓的迫切呼聲,更能反映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熱切追求。不過在當時那個年代,社會上所形成的價值觀大多為上層意志的被動灌輸,缺乏自身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而在新時代下,我國實行的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與墨子的尚同思想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因此,重新審視與挖掘墨子尚同思想的當代價值,對于強化集體主義觀念、提高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等具有積極意義。

(一)有助于維護黨和國家的集中統一

墨子的尚同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集體主義色彩。他指出,“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1]65。盡管這體現了上級對下級的絕對權力,在今天看來帶有一定的專制主義色彩,但這是因為居上位者所代表的是多數人的利益。因此,作為下級要盡可能協助上位者,不能有所叛離,從而實現社會整體的利益最大化。集體的利益和個人的利益休戚相關,盡管二者之間有時會存在沖突,但從長遠來看,二者之間的整體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個體只有將自身的利益服從于整體的利益之下,整體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用,從而促進個體更好地發展。所以,墨子在尚同思想中所表述的集體并不是指因短期利益而臨時組建的“虛假的集體”,而是在形成統一價值觀的基礎上,為實現共同發展而長期組建的“實在的集體”。在這個集體里面,每個成員都有共同的奮斗目標,盡管他們所持的政見可能會有所不同,但都愿為集體的利益無償奉獻自我。

當前我國在全面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要繼承和發揚墨子尚同思想中的精華部分,必須堅持“上”者即黨的領導,緊緊依靠“下”者即基層組織和民眾,堅持尚同思想的“上下”和諧統一內核,才能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5]。同時,對于目前出現的不良苗頭,如“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惡劣行為必須堅決抵制。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黨員同志應當具備很強的看齊意識,并指出:“要經常、主動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盵6]如果地方對中央的決定有不同意見,可以向上級匯報,也可選擇保留,但是要在政治、思想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自覺服從并執行上級黨組織的命令。這既是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主動應對“四大危險”和“四大考驗”的重要路徑,也是忠實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必然要求。

(二)有助于提高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墨子提出尚同思想的目的在于實現天下之治。選擇天下賢能之士來管理天下大事,從而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同時,墨子的尚同思想在今天可以理解為一種社會認同機制,即通過意識形態傳播、宣傳教育等方式使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達成統一,形成高度的社會認同感和歸屬感,可以安心地將自己的意見向上提出,從而使得領導者更好地掌握下面的真實情況,以便作出正確的決策。因此,盡管墨子的尚同思想是在古代社會提出的,并不帶有科學民主的色彩,但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政治管理模式的思路。不過受于時代的限制,墨子尚同思想中的“同”是在確保居上位者為賢人的基礎上實現的,即“上”為“同”的基礎,“同”是“上”的保證,這種模式大都依賴于管理者本人的能力和品德,缺少科學和民主的保障,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故而應適當借鑒尚同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提高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既是黨帶領人民取得各項工作勝利的前提條件,也是全面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必由之路。今天我們在吸收墨子尚同思想有益成分的基礎上,加入現代科學民主的元素,使社會成員在正確價值觀的支配下,思想形成統一。同時,決策的受益群體應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這里的“人民”并非是指處于封建統治下一味服從的臣民,而是國家的人民群眾。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從人民偉大實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7]?！叭龁栍诿瘛币彩屈h和國家進行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重要原則。因此,在決策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充分汲取下層民眾的意見并結合實際情況使其上升為國家意志。只有做到“上同于民”,才能形成上下一致的共識,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進而維護人民的利益。

(三)有助于加強黨員干部隊伍建設

當前,尚同思想對于加強黨員干部建設具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墨子曾說,“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1]68。在此墨子強調了領導干部隊伍在治理國家和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同時,墨子還指出,“然后圣人聽其言,跡其行,查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1]43。從中不難看出墨子在選官用人方面有著一套嚴密且完善的標準,這就使得社會成員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作用,同時為黨和國家進行干部選拔提供了積極創新的思路。在新時代下,我們黨更加強調人民在國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為“上之賢者”的中國共產黨其第一身份必須是人民的公仆,要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這一奮斗目標內化為黨員干部的行為準則與價值追求,在管理國家和社會的過程中要將人民放在心中首位。否則,如果“上”者的行為與百姓的意志背道而馳,那么長此以往,“上”者必將會失去其執政的最大基礎,唯有一直依靠“下”者的擁護與支持,“上”者才能帶領國家變得更加強大。

黨員干部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堅力量,加強其隊伍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8]二十字好干部標準為抓手全面推進黨的建設,這既為廣大黨員干部明確了其前進的基本方向,又深刻展現了共產黨人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的決心。在新的歷史時期,加強黨員干部隊伍建設是一個不斷繼承與創新的過程。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一方面要嚴格約束自己,不斷用黨的最新理論成果來豐富和發展自己,以強大的自我革命精神逐步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能夠成功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現代化道路。另一方面,加強黨性德性修養,在日常工作中要充分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不斷提高中國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并經常組織干部開展工作鍛煉,為打造一支高質量的干部隊伍提供實踐平臺。

(四)有助于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實施

墨子尚同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法治色彩。在墨子看來,天下不能沒有法,“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1]17。此處的“法儀”可以理解為社會成員的行為規范,與現代社會所實施的法律法規類似。他還進一步指出,“古者圣王為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1]74。這表明為達成“一同天下之義”的最終目標,統治者需要將制定和實施法律作為治理國家和社會的重要途徑,明確法律在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這既與現代社會強調法律至上的法治思想不謀而合,也為我國實施依法治國提供了重要參考。

盡管墨子所提出的以法治國的構想與今天依法治國存在著諸多不同,但他能以“尚同”“法儀”等重要思想為原則來辨別是非,直面回擊上層權威,維持社會秩序,已非常人所能及。而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既是維護國家統一和人民利益的必要保障,也是社會法治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全局出發,全面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同時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關系黨執政興國,關系人民幸福安康,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盵9]從理論意義上看,這一基本方略的提出是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應運而生的重大理論成果,極大地豐富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時代內涵,有利于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自信。從實踐意義上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戰略全局的高度對依法治國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并將其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這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事業建設邁向了一個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四、結語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里,墨子的思想雖未能像儒、道思想一樣對國家政權和百姓生活產生深刻影響,但他所提出的“尚同”“尚賢”等主張對于當前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仍具有積極意義。不過今天在積極借鑒墨子尚同思想的同時也必須看到,墨子的思想仍然帶有不可忽視的結構性缺陷,例如國家政治目標的空想性、小生產者的階級局限性等。因此在新時代下,必須堅決剔除墨子尚同思想中的糟粕部分,充分挖掘其思想中的有益成分,這對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起著重要的思想引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