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古代文學中的丑女形象
——以先秦兩漢文學作品為例

李露菲

一、引言

女性美是我國古代文學作品重要描寫對象,關于女性美的經典文學作品非常多,與之相對的,鮮少塑造丑女形象,常將其作為配角烘托主角的“人性光輝”,縱觀現有文學作品,少見丑女專屬作品,且對丑女均以描繪容貌為主,而且常在情節描述中對其持有批判、蔑視觀點,這也就導致丑女形象在不同階段的描寫不同。

以先秦兩漢文學作品為例,盡管自周代起重德輕色的社會審美意識逐漸興起,但先秦與兩漢時期文學所刻畫的丑女人物形象并不一致,雖然各個時期的丑女人物形象刻畫的側重點都有所不同,但也從側面反映了盡管同樣在重德輕色這種社會美學意識指導下各個時期的美學標準,也有著各自的時代特征。因此,經過對先秦兩漢時期文學作品中丑女形象的分析與比較研究,發現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丑女人物形象,大致可分成兩種:其一,涵蓋100多個女性歷史故事的《列女傳》作品,所描繪的女性形象多以“內在美”為主;其二,以妻妾相爭為背景的《妄稽》作品,其中女性以“面丑心毒”為主。透過丑女容貌的變化,可透析出中國古代審美觀念的變遷過程,經過春秋戰國時代以后,對女子審美已經由周代的按倫理道德標準高低的評判美丑,逐漸過渡到了漢末的“德貌并重”的雙向審美。

二、先秦辭賦、典籍中的丑女形象

先秦兩漢文學與丑女形象有關的作品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先秦辭賦、典籍,這一類中主要記載的是效顰丑女、妖魔丑妻以及妒婦;二是秦漢傳記,這一類主要記載了歷史女性人物的美丑好壞,但在這類文學作品中評價人物形象好壞的并非是女子的外貌而是其德行,最為出名的有劉向《劉女傳》中的鐘無艷,《史記》《長門賦并序》中善妒參保的皇后等。下面是對我國先秦兩漢時期文學作品中丑女人物形象的具體分析:

(一)效顰丑女、妖魔丑妻

先秦辭賦、典籍中最典型的丑女形象,當屬東施以及登徒子之妻,這一類女子在文學作品中的丑女形象都源于其本身容貌不佳?！肚f子·外篇·天運》中所記載的東施效顰故事,就是通過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做,塑造出了東施這個丑女形象,最為經典還屬莊子對東施的評價,“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從這句話就可以看出,大眾審美具有一定的共同之處——喜愛美好的事物、討厭丑陋的事物,覺得是晦氣的東西,就避之不及。所以,在東施模仿西施的時候,由于東施本身奇丑無比,導致路人、富人、窮人都避之不及。而莊子塑造東施這一丑女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襯托出西施的美。

妖魔丑妻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被真正塑造出的丑女藝術形象,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賦》中通過將登徒子之妻妖魔化,來闡述為什么登徒子會好色,將登徒子好色的原因歸咎于登徒子之妻貌丑不可看上。雖然在他的筆下并沒有直接評價登徒子之妻,但登徒子的妻丑的藝術形象似乎超脫了人的意識范圍,更近似于惡魔的體現。并且,通過對東家之女的描述,也能看出宋玉的立場。在《登徒子好色賦》中,宋玉就是如此形容登徒子之妻的,“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與之相對的,對東家之女的描寫就非常詳細、贊美之語眾多,如“言語笑嫣然”“皮膚勝雪”等[1]。通過這兩個女性形象,利用美與丑的對立,將登徒子之妻妖魔化,體現出登徒子在“好美之心”的驅使下“好色”。

(二)妒婦

先秦辭賦、典籍中的丑女形象,除卻貌丑這一類以外,就是經典的妒婦形象。其中,第一個有關“妒婦”的說法,是《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中描繪的妒婦形象,多為嫉妒心所致,即叔虎其母貌美于叔向之母,致使叔向之母不準女兒見她丈夫,兒子們都紛紛勸諫她。叔向的母親說道:“深山大澤之間,的確會生長龍蛇。她漂亮,我懼怕她生下龍蛇來禍害你們破壞家庭,現在境內備受寵信的大官眾多,壞蛋又從中挑撥,不就是很難處理了嗎?我自已有甚么可愛惜的?”讓叔虎的母親去陪侍丈夫,就生下了叔虎。

《韓非子·內儲說下》中也有關與妒婦的描述:“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浞蛟?‘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边@兩個妒婦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做了一些惡事,不讓其他人陪丈夫睡覺,因而被人視作是丑婦。

先秦辭賦、典籍中最為經典的妒婦形象,當以“鄭袖”為先,與她妒婦形象有關的故事是“掩鼻之讒”。鄭袖頗多心計,得知魏王寵幸新來的美人,就專門送了些美麗、漂亮人的衣服、首飾給美人,并特地親近她,好讓魏王知道自己也喜歡美人,讓魏王覺得鄭袖并不忌妒美人。而魏王看到她日日送東西給美人,就非常高興,覺得鄭袖并不善妒。時機成熟后,鄭袖就開始使壞,佯裝好心,告訴美人她非常美,就是她的鼻子不太好看,看到魏王時應用手遮住鼻子。美人聽后,立馬照做,而魏王卻感到奇怪,鄭袖此時就近讒言,說是美人討厭魏王身上的臭味,魏王就非常生氣,就下令割掉了美人的鼻子。無論是在《韓非子·內儲說下》,還是《戰國策·楚策四》中,都有鄭袖“掩鼻之讒”的記載,使這一丑女的形象流傳千古。

三、秦漢傳記中的丑女形象

(一)貌丑德充的齊國丑女

先秦兩漢時期文學作品中所記載正面丑女形象最為突出的,就是劉向的《列女傳》,《列女傳》中的齊國丑女鐘離春、宿瘤女還有孤逐女,是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丑女形象中貌丑德充的代表。

《列女傳》中的宿瘤女,因頸部天生長有肉瘤被戲稱為宿瘤女,但她卻因這肉瘤被載入青史;孤逐女則因為相貌丑陋不為人們所容,被逐出鄉里;鐘離春則是天生相貌丑陋,如“結喉”“臼頭”“卬鼻”“皮膚若漆”等而被世人所銘記[2]。

這三人都收錄在《列女傳》的《辯通傳》之中,是容貌丑陋但才德出眾的丑女,以智慧、善辯、排憂解難聞名?？v然這三人都在外貌有所缺陷,不能取勝于其他女性,但是她們卻有許多優點,貌與德的反差是這類丑女最為突出的特點。這一丑女形象,也是先秦兩漢時期文學作品中最為經典的丑女形象,除卻劉向的《列女傳》以外,其他文學作品所塑造的丑女形象都與此不同,并沒有突出容貌與才德之間的矛盾。正因如此,劉向《列女傳》中的丑女形象才讓人印象深刻,既讓丑女擺脫了傳統審美觀,又凸顯出了女性的生命價值與審美價值。

(二)善妒兇殘的正宮皇后

兩漢時期文學作品中最具代表的丑女形象,以呂雉、陳阿嬌這兩位善妒兇殘的正宮皇后為代表。呂雉是歷史上最為經典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作為劉邦的結發夫妻,在劉邦打天下時歷經磨難,但當上皇后之后,劉邦并不喜歡她,反而寵幸妾妃。這也使得她以善妒的正宮皇后形象而被記載于《史記》之中。根據《史記·呂太后本紀》記載可知:趙王較為年輕,為孝惠帝臣子,聞見王后對戚夫人有怨恨情懷,故期待趙王對其進行誅殺,由此表示王后確有妒忌和猜疑心性。隨即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腳,去目,煇耳,將戚夫人制成“人彘”。不加多日后孝惠帝見此傷心不已,事后無心理會朝政,終日飲酒作樂,故多病矣。關于該形象的塑造,并非單純以外在面貌為美丑評判標準,而是以“內心所為”闡述了位高權重者未必擁有與之匹配的美德,同樣可稱之為“丑女”。

另外,按照《長門賦并序》中的說法,美麗女子曾答應來看望憔悴的舊人,但卻因新歡而忘卻原有約定,自此與他人相愛,面對女子如此真摯的情意,為博君心自愿整理床鋪,為之哭訴,但最終也沒能換回君心,經過相關言語的記載,寥寥幾句,就將漢武帝原配皇后得寵、善妒失寵以及失寵后再度獲寵的過程呈現出來,但《長門賦》并沒有徹底挽回漢武帝對陳阿嬌的寵愛,盡管漢武帝看《長門賦》后十分感動,可陳阿嬌最終仍舊被廢[3]。

通過呂雉、陳阿嬌這兩任皇后在《史記》以及《長門賦并序》中的記載與描述來看,兩漢時期,特別是西漢早期到西漢中期這一階段,文學作品中對丑女形象的描述多是側重在德行,女子德行是否良好是評價其美丑的重要指標。

四、先秦兩漢文學作品中丑女形象與審美取向

先秦兩漢文學作品中丑女形象之所以多種多樣,有貌丑德賢的鐘無艷,有貌美失德的妒婦,有善妒兇殘的皇后,等等,主要是因為不同時期對女性審美的標準不同,以下是對先秦兩漢文學作品中丑女形象與審美取向的深度解析。

(一)“甚美必有甚惡”的審美矛盾

先秦時期文學作品中最初的丑女形象,如東施、登徒子之妻,都是指相貌丑陋的女子,主要是因為諸子先哲承認“色”的客觀存在,如《墨子·親士》有“西施之沈,其美也”,《孟子·萬章上》有“好色,人之所欲”、《論語·季氏》中告誡君子行事當在不同時期遵守不同底線,即年輕時戒備美色,壯年之際戒備好勇斗狠;年長時戒備利益熏心,否則當損毀名聲等。

彼時,人們對女性美的劃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外在美,包含容貌、形體以及舉止等稱之為“色”,而內在美,包含道德修養、禮儀規范等稱之為“德”。而春秋戰國時期,對女性審美正處于“欣賞”與“厭惡”之間,一方面“好美之心”讓人歌頌女性美而嘲諷丑,如《左傳》桓公二年記載:在七年春季之際,魯文公曾在晉國內亂之時出兵攻打邾國,并讓邾人工其子充當看守官,此舉并不合乎禮儀。而夏季四月之際宋成公身死,以樂豫作司馬,公孫友作左師,右師為公子成,宋昭公欲殺之,此時樂豫表示公子們均為王室后裔,類似于枝葉,若貿然除之,將暴露樹干,此舉危矣。君子當如枝干對待枝葉般悉心看護,身為君王更要以德行親近臣子,不可輕易殺之。然而宋昭公未聽從,造成后續局面混亂。另一方面,則是詆毀女性美,而肯定貌丑德美,如《國語·周語》記載密康公在女子前來投奔時,未聽從其母勸誡,將女子呈送給天子,造成僅一年光景密國敗落。

總的來說,先秦時期,由于“好美之心”與倫理道德之間的矛盾,使得“貌丑德美”的丑女形象逐步顯現,但這一時期尚未形成西漢劉向《列女傳》中提出的“丑女興邦”的觀點,而是在美貌天然追求以及“紅顏禍水”心理忌憚之間徘徊,導致文學作品中刻畫、嘲諷丑女的同時,又通過美與丑的對立襯托出女性之美。

(二)外貌德行常態化發展

禮崩樂壞之際,輕德行重色相的現象日益嚴重?！稘h代婚姻形態》中就闡述了封建時代女性地位有所變化,女子既可憑借外貌、才干凌駕于男子之上,又能在時代映射下鞏固個人地位。呂后能在劉邦之后獨攬大權,也從側面證實了這一點:一方面,呂后是中原統一后封建社會第一個被正式確立的皇后,在她之前沒有女性被封為皇后,女子干政雖然不是從她開始,但她確是先秦兩漢時期唯一在《史記》中有本紀的女性,本紀中詳細記載了她干政、迫害如意母子等內容,卻沒有過多批判她;另一方面,漢代早期,女性的社會地位相對自由,當時即使是鄉民的正妻也可以入戶,稱之為“細君”,但到了西漢中期,女性地位卻逐步下降,甚至在《尚書·洪范第六》中曾對女子表達了輕蔑情感,甚至將貌丑與國運聯系在一起,片面認為貌丑者將阻礙國運,若將其祭天即可達到祈福避災目的,并且女子也開始認為貌美是逆天改命的重要資本,男子也以求娶傾國面貌者為最高追求,該心態開始呈現常態化發展趨勢。

因而,秦漢之際外貌、德行還沒有過多的追求或是打壓,無論是在文學作品還是實際生活中,關于女性美丑的評價,并非是單一以外貌或是德行為主,愛美之心和德行都是主流審美意識的評價標準之一,而“愛美之心”也沒有必要德行所壓制。這一點在湖北云夢縣睡虎地秦陵中發現的大批簡內容中有所體現,在《睡虎地秦墓簡牘》的《日書甲種》《日書乙種》中,大多部分描述的都是有關于趨利避害的迷信方式,其中明確記載了“生子美”是大吉,說明當時美吉丑兇是一種審美常態,相貌在評價兇吉、趨利避害中有相當重的比例,這也從側面說明“追求美、好色”是客觀存在的、極為正常的一件事兒[4]。

再者,《妄稽》中塑造的“妄稽”這一丑女形象也是非常經典的。通過《妄稽》中關于“妄稽”容貌、德行、言行舉止的描述,可以很容易發現德與色之間的關系。妄稽是先秦兩漢時期“貌丑德惡”這類丑女形象的代表,《妄稽》中對其容貌的描述是“臂胚八寸,指長二尺。股不盈拼,脛大五握……勺乳繩縈”“蓬髪頗白”“面盡魿臘”等,說明妄稽容貌上是丑的。在聽說公公和婆婆要買小妾之后,妄稽雖然感到內心一陣恐懼煩悶,但是還是強壓恐慌和怒火,采用迂回戰術游說公婆(稽曰:嗟!皆得所欲,莫得所宜。誠買美妾,君憂必多。今不早計,后將奈何?),游說不成就對買回來的小妾百般折磨,最后因妒病倒了。其尾聲記錄中丑女形象也實現了個人反思,認為悲劇多為嫉妒所致,也起到了告誡女子當擺脫嫉妒心和教育意義[5]。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人們對女性的容貌和德行都有一定要求,男性好色多是批判女性貌丑或是德行不足,而妄稽產生妒心雖是因喜好美色引發的悲劇結局,但評價美丑的同時,也兼顧德行表現,表示時下追求美色盡管為常態化表現,也未完全摒棄德行一味以美貌為評價標準,女性美丑大多以容貌而定,但德行也是評價女性美丑的重要指標。

(三)“德貌并重”的審美形成

兩漢時期的審美意識與先秦時期相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而“德貌并重”的審美形成與多方面因素有關。其一,是在西漢前期,賈誼倡導復興禮制,兩漢時期的封建倫理道德逐步形成,導致從西漢中期開始,女性地位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特別是在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根據根據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韓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等觀點,提出了“三綱”,明確了封建時期男子顯赫地位。其二,《白虎通義》進一步詳細規范了“三綱”的內容,“三綱六紀”的概念興起,封建倫理觀已然初步成型,由此女性社會地位逐步下降,導致兩漢古代文學作品中對女性形象美丑的審美標準發生了變化,而這也是兩漢時期文學作品中丑女形象多以善妒、貌丑德充為主的根本所在。

自劉向《列女傳》后,嫫母形象就發生了變化,其中記載了雖然嫫母是皇帝的妃子,位居四妃之下,容貌是最丑額,但德行是最賢的,著重強調了嫫母的身份與德行,這與同時期王褒在《四子講德論》關于“嫫母”形象的塑造有著較大的區別[6]?！端淖又v德論》中對“嫫母”的描述是“嫫母、倭傀,好譽者不可掩其丑”,其意是“像嫫母、倭傀那樣的丑女,即使是善于奉承的人,也不能掩蓋她們的丑陋”,直接說明嫫母不可否認是個丑女,忽略了其言行與品德。在劉向《列女傳》之前的《淮南子脩務訓》中,也有關于“嫫母”的記載,也是以丑女的典型面貌存在,無特意突出其品性,在其外在形象上的描述,其骨骼形態較好,雖無脂粉氣息,但有賢德之美,即“嫫母也、仳倠也”。

無論是與同時期,還是與之前的文學作品中“嫫母”形象的對比,劉向的《列女傳》對丑女形象的描述與塑造,都將重點體現在容貌、德行這兩個方面,并非單一從容貌上評價、批判女性美丑。所以說,正是劉向《列女傳》的出現改變了人們對美丑的看法,在“好美之心”的推動下,“德貌并重”的審美形成,而封建倫理觀對此的認可,使得丑婦觀逐步形成——達不到德美兼備之婦人為丑婦,達不到要求的女性,便會成為審美理想之反面形象而受到嘲諷乃至唾棄的丑女[7]。

五、結語

按照固有觀念,評判美丑時多以膚色、牙齒為外在形象為主,很少結合德行表現,造成在美色與德行兩者間受時代背景影響無法保持平衡。在戰國晚期到西漢早期,由于德貌并沒有明確的劃分界限,尚未形成重德輕色的概念,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對美色持有常態看法,根據上述多篇文學作品的整理與歸納,筆者認為從秦早期到漢末期,丑女形象的刻畫開始從倫理道德層面賦予丑女必要遵守的綱常規定,但隨著對德行贊美重視度的提高,先秦兩漢文學作品除了關注外貌特征外,也傾向于德行評判,進而通過德行美彌補外貌丑缺陷,甚至早期有過包容情懷,而后提出德行高標準后,對不具備德行的丑女紛紛投以批判。由此可見,在不同階段中先秦兩漢文學作品中對丑女形象的描述與當時的審美意識密切相關,但丑女形象并非是統一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時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