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嚴耕望的治史與人文文化
——以《治史三書》為例

強 航

學生時期嚴老先生曾師從三位良師,而這三位良師也為后來嚴老在學術領域取得的輝煌成績埋下伏筆。小學時,在良師馮溶生教育影響下,嚴老就養成了研究問題精細深入、不浮夸的學術態度;中學時,受良師李則綱影響,嚴老對歷史產生興趣并踏入歷史學研究領域;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是在齊魯大學研究所時期與錢穆先生相處的三年歲月,錢穆先生的影響使得嚴老學術眼光更加高遠,學術能力得到根本性提高。在《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中嚴老回憶了自己與老師錢穆先生的點點滴滴,在回憶“我”與錢老先生點滴時,還回憶了錢老的治史理念。書中上篇寫了錢穆老先生求學與治學經歷,下篇回憶了自己的求學生平以及“我”與錢老先生的相處歲月。錢老先生的學術生平記述更加彰顯了錢老對史學的“溫情與敬意”、史學研究貫徹文化民族主義、史學能力應要德才兼具、治史角度融會貫通、注重游歷增長學識等五方面治史方法思想[1]。而作為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最得意的弟子,嚴耕望老先生不僅在史學學術領域造詣頗深,其一生之座右銘——“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更是影響了一批又一批人的生活態度。作為一本治史經驗與理論性專著,《治史三書》共分為《治史經驗談》《治史答疑》《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三部分,該三部分系統總結了嚴老先生數十年來從師問道的經歷和研究學術的實踐經驗,為后來人在搜集史料、分析歷史事件和如何進行歷史學研究等方面提供了一盞指路明燈?？梢哉f,《治史三書》不僅是一本教人們如何研究歷史、搞好學術的著作,也是一部富含人生哲學,具有豐富人文主義的書籍。

一、治史需要“專精”,尤要樹立“博通”意識

《治史經驗談》這一部分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專精”與“博通”?！皩＞敝傅氖窃谔囟ǖ念I域學科要進行“精”與“細”的研究,而要達到“精”與“細”就要求研究者們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深耕,從而達到對該領域學科的獨到見解,嚴老先生認為“專精”固然重要,但研究歷史學時因為牽扯到人類社會的各方面知識,這就需要將人類社會的各方面連貫起來綜合看待,因此,過于“專精”反而不太行得通?！安┩ā敝傅氖菍Χ囝I域進行融會貫通或者能夠進行跨學科的綜合性學習研究,而要達到“博通”就要求研究者們具備十分優異的職業素質和跨學科的視野。嚴老先生認為在研究歷史學時應要做到學術的“專精”,也要做到學問的“博通”,他認為,一個人若過于強調這其中之一都很容易在歷史上面走向錯誤道路。比如,他在論述歷史學需要“博通”時講過一個案例:日本一位敦煌學專家由于看到“天興七年十一月,于闐回禮使、內親從都頭、前高昌令、御史大夫……上柱國索全狀文”一欄后,于是該學者片面地只從“天興”二字立即下定結論地認為敦煌文書之最古者始于北魏年間。嚴老先生毫不客氣地指出他只注意了“天興”二字而忽視了后面的“上柱國”的勛名創自北周的信息而下定時代錯誤結論。這也警示后人研究歷史的時候一定要全面地看問題?！安┩ā背四軌虮苊庖恍┲R性錯誤之外,還能對某些史事做出相應的解釋。如嚴老先生分別列舉了秦能統一六國的原因和南北朝時期禪宗派別南盛北衰的原因兩個例子。嚴老先生先后肯定了學術界從“專精”的角度對兩個歷史事件的原因分析,但是自己又多角度跨學科地從“博通”領域對兩個歷史事件做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認為秦能統一六國除了傳統學術界認為“商鞅變法”使得秦真正強大起來外,還應該從“民風剽悍”角度來進一步分析,因為秦國“民雜西戎,民風強悍,關東三晉民風較秦為弱”[2],而民風越強,戰斗力相應就較強,民風越弱,戰斗力相應就較弱。而禪宗北衰原因除了神秀大弟子義福、普寂之后繼無人外,還有經濟原因造成的南北地區差距,南方官府有財力支持南宗發展使得南方禪宗思想逐漸盛于北方。

二、堅持學術獨立,用全面觀點看問題

學術獨立不僅要求個體要堅持獨立學術,而且與前人學術相比自身觀點有“獨自優秀”的特點。一位研究者要想對某一領域有深入的研究,那么就需要具備豐富的學術功底,而要具備豐富的學術功底就要求研究者持著學術敬畏的心態學會獨立學術。正如嚴老先生勸導研究者要“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一樣,在研究歷史時為確保最后能得到優秀成果,這就要求歷史研究者們要盡可能多地獲取史料。新史料固然重要,但是更應重視對舊史料的挖掘,在舊史料中精鉆研,這對學術能力的提升有很大幫助;此外,還應重視利用舊的資料來提出新認識、新觀點,大膽革新傳統。在研究對象方面,嚴老先生主張在治史領域要貫徹“全面”這一關鍵詞?！叭妗本褪茄芯績热莶荒軘鄶嗬m續,彼此之間不能孤立研究,內容與內容之間應建立聯系,利用聯系發展的觀點看問題。以研究“隋唐時期某地區社會生態史”為例,這是一個包含經濟系統、政治系統、思想文化系統等領域內容很寬泛的一個題目。因此,對于歷史研究者來說,在做研究的時候不僅要搜尋大量涉及該地區隋唐時期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文獻,而且為保證該地區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研究的整體性,還要搜尋部分涉及該地區隋唐之前的相關文獻,再放大視野從國家上層建筑方面建立起某種聯系,最終整體構建起“該地區”歷史面貌的“再現”。如果只考慮其中的一個領域而忽視其他領域的研究,或者并未從國家層面建立三者的某種聯系,最后得出的結果必然是片面的結果。

三、治史注重培養證據意識

所謂證據,是指一種事物對于另一種事物的證明關系。從證據到最后結論的得出,會有一個相對復雜的過程。在這個復雜過程中,研究者需要仔細分析證據,尋找證據之間的邏輯關系,再基于證據以及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去判斷,并得出新的科學結論[3]。同理,歷史研究者在研究歷史的時候,應自覺站在客觀者的角度,歷史研究者對一個歷史事實無論如何解釋,它都是過去存在過、發生過的事情。對于歷史研究者來說,隨意主觀認識是歷史研究的大忌。任何觀點或者結論都不能脫離史實材料輕易得出,同時,在運用材料的時候要仔細甄別,看材料本身是否站在客觀的角度或者能否真正反映客觀的事實;除此之外,研究者要盡可能挖掘更多的史料,充分利用實物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的各自優點,厘清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最后再得出結論。在《治史經驗談》中,嚴老先生就明確表明了“不要忽略反面證據”。每個人剛開始研究問題的時候自己內心總是堅持己見,認為事實真相是自己認為的那樣,從而使得在研究問題時只留意支持自己的證據而忽視了與自己意見相反的證據。對此,嚴老先生告誡治史的人們要兼收并蓄,對于別人反面的意見要學會包容,并對別人的意見進行認真斟酌鑒別,若別人觀點與自己觀點相比較更加充分合理且優于自己的證據,更當決然地放棄自己的意見,敞開心扉公開接受別人的意見。這一做法不僅能夠糾正自己在學術方面犯的錯誤,還能夠鍛煉自己寬闊的胸襟,彰顯自己包容的心態。

四、以興趣為良師,踏實學術夯實基礎

嚴耕望老先生在《治史答疑》中記述了自己對歷史的興趣產生于中學時代,他重點回答了自己歷史興趣的引發,以及自己研究重點的轉變和對后來人的勸誡方面的問題。該部分重點圍繞“興趣”二字展開,首先講述了自己對歷史的興趣要歸功于馮溶生、李則綱、錢穆三位良師,正因為在他們的教育下,自己才能在史學領域取得重要地位,之后大篇幅介紹了自己對治史方向、內容的看法,綜合來看,“興趣”部分是該部分的主體。當我們對某方面或領域產生興趣時,我們會情不自禁地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探索,正是這種由“興趣”引發的內在動力幫助我們不斷克服困難,取得進步。反之,若是沒有“興趣”而去干一件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不難想象其結果會是怎樣?！芭d趣”不僅在治史方面有重要影響,而且也啟發了歷史教師在“授史”中應貫徹“興趣”這一“應有之義”,如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學會觀察學生的直接興趣與間接興趣,充分利用有利條件激發學生對所學學科的直接興趣,再把直接興趣通過間接的方式引到指向學習結果的間接興趣,再通過教學過程,把間接興趣轉化為直接興趣[4]。

勸誡后人研究歷史不要從哲學入手是老先生對歷史研究者的又一教誨。歷史是研究過去的歷史事實和人物的學科,歷史工作者需要做的是透過歷史現象,將過去發生的事情經過整理客觀地呈現于世人面前。而哲學具有明顯的主觀意念色彩,正如黑格爾所說:“但思想卻是自己在自己的范圍內,自己與自己相關聯,自己以自己為對象?！盵5]若研究歷史帶著很強的主觀色彩去研究,就會缺乏歷史證據意識,導致歷史研究偏離史實。以中學歷史“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教學為例,哲學中提到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論述,歷史教師若套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論斷,雖然能夠從理論的角度來解釋這場影響歐洲歷史進程的重要歷史事件,但是卻十分容易忽視其他的因素。如英國光榮革命后雖然建立起了資本主義社會,但是國王依然存在與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關系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來解釋二者似有不通。資本主義經濟只是一個誘因,最終導致革命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后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變化等多種因素,而 “各種社會關系”“多種因素”才是歷史教學真正應該重點講解的。正如嚴老先生所說“從哲學入手來講史學,多半以概念推衍發揮,很少能腳踏實地地做工作”。在史學領域,尤其是對于歷史研究者們來說,腳踏實地就是需要各種大量的史料相應論證。

五、“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里的人文文化

正如字面意思,在工作中要時常保持努力的狀態,做好克服困難的準備,不斷挑戰自己,追求進步,在生活中要學會生活,注意區別工作與生活,學會活在當下,隨遇而安。畢竟人生就像一場田徑比賽,如果自己要想走得更遠,必須調整好呼吸、保持平衡,堅定自我信念,在工作的時候也要學會調整自己,實現自我突破。兩千多年以前,古人就早已授人以生活之道?！吧仙迫羲?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边@表達了人應像水一樣,能夠更好地適應環境,不與他人爭斗;“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也勸誡人們對自己的貪念要加以約束,不要過度執迷于物質生活以致喪失自我。同理,在工作方面,我們也應持著“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的心態,以慎重開始,以恭敬結束,要嚴于律己,寬以待人。

嚴老先生不論在學術領域還是在生活領域都牢牢貫徹了這十二字箴言。在史語所工作時期,傅孟真老先生和嚴耕望老先生是同事,嚴老先生想到錢穆老師與傅老先生都是同輩學人,而自己又與傅孟真老先生是同事,所以為了表達對錢穆老師的尊崇以及對傅孟真老先生的尊敬,他在工作中極為客氣禮讓。生活方面,知足常樂,保持一個健康良好的心態,面對外來因素能夠禁受住誘惑,戒驕戒躁。嚴老先生曾說自己一生并沒有寫自傳,但是這本《治史三書》可以說是寫給自己的自傳。在《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這一部分,論述了自己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就和幼年時期的環境有極大關系。小學時,受益于馮溶生的算術課傳授,嚴老先生的邏輯推理能力極強,這為他后來學術成就打下基礎。嚴老一生中最為重要的時光便是在齊魯研究所和錢穆老先生的時光。在與錢穆老先生相處的歲月里,嚴老先生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學術意志。與錢穆老先生相處的時光使得嚴老先生猶如一艘在大海漂泊的孤舟找到了一盞指路塔燈。

“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是嚴老先生的一生的座右銘。要想得到一樣東西,必然是要選擇失去一樣東西,當名譽與學術二者沖突時,嚴老先生毫不猶豫選擇了學術。而這種選擇如若發生在今天的學術界,這的確是一個值得人們商榷的問題。正如余英時老先生在書“悼念嚴耕望學長”最后寫到——世有聞耕忘之風而起者,予日日引領而望之!

六、結語

嚴耕望先生作為中國中古史著名歷史學家,其歷史研究中采取的文獻分析法為后來的歷史學者提供了重要借鑒與參考,對歷史研究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吨问啡龝纷鳛橐槐炯畜w現嚴老先生心得體會與實踐的重要著作,它不僅為初入歷史之門的新人指引了一條捷徑,其所包含的人文主義文化更是使得讀過該書之人再次閱讀之后都有不同感念,讓人慢慢深陷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