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者的倫理處境和小說評點形式的運用〔*〕
——以明代歷史小說為例

江守義

(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7)

明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為小說的產生和傳播提供了外在客觀基礎,歷史演義小說以其獨特的魅力成為其中最受讀者歡迎的門類,“歷史演義就是用淺近通俗的語言來敷演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揭示其中所蘊含的義理的小說。它以尊重歷史事實為核心的文體規范,同時又藝術化地融合史實和想象,在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上有一定的創新和發揮”,〔1〕因而能夠被廣泛接受。明代歷史小說接受有一個醒目的記號,即評點,接受者通過評點表達自己對小說的理解。同時,接受者接受這些歷史小說,有一個前提,即接受者自身的倫理處境,在不同的倫理處境中,面對同樣的文本,可能會進行闡釋,也可能不進行闡釋,進行闡釋時可能也會有不一樣的結果。這樣看來,接受者的倫理處境是明代歷史小說接受無法回避的問題。

一、商人倫理和商業倫理

明代歷史小說接受者的倫理處境,大致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商人倫理和商業倫理;二是士人倫理觀念的變化。

明代商人倫理的形成,是儒賈相通的結果。隨著商業的興盛和士商合流的發展,傳統的“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劃分,已不能滿足商人群體與“財”俱增地對社會地位的要求。社會上,形成一種士人重商和商人自重的潮流。明代士人對商人的看法較之宋元時期,已發生根本變化。王陽明從“心學”出發,指出:“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士農工商在“道”面前完全平等,排在最后的“商”并不比排在最前的“士”要低一些。王陽明去世前三年作《節庵方公墓表》,對商人的社會價值給予充分肯定:“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其歸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四民異業而同道?！薄?〕士、農、工、商階層只要能“盡心”于其所“業”,那么他們的社會地位就沒有什么不同。歸有光所說的“古者四民異業,至于后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3〕當是明中后期的一種社會現實。士人對這種現實的承認,是商人倫理形成的重要條件。

不僅明朝的士大夫承認“士”與“商”相混,商人也意識到自己所從事的行業和“士”殊途同歸,對商人有偏見的李夢陽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商人王現(文顯)的話,反而顯示出商人對“商與士,異術而同心”的信心和抱負,“文顯嘗訓諸子曰: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各守其業?！薄?〕這意味著“明代商人也意識到他們的社會地位已足以與士人相抗衡了”?！?〕王現是明中期人,到明后期,新安商人汪道昆在《誥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程公暨贈宜人閔氏合葬墓志銘》中說:“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6〕“良賈何負閎儒”說得大氣磅礴,商人的自信溢于言表。

既然商人和士人無高下之分,從士抑或從商,就完全可以是個人的選擇,以前的士業至上、唯舉是圖的社會風氣也為之一變。由于商業發展,書籍普及,讀書人增多,但科舉名額有限,導致很多讀書人棄儒從商,成為儒商。不少儒商就加入到小說創作和接受的行列中來,成為書坊主。明代歷史小說的興盛與小說接受的推廣,與書坊主的積極參與密不可分。書坊主雖然從事商業謀利活動,但商人倫理并非唯利是圖,而是在謀利的同時不忘士人的倫理教化職責。熊大木作為書坊主,刊行了不少歷史小說,在《新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序》中,他將刊行小說和宣揚綱紀視為同一件事:“武穆王《精忠錄》,原有小說,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然而意寓文墨,綱由大紀,士大夫以下遽爾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使愚夫愚婦亦識其意思之一二……于是不吝臆見,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跡,按《通鑒綱目》而取義?！薄?〕新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的目的,不僅可以讓“愚夫愚婦亦識其意思之一二”,也可以弘揚朱熹《通鑒綱目》中的綱常名教。

書坊主不僅創作小說,同時作為接受者還想辦法推廣小說,如何創作和推廣小說,就涉及商業倫理問題。明代嘉靖、萬歷年間,社會生產力提高,商品經濟和貿易也逐漸繁榮起來,出現了經商熱潮,“今夫天下之人,不為商者寡矣,士之讀書,將以商祿;農之力作,將以商食”?！?〕商業的發展在促進社會財富快速流動的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方式。由于明初統治者重視教育的一系列舉措,到了萬歷年間,人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大量市民加入到讀者行列中來,使得明代小說的讀者隊伍由士人、商人為主轉變為以市民為主。在利益驅使之下,書坊主積極地改變刊刻形式、增加吸引讀者興趣的內容,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歷史小說的傳播和接受。歷史小說傳播和接受中凸顯出來的商業倫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在商言商,毋庸諱言,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是商業的首要目的。歷史小說的刊刻者和接受者都會考慮到商業因素,如何刊刻能多賣,如何挑選刻本能省錢,是賣家和買家心態的自然流露。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讓很多暢銷的小說如雨后春筍般反復出現。嘉靖年間刊刻的《三國演義》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便出現余象斗所說的“坊間所梓三國何止數十家矣”〔9〕之情形。為了追求利益,就要在書的設計上盡量吸引讀者,于是,刊刻時加入插圖和評點就成為一時風行的做法。對讀者特別是下層讀者來說,插圖的使用一方面可以吸引他們的閱讀興趣,增強他們對于小說文字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補足小說在文字、情節等方面的不足之處,和評點一起,以達到“盡其言”的藝術效果。明末人瑞堂刊刻的《隋煬帝艷史》就在文中加入了大量的插圖,并在“凡例”(一種評點)中點明對插圖的關注:第八則“坊間繡像,不過略似人形,止供兒童把玩。茲編特懇名筆妙手,傳神阿堵,曲盡其妙。一展卷,而奇情艷態勃勃如生,不啻顧虎頭、吳道子之對面,豈非詞家韻事、案頭珍賞哉”;第九則“繡像每幅皆選集古人佳句,與事符合者,以為題詠證左,妙在個中,趣在言外,誠海內諸書所未有也”;第十一則“錦欄之式,其制皆與繡像關合”;〔10〕等等?？梢钥闯?該刊本在刊刻時不僅注重在小說內容中插入圖像來吸引讀者,還注重插圖與小說文本內容的相合程度,更注重在編排時插圖與小說的樣式是否相配合,如此精心編排自然也是為了吸引讀者購買,頗有“廣告”的意味。

其二,迎合讀者消費水平,提升服務意識。為了能讓經濟水平不高的市民讀者進行消費,書坊主往往降低書價來刺激消費,如何既降低書價又保證客源不流失就成了書坊主費心思考的問題。改變小說的刊刻格式是最便捷的降價方式,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增加每頁字數;二是采取合刊。明代通俗小說的刻印的標準版式大多是每半頁10行,每行20字,為了降低書價,可以在翻刻時每頁多印一些字,“如誠德堂主熊清波刻印的《三國演義》,就是每半頁14行,每行28字,共392字,與標準格式相比,每半頁的字數增加了一倍。雖然刻工的費用沒有減少,但書版、紙張、印刷等費用的支出均可降低一半,書價也就相應地降低了”,〔11〕誠德堂本《三國演義》時有插圖,有插圖時每半頁仍14行,每行19字。書坊主雖然改變了刊刻的標準格式,但考慮到讀者的閱讀心理,并沒有刪去小說中的插圖,反而將兩者結合起來形成新的刊刻形式來進行售賣,“天啟間黃正甫刊印的《三國演義》盡管是上圖下文,但格式卻是每半頁15行,圖下大行34字,小行26字,即每半頁不僅有圖,而且還印上了400—500字”,〔12〕書商們將一些圖文也插入進去使得每頁的內容十分豐富,真正做到了“圖文并茂”,具有強烈的服務意識。采取合刊則是書商們的一大創舉。讀者們花費相對較少的價錢卻能購得兩本小說,這一舉措既可以滿足他們的閱讀需求又符合他們的經濟水平,是讀者喜聞樂見的售賣方式。合刊的好處,往往也通過評點來加以說明。崇禎年間,建陽熊飛館在刊刻《英雄譜》時,書坊主熊飛在封面上附有說明,“語有之:‘四美具,二難并’,言譬之貴合也?！度龂?、《水滸》二傳,智勇忠義,迭出不窮,而兩刻不合,購者恨之。本館上下其駟,判合其圭?；馗鳛閳D,括畫家之妙染;圖各為論,搜翰花(應為‘苑’——引者)之大乘。較讎精工,楮墨致潔。誠耳目之奇玩,軍國之秘寶也。識者珍之!”〔13〕熊飛敏銳地發現讀者的需要,將兩本優質的暢銷書《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合二為一,但卻并沒有忽視小說的質量,不僅增加精致的插圖還邀請名家題詠,將服務意識發揮到極致。

其三,將經濟利益和倫理教化聯系在一起。書坊主用插圖、合刊等手段來促銷自己刻本的同時,幾乎每個書坊主都自己出面或請人作“序”(一種評點)說明自己的刻本對倫理教化的意義。余象斗于萬歷二十年棄儒從商,刊行《音釋補遺按鑒演義全像批評三國志傳》二十卷,在書名中標注“音釋補遺”,“是最早正式標榜‘批評’的《三國志演義》版本”,〔14〕卷首《題全像評林三國志敘》上方板框內有《三國辯》,云:“坊間所梓三國何止數十家矣……本堂以諸名公批評圈點校正無差,人物字畫各無省陋,以便海內士子覽之,下顧者可認雙峰堂為記?！薄?5〕這顯然是在推銷自己的版本。版面上方為“新增評斷”,中間是圖像,下方是正文,和以前的刊刻本相比,“新增評斷”顯然是自己的一個賣點?！?6〕萬歷三十四年,又刊刻《按鑒演義全像列國志傳評林》,正文前有《題全像列國志傳引》,稱該書有“善則知勸,惡則知戒”〔17〕之功用,封面有余文臺“識語”:“《列國》一書,乃先族叔翁余邵魚按鑒演義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數次,其板蒙舊。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斷,以便海內君子一覽,買者須認雙峰堂為記?！薄?8〕卷一首頁之眉欄寫有“列傳數句,將列國一本包盡”,〔19〕同樣將戒惡勸善和刊本推銷聯系在一起。

二、士人倫理觀念的變化

明代以前,從事小說創作的都是下層文人。因為小說長期被視為“小道”,很多文人不屑于小說創作,到嘉靖、萬歷年間,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經濟和貿易迅速發展,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鎮,使得以商賈、工匠、城市平民為主的市民階層興起壯大,同時,帶來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社會現象,并導致社會風俗趨向奢靡。與經濟日益活躍、風俗逐漸奢靡相伴隨的,是朝政的日益荒廢與士人對朝政的日漸失望。正德、嘉靖、萬歷三朝,帝王荒怠亂政、朝臣黨同伐異現象愈演愈烈,“養成止有朋黨而無政府之狀……庸主濟以庸臣,所以合而釀亡國之禍也?！薄?0〕整個大明王朝籠罩在一片末世光景之中,如黃仁宇所言,“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薄?1〕政治秩序的廢弛與社會風俗的頹墮,使得士人的政治理想受到挫敗,欲起衰救弊而無門,士人心態發生變化。明人胡應麟曾結合通俗小說對士人這種矛盾心態有所描述:“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競傳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猶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彌多,傳者彌眾,傳者日眾則作者日繁,夫何怪焉?”〔22〕一部分士人既以傳統觀念來輕視通俗小說,同時又將移風易俗的努力、進退辭受的心跡寄托于有廣泛影響的小說之中。歷史小說既通俗易懂,又按鑒演義,不乏儒家倫理大義,成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文學類型。士人階層的加入,讓接受歷史小說的文人隊伍出現了多樣化的特征。有論者指出:文人隊伍“既有下層文人,如張鳳翼、王稚登等,又有高官巨卿(如王世貞)和著名文士(如陳繼儒、李贄、湯顯祖等)。這些文人在政壇和文壇上大多享有較高的聲譽,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其言行必然改變整個社會對小說輕視鄙薄的態度,吸引更多文人加入編著、評點小說的行列。明代大批著名文士、上層知識分子喜愛小說、重視小說,同時活躍在小說創作和評論兩個領域,也是該時期文言小說評點的一大特色”?！?3〕不僅文言小說的接受者中有士人,歷史小說的接受者同樣也有士人。士人的倫理觀念較之以前已有變化,就歷史小說的接受而言,主要有以下兩點:

其一,由小說是“小道”轉變為小說可“補史”。小說是“小道”的觀念由來已久,無需多言。歷史小說要想沖破這種“小道”觀念,就要將小說比附于史書。這種意識不僅使書坊主刊刻歷史小說有了底氣,也讓文人對小說的觀念有了轉變:小說不再是“小道”,而是可以“補史”。幾乎每本歷史小說都會在序言中豎起羽翼信史、補正史之闕的旗號。陳繼儒《敘列國傳》云:“有學士大夫不及詳者,而稗官野史述之;有銅螭木簡不及斷者,而漁歌牧唱能案之……《列傳》始自周某王之某年,迄某王之某年,事核而詳,語俚而顯……亦足補經史之所未賅?！薄?4〕明確了歷史小說的補史功能。陳繼儒雖有“山中宰相”的名望,但畢竟是下層文人,成化進士林瀚可謂地道的士人,他在《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序》中說:“后之君子……以是編為正史之補,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蓋予之至愿也夫?！薄?5〕袁于令也是士人,其《隋史遺文序》云:“史以遺名者何?所以輔正史也……蓋本意原以補史之遺,原不必與史背馳也。竊以潤色附史之文,刪削同史之缺,亦存其作者之初念也,相成豈以相病哉?……或與正史之意不無補云?！薄?6〕表明了作者雖在原作的基礎之上進行改編,但仍然視俗本有補正史的作用。

其二,由“史貴于文”轉變為“文無愧于史”。歷史小說要按鑒演義,其前提是“史貴于文”,但當歷史小說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接受者要推廣歷史小說,就要抬高歷史小說的地位,僅僅指出小說可以“補史”,還不能完全擺脫小說對史書的附庸地位。要擺脫小說對史書的依附,就要將小說和史書等量齊觀。陳繼儒《敘列國傳》在稱該書“足補經史之未賅”之后,意猶未盡,稱“《列傳》亦世宙間之大帳簿也。如是雖與經史并傳可也”?！?7〕可觀道人《新列國志敘》盛贊歷史小說寓教于樂的功能,將其與經史相提并論:“往跡種種,開卷瞭然,披而覽之,能令村夫俗子與縉紳學問相參。若引為法誡,其利益亦與六經諸史相埒,寧惟區區稗官野史資人口吻而已哉……茲編更有功于學者,浸假兩漢以下,以次成編,與《三國志》匯成一家言,稱歷代之全書,為雅俗之巨覽,即與‘二十一史’并列鄴架,亦復何愧?”〔28〕與陳繼儒和可觀道人相比,李贄和袁宏道在士人中影響巨大,他們將小說和經史并列,才真正在士人階層中形成一種“文無愧于史”的觀念。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將《水滸》和司馬遷所說的《說難》《孤憤》都看作是“發憤之所作”,〔29〕在《焚書》中認為《水滸傳》是“古今至文”,〔30〕既將小說和圣賢之作相提并論,又極力稱贊小說的藝術水準。袁宏道在《聽朱生說水滸傳》中表示,和《水滸》相比,“《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31〕就文字功夫而言,小說超過了經史。由于“李贄等人當時的聲望極高,具有相當的號召力,而他們關于小說的見解又建立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因此到了萬歷后期,小說可與經史并傳的評價得到了廣泛承認”?！?2〕到清代,蔡元放甚至認為小說可取代經史,但經史則不能涵蓋小說:“我今所評《列國志》,若說是正經書,卻畢竟是小說樣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捍格不入。但要說他是小說,他卻件件都從經傳上來。子弟讀了,便如將一部《春秋》、《左傳》、《國語》、《國策》都讀熟了,豈非快事?！薄?3〕在他看來,《列國志》在嚴肅枯燥的正史和趣味性極強的小說間達到了平衡,正史不能取代小說,小說則是正史之支流,所謂“稗官固亦史之支流”〔34〕是也。如此論述,顯然是將明代士人中形成的“文無愧于史”作為前提了。

由于士人的影響,書坊主經常借助士人的名分為自己的小說進行宣傳。萬歷十九年金陵周曰?？痰摹度龂就ㄋ籽萘x》封面“識語”上寫有“輒購求古本,敦請名士,按鑒參考,再三讎?！?〔35〕以“名士”二字作為招徠顧客的賣點。姑蘇龔紹山梓本《春秋列國志傳》“識語”云:“本坊新鐫《春秋列國志傳批評》,皆出自陳眉公手閱”,〔36〕特意點明為“陳眉公”批閱。雖然書坊主托名士人,是從經濟利益出發的,但從側面說明了兩點:一是士人對小說傳播產生了影響;二是士人愿意作為小說接受者來傳播小說。

三、評點形式的運用

上述倫理語境,無論是經濟利益的追求還是士人觀念的變化,直接導致的一個結果,是歷史小說的推廣和流行。為了更好地推廣歷史小說,一方面,書坊主化身為小說接受者對小說加以評論(可以親力而為,也可以假借名人),有時也請人對小說加以評點;另一方面,一些文人(包括士人)愿意以接受者的身份給小說作序跋或隨文加以注評,這導致評點成為小說接受的一種常態,也成為中國古典小說(包括歷史小說)的一大特色。

顧名思義,評點含有評論與圈點之意。從其源流上來看,小說評點與人物品評有著深厚的淵源,徐師曾認為,“按字書云:‘評、品論也,史家褒貶之詞?！w古者史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行之是非。然隨意命名,莫協于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則始見于《三國志》。后世緣此,作者漸多,則不必身在史局,手秉史筆,而后為之矣?！薄?7〕“評”本是史臣“褒貶”“君臣言行之是非”的行為,后由史書擴展至其他文體,由此可見“評”本是出自史家之手,雖然名稱不一,但一般含有道德評判的意味。圈點亦與史書有著密切聯系,“史中圈點,豈曰飾觀,特為闡奧。其關目照應,血脈聯絡、過接印證,典核要害之處,則用?；蚯逍驴∫?秀雅透露,菁華奇幻,摹寫有趣之處,則用?；蛎餍丫?恰適條妥,有致動人處則用。至于品題揭旁通之妙,批評總月旦之精,乃理窟抽靈,非尋常剿襲?！薄?8〕可見,“點”即是評點者提示讀者作品某處在整體結構、語言風格等方面尤為關鍵,讀者要在此停留品味。相較于“評”的現身說理、直接明了,“點”更顯含蓄靈巧,既對讀者進行閱讀指導,也給讀者留下充分的闡釋空間。

唐宋以來,以經文注疏、詩文品評為代表的文本細讀,在批評旨趣與批評形式上對小說批評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向來有注經傳統,“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薄?9〕道、圣、經三位一體:欲原道,必要征圣;欲征圣,必要宗經?！睹姟贰冻o章句》等,更是為文本的精致化解讀提供了范例,比如唐宋以降盛行的大量詩話,其主要內容在于“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0〕南宋詩話中,評句法、論法則的內容逐漸增多,內容上有對“言志”“詠物”等傳統詩論的深化,也有“奪胎換骨”“妙悟”等新命題的開拓;基本形式有摘句批評和本事批評等。詩話中的命題是在論者反復研讀、用心揣摩之后得出的,體現出一種強烈的文本中心意識。與此同時興起的,還有對古文經義的評點,這不僅與詩話的文本細讀如出一轍,更為小說評點的形式提供了借鑒。古文篇幅較長,不似詩歌摘句品評那樣可隨性生發、匯為一說,必須附文著筆方能發表議論、示人門徑。如呂祖謙編《古文關鍵》意在“各標舉其命意布局之處,示學者以門徑,故謂之關鍵,卷首冠以總論看文、作文之法”?！?1〕謝枋得的《文章軌范》則要“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范》。蓋古文之奧不止于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2〕可見,宋代的古文評點帶有很強的實用性,意在示人以篇章字句之法,讓人明白如何看文作文,以便于儒士科舉。姚珤在《崇古文訣跋》中進一步指出,古文評點不僅有形而下的方法論價值,還擔負著探求古人用心的價值觀方面的價值,“文者,載道之器。古之君子非有意于為文,而不能不盡心于明道,故曰‘辭達而已’。夫能達其辭于道,非深切著明,則道不見也。此文之有關鍵,非深于文者,安能發揮其蘊奧而探古人之用心哉?”〔43〕無論是出于哪方面的考慮,古文評點都離不開對文本條分縷析的精致化分析,具體來說一般包括三個方面:卷前的作文“文法”、每篇的“總評”、隨文所附的評語與圈點。這與小說評點中經常出現的“讀法”“回評”以及眉批、夾批與圈點等如出一轍。如《文章軌范》評點韓愈《后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在“休徴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后夾批:“十四字句。此一段連下九個皆已字,變化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層瀾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薄?4〕到宋代劉成翁評點《世說新語》,在眉批中注意品鑒人物的言行特征,帶有明顯的文學批評色彩,開小說評點之先河。

明代小說創作的繁盛、書坊主和文人儒士對小說評點的關注,是推動小說評點走向繁盛的直接原因。就歷史小說的創作而言,其特點有三:首先是數量眾多,從盤古開天辟地一直到宋朝,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歷史演義作品,還出現了《英烈傳》等本朝小說。據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統計,“明清講史部”著錄有《三國》以外的小說163部之多;〔45〕據《小說書坊錄》粗略統計,明中后期至少有六十余家書坊刊刻歷史演義,刊刻數多達百余部?！?6〕其次是題材擴展,出現了一批專寫時事的通俗演義,多是反思與抒憤之作。如頌揚報國忠臣的《遼海丹忠錄》,揭露魏忠賢亂政誤國的《梼杌閑評》等,使小說顯現出較濃的時代氣息和較強的現實針對性。最后是注意到小說創作的審美特性,如意識到小說可以適當進行藝術虛構,不必過于拘泥史實?！缎驴汤m編三國志引》云:“夫小說者乃坊間通俗之說,固非國史正綱,無過消遣于長夜永晝,或解悶于煩劇憂愁,以豁一時之情懷耳?！薄?7〕《三國志后傳》將劉淵當作蜀漢后人即是違背史實的虛構。

小說創作的勃興為小說評點提供了豐富的文本資源。起初,書坊主借助評點來推銷自己的刻本。明代不少書坊主都兼具小說家身份,熊大木、余象斗、袁于令,這些書坊主本身就有一定的文學修養,他們往往自己創作小說來加以刊刻,有時為了銷路還為之評點,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書商型評點隊伍。同時,這些書商也假借別人名義或請別人為自己的刻本作序跋,以推廣自己的刻本,如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從萬歷四十一年林梓為同鄉友人孫高亮的《于少保萃忠傳》〔48〕作序開始,士人階層開始介入小說的接受領域。此后,文人參與評點已蔚然成風,李贄評點《三國演義》、袁宏道序《東西漢演義》可為代表。這些文人或出于友人之托,或出于抒發胸臆,或出于自娛自樂,都以他們獨到的眼光對歷史小說加以評點,這些評點在提升小說文類、挖掘小說藝術價值等方面作出了較大貢獻。小說評點正是在以李贄等人為代表的文人手中走向成熟,至明末清初金圣嘆而至巔峰。明代小說刊刻對評點的重視,“居然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凡當時推出一部小說,如果要讓它出名,或有點品位和上點檔次,似乎就必須要有評點,最好是名家的……有些小說初版時無評點,再版時硬加也要加上去。所以,對小說的評點,在當時不僅是一種文學批評,而且成了一種時髦,一種包裝,一種難以言喻的廣告效應?！薄?9〕

從形式上看,評點常常與作品融為一體,包括眉批、旁批、夾批、總批、圈點和總評等,這幾種評點形式往往隨文“寄生”,短小精煉[如毛宗崗《三國演義》第一回夾批“白蛇斬而漢興、青蛇見而漢危。青蛇、白蛇,遙遙相對?！稹?維)虺惟(維)蛇,女子之祥?！氯苏右活愐?故有此兆?！薄?0〕],因此需要緊扣作品才能理解,否則便如隔霧看花。序跋、讀法、題辭等雖然也需要結合文本,經過比對才能獲得更完整的理解,但也可以將其與小說分離當作批評專論來讀,如蔣大器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李贄的《忠義水滸傳序》等。從內容上看,評點可以是對小說人物、情節、主題的說明(這些說明往往涉及倫理說教方面的內容),也可以是對藝術手法的提煉和總結?？傮w而言,小說評點是一種兼具美學與倫理雙重維度的敘事接受形式。

就明代歷史小說評點形式的發展而言,起初書坊主在翻演史書故事時,為了區別于史書,小說的通俗易懂是基本要求?！爸劣谑穼W,其書既灝瀚,文復簡奧,又無與于進取之途,故專門名家者,代不數人。學士大夫則多廢焉,置之偶一展卷,率為睡魔作引耳?！薄?1〕歷史小說要通俗,除了用白話創作外,在涉及一些古代地名、古代官職等一般讀者不太明白的地方,還需要加以注釋,好讓讀者明白,有助于小說的閱讀?？梢哉f,早期的小說評點發源于“注釋學”,是一種在“注釋學”和“文選學”結合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批評形式,評點形式也大多為注評結合,“于是注文與正文的一體遂成為后世注釋在體例上的定制。而小說評點中的夾批、旁批和評注等即緣此而來?！薄?2〕因此,“注釋”也可作為評點的一種形式。熊大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并沒有對小說文本的內容進行過多的藝術性的闡發,主要是就小說內容進行“注釋”,他在自己的四部歷史演義小說《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全漢志傳》《南北宋志傳》中穿插了大量的注釋,這些注釋大多為人名、地名、官職名稱、風俗典故、注音等,主要都是為了掃清讀者的閱讀障礙,使小說便于閱讀。如《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卷六第五十九節,“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有失,臣必書之’”一句,在“起居事”后夾注“官名”二字?！?3〕諸如此類通俗化的解釋,讓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層讀者可以在閱讀時充分理解小說內容,從而吸引讀者購買。

和書坊主的評點相比,文人評點有所拓展,不再局限于疏通文義,而是對小說內容和藝術特色進行提煉,進而對小說的獨特價值給予總結,折射出文人評點者的精神世界。不妨以李贄的評點為例稍加說明。在評點《三國演義》時,李贄對小說的人物、情節和主旨有所說明。第九回回末“總評”人物:“王司徒臨難不為茍免,以身許國,真社稷臣也!真社稷臣也!”〔54〕第二十二回回末“總評”情節:“玄德不殺劉岱、王忠最為有見,妙處更在復后翼德攔住,云長勸開,更有波瀾。此皆玄德英雄妙算也。然二公亦是對手,所以做得絕無痕跡?！薄?5〕第一百十九回回末“總評”主旨:“老瞞奸如鬼域,濟以曹丕小奸,做成受禪之臺,仿佛唐虞故事,欲以欺誑天下后世也。誰知四十年后,乃為司馬炎作一榜樣乎?山陽、陳留,毫發不差,謂無天理否也?讀史者至此亦可回頭作好人矣。你想亂臣逆子,有何利益乎哉?”〔56〕

當然,評點者在進行評點時的倫理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既有為小說正名的強烈的責任感,同時也有出于自身喜好的目的,以評點來自娛。李贄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在《寄京友書》中就明確表明過自己的創作動機:“《坡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內,每開看便自歡喜,是我一件快心卻疾之書……大凡我書皆為求以快樂自己,非為人也?！薄?7〕可以看出,他在評點時并非帶有強烈的倫理責任感,而是借評點以自娛的成分更多一些?？此摹度龂萘x》評點,其中不乏大量“真性情”的狂傲之語。這意味著,評點者們的評點動機并不唯一,不同的評點者倫理目的與倫理傾向不同,自然會在評點時表達出不同的態度。

為了讓自己的刻本更有市場,余象斗還發明了一種特別的評點樣式:評林體?！八^‘評林’是將評語‘集之若林’之意”,〔58〕其本意應該是融合多家評點為一體,既讓眾多接受者對該小說的看法同時呈現出來,以見出該小說吸引人之妙處所在;又顯示出帶有“評林”的刻本囊括了其他刻本的評點,有綜合其他刻本之長的意思。但有一個現象需要指出來,只有余象斗明確將自己刊刻的小說以“評林”之名標出,而且它并不是諸多評點者評語的集合,只是一種“廣告效用”。他的《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和《按鑒演義全像列國志傳評林》,雖然名為“評林”,但并沒有其他評點者的評點,所有的評點全出自他一人之手,同時,刊刻時采用“上評、中圖、下文”的版式,將評語置于版式的最上端,引起讀者注意,其次是能增添讀者樂趣的插圖,然后才是小說正文,其用意在于以評補文、以圖補評,將評語與插圖結合起來,從而更好地理解小說正文。以此觀之,在余象斗那里,插圖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評”的方式,插圖和評語共同組成“評林”。

總之,明代歷史小說中評點的盛行,與接受者(評點者)的倫理處境密切相關。一方面,商人倫理和商業倫理,讓一些舉業無門的讀書人轉而成為書坊主,商業的競爭,讓評點成為推銷的手段;另一方面,書商雖然以謀利為第一要務,但仍不忘讀書人的本分,將經文注疏、詩文品評的方法運用到歷史小說之中。這兩方面的合力,讓評點成為歷史小說的通行法則。同時,小說可“補史”以及“文無愧于史”觀念的盛行,讓一些士人(甚至是有影響的高層文人)加入到評點行列,士人和書坊主一起,讓評點花樣翻新,成為歷史小說爭奇斗艷的一大亮點。

注釋：

〔1〕紀德君:《明清歷史演義小說藝術論》,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7頁。

〔2〕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76-777頁。

〔3〕〔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周本淳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19頁。

〔4〕〔6〕轉引自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8、459頁。

〔5〕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8頁。

〔7〕〔25〕黃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修訂本)》(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1、113頁。

〔8〕〔明〕丘濬:《〈江湖勝游詩〉序》,《丘濬集》第8冊,?？?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4077頁。

〔9〕〔15〕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9、299頁。

〔10〕《艷史凡例》,〔明〕齊東野人編演:《隋煬帝艷史》,《古本小說集成》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6-7頁。

〔11〕〔12〕〔32〕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576、576、556頁。

〔13〕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選編》,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第75-76頁。

〔14〕轉引自涂秀虹:《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4-215頁。

〔16〕涂秀虹:《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3頁。

〔17〕〔19〕〔明〕余邵魚編集:《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傳》,《古本小說集成》第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5、2頁。

〔18〕〔明〕余邵魚編集:《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傳》,《古本小說集成》第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封面”。

〔20〕孟森:《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58頁。

〔21〕〔美〕黃仁宇:《萬歷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05頁。

〔22〕〔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282頁。

〔23〕董玉洪:《明代的文言小說評點及其理論批評價值》,《明清小說研究》2010年第3期。

〔24〕〔27〕〔28〕丁錫根編:《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863、863、866頁。

〔26〕〔明〕袁于令評改:《隋史遺文》,宋祥瑞校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

〔29〕〔30〕〔31〕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71、170、197頁。

〔33〕〔清〕蔡元放:《東周列國志讀法》,黃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修訂本)》(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3頁。

〔34〕〔51〕〔清〕蔡元放:《東周列國志序》,黃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修訂本)》(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9、418頁。

〔35〕《古本小說集成》第4輯所收《三國志通俗演義(萬卷樓本)》(即周曰?？?無封面,此處“識語”參看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3頁。

〔36〕轉引自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4頁。

〔37〕〔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明〕吳納、徐師曾:《文章辨體序說 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43-144頁。

〔38〕〔明〕爽閣主人:《禪真逸史凡例》,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選編》上冊,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第412頁。

〔39〕〔梁〕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祖保泉:《文心雕龍解說》,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0頁。

〔41〕〔南宋〕呂祖謙:《古文關鍵》,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715頁。

〔42〕〔明〕王守仁:《重刊文章軌范序》,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22頁。

〔43〕〔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四十四“樓昉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019頁。

〔44〕〔南宋〕謝枋得:《文章軌范》卷一,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頁。

〔45〕參看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27-90頁。

〔46〕王清原、牟仁隆、韓錫鐸編纂:《小說書坊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第2-17頁。

〔47〕〔明〕酉陽野史編次:《三國志后傳》,孔祥義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48〕參看陳大康對該小說成書時間的考辨,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371頁。

〔49〕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114頁。

〔50〕〔54〕〔55〕〔56〕陳曦鐘、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106、279、1442頁。

〔52〕〔58〕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8、59頁。

〔53〕〔明〕熊鐘谷編集:《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42頁。

〔57〕〔明〕李贄:《焚書》卷二,張建業主編:《李贄全集注》第一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