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智時代教材建設的“新形態”
——第21 屆上海課程論壇綜述

姜子凡 李志遠 劉 晨

尺寸課本，國之大者。教材是培根鑄魂、啟智增慧的重要載體，是當代踐行建設教育強國使命的有力支撐。而人工智能的介入，促使教材建設工作者思考數智技術給教材帶來的深刻影響，以及隨之而來的挑戰。2023 年11 月18 日至19 日，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聚焦數智時代教材制度建設，舉辦了第21屆上海課程論壇，匯聚學術力量，共敘應對之策。

論壇以“數智時代的教材建設與國家知識管理機制”為主題，圍繞“數智時代的知識與教材理論探索”“數智時代的教材編制與表達”“數智時代的教材學探索”“數智時代教材的認知與使用”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與交流。來自國家教材委員會、人民教育出版社、倫敦大學學院、華南師范大學、天津師范大學、香港教育大學、上海教育科學研究院等組織和高校的多位專家，以主旨發言、分論壇報告、圓桌論壇等形式暢談教材建設。

一、再議數智時代教材建設的價值定位

教材建設是國家的鑄魂工程，具有重大的意識形態作用，關乎一個國家的主權與事權。數智時代使得教材的媒介載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以紙質媒體為主導走向紙質媒體與數字媒體共存的知識呈現狀態。智能技術進一步打破了教材建設的底層知識生產邏輯，知識的生產不再依賴于專業人士的個體經驗積累與知識重組，而是通過生成式人工智能進行實時更新，產生高度個體化的知識，進而重構知識秩序。因此，在數智時代，再議教材建設價值定位的目的，是立足于已知的國家事權根本任務，在知識呈現、知識生產及知識秩序新挑戰下重構教材建設的“新形態”。

1.數智媒介拓寬教材邊界

新興教材媒介的出現，不僅促使我們從教材媒介變化的歷史入手，考察教材概念的衍變，而且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教材邊界拓寬背后的知識變革。[1]雖然早有學者呼吁教材研究應討論多樣化媒介的重要性[2]，然而，長期以來，絕大多數教材研究者與實踐者的關注對象依然是紙質教材，而紙本作為單一維度的平面媒介，反過來又持續地限制著我們對教材數智媒介的深入討論。在此次論壇上，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長崔允漷教授以“無教材非學?！焙汀盁o數智不成教”為綱，指出數字智能技術與教育的融合無處不在，國家數智教材研發體系的建構勢在必行，并認為如何在數智時代更好落實國家事權，推進國家知識的傳承與創新，建設高質量教材體系，是無數有使命感、有責任心的課程人應當主動回應的時代課題。

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陳霜葉教授在此次論壇上從尋溯教材的詞源學意義出發，指出“教材”一詞的概念起源有兩個組成部分。第一部分與課堂教學、學校相關，第二部分與前工業時代歐洲書籍的印刷及媒介材料相關。陳霜葉教授還比較了傳統教材與新型教材在分類特征上的變化。她指出，教材在從傳統紙質教材向新型教材轉變的過程中，當下廣泛使用的教材知識媒介、教育媒介及教育數字媒介具備五個特征：第一，將印刷文本與電子資源相結合；第二，以多維、多模態的方式多樣化地呈現教材內容；第三，允許使用者以靈活的方式搜索、重組及獲取內容；第四，方便教材編審人員增減與調整；第五，賦予教材可不斷拓展的容量。教育智能媒介的涌現，完全突破了我們對過去與當下教材在載體、形態、獲取方式、可修改性及容量上的理解。通過回顧知識的生產與流轉模式，即從書本印刷到數字化傳播再到通用數據大模型產生的變遷過程，陳霜葉教授進一步指出，人工智能已經可以借由元學習神經網絡來模擬與人類大腦相似的“系統泛化”（systemic generalization）功能。

2.數智時代教材建設的“已知”與“未知”

知識變革打破了既有的知識秩序，與工業時代不同的是，“已知”的原理型知識不再是最有價值的知識。國家教材委員會委員韓震教授在此次論壇上指出，網絡與數字化環境對人類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等提出了挑戰，因此我們更應該重視教材建設的培根鑄魂功能。而為了更好地起到關鍵意識形態作用，教材建設就需要在適應數智時代的條件下，起到啟智增慧的實質作用。這不僅意味著開啟心智、增長智慧，而且指向對“未知”事物的認知從經驗到原理與數字技術的疊合。

從“已知”的角度出發，此次論壇的與會專家對數智時代“什么知識最有價值”進行了再回顧。他們認為，基于實證與多學科的教材研究方法論轉變與指向教材建設的教材學建構是當下教材研究層面的重要進展。部分專家還分享了有利于教學的教材的編制、指向促學的教材的理解與使用，以及作為政策保障的教材管理政策。這些也是我國本土教材建設的實踐經驗。

從“未知”的角度出發，此次論壇的分享與匯報具備全球視野，不僅有助于我們在比較的視域中分析世界各個國家與地區在教材建設中的經驗，還對我們析出數智時代教材建設中國之治的制度優勢有所裨益。

二、聚焦教材建設的研究進展與實踐經驗

數智時代教材建設的探索，始于對新知識生產模式所帶來的教材研究范式轉變的思考。隨著知識變革的到來，此次論壇的與會專家學者進一步追問“什么知識最有價值”；隨著實證研究方法與多學科方法賦能教材研究的深化，他們深入討論如何以基于證據的研究方法推進教材建設；隨著學科的不斷整合和體系化，他們積極商榷如何以學科合力推進教材建設體系的成熟與完善。

1.教材研究范式的嬗變

（1）數智時代對“什么知識最有價值”的再回顧

數智時代下，知識生產已突破原本的底層邏輯，數智技術對教材的顛覆性改變，連同知識以幾何倍數增長的現實，使得無論是研究者、實踐者還是其他社會成員，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無知的。[3]這首先打破的是當前的知識秩序本身，從而需要重新追問“什么知識最有價值”。

此次論壇上，倫敦大學學院教育學院鄧宗怡教授從以化育①為中心的德國教學論中的知識育人視角出發，就教學內容進行了再思考，認為教師應在理解課程標準內容的基礎上，識別基本要素，挖掘內容中的知識在學生發展中起到化育的關鍵價值，即學生首先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教材內容應伴隨個體的成長過程，讓學生學會與世界共鳴。在諸多國家將21 世紀能力納入教育目標的大背景下，鄧宗怡教授指出，隱藏在該潮流背后的是一種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倡的能力話語。例如新加坡提出了“能力注入法”，將“能力”納入教育總目標及學科課程綱要，但學科內容結構并未發生本質改變。由此，鄧宗怡教授對能力注入教育目標表示擔憂。首先，這雖然是響應教育發展全球大趨勢的一大舉措，旨在促進知識經濟的發展，但“能力”概念可以追溯至人力資源管理，處于該語境下的學生實際上被轉化為受干預的“結果”，而非獨立存在的主體。因此，他建議以批判性的立場審慎選擇所謂的“能力話語”。這種單純地注入能力的做法，會將知識秩序中經濟的價值凌駕于育人之上。

陳霜葉教授則回顧了阿普爾“官方知識”概念中將“什么知識最有價值”與“誰的知識最有價值”等同起來的理論建構[4]，并指出該理論中關于知識形態的前提假設已然無法適應數智時代的教材建設要求。數智時代人工智能對教材建設最為深遠的影響可能是對知識秩序的重構，具體表現為知識形態的變革。這種變革指的是知識不再需要通過物理介質以符碼化和文本化的顯性知識來呈現，知識的范圍不再囿于唯一的、被認可和確認的教材內容、教學過程知識、教師教學參考書等教材用書上的正式性知識。陳霜葉教授還指出，我們可以以兩種方式來理解在教師與學生的教材使用中所產生的大量有價值的“緘默知識”。第一種是教材使用者根據實際情況所做的教材知識調整，即針對不同學習水平的班級進行有梯度、有等級、有差異的知識講解，優化教材效能，這些都是搭建學習支架的教材使用有效經驗。第二種則是各級各類教師、教研員、教材研究專家等，圍繞教材知識點進行的教材二次開發，以及圍繞課例中使用教材的經驗所進行的教學比賽、所產生的項目成果等，具象化為教材的實踐經驗。這種實踐經驗與正式化的、符碼化的或顯性的知識不同，它很難通過書寫與對話進行遷移，是一種寄居于個體相關經驗的“緘默知識”。[5]為此，陳霜葉教授提倡建立“國家知識管理機制”，以適應和滿足當下現實環境對教材建設中諸多根本性問題的管理需求，以及數智時代個體化、生成化、智能化的新治理趨勢的要求。

部分與會專家學者則在此基礎上，從不同角度探索數智時代“什么知識最有價值”的可行性答案。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毛瑋潔認為，面對數智時代的信息繭房、表層思考等認識危機，我們應在課堂中積極引入批判性思維，著重突出批判性思維的一般性原理知識及運用知識。教材不僅要呈現傳統意義上的學科知識，更要關注各學科認識、探究及建構的方法論知識。因此，學科教材中應滲透批判性思維培養，發揮學科知識教學與批判性思維原理教學的協同效應。在學生的實踐層面，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楊淏璇從科學敘事證據出發，認為讓個體與學科產生意義聯結的知識最有價值，應重視學生興趣，強調學校與社會的協同參與，并注重教材內容的審美性與生活化。南京師范大學秦琳則以“科學與人文”“積極與審慎”“整體與分野”3 個方面的反思重構數智時代的新知識觀，強調知識理解新轉變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上述觀點指向學科基礎知識的回歸，強調數智時代最有價值的知識應關注學生素養發展、回應時代議題。數智時代下的人工智能已然可以借助大數據模型的信息重組與創新進行知識生產，然而當下數目繁多的教材不能體現這種知識的生產，也不能滿足越來越個性化的學習與教學需求。因此，教材基本理論不應將知識定位局限于課堂傳播，更應體現知識抽離具體形式而以內核實質呈現的可學價值，以化人、塑人、成人，漸進式地鑄魂育人，使教材不再成為拘囿學生思維的“倉庫”，而是春風化雨般哺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精神家園。

（2）基于實證與多學科的教材研究的方法論轉變

教材建設應關注基于證據的研究方法，提升教材研究的科學基礎。此次論壇上，華東師范大學數學科學學院特聘教授、亞洲數學教育中心主任范良火就提出，教材研究是對教材本身以及教材與其他因素之間關系的科學研究。在這個內涵界定下，他指出教材研究的3 個主題：第一，基于教材本身的教材研究；第二，影響教材的因素研究，也就是以教材為因變量的教材研究；第三，受教材影響的事物研究，即以教材為自變量的教材研究。范良火教授及其研究團隊還對ERIC數據庫與中國知網上以數學教材為主題的文獻進行比較，發現：僅從數量上來看，我國大陸學者最近10 年來對數學教材研究的參與程度遠勝于西方同行；然而從具體的研究主題來看，大陸學者多聚焦于相對來說重思辨、重理論的教材分析和教材比較研究，對教材使用研究關注較少。[6]對此，范良火教授認為，局限于教材分析和比較的研究現狀限制了對更重要的教材研究問題的探究，也限制了對更科學的方法論的使用。因此，加強實證研究方法的應用與討論可以填補當前教材使用研究的不足。

教材建設也應借鑒不同學科的視角，以便教材研究者更好地在數智時代的社會情境中理解教材建設。此次論壇上，遼寧師范大學教育學院趙先魁博士從媒體學的角度出發，圍繞數字教材的媒介樣態、風險檢視及價值轉向進行研究，指出數智時代數字教材的媒介樣態不僅改變了知識儲存的方式，加速了學科知識傳播的過程，促進了學科知識的再生產，還超越了知識生產主體的生物限制；對數字教材的風險檢視則聚焦于學科知識的標準化、商品化及個人化風險；數字教材的價值研究指向其內容服務、服務效能及工具服務層面。南京師范大學文建章博士從美學理論出發，提出教材內容可以在知識審美、經驗審美及學習審美這3 個方面提升學習者的審美能力。

總的來說，一方面，正如范良火教授所言，我們要有意識地關注并著力開展以教材作為自變量如何影響其他因素，以及教材如何作為因變量受到其他因素影響的實證研究；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實證研究的局限并予以規避，正如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段玉山教授所言，一味強調某一類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不利于研究者們更客觀地看待研究中的優勢與局限。即使研究者們在數據分析過程中可以應用較為科學的研究方法，但如何說明研究者對某一個維度的認識可以轉化為數據分析的前提，仍是一個需要持續攻克的難題。對數據的解讀應秉持“居于實而不拘于實”的態度，將教材建設置于更廣闊的范圍，多學科視角進行討論。

（3）指向教材建設的教材學建構

數智時代，教材研究者應從不同學科視角，在各個角度、各個層面、各個具體細節凝聚建設經驗。此次論壇上，專家們結合倫理學、哲學、心理學等多元學科視角，化零為整，推進教材研究領域的整合。人民教育出版社期刊編輯室主任余宏亮教授指出，教材學是一門交叉融合的開放性學科，其核心構成分為教育學和心理學、編輯學、學科知識及交叉學科等4 大類。他認為，教材學的建構之所以需要多學科來支撐，有5 個原因：第一，是教材制度不斷完善的時代要求；第二，是教材的認知、研究及所涉獵范疇的知識基礎不斷增多；第三，是有關教材研究的學術資源不斷豐富；第四，是教材及其實踐的應用價值不斷提升；第五，是教材學學科規訓的不斷強化，包括對以相關期刊、論著增量為代表的知識規訓，以相關研究基地組建為代表的組織規訓，以及以學科知識覺醒、學科組織規范為代表的學科研究規訓，都提出了進一步強化的要求。此外，余宏亮教授還非常重視教材研究自身學科意識崛起的關鍵取向，強調學科共同體的重要性，呼吁“學院派”“學用派”“學編派”走向融合，建議優化教材學學科制度環境，建立穩定的人才培養機制。在國家層面，大量面向不同區域、不同學段及不同學科的教材研究基地的成立，也體現了國家對教材學這一研究議題的關注。

華南師范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院副院長陳友芳教授綜合學科體系化進展，基于國外教材研究的依附狀態、我國教材現象的獨立性、我國制度優勢所突顯的教材編審規律中的豐富性與獨特性，認為教材學能成為我國教育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陳友芳教授提出，通過教材學的體系化，可以從“生成問題”“轉化問題”“凝結問題”3 個角度更好地理解教材建設背后的整體制度。首先，基于實證研究的教材學，在錯綜復雜的現實教材制度權力結構中確證主要博弈群體的數量、主要博弈群體各自的偏好、博弈的具體模式、主要博弈群體的權力指數等重要議題。其次，在教材建設的多重轉化中，討論學科知識向教材知識的轉化、學科邏輯向教材邏輯的轉化、學科語言向教材語言的轉化，以及學科呈現方式向教材呈現方式的轉化。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始終存在因轉化不順利而導致教材需求、理解及使用出現偏差的情況。最后，考慮推進口述史研究，以文本形式記述教材建設參與者的親身經驗，以期更好地進行理論化提煉，繼而超脫正式教材文本的局限，挖掘教材實踐經驗的知識價值。

由此可見，教材學的建設有賴于研究者整合多學科視角，借鑒不同研究領域的成果。如此一來，研究者們可以更好地認知和分析教材建設的智能邏輯，形成學科體系，以教材學的學科合力反思現狀，發現增長點，并推進教材建設體系更加成熟、系統、完善。

2.教材建設的實踐經驗

（1）指向德育目標與核心素養的教材編寫

教材的使用者不僅有教師，還有作為學習者的學生。有效的教材建設可以促進學生的積極學習，以核心素養為導向，指向真實情境中的問題解決。簡而言之，對德育目標和課程標準核心素養的堅守，是以學為中心的教材編寫與使用的底層教育邏輯，也是數字教材合法性的重要保障。在此次論壇上，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高德勝教授從道德與法治教材中的文體選擇出發，認為如果道德教育完全成為知識的學習，會為“應試”大開方便之門，而劃重點、背考點的反作用會關閉兒童的經驗之門，因此要回歸敘事，勾連學生的生命體驗。

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段玉山教授從地理教材對德育目標的落實出發，采用頻度統計和文本分析的方法，經過工具設計、評價要素賦值、數據庫構建3 個階段，建立了中小學地理學科德育模型，并以此更好地來分析和評估中學地理教材對“立德樹人”目標的落實程度。在進一步研究中他發現，雖然中小學地理學科德育落實整體情況較好，但是部分教材內容在組織結構與文本上都存在“貼標簽”的德育游離狀態。

針對落實核心素養的議題，夏雪梅副所長分析了過去20 多年科學教材研究的主要方向，發現其集中于難度研究以及特定板塊的內容分析，在素養導向方面有所缺失，因此提出以單元“素養可教學性”為分析框架，通過文本編碼、對比分析，評估科學教材轉化為學生核心素養的可行性，將核心素養轉化為教材任務。優化學生學習效果不僅體現在聯結學生自身經驗與學科知識的教材編審上，也體現在數智時代媒介變化所帶來的教材內容呈現變化中。華東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丁勝俊博士指出，數智時代統編初中語文教材的編寫不應僅進行知識技能的傳授，而應重視學生審美，落實義務教育語文核心素養中審美創造的要求。

（2）指向“利教促學”的教材理解與使用

數智時代下，插圖是教材內容的重要媒介呈現方式，影響著教材的利教促學效果。此次論壇上，與會專家們多以插圖為教材研究的典型案例。

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王小明副教授從認知負荷理論視角出發，提出了他的發現：教材中插圖與文字內容描述對象的一致與否，對學生是否可以有效地整合教材內容呈相關關系。他建議，教材插圖應明確設計規范，注重插圖嵌入正文內容的關聯性，以提升教材的內容整合度。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王哲副教授則通過分析教材插圖的情緒喚起，發現教材插圖的情感色彩。這種情緒喚起在輔助學生情感能力學習的同時，也存在過度刺激學生情緒，繼而增加教材認知負荷的隱患。

數字教材也必須面對“利教促學”的核心要求。天津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李洪修教授審視了學生理解數字教材的過程，指出數字技術介入會帶來去語言性，導致學生的理解存在片面化、淺層化風險。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他提出，要以學生立場為本位，強化學生的數字技術素養，確保數字教科書的理解過程具有育人價值，而非局限于技術效果。

數智時代教材使用的“利教促學”除了要促進教學質量與提升學習效果，還要具有促進教與學方式變革的內涵。浙江師范大學教育學院付雷副教授認為，數字媒介介入教材建設在學校與課堂層面存在潛在風險。他從內涵、特征、啟示3個角度探討數智時代教材的媒介性，并認為：從內涵來看，教材作為交流媒介，溝通了多元主體，而教材作為傳播媒介，不僅在內容與形式上傳播了信息，其本身也是多元信息的載體；從特征來看，紙媒教材與數字教材共存的現狀反映出多樣態化的特征，多媒體技術與新媒體技術的廣泛應用反映出多技術化的特征；從啟示來看，數智時代教材媒介性的變化亟須設立相應評價標準并深化多學科合作的基礎研究。成都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王丹藝博士通過系統劃分教材插圖類型和學習類型，認為應該“讓教材插圖成為學習過程的視覺化輔助”。湖南科技大學教育學院夏永庚教授認為，數字教材具備文本非線性、主體交互性及深度情境性3 個特征，突破了傳統知識的呈現方式和真實情境的創設形式，促使學生以互動的方式進行指向真實問題解決的學習，繼而塑造了具身的學習體驗，建構了完整的學習反饋。深圳市教育科學研究院賈建國博士還談及要強化培養，提升教師的數字素養。一方面，要建立教師數字素養提升進階培訓機制，例如面向全體教師數字素養標準的普及性培訓、聚焦數字教材開發的專題性培訓、融合信息技術的新型教學方式的應用性培訓等；另一方面，要搭建教師數字素養提升的實踐場域，以及多元化的數字教材建設交流學習、成果展示舞臺等。

（3）作為政策保障的教材管理政策

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劉鈞燕副教授在此次論壇中談及，隨著新課改的推進，當前中小學教師面臨眾多繁雜的新概念，并沒有參與數智時代教材建設的“沖動”，在此背景下的教材建設如何適應時代變革、服務課程改革，是當下教材建設政策制定的重大關切點。

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原系主任霍秉坤教授回顧了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數字教材建設方面治理模式的轉變。香港的教材建設一度比較落后，一方面是因為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因為教師培訓工作在推進中存在困難。而在最近10 年左右的時間里，香港特區政府在學校持續建設數字基礎設施，積極購置數字教材，鼓勵出版商編寫服務于本地課程的數字教材，并為學校管理者與專業教師提供數字教材使用培訓服務?；舯そ淌诨?023 年教材使用的調查數據，對香港的數字教材政策進行了效果評析。他指出，雖然特區政府對數字教材建設投入巨大，但從教材使用滿意度來看，超過半數的中小學教師在紙本教師用書、數字教師用書和數字學本這3 種教學工具的使用體驗上沒有感受到幫助。其中，小學學段的教師對數字教師用書與數字學本的滿意度均低于20%。而且，78.1%的受訪家長認為數字教材不可取代紙質教材，53.1%的學生更青睞傳統教材，69.3%的受訪家長認為數字教材遜色于紙質教材，因為數智媒體影響視力健康（52.5%），使得學生難以集中精神（32.9%），也讓學生難以做筆記（10.8%）。

有鑒于香港地區數字教材政策的施行效果，與會專家們基于我國國情，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指向“利教促學”的數智時代教材建設管理何以通過政策成為可能。西南大學教育學部楊柳博士提出，高質量教材體系需要明晰政策系統干預、體系空間重組、數智技能重塑及制度結構約束，需要納入思想體系、知識體系、資源體系及治理體系，需要營造與教材建設相適應的政治環境，構建具有全球視野的研究共同體，需要推進基于數智資源平臺的教材開發并堅持以整體性思維促進教材治理的現代化。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李剛副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指出，數智時代教材建設的制度構建需要重建關系，重塑教育資源的規?；?，重構教育模式，重組教育場域以及重修教育評價。曲阜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李琪博士及其研究團隊提出，應實現多種工具的綜合使用，優化政策內容結構，使得不同政策工具優勢互補，達到最佳組合效果。

三、展望教材建設的知識供給與發展方向

數智時代教材研究的持續推進離不開教材實踐的全面開展，我國多層次、寬領域、長跨度的教材經驗匯聚學者、編者、用者的多方觀點，以深厚的力量給數智時代教材建設提供新方案。同時，與他者經驗進行對比觀照，可以促使我們發現教材建設中的可能與可為，求同存異，反哺現實，在反思中開啟教材建設的新思路。

1.基于研究與實踐的教材建設知識供給

數智時代教材建設面臨著知識變革的重大沖擊，在新的知識生產邏輯起點上，就知識秩序重構而言，陳霜葉教授、鄧宗怡教授等學者對“什么知識最有價值”的追問與反思，推動著新時代教材建設基本理論的價值探求。范良火教授、段玉山教授等學者提出了更為適切的教材研究方法，反映了研究方法科學化與多學科化的發展趨勢。而陳友芳教授、余宏亮教授等學者倡導構建的教材學體系，則有助于我們以整體的方式在中國的文化、經濟、政治等社會關系中理解“教材建設，國家事權”。

基于研究經驗，與會專家在此次論壇上提出合理建議，以期在教材建設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段玉山教授、高德勝教授與夏雪梅副所長，從教材編制層面對落實德育目標以及核心素養的進一步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議與期待。段玉山教授認為教材的各分析維度應有業界統一的合理閾值，以確保教材量化處理的規范性與一致性；同時，要關注定量與定性研究的互補與互斥，謹記模型科學性和量化過程科學性的結合。高德勝教授強調教材編寫的最終目的應指向兒童，應基于兒童立場，讓教材語言自然流淌，讓教材邏輯水到渠成。夏雪梅副所長則結合中外教材對比，呼吁教材編寫應關注各模塊的整合性，例如科學實驗設計應貫通情境、概念及實踐，讓孤零零的知識碎片合成為基于真實性的“全息模擬”。

霍秉坤教授提出在教材管理政策方面應加強課程設計、設備推廣、數字化開拓，并在最后以悉尼一所學校棄用電子教材的新聞提出警醒：數字教材有可能并非如我們所愿。因此，這更需要研究者群策群力，結合我國實際國情，基于系統論證和理論推演，以審慎、理性、科學的態度推進教材建設研究。正如陳友芳教授所說，中國獨特的大國制度特色、教材建設的重大意識形態意義以及教材研究的勃興，都使得中國的教材建設可以為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供給知識。

2.聚焦新主題與新方法的教材建設發展方向

突破研究對象限制，拓展研究主題，是教材建設的發展方向之一。正如范良火教授所指出的，教材研究不應自我限制為僅針對教材進行的研究，而是要將教材放置于社會情境中，并針對與其互動的不同要素進行研究。從教材政策研究出發，東北師范大學李剛副教授及其研究團隊通過分析日韓數字教材政策共同擁有的行政推動特征、社會凝聚特征及人本主義特征，認為數智時代數字教材在中國的制度化應該從頂層設計入手，通過建立健全教材建設所需的數智基礎設施與技術攻關機制，構建“政府主導、企業運營、院校實施”的系統工程。從教材習題研究出發，杭州師范大學陸吉健副教授以南非數字化習題為研究對象，從數字化建設、智能化建設、高質量教材建設3 個方面提出了對我國數智時代高質量教材建設的啟示。從教材隱含的價值取向出發，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蔡琦博士從歷史、政治、文化、地理4 個層面對法國初中教材的國家認同內容融入進行研究，以期對我國教材的價值觀融入提供有益啟示。通過比較與反思，他們以他者經驗完成了對“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的教育根本問題的回應。

數智時代，技術賦能下的教材建設已然顯露出突破傳統教材實證研究方法的態勢，這意味著新的研究方法將不再局限于文本分析，而新的證據及其相對應的研究方法，也將給予教材建設新的研究生命力。從教材混合研究方法出發，段玉山教授認為只有將模型科學性和量化過程科學性緊密結合才能帶來科學性的結論。從圖像研究與基于圖像的情感研究出發，王小明副教授與王哲副教授將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與成果引入教材建設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傳統教材研究重文本不重圖像數據的研究范式。此外，圖像等非文本化的數據形式也啟發我們采用與新的數據形態相對應的研究方法。陳友芳教授提及的口述史研究可以展現教材建設過程中豐富且多元的主體視角，豐富教材建設的實踐觀照。同時，對諸如教材使用與教材二次開發過程進行錄制的視頻、音頻、實時人像表情記錄等多維度的媒介資源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教材建設背后的社會機理，塑造新的教材研究范式。

本屆上海課程論壇匯集國內外眾多知名教育專家，不僅是一次學術交流的盛會，更是對教育發展趨勢的深度探索。專家學者們重新追問教材建設的基本問題，推動教材研究方法的實證化與多學科化，積極促進教材學學科體系的構建，為教材建設夯實了研究基礎；在教材編寫、使用及管理政策效果層面對本土教材建設實踐進行考察與反思，則為探明我國教材建設的制度優勢奠定了基礎。在數智時代新的知識生產邏輯起點上，教材研究未來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