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文人對左翼作家的審視
——以徐志摩和邵洵美的《珰女士》為中心

余 凡, 衛俐米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1931年,徐志摩根據左聯五烈士被捕事件,胡也頻鋃鐺入獄后丁玲和沈從文四處奔波求助的真實經歷以及自由主義文人仗義相助的相關文壇掌故等,構思創作了別具意味的現實主義題材小說《珰女士》,連載于《新月》月刊。不幸的是,徐志摩未及創作完成,就突然墜機而亡。1935年,邵洵美決定在承續徐志摩創作思路和理念的基礎上對《珰女士》加以衍生和演繹?！度搜灾芸?935年第2卷第11期發表邵洵美的《徐志摩的珰女士》一文,文中說明徐志摩的小說《珰女士》是因為他被朋友的故事感動而作。隨后,《人言周刊》第2卷第11至14期重刊了徐志摩所作的《珰女士》的原文,第2卷第15至40期刊載了邵洵美的同名續作,題目旁小括號內注“徐志摩未完稿,邵洵美續”。[1]邵洵美續作基本延續了前作的基本主旨并有所發揮和拓展,突出對“營救胡也頻”事件的演繹。徐志摩的前作,講述蘩因從事革命活動而被捕入獄,蘩的妻子珰與好友黑四處奔走打探消息。其間,珰遇到了曾對她有好感,如今不擇手段登上高位的崔,他口口聲聲說顧念舊情想要幫忙,實則趁機勸蘩自首并供出戰友。故事最后以珰女士奔走無果、極度疲累之下陷入噩夢為止。邵洵美的續作,接續徐志摩未完稿的時間線和人物故事,講述珰女士自噩夢中驚醒,強撐著再次出門打聽消息的故事。珰女士先去找了詩人廉楓求助,熱心的廉楓不僅曾借錢給黑用以營救并準備將蘩和珰女士的稿子出版,為其籌措經費。兩人談及她向當時的文壇領袖周老頭求助的情景,周老頭端著架子,盡說空話,不肯伸出援手。之后,珰女士與黑交流白天打探到的消息,兩人在患難與共中暗生情愫。然而未及細談就聽說與蘩同行的三位同志已經受刑的消息,于是珰和黑顧不得私人情誼便再次外出求助。珰女士再次找到廉楓,求他幫忙打電話求證消息。最終,小說在珰女士和廉楓兩人略帶曖昧的交談和聯想中再次戛然而止。

《珰女士》是一部充滿趣味的述錄社會事件、笑談文壇掌故、描寫20世紀30年代初文壇作家的小說?！矮毰俊卑抵付×?“蘩”暗指胡也頻,“黑”暗指沈從文,“云”暗指馮雪峰,“周老頭”暗指魯迅,“廉楓”暗指徐志摩,“辛雷”暗指邵洵美,“崔”暗指某國民黨要員?？梢娦≌f涉及多位文壇著名作家,展現出自由派文人徐志摩和邵洵美的人道主義情懷,也從側面反映出20世紀30年代知識分子的復雜價值選擇和審美趣味?！东毰俊愤@部小說的出現有著重要的時代背景。20世紀30年代初復雜而多變的時代政治和文化語境,賦予文學流派與文學社團以特殊的多元、歧義、曖昧的形態?！东毰俊愤@部作品的外在故事和內在影射所呈現出的曖昧態度,正是這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動蕩的時局所迫,走出象牙塔后,在十字街頭搖擺不定、左右為難的境況的真實寫照?！东毰俊返陌l表有著重要的文學史意義,它是徐志摩作為小說家的重要代表作,代表著徐志摩創作上的重要轉型,即一反過去被讀者廣為熟知的浪漫與唯美風格,轉而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帶有強烈的鞭撻國民黨黑暗統治的意味。

本文試圖從《珰女士》的創作歷程、現實影射和細部歷史的考證出發,通過文史互證及對小說的紀實與虛構處的細致辨析,探究自由派文人與左翼作家之間的人道主義情誼、話語權爭奪和愛國主義立場下的不同理解,考察包括徐志摩、邵洵美在內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左翼作家的態度及其思想根由。進而,為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思想史和自由派文人的復雜面相,增添史料案例上的腳注。

一、小說故事的原型印證與闡釋

1931年1月17日,胡也頻在參加會議時被國民黨反動政府逮捕,這是《珰女士》一書的寫作背景。1月18日,胡也頻從獄中給沈從文捎來一張字條,囑托他向胡適和蔡元培求救。此時,胡也頻已經與徐志摩有意疏離且久未聯系,但沈從文還是“請徐志摩、胡適之先生代為介紹吳經熊,并去信南京中央研究院,請蔡先生同楊杏佛代為探聽下落”。[2]157徐志摩交友廣泛,他的交友圈雖以新月派作家為主,但與左翼作家也有些交情,1930年,他就曾介紹茅盾與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史沫特萊相識。由徐志摩主持的新月書店同時出版了部分左翼作家和文學研究會成員的作品,如胡也頻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圣徒》(1927年9月版)便是由新月書店出版的。作為編輯的徐志摩遵循自由主義的原則,主張靠文藝說話,十分注重培養文學新人,徐志摩和胡也頻及丁玲之間的交往便始于此。據梁錫華的《徐志摩新傳》記載:“胡也頻是沈從文的好朋友,最先向晨副投稿時還是個學生。徐志摩對他印象不深,對他也絕不如對沈從文之賞識?！盵3]183可以說,徐志摩與胡也頻之間的交往最初是借由沈從文這個中間人和《晨報副刊》這一橋梁,但從藝術的角度來說,徐志摩對胡也頻的作品并非十分賞識,這與雙方創作觀念之間的差異不無干系。反倒是對于丁玲的作品,徐志摩和邵洵美都頗為贊許。邵洵美在續作《珰女士》的前言中更是坦言,徐志摩見到會寫文章的人總愛。并進一步指出,平常人寫小說,尤其是新文人,太講意思忽略了故事,而珰女士卻能夠把事實展覽出來,反而更精彩。[4]這就從藝術的角度肯定了丁玲早期作品的藝術價值。作為一個文壇上的新人,胡也頻還是受到了徐志摩的提攜,不時有作品出現在《新月》月刊。但是,如果就此認為徐志摩對胡也頻施以援手是因為沈從文的關系或者徐胡之間的私交就太過表面了。因為胡也頻在1929年前后加入了地下黨,并自此和徐志摩斷絕了來往。[3]183但徐志摩還是為了營救胡也頻頗費周折,動用了不少人脈,遠超兩人的交情。

《珰女士》的創作與當時的時事密切相關,這一點在真實史實的發生時間和出版日期的對照中便可窺得端倪。有關《珰女士》的初版日期,論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①據筆者所搜集的資料,可知徐志摩的《珰女士》最初刊于1931年《新月》月刊第3卷第11期,第57-73頁,文末注“未完”,但此后未再刊登,從創作和出版的時間來看,1931年1月17日胡也頻被逮捕,2月7日被秘密殺害,但此時消息并未放出。2月7日至9日期間,沈從文和丁玲還在各處奔波,設法營救胡也頻。2月9日沈從文在邵洵美處探得胡也頻被槍決的消息,直至2月10日,丁玲和沈從文才得到胡也頻已遇難的確切消息。同日,徐志摩的《珰女士》已在《新月》刊出。從時間線上便可以看出這部小說是徐志摩出于對胡也頻一事的關心所作,以小說的方式對此事作出的一個及時的回應。

邵洵美作為徐志摩的好友不僅目睹徐志摩創作的始末,還是《珰女士》故事原型之一。談及續寫的緣由時,邵洵美稱:“珰女士自身的故事比她寫的文章更動人?！盵4]足見其對丁玲為人為文的認可。因而,可以說這部小說正是兩位作者從人道主義的層面,對作家丁玲的聲援。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誘綁失蹤,此后傳出丁玲被槍殺的謠言。1934年10月,丁玲離開軟禁處所,行動比以往自由,可以上街行走郵寄信件。據魯迅致蕭軍、蕭紅的相關信件推斷,學界大概是在同年11月傳出丁玲還活著的消息。1936年3月,丁玲的小說《松子》初刊于《大公報·文藝》,這是她自被軟禁后第一次發表創作。而邵洵美續作的《珰女士》(1935年6月22日起至同年12月14日止)正是在丁玲失蹤期間刊發的。

如果說徐志摩與胡也頻尚有些交往,邵洵美與胡也頻則是互不相識,但他仍愿意擱置立場之間的成見和爭議為營救胡也頻付出心力。這體現出自由主義文人的人道主義立場和文人之間的惺惺相惜。沈從文曾為胡也頻一事去找邵洵美幫忙,邵當即一口答應,并立即去尋國民黨在上海市的黨部負責人劉健群,要求他放人。[5]96然而,雖經多方斡旋,最終營救仍不幸失敗。1931年2月7日深夜,上海南郊的龍華監獄接到南京政府的密令,突然提審23名“東方旅社事件”的“案犯”,并當即槍殺,其中就包括年僅28歲的胡也頻。時為胡也頻之妻的丁玲才生下孩子不久,她為胡也頻痛心的同時又擔心自己受牽連,一時間身心俱疲,生活難以為繼。熱心的徐志摩知道此事后,不顧危險相幫籌措救助經費。小說中說廉楓預備聯系書店經理將珰女士夫妻的書稿高價賣出。事實正是如此,1931年5月,新月書店冒著風險出版了丁玲的小說集《一個人的誕生》,內收胡也頻兩篇,丁玲兩篇。但因時局險惡,不便公開胡也頻的名字,只署了丁玲的名字。此外,徐志摩又為她向邵洵美借了一千元。這與邵洵美在續作中所寫的廉楓同情上門求助的珰女士,給好友辛雷打電話幫忙借錢的小說情節相吻合。沈從文《記丁玲續集》中的文字也與此相印證:“在那時她恰好得徐志摩先生幫忙,向中華書局賣了一本書,得了一點錢,又從邵洵美處借了一筆錢,我又從朋友王際真先生處收到了一筆錢?！盵2]191而借錢給沈從文的這位朋友王際真也是經徐志摩介紹相識的?？梢哉f,幸得徐志摩等人的幫助,沈從文和丁玲兩人才得以離開上海,將丁玲的孩子即胡也頻的遺孤平安送回丁玲的老家湖南常德。

在邵洵美的續作中,談及以徐志摩為原型的人物廉楓的政治傾向時,他說:“詩人有的是同情,談到政治也一樣?！盵6]現實中徐志摩的態度和故事里的廉楓相契合,“他的同情不分階級,他時常會發出矛盾的理論,你不能向他要求判斷,因為他總偏心于那求援的一方面:你要幫助,他會貢獻他全部的身體和靈魂”。[6]這較為符合當時以徐志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文人對左翼作家的真實態度。左翼作家對于社會不公的憤慨和對弱者的同情與自由主義文人一直以來秉持的人道主義精神是相通的?？梢?徐志摩的思想是復雜的,不只有詩歌中所呈現的“浪漫”,還有對底層人民群眾的深切關懷。

二、徐志摩的人道主義與邵洵美筆下的“周老頭”

《珰女士》是在真實事件的基礎上加以演繹、以當時文壇幾位著名文人為原型虛構而成的小說,在敘錄真實事件的同時,還有虛構的成分,而虛構的文字,恰恰最能體現出作者對文壇事件和社會事件的態度和心境。

在徐志摩前作中,他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同理心,不惜筆墨對珰女士的心理活動進行了大量的描寫。徐志摩運用傳統的白描手法,對革命戰士蘩和國民黨要員崔進行了比較。小說中,珰女士眼中的崔身居高位,掌握著生殺大權,嘴上說著交情,當朋友求助時,卻趁機落井下石,實施報復,不僅不肯相助,反而想誘導他們背叛革命。相對的,革命者蘩雖然一無所有,慘遭迫害,身體困極餓極,聲若游絲,但心里仍想著斗爭,“拏定了主意非得用血肉去拼出一條路來”。[7]本著知識分子的精神,徐志摩借珰女士之口指出舍己為人的革命者和賣身求榮的無恥之徒人格上的高下之分:“珰女士對蘩總存著一些敬意,覺得為這樣的人受苦犧牲絕不是無意義的。所以當她看到崔通過無恥地賣身,賣靈魂,最后賣朋友,得來權財地位時,她只是格外夸獎自己當初準確的眼力,不曾被崔造作的熱情所誘惑?！盵7]在《珰女士》中,針對以胡也頻為原型的革命者蘩被捕一事,徐志摩說:

這世界,這年頭,誰有頭腦誰遭殃,誰有心腸誰遭殃。就說蘩吧,他倒是犯了什么法,作了什么惡,就該叫人直拉橫扯的只當豬羊看待……自從那年愛開張了他的生命的眼,他就開始發動了一種在別的地方或別的時間叫作救世的婆心。見到窮,見到苦,他就自己難受;見到不平,見到冤屈,他就憤恨。這不是最平常的一點人情嗎?[7]

可以看出,徐志摩認為蘩,即現實中胡也頻的所作所為是出于對苦難者的同情,肯定了他們革命活動的合理性。這無形中契合了作者在1925年發表的《列寧忌日——談革命》一文中的觀點:“實際有革命努力的,也不問他走的是正路是小路是邪路,也是值得贊賞的,總比在勢利社會里裝鬼臉的強得多?！盵8]徐志摩認為,不問政黨派別,思想來源,“只要它動活,精力開始往外用,自然會有走入正道的機會……它遲早有用對的一天”。[8]這說明徐志摩在看待知識分子時,是從知識分子的道義與墮落,即干預和關注現實的勇氣以及責任擔當的角度進行評判,而非按照黨派區分文人。

徐志摩的前作對革命戰士蘩所表現出的理解和尊敬正是現實生活中他對待左翼作家的真實態度的體現。但小說中也同時指出了蘩的固執、激烈和愚笨,并自稱沒有在任何一件事上和他完全一致過:“我不服他的理解,但我知道他的心是熱的。我不信他的福音,但我確信他的動機是純潔的?！盵7]這段文字從側面反映出他們彼此之間思想觀念方面的差異仍是無法跨越的,徐志摩對革命者的獻身和犧牲仍持有質疑,這與他在生活中對待革命者的態度相契合。

邵洵美的續作,在承繼前作主旨的基礎上,摻進了更多個人的情感和主觀的想象,尤其體現在小說中對于以魯迅為原型的周老頭事件的增補、誤讀和演繹上。邵洵美在續作中認為,蘩為了革命赴死的舉動,與其說是理智的支配,不如說是情感的沖動,并因此將革命者的矛盾和熱烈,歸結為氣憤而起的反應。在邵洵美看來,胡也頻他們的這種犧牲是因憤慨于社會的不公,同情于弱者的艱辛所引起的一種情感上的沖動。[1]沈從文在《記丁玲續集》中也認為促成胡也頻轉變的,只是一種南方人單純勇往的熱情,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擇。然而,由丁玲《記一個真實人的一生》中提到胡也頻從獄中托人遞出的最后一封信中的內容來看,胡也頻不僅聲稱自己不會投降,還囑咐丁玲不要脫離左聯,應該靠緊他們。因此,自由主義文人筆下所說的左翼作家的革命行為是出于非理智的沖動是有失偏頗的。

邵洵美的續作,最為重要且令人質疑的地方是塑造了“周老頭”這一隱喻魯迅的人物形象。續作中,珰女士在饑寒交迫之際,坐了一個鐘頭的電車去向周老頭求助,周老頭卻只是不慌不忙地把她晾在樓下等著,好容易等到周老頭下來,珰借機向他說了蘩的事情,他卻在不急不緩間擺足了架子:“他在桌上的盒子里拿了支煙,塞在自己嘴里,劃了五根火柴才點著,閉上眼抽了幾口,就拔出來捏在手里……”[9]當珰女士向他求主意時,他只說:“這辦法倒難想?！盵9]周老頭甚至還將革命者比作煤塊,說要煉成金子,誰都免不了犧牲的這一天,言語間盡是推諉。文中通過對話描寫對其只說不做的態度表示不滿。邵洵美在表現珰女士面對周老頭時心里的所思所想是用對話的方式直白地說出來的。如:“我心中頓時起了一種忿恨。誰愿意自己做了煤塊,煉得金子讓他享受?為什么他自己不做煤塊?”[9]邵洵美在續作中用“文化同盟主席”“紹興師爺”“身材小”“氣量小”“好罵人”等字眼形容周老頭,暗指魯迅。這段借由珰女士之口說出來的對周老頭的牢騷更多的是在表達作者邵洵美自己對魯迅的不滿,帶有意氣用事的成分。

邵洵美借《珰女士》對“魯迅”的丑化,有著早期的積怨在其中。賈植芳曾在回憶錄中提到,邵洵美在獄中極度困窘之際,恐時日無多,曾囑托過兩件事,其中一件便與魯迅有關,邵洵美說他的文章均由自己親自執筆,而非魯迅所批評的請人捉刀代筆。[10]可見,邵洵美對于和魯迅之間的論爭始終耿耿于懷。邵洵美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認為文學是屬于“有產的少數人”,對一些清貧文人表現出質疑和輕蔑的態度尤使魯迅不滿。在《拿來主義》中,魯迅用“富家翁的女婿”暗諷邵洵美的錢是娶了盛宣懷的孫女不勞而獲得來的,這場論爭后來被文學界稱為“盛家贅婿案”。由此就可以理解邵洵美為何在續寫《珰女士》時,以魯迅為原型,用尖酸刻薄的語言塑造了周老頭這樣一個人物形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珰女士》中,有關周老頭的一段文字的最后說道:“我在想周老頭兒這人也可憐?！盵11]其中隱含著作者邵洵美對周老頭的同情與理解。他看到周老頭渾身是恨的背后反映的是對于社會的不滿和難以改變的無奈。在民族危急存亡、當局昏庸殘暴之際,每個人都自身難保,同為文人的邵洵美意識到個人在大時代下的無力,最終對周老頭予以諒解。

三、愛國主義下不同立場的彌合

將《珰女士》置于整個20世紀30年代的場域中來看,表面上是時局將這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推向了同情左翼的立場,實際上是他們所共同擁有的改變時局的強烈渴望造成了這一切。換言之,不同文學觀念和價值立場的作家,在面對愛國主義這一話題時,他們的言論方向和行為的取向是一致的。在民族危亡之際,共同的愛國情懷彌合了各派文人之間的觀念差異。此外,1927年國共合作的失敗使得階級政治和斗爭進一步激化和明朗化。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同情革命、理解革命的同時也意識到自己進退維谷的尷尬處境所帶來的身份認同的危機。正當這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彷徨于十字街頭不知何去何從之時,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使得他們的幻想破滅,無形中將其推向了與左翼為友的立場?，F實生活中的徐志摩和邵洵美同樣心系家國,在國難當頭憤慨激昂,不惜直斥當局,為祖國獻心出力。

徐志摩曾于1918年8月31日在赴美留學的輪船上,寫下慷慨激昂、豪情萬丈的《民國七年八月十四啟行赴美分致親友文》:“諸先生于志摩之行也,豈不曰國難方興,憂心如搗,室如縣磬,野無青草,嗟爾青年,維國之寶,慎爾所習……誠哉,是志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勵也?！盵12]徐志摩懷揣著“實業救國”的抱負留洋海外且自比為中國的漢密爾頓,在紐約期間還因書架上有介紹蘇俄的書被叫作鮑爾雪微克(即布爾什維克)。[13]在日本人制造的“濟南慘案”中,國民黨軍隊的不抵抗,激起了徐志摩的不滿,他在日記中不無憤慨地寫道:“日本人當然是可惡,他們的動作,他們的態度,簡直沒有把我們當作‘人’看待……有血性的誰能忍耐?”日記中進一步將矛頭指向當時的上層統治者:“但反過來說,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總司令不能發令的,外交部長是欺騙專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沒有一件我們受人家污辱的事不可以追原到我們自己的昏庸?！盵14]直指當權政府的昏庸無能。早在1925年,在《血——莫斯科游記之一》一文中,徐志摩就說過:“我不敢批評蘇維埃的共產制,我不配,我配也不來,筆頭上批評只是一半騙人一半自騙?！盵15]對于當時的革命青年,他說:“我決不怪你們信服共產主義,我佩服只有骨里與髓管里有血的人才肯犧牲一切,為一主義做事;只要十個青年里七個或是六個都像你們,我們民族的前途不至這樣的黑暗?！盵15]可見,徐志摩雖然對蘇俄的共產主義思想持質疑的態度,但對當時國內信仰共產主義的青年人肯做事、敢犧牲的精神卻抱有極大的理解、支持和稱贊。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之際,他更是肯定了只有這樣的青年人,才能使我們的民族走出黑暗。

這一點在小說中也有所體現。在徐志摩的《珰女士》中,蘩是一位以筆為戈、為消除世間不平而戰斗的革命者形象:

他一個人伏處在沒有光亮四壁發霉的小屋里不住筆的寫,寫他眼里見到的,心里感到的,寫到更深,寫到天光,眼淚和著墨,文字和著心腸一致的熱跳。直寫到身體成病,肺葉上長窟窿,口里吐血,他還不斷的寫——他為什么了?他見到種種的不平,他要追究出一些造成這不平世界的主因,追究著了又想盡他一個人的力量來設法消除,同時他對于他認為這些主因的造成者或助長者不能忍禁他的義憤,他白眼看著他們正如他們是他私己的仇敵——這也許是因為他的心太熱血太旺了的緣故,但他確是一個年青人,而且心地是那樣的不卑瑣,動機又是那樣的不夾雜,你能怪著他嗎?[7]

這段描寫使人不由得想起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的一段文字:

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你們也不用提醒我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訴我這遍地的災荒,與現有的以及在隱伏中的更大的變亂,不用向我說正今天就有千萬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著,或是有千萬人在極度的饑餓中叫救命;也不用勸告我說幾行有韻或無韻的詩句是救不活半條人命的;更不用指點我說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韻腳是根據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的……這些,還有別的很多,我全知道;你們一說到只是叫我難受又難受。[16]

一個是積勞成疾、肺里長窟窿、口中吐血的蘩;一個是滿頭的血水卻仍不肯低頭的徐志摩,兩者都在為世間的苦痛與不公而痛心,都在用筆做著無力又堅韌的抗爭。小說與散文互文,兩段文字的高度一致使人不得不懷疑,作者是在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文中的年輕人是故事中的蘩,也是故事外的胡也頻和現實生活中的徐志摩,一個自由主義作家與一個左聯作家在小說中重合,達到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換言之,徐志摩在小說《珰女士》和詩歌散文中共同建構起一個多元的、思想理念博雜的、文學性的“徐志摩”形象。

徐志摩在小說中寫到珰女士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個風雪中孤獨又悲苦的婦人,她的孩子被饑寒折磨而死。這與他的詩歌《蓋上幾張油紙》中所描述的景況相一致。早在《先生!先生!》《叫化活該》和《誰知道》等詩中,徐志摩就曾描寫過衣衫襤褸的乞討者的慘狀;在《拜獻》中,詩人更是想進一步,“給宇宙間一切無名的不幸,拜獻他胸肋間的熱”。[17]在1929年3月5日致泰戈爾的秘書——英國人恩厚之的信中,徐志摩揭露和批判了國民黨統治下民不聊生的慘狀。同年在散文《秋》中,他認為正是統治者對百姓的殘酷剝削,使得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乞討者的慘狀是徐志摩在硤石東山下獨居時親眼所見,它在詩人敏感細膩又富于同情的心中始終揮之不去,時隔幾年又重新出現在他的小說作品中。徐志摩對處于貧困中的弱者所具有的同情可謂是貫穿了他創作的始終。

在邵洵美的續作中,當廉楓意識到蘩的政治傾向時,勸他拿定主意,走了就別停。雖然政見不同,但廉楓對蘩的這種選擇整體上持一種理解和支持的態度。而對于蘩這個人物,邵洵美也是頗為贊賞的,文中說“你看他為了社會的不平,愿意犧牲”,因為“推動他的力量是愛,不是恨”,[1]因此“他也許愿意餓死不愿意讓人當豬當狗”。[6]小說字里行間流露出的認可表明,邵洵美認為革命者蘩的所作所為是勇敢的、正義的行為,是在為他人可以吃飽飯而作出的犧牲?？梢?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看來,但凡是對國家和社會有利的行為都是值得稱贊的。

邵洵美也有著一腔愛國的熱血,日軍入侵之際,他一改此前反對藝術為政治服務的觀念,主動用手中的筆和自己掌握的出版資源,不計成本、不顧危險地為宣傳抗日做貢獻。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時代畫報》?？?邵洵美隨即投入抗日的行列,與好友創辦宣傳抗日的《時事日報》。1934年,邵洵美在《人言周刊》的創辦緣起中自述道:“在這一個內憂外患頻起的時代,情感豐富的人,都愿意停止一切個人的追求而把身體靈魂獻給國家,平素曾說要把文學藝術作終身事業的,現在大半對政治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盵18]分析這一轉變背后的原因時,他說:“無非為了生活不得安定,精神不得聚會,要想犧牲一些工夫,俾合力來造成一個太平的環境?！盵18]這一段吐露心聲的自白無疑是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愛國情懷的縮影。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民族危機進一步加劇。在孤島這一特殊的環境中,邵洵美以宣傳抗日為己任,于1938年9月1日創辦刊物《自由譚》。該刊“具有強烈的控訴情緒和激昂的鼓動力,真實地錄下了中國人民慷慨悲壯的抗日斗爭”。[5]182-183除辦報辦刊外,他還曾與蔡元培、楊杏佛、鄒韜奮等29位上海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聯名致電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其特務秘密綁架丁玲和潘梓年。不僅如此,邵洵美還曾在《自由譚》上發文盛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并幫助女地下黨員將該文的英譯本在海外傳播?？梢?在民族存亡之際,即便是與左翼作家針鋒相對的自由主義文人也會放下黨派之爭和私人成見,在共通的愛國情懷之下,盡可能地予以理解和幫助。

結 語

探究徐志摩和邵洵美創作《珰女士》的根由,一個強烈而直接的原因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復雜而激烈的社會語境,其中隱含著他們對于改變當下時局的一種期待。盡管成長環境、教育背景、文學趣味和階級地位的差異使得自由派作家和左翼作家在文藝創作方法和政治道路選擇上存在分歧,但強烈的愛國情懷,對弱者的同情和悲憫以及對于當局造成的社會不公的憤慨又使得他們能夠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際擱置成見,相互幫助,相互扶持?！东毰俊吩谏垆肋@里,亦是“未完成”的。邵洵美曾在《人言周刊》上刊登“為?？东毰俊穯⑹隆?啟事中稱《珰女士》原計劃是分為三部長篇大作,但最終未能完成。結合20世紀30年代復雜的社會語境和文壇處境,邵洵美續作的“未完成”是一種必然。其一,《珰女士》原本就是干預社會、述錄文壇事件的作品,當后續的社會事件、文壇事件并未出現新的、有諷喻意義的發展方向時,《珰女士》就沒有了繼續寫下去的現實來源和素材支撐。其二,從邵洵美角度來說,他心思活絡,除創作外,還同時進行著編輯出版等工作,由于時間精力的原因,他留下了許多殘作,《珰女士》未寫完也屬正常。而續作寫于丁玲失蹤期間,當時社會上流傳她已遇害的謠言,所以邵洵美才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在文中虛構珰女士向周老頭求助一事,并大肆鋪寫珰女士和黑、云及廉楓之間的曖昧情愫。盡管邵洵美認為這是丁玲大愛的一種體現,但是根據丁玲此前并未準許邵洵美為她作傳及否認徐志摩所寫的《珰女士》以自己為原型一事可以推斷,丁玲本人對此并不認可。因此,當丁玲擺脫軟禁,再次公開露面后,《珰女士》作為影射小說與現實之間的裂縫無法彌合,創作也就難以為繼。

注釋：

①費冬梅的《“詩壇雙璧”與一篇小說——從〈珰女士〉說起》中認為《珰女士》“刊于《新月》月刊第3卷第11期,1932年,具體出版時間不詳”。黃紅春的《新月派“自由主義”思想管窺——從〈世紀與義務〉和〈珰女士〉談起》中認為《珰女士》“于1931年9月發表在《新月》第三卷第9號上”。此外,《珰女士》還收錄于邵洵美的《貴族區:小說卷》,該書認為“1930年《新月》月刊第3卷第11期刊載徐志摩所作小說《珰女士》,未完”。中國文史出版社2022年版的《輪盤》文末注《珰女士》“原載:民國二十年一月十日《新月》第三卷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