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騙、暴力與種族主義
——彼得·馬修森《瘋馬精神》中的蘇族印第安人聲音

徐向英

(閩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引 言

彼得·馬修森(Peter Matthiessen)在美國文壇上占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他不僅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既以虛構類又以非虛構類作品贏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作家,同時也一直被公認為“為數不多的積極投身社會正義事業的美國作家之一”。[1]2他一生都在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致力于“為不能為自己說話的人說話”,[2]尤其“關注美洲原住居民印第安人”。[1]2早在20世紀50年代,馬修森就已經開始高度關注印第安人的命運,尤其是生活在北美中部大平原上北美最大的印第安民族蘇族人(The Sioux)。非虛構作品《瘋馬精神》(TheSpiritofCrazyHorse,1991)是作家圍繞20世紀70年代美國印第安運動蘇族奧格拉拉(Oglala)部落領袖萊昂納德·佩爾蒂埃(Leonard Peltier)事件而展開的書寫。作品出版后,贏得《芝加哥論壇》《芝加哥太陽報》《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書評》《今日美國》等各大報刊的贊譽。有“西方作家院長”之稱的華萊士·斯泰格納(Wallace Stegner)稱《瘋馬精神》堪與印第安土著文學經典《百年恥辱》(ACenturyofDishonor,1881)、《卡斯特因你之罪而死》(CusterDiedforYourSins,1969)和《魂歸傷膝谷》(BurymyHeartatWoundedKnee,1970)相比肩,但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學者尚未對該作品展開相關的研究。

為維護印第安人的權益、促進傳統印第安文化復興,20世紀70年代在北美印第安保留地上爆發了美國印第安運動(American Indian Movement)。1975年6月26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印第安運動組織雙方在南達科他州松嶺印第安人保留地(The Pine Ridge Indian Reservation)的一個小村莊奧格拉拉發生了一場致命的槍戰。印第安領袖蘇族人萊昂納德·佩爾蒂埃被指控在這場暴力沖突中殺害兩名聯邦調查局特工被美國政府審判,判處終身監禁。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萊昂納德被定罪。此事在社會各界引發了巨大的反響和爭議。馬修森在大量走訪和廣泛調查的基礎上,指出無論萊昂納德在這場沖突中的性質和程度如何,對他的隨意定罪和迫害“與其說與他自己的行為有關,不如說與歷史、種族主義、經濟有關,尤其是與印第安人的主權主張等潛在問題有關”。[3]XX為了呈現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客觀地還原歷史的真相,馬修森在《瘋馬精神》中以萊昂納德·佩爾蒂埃事件為切入點,回溯了19世紀中葉以來生活在大平原達科他州黑山地區的蘇族人民為了土地與美國政府之間長達百年的斗爭。本文旨在結合美國西進運動的歷史,分析作家如何通過查閱資料及采訪印第安人并適時闡述個人觀點的方式,讓歷史中無法發聲的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讓讀者從原住民的視角感受和體會長期以來他們“因祖先的土地被盜竊和破壞帶來的悲傷”,[3]XXIII由此揭露美國政府在西進運動中為攫取土地,圖謀利益,違背契約精神,并以“昭昭天命”為名對印第安人施加的欺騙、暴力和種族歧視,控訴了美國政府對印第安人民和印第安土地的侵犯行為,由此揭示了一個以全球人權、正義衛士自居者的真實面目,體現了作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

一、違背契約:“他們用法律欺騙人”

眾所周知,印第安人是美洲大陸的原住民,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后,歐洲殖民者開始踏上這片土地,自此之后印第安人與白人殖民者之間為爭奪土地導致的沖突與矛盾就沒有停止過。在白人主流文化關于這一沖突矛盾的傳統敘事中,比如在北美本土流行的文學體裁囚擄敘事中,印第安人總是被建構成嗜血殘暴的野蠻人的負面形象,而白人則是一副代表慈善正義的文明人的正面形象。這一建構的形象深入人心,業已成為美國歷史遺產和邊疆神話的重要組成部分。①馬修森在《瘋馬精神》中一反主流文化敘事的傳統,從印第安人的視角顛覆了兩者固有的形象,呈現了歷史的另一面。

契約精神在西方源遠流長,是基督教文明的重要產物,基督教經典《圣經》幾乎就是一部關于上帝與人訂立契約的作品。占美國早期移民主要比例的英國清教移民在登陸美洲大陸之前為了相互約束而共同簽署的《五月花號約》(TheMayflowerCompact,1620)也是基于契約精神而簽訂的,被視為美國歷史上的第一份契約。它不僅是美國作為法治國家存在的前提和基礎,也是美國精神的先驅。契約精神是一種關乎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遵守契約、講求誠信是關乎信仰的極其重要的道德品質,正是這種精神和品質奠定了美國文明進步的基礎。作為按照契約約定代表公民行使權力的美國政府本應遵守并維護契約的嚴肅性,但事實是,美國政府視與印第安人訂立的契約為一紙空文,不但沒有遵守契約、確保契約的有效執行,相反,用蘇族酋長愚鴉(Frank Fools Crow)的話來說是:“白人政府總是不斷地制定法律……然后打破每一條法律。他們用法律欺騙人?！盵3]515對《拉勒米堡條約》(FortLaramieTreaty,1868)的違背就是美國政府制定條約又撕毀條約、肆意踐踏契約精神的一個典型寫照。

美國建國后,大批白人定居者開始跨過阿巴拉契亞山脈蜂擁而至大平原地區,印第安人也因此被一步步驅趕到貧瘠的荒原上。為了保證西部開發的順利進行,減少與印第安人的敵對行為,美國政府和蘇族的拉科塔人簽署了《拉勒米堡條約》。條約界定了大蘇族保留地(Great Sioux Reservation)的范圍,規定他們對保留地“擁有絕對、不受干擾的使用權……沒有印第安人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穿越這片區域”。[3]7黑山地區正是位于條約規定的保留區的核心地帶。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片曾經被白人認為沒有價值的荒原卻出乎意料地被發現蘊藏著北美最大的礦產資源。在該條約簽訂幾年后,在這里發現的礦產引起了白人對這個地區的強烈興趣。蘇族人恪守承諾,忠實地遵守了條約,在條約規定的保留地里生活,但美國政府卻無視條約中的承諾,舉著發展經濟、促進社會進步的幌子,強令蘇族人出售黑山及其周邊地區,“無論印第安人愿不愿意,都要購買黑山;如果他們選擇拒絕500萬美元,那是他們自己的事”。[3]11面對美國政府一副罔顧條約、背信棄義的霸權面目,蘇族醫生皮特·卡奇斯(Pete Catches)提出強烈的抗議:“他們欺騙、撒謊,破壞了每一項條約,甚至是保護黑山的神圣條約?！盵3]XXXVIII

蘇族人之所以強烈抗議是因為美國政府視《拉勒米堡條約》為廢紙這一背信棄義的行為不僅違背了他們自己最基本的契約精神,同時也觸犯了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在印第安人眼中,這片埋葬著他們祖先的土地不僅是物質性的存在,也是精神性和宗教性的存在。在馬修森對蘇族人的采訪中,他發現蘇族人總是親切地稱呼地球為母親。[3]18地球母親上的每一寸土地在他們種族的記憶和經驗中都是神圣的。在蘇族人民的心目中,黑山是他們不可褻瀆的圣山,“這些山丘形同一個身體傾斜著的女性,它的乳房上流淌著生命的力量……拉科塔人去這里就像一個孩子到了母親的懷里”。[3]4跟其他部落的原住民一樣,蘇族人對地球母親的信仰是一種超越了功利層面的、對萬物存在本質的直覺的理解。蘇族人不僅擁有自己的信仰,而且對待信仰十分虔誠。誠如美國作家和人類學家奧利弗·拉·法奇(Oliver La Farge)所做的調查,他們“對待宗教儀式一絲不茍,把宗教信仰融入生活的每時每刻”。[4]他們活在自己的信仰當中,自己的存在與自己的信仰是不可分離的一體。蘇族人這種對待土地的信仰與對待信仰的執著絕不允許他們把土地當作商品進行肆意買賣。面對美國政府的言而無信,以奧格拉拉領袖瘋馬(Crazy Horse)為代表的蘇族人發出自己的心聲,表明了蘇族人的堅決態度:“人們不出賣自己行走的土地?！盵3]11面對白人強行購買黑山的強權行為,他們不為所懼,譴責白人政府的出爾反爾,堅決捍衛自己的土地和信仰。

然而,憑借著自己的軍事力量和人口優勢,美國政府無視《拉勒米堡條約》和蘇族人民的強烈抗議,派軍隊強行進駐大蘇保留地,追捕那些“最有可能抗拒理性聲音的敵視白人的印第安人”。[3]11蘇族的各個部落在瘋馬的領導下聯合起來在黑山地區的小巨角河戰役(Battle of Little Big Horn,1876)中打敗了白人軍隊。但不幸的是,黑山的勝利加速了他們厄運的降臨和最終的覆滅。用馬修森的話說,這一次的勝利“為勝利者招來了冷酷的報復”。[3]12美國政府將黑山戰爭的失敗歸咎于蘇族人的“好戰野蠻行為”,[3]12單方面宣布《拉勒米堡條約》不再有效,赤裸裸地藐視了契約精神,奉行強權即是公理的霸權邏輯。被強行扣上“好戰野蠻”的污名,瘋馬義正辭嚴地駁斥道:“我對白人沒有任何敵意……我們有野牛肉為食物,有牛皮做衣服……但他們在大雪紛飛的寒冬中摧毀了我們的村莊……他們說我們屠殺了他們,但如果我們不自衛,戰斗到死,他們就會屠殺我們?！盵3]153一位參與這次戰役的美軍首領喬治·克魯克(George Crook)在被問及向蘇族人發動戰爭是不是很艱難時所作的回答佐證了瘋馬的駁斥,“是的,很難。但是,先生,最難的是去攻打那些你明明知道是正確的人民”。[3]11

無論是瘋馬的駁斥還是克魯克的反思都在告知人們,蘇族人絕非白人所污蔑的生性好戰的野蠻人,相反,是白人違背契約和侵犯行為在先。對于蘇族人來說,他們無法失去這塊賴以生存的土地,失去它就意味著死亡。他們不得已的反抗是對白人掠奪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破壞他們家園的回敬,是公理對強權的反抗,更是對《拉勒米堡條約》的維護和對土地與信仰的捍衛。由此,馬修森一改以白人為中心的傳統敘事,給予印第安人發出聲音的機會,從而揭露了白人政府對印第安人的欺騙,一反白人主流文化敘事中對印第安人的刻意丑化,揭示了白人的霸權邏輯。

二、暴力:“一個真正優越的政府怎能有如此的破壞性呢?”

伊利諾伊州大學歷史學教授艾米·露易絲·伍德(Amy Lousie Wood)認為,在人類歷史上暴力在大多數人類社會中都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但對美國而言,暴力卻是“這個國家形成的核心”。[5]縱觀美國歷史,從17世紀的殖民時期、18世紀的獨立戰爭、19世紀的南北戰爭,一直到21世紀的今天,各種形式的暴力幾乎貫穿美國歷史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尤其是19世紀白人在大平原上對動物種群和印第安人族群同時進行大屠殺,更是史無前例的暴力行徑。

黑山戰爭失敗并沒有阻止白人的擴張腳步,相反,美國政府陸續派出軍隊加大鎮壓的力度。雖然他們在軍事和人數上占優勢,但蘇族人的英勇抵抗讓他們一時難以迅速取勝。為了迫使蘇族人放棄抵抗,他們改變戰略,轉而開始大批屠殺大草原上的野牛。長期以來,野牛是蘇族人賴以生存的重要物質基礎,有人曾形象地把野牛比喻為蘇族人“奔跑的百貨商店”。[6]只要野牛還在草原上,就會有充足的物質和力量支持他們對抗白人。為了斷絕他們主要的生活來源,美國政府將消滅野牛視為迫使蘇族人放棄抵抗的有效手段,“消滅野牛是解決印第安問題的唯一途徑”。[7]他們雇傭專業狩獵者對野牛發起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短短幾年時間這些狩獵者就完成了對整個野牛群的毀滅,為白人政府掃除了障礙。美國西南地區的一位軍事長官菲利·謝里登(Phil Sheridan)認為野牛獵手們在解決印第安人問題上所做的貢獻“比整個軍隊在過去30年所做的都要大”。[8]128隨著野牛越來越稀少,蘇族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艱難,生存資源漸漸枯竭的他們在無奈之下被迫選擇屈服、放棄抵抗。當年的一位鐵路檢查官在回答一名記者提問時說道,美國政府“從來都沒有能夠控制印第安人,直到他們的牛肉供應被切斷”。[9]切斷蘇族人的主要生活來源后,美國政府強行與走投無路的蘇族人簽訂《黑山法案》(BlackHillsAct,1877),把他們趕到更偏遠的保留地上,霸占了黑山地區及其周圍的大部分土地,向蘇族人作出承諾“永久提供維持他們生計的口糧”。[3]13

奧格拉拉領袖坐牛(Sitting Bull)深諳美國政府一貫以來的言而無信,一針見血地道出了他們的真面目,“白人訂立的條約,紅人打破過嗎?從來沒有。白人和我們締結過的條約,白人遵守過嗎?沒有”。[3]33《黑山法案》后不久,國會又通過了一系列法案,其中的《道斯土地分配法》(DawesGeneralAllotmentAct,1887)規定每個印第安成年男性可獲得160英畝的土地。坐牛一眼看穿《道斯土地分配法》昭然若揭的企圖,“他們想讓我們放棄另一塊部落土地。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他們企圖攫取我們擁有的最后一塊土地”。[3]19誠如馬修森所指出的,《道斯土地分配法》表面上是為了印第安人的利益,解除部落體制實現印第安人的個體化,讓印第安人接受白人的教育、講白人的語言、皈依白人的宗教,美其名曰幫助印第安人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實則是垂涎這片土地。正如有些白人議員所坦言的,分配法“根本不符合印第安人的利益,只不過是他們覬覦土地的借口”。[3]17但遺憾的是,來自少數白人的正義之聲被淹沒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呼嘯聲中。馬修森一語道破美國政府的真正目的,“通過摧毀對土地的共有監護權,分配法不僅破壞了印第安民族的團結,也破壞了他們為共同利益彼此慷慨解囊和完全分享共有的傳統”。[3]18分配法讓每個印第安男性獲得160英畝的土地,剩余的土地由美國政府廉價購買后公開拍賣,最終全部落進了白人的手里,包括蘇族人在內的所有印第安人的土地在這次分配中幾乎流失殆盡。

《道斯土地分配法》出臺三年后,像瘋馬一樣,坐牛也被扣上“煽動麻煩拒絕被捕”[3]20的罪名而遭到殺害。坐牛被殺后不久,他所在的部落因為舉行他們傳統文化中寓意“和平和繁榮”[3]19的幽靈之舞(Ghost Dance)而遭到白人政府的阻止,上演了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傷膝谷大屠殺(Wounded Knee Massacre,1890)。當地醫生查爾斯·伊斯特曼(Dr.Charles Eastman)回憶當時自己的族人在逃命時遭到無情追捕和屠殺時尸橫遍野的情景:“尸體散落一地……遍地哀嚎……已經凍僵了的尸體不是躺在一起就是堆在一起……其中大多數都是手無寸鐵的老人、婦女與兒童?！盵3]20查爾斯·伊斯特曼的回憶場面讓人不寒而栗,卻是不爭的事實。傷膝谷大屠殺是數百年來北美印第安人悲慘命運的一個真實寫照和縮影。當年率領美軍參與該事件的納爾遜·邁爾斯將軍(Gen.Nelson A.Miles)晚年在反思這樁慘案時承認這是一場“最應該受譴責的、最不道德的、最應該被嚴厲定罪的大屠殺”。[3]21

傷膝谷大屠殺后,蘇族人,用蘇族酋長愚鴉(Frank Fools Crow)的話說,是陷入了“巨大的憂郁和匱乏之中”。[3]21被迫接受《道斯土地分配法》的包括蘇族在內的一百多個印第安部落在試圖適應白人的新制度時,一方面因為原先對土地的公共監護權被破壞了,另一方面又缺乏白人經營土地的經驗,在無力償還抵押貸款和稅款以及饑餓的壓力下漸漸解除了合約,失去了土地,淪落為依靠聯邦政府提供食物救濟的地步。奧格拉拉酋長紅云(Red Cloud)悲傷地說道:“我們在痛苦中感到屈辱,沒有人為我們說話,我們沒有得到賠償。我們的口糧又減少了。你們每天吃三頓飯,看著自己的孩子健康開心,你們無法理解忍饑挨餓的印第安人是什么感受?！盵3]21在傷膝谷大屠殺后的半個世紀里,他們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土地。土地是他們的命根,失去了土地、失去了野牛的蘇族人生存處境每況愈下,他們被限制在白人劃出的貧瘠的保留地里,依靠領點救濟和補貼在白人帶來的酒精中渾渾噩噩地活著。奧格拉拉酋長站熊(Luther Standing Bear)悲憤地控訴白人政府的罪行:“難道這就是所謂善良、睿智、樂于助人、仁慈的征服者帶來的東西嗎?一個真正優越的政府怎能有如此的破壞性呢?”[3]26

美國政府違背契約精神在先,隨后對野牛群和包括手無寸鐵的老人、婦女和兒童在內的蘇族人不分青紅皂白地進行大屠殺,這是美國白人在大平原上制造的對動物物種和人類種族雙滅絕的罪行。北美廣袤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本可以為白人定居者提供與印第安人共享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但對土地的狂熱讓他們徹底迷失了方向,在這片土地上制造了一樁樁本不應該有的血腥暴力,不僅給印第安人帶來了深重災難,也摧毀了兩個不同種族在這片土地上和平共處的可能性。

三、種族主義:“我的皮膚是紅色的,所以我就是邪惡的嗎?”

在19世紀美國西進擴張運動中,印第安人因為成為白人攫取土地的絆腳石而遭到無情的驅趕和屠殺。如果說土地是最直接的原因,那么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白人種族優越論作祟下的種族主義。1776年7月4日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開宗明義地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但在美國歷史上種族偏見和種族歧視卻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作為美國最貧窮和脆弱的一個群體,印第安人遭受的種族歧視尤為嚴重。美國白人舉著“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旗號不斷地進行開疆拓土的西進擴張運動,在這個過程中,印第安人首當其沖成為受害者。白人堅信自己是優等民族,自詡是上帝的選民,得到上帝的眷顧來管理上帝恩賜的這片應允之地,完成上帝在地球上的未竟事業,而這些紅色人種是“本性遠比任何沙漠野獸都殘忍和兇猛”[3]9的未開化的異教徒和野蠻人。所以,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和權利浪費土地,任其變成蠻荒之地,而理應為優等民族收回被他們所荒廢的土地讓路,這是上帝的旨意、是天命?！罢颜烟烀彼岛姆N族優越論巧妙地免除了基督教的仁愛精神對白人自我良心和道德的譴責,減輕了他們情感的重負,為他們開疆拓土過程中的各種掠奪與殺戮行徑提供了名正言順的理由。這些他們眼中的劣等民族如果阻礙了白人前進的步伐,他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以瘟疫、酒精和戰爭等任何手段驅逐、消滅他們,盡可能快地把他們從上帝指引的道路上清除掉。

帶著上帝賦予的優越感和使命感,白人殖民者一步步自東向西來到了蘇族人世代生活的大平原,以一副文明人的傲慢姿態鄙視紅種印第安人,斥責他們的生活是“邪惡的生活”。[3]22但誠如酋長坐牛所反駁的:“白人看見我偷過他的土地嗎?搶過他的一分錢嗎?打破過一次條約嗎?……他們說我是賊,說我是壞印第安人……我的皮膚是紅色的,所以我就是邪惡的嗎?”[3]33今天被白人稱為蘇族人的土著居民稱自己為Ikce Wicasa,意為“自然人,自由的、野性的普通人”。[3]XXV人如其名,在白人到來之前,蘇族人喝著小溪里的純凈水,吃著草原上的野牛肉,生活簡單而自由、快樂,身體粗獷而健康,用酋長紅云的話說是:“我們像風一樣自由,像鷹一樣不需要聽任何人的命令……活得幸福,死得滿足?！盵3]22但是白人到來之后,一切都發生了變化。他們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為文明進步的典范,視蘇族人自由簡單粗獷的生活方式為野蠻,把屠殺野牛的殘暴行為解釋成文明對野蠻的戰勝,是幫助印第安人放棄“野蠻生活方式”,[8]145并以自己的宗教信仰為衡量標準,視蘇族人地球母親的信仰為邪惡。在小巨角河戰敗之后,深感奇恥大辱的聯邦政府中開始出現滅絕印第安人的聲音,因為在他們看來,“一個文明力量對待野蠻人不存在民族尊嚴的問題……紅種人絕不配被當作人來對待”。[3]9在“昭昭天命”的旗幟下,白人為自己各種赤裸裸的屠殺行為開脫,終將西進之路徹底演變成了印第安人的血淚之徑,釀成了一部種族大屠殺的血淚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上萬名印第安人在戰爭中死亡,美國政府終于頒布《印第安人公民法案》(IndianCitizenshipAct,1924),在法律上宣布承認印第安人的美國公民權。然而擁有公民權的印第安人并沒有結束被掠奪被歧視的命運,他們依舊苦苦掙扎于主流社會的邊緣地帶。酋長站熊痛心地道出了蘇族人的困境:“今天印第安人的聲音不僅無人聆聽、無人理睬,而且他們仍然被掠奪、被搶劫。我的人民一直處于可怕的困境中,他們的健康因為饑餓漸漸惡化,而公眾卻還蒙在鼓里,以為政府正在照顧我們印第安人?！盵3]26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白人在大蘇保留地的蒙大拿州、懷俄明州和達科他州發現大量可供開采的鈾礦和地表煤礦床,于是對這個地區的狂熱興趣再一次被點燃。為了將土地占為己有,“用土地做點事”,[3]28美國政府推出終止法案和重新安置計劃,將包括蘇族人在內的所有印第安人從保留地上分散到城市中,賦予這個“被迫依賴美國政府已經近百年的民族以獨立”。[3]28作為獨立的公民,大多數流落在城市里的印第安人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缺乏城市生活經驗。馬修森調查發現,無論他們被安置在哪個城市,幾年之內他們都遭遇到普遍的疾病和徹底的貧困,尤其是那些拒絕接受白人文化、抵制同化的印第安人是“遭受絕望、冷漠、貧困、失業、酗酒和暴力最嚴重的群體……幾乎在任何地方,這些人都遭受著這個國家任何其他少數族群都不能容忍的惡毒的種族主義”。[3]29-30即便是接受過職業培訓的印第安人也發現自己面臨著來自工會和雇主公開的種族歧視和偏見,“做的是最骯臟、最繁重的工作,領取的卻是最低的工資,生活在城市的惡劣影響和被官方忽視的條件中”。[3]35-36

這些在城市中飽受種族歧視的印第安人在疾病、貧困、漠視中艱難生存,他們發現自己沒有了根的歸屬,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實實在在的流亡者,掙扎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之間。印第安活動家蘇族人站鹿(Standing Deer)告訴馬修森:“在我說美國話之前,我講的是土著語,我不知道媽媽什么時候開始教我講美國話……我幾次離家想去有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但發現我從來都沒有被印第安人所接受,因為……我不記得印第安人的語言、習俗。我變成了局外人?！盵3]492站鹿的話道出了所有生活在城市里的印第安人的窘迫處境。一方面,在白人社會,他們因為不同于白人的紅色膚色而遭受到嚴重的種族偏見和歧視,不被主流社會所接納和尊重,成為劣等公民而屈辱地活著;另一方面,很多人跟站鹿一樣在童年時代就從印第安保留地上被帶走,在城市的貧民窟里接受同化教育,長大后的他們發現自己對印第安文化的記憶已經少之又少,再也回不到印第安人的傳統生活中去。這些城市印第安人在自己祖祖輩輩曾經繁衍生息、自由生活的土地上變成了故鄉的異邦人,徘徊在白人社會和傳統印第安人社會之間,身體無處安放,情感無所依托,靈魂無所歸依。

四、印第安運動:“絕望中最后的希望”

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談到征服者與被征服民族之間的關系時曾說道:“除非被征服民族完全恢復了自由,自愿選擇它的征服者作自己的首領,否則他們二者便永遠處于戰爭狀態?！盵10]納爾遜·邁爾斯將軍晚年回憶傷膝谷大屠殺時曾做過深刻反思和警告:“被敵人征服的種族只會產生出最強烈的仇恨和敵意?！盵3]607暴力只會制造暴力,暴力解決不了問題,相反暴力只會換來更大的暴力,美國白人對印第安人的暴力行徑勢必引起他們的強烈反抗,終止法案和重新安置計劃點燃了20世紀70年代北美印第安運動大爆發的導火線。印第安運動的初衷是為了幫助那些被迫離開保留地生活在城市貧民區的印第安人,但隨著運動的發展,其目標逐漸擴展到幫助所有印第安人恢復經濟獨立、振興傳統文化、保護合法權利、收回被非法奪取的土地等方方面面。印第安運動的成員們倒掛飄揚的美國國旗,攜帶槍支,設立街頭巡邏隊,參加各種示威游行、抗議活動,成為美國20世紀60—70年代為爭取主權和平等權利而爆發的全美社會運動的一部分,贏得了全社會正義人士的支持和幫助,但同時也招來各種指責和謾罵的聲音,認為該運動有激進暴力的傾向。然而,正如馬修森所呈現的蘇族人百年來的歷史所示,我們不能孤立地評判印第安運動的行為。當我們從他們長期以來所遭受的苦難這一歷史背景來看待這一問題時,他們的行為就顯得情有可原。在印第安運動的背后,隱藏著印第安人長期以來飽受欺騙、大屠殺和種族主義的血淚歷史。大平原上的蘇族人百年來的血淚歷史足以揭示這場運動的背后有著極其復雜和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馬修森的立場很鮮明,他把自己放在他們的位置去理解并感受他們長期以來的不幸遭遇,為他們的行為辯護,揭露其背后真正的罪魁禍首。他認為恰恰是印第安運動的“斗士精神恢復了成千上萬被打敗的人的身份和驕傲,激發了復興垂死語言和垂死文化的嘗試”。[3]XXIV對生活在黑暗之中無助的印第安人民而言,這些年輕的斗士們讓他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是他們文化復興最富有戰斗性的倡導者,是他們“絕望中最后的希望”。[3]39

和許許多多的印第安斗士一樣,印第安運動組織蘇族領袖萊昂納德從小就目睹族人遭遇的苦難,他繼承了瘋馬和坐牛等先輩們的精神,為所有的印第安人尋求正義,帶領印第安人走上了爭取自由和平等的道路。在被關押迫害的漫長日子里,萊昂納德仍然為所有印第安人民的生命、自由、平等、尊嚴、主權和未來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他著書為自己辯白,控訴美國政府的行徑,呼吁所有人能夠傾聽他們全體族人發出的呼喊聲:“我們的聲音,我們集體發出的聲音,我們如鷹般的哭喊聲,才剛剛開始被聽到。我們向全人類呼喊:聽聽我們吧!”[11]52他告誡他的族人不忘幾個世紀以來印第安人民、文化和地球母親所遭受的恥辱和不公正,“當壓迫者成功地進行非法盜竊和掠奪時,這是所謂的殖民主義;當他們的殖民企圖遭到抵抗時,就叫戰爭;當被殖民的人民站起來反抗和自衛時,我們卻被叫作罪犯”。[11]52

馬修森在調查中發現,在萊昂納德被定罪后不久,連他的檢察官都承認唯一聲稱目睹他參與殺戮的證人的證詞毫無價值,證人本人后來也否認了這個證詞,聲稱是在被脅迫的情況下簽下了那份宣誓書。[3]XX但他依然被定罪,在沒有任何確鑿證據的情況下。萊昂納德被定罪關押的事件遭到納爾遜·羅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等全球開明人士的強烈譴責和抗議,他們呼應著佩爾蒂埃的訴求,對審判的公正性進行質疑,要求重新審判、還他自由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無一奏效。誠然,在今天的美國法庭上,印第安人擁有公民的法律地位,但事實上正如馬修森所言,任何熟悉印第安人生活的人都可以證明,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保留地,對印第安人來說,“正義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隨機的和任意的。盡管我們對其他國家的人權壓制高談闊論……但偏見和迫害仍在繼續”。[3]XXII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萊昂納德是否有罪對美國政府及其執法機構來講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當局都想讓他消失”,[3]469因為他是印第安人“自由精神的象征……這是一種靈魂里的精神,是一種愿意放棄生命的精神”。[3]490美國女作家海倫·亨特·杰克遜(Helen Hunt Jackson)曾在《百年恥辱》中呼吁美國政府能夠“從百年的污點中挽回美國的名譽”。[12]然而當年的美國政府并沒有贖回美國的名譽,相反,馬修森指出,這恥辱以“更陰險,更狡猾的”[3]XX方式又持續了一百年。時至21世紀20年代的今天,已是高齡的萊昂納德仍然被關在監獄中。

萊昂納德·佩爾蒂埃事件并非只是印第安人的事件,也不是已成往事的歷史事件,而是當今美國社會更大故事的一個縮影。誠如萊昂納德的顧問、美國前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Ramsey Clark)所指出的,萊昂納德·佩爾蒂埃事件是幾百年來印第安人遭受美國政府“持續的不光彩的統治和壓迫的象征”,只要萊昂納德還在監獄一天,“我們這個偉大國家的每一個公民都有可能受到同樣赤裸裸和傲慢的不公正”。[11]1

結 語

美國歷史是一部不斷向西開疆拓土的西進運動歷史。在很多人心目中,西進運動就如同一部史詩,移民就是抒寫史詩的英雄。這些英雄移民們在饑餓、寒冷、熱浪、疾病、野獸等種種惡劣環境中征服荒野、戰勝自然的精神成為開拓精神而被廣為稱頌。今天,坐落在黑山地區的拉什莫爾山國家紀念公園(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 Park)正是美國西部擴張之豐碑和“昭昭天命”之見證,屹立在山上的四座美國總統(華盛頓、杰斐遜、林肯、西奧多·羅斯福)頭像是美國建國、發展和強大的象征,代表了“美國的自由……是美國民主的神殿”。[13]然而,對蘇族人民而言,“你的神殿是我的墳墓”。[3]XL美國這個國家的自由和民主是建立在違背契約、奪取印第安人土地、屠殺印第安人民、消滅動物種群、剝奪印第安人自由的基礎之上的。這四座建立在他們圣山上的頭像對他們而言是一種侮辱和褻瀆,不僅侮辱了《拉勒米堡條約》的契約精神,也褻瀆了蘇族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巨大的雕塑高高地擺在那里,在蘇族人看來就如同白人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時刻趾高氣揚地提醒他們并向他們宣告:“因為我們的身體更強壯,我們的人口更多,我們的技術更進步……所以我們是征服者?！盵3]XL

《瘋馬精神》是目前唯一一部全程關注并詳細記錄萊昂納德·佩爾蒂埃事件的作品。馬修森雖然出生在白人精英階層,但他能以一個作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從白人中心主義的藩籬中跳出,對印第安人的苦難遭遇深表同情。在經過大量走訪調查后,他從印第安人的視角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帶領讀者走進蘇族人民的生活,聆聽他們百年來為保護土地與美國政府之間展開的長期斗爭,肯定了他們為正義和自由寧死不屈的斗爭精神,展現了百年來美國政府對他們的一系列政策造成他們一步步地走向邊緣、走向沒落、走向消亡的命運,揭示了一個以全球人權、正義衛士自居者的真實面目,以此喚醒美國人民的良心和正義。遺憾的是,直至2014年馬修森去世時也沒能看到萊昂納德獲得自由,但相信他的作品會讓任何一個有良知有正義感的美國人在欣賞黑山上的那四座頭像時能心懷愧疚,重新審視美國的進步神話,意識到這個國家是以犧牲印第安人和自然世界為代價換來的,直面并反思美國歷史和社會黑暗的一面,幫助印第安人走出困境,還他們以自由和正義?！动傫R精神》不僅對于人們了解和研究蘇族人歷史,糾正對蘇族人的刻板、負面形象,還原蘇族人的真實形象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在各種欺騙、暴力、種族歧視和種族偏見依然充斥著美國社會的今天,《瘋馬精神》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注釋：

①關于囚擄敘事具體參見金莉:《西方文論關鍵詞:囚擄敘事》,《外國文學》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