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教育與地域詩學的三種學理關聯

武 君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在影響地域文學形成的諸多因素中,教育無疑是重要的一種。江南在以“文治”著稱的南宋時期,官學、書院及鄉學等教育形式配合科舉制度得以建立。元朝立國,南北統一,“元世學校之盛,遠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1]而文教在江南地區的重新展開,助力江南學?？焖侔l展。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詔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師,或自受家學于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并立為書院?！盵2]2032據學者統計,有元一代,包括路學、州學、縣學等儒學學校,北方368處,江南664處,其中江浙行省389處,即已超過北方總數。史料可考的義塾、鄉學33所,北方5所,江南28所。[3]52-59北方書院86處,江南書院309處,其中江西91處、浙江58處,高于區域平均數2倍以上。[4]至于社學、私塾等更為普及的教育形式在江南地區更是不勝枚舉。顯而易見,元代江南教育盛況是江南詩學繁盛的重要原因。在學理聯系上,教育與詩學至少存在三種關系:教育主體即從教者與詩人及詩壇的關系;教育內容與詩歌教習及詩學宗尚的關系;教育對象及效果與詩人群體(包括流派)、地域詩學傳統、詩學傳播的關系。宋元以來江南士人的階層下移及元代社會從業環境的變化,促使詩壇名流多司教職,以學官、教師作為職業身份的詩壇主體,改變了以往詩壇的構成模式,成為元代江南詩壇的一大特征。在元代官學、書院、家塾刻書中,詩學教材是重要的刊刻內容,其中也反映了元代江南地區的詩學宗尚。在教育推力下,因宗尚、師承等因素聚合而成的地域性詩人群體或流派,以及所形成的地域詩學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元代詩學的發展。同時,詩學教育在元代江南的興盛促進了詩學普及,詩歌活動規模進一步擴大,參與者身份更加多元,對古典詩學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而從現有研究來看,學界的關注點多在元代教育史上,教育與詩學的關系尚無專論。①本文以元代江南學校教育為中心,兼及私人授受等其他教育形式,試圖以此視角討論元代江南教育與地域詩學的學理關系,對元代江南詩學的特征和傳承機制展開初步探討。

一、士人從教與元代江南詩壇的主體構成

區別于以往任何時代,元代江南詩壇的主要成員大多具有教職經歷,這與宋元以來社會階層的流動情況密切相關。在宋元江南社會演進過程中,士人的職業選擇是一個重要問題?？婆e取士發展到南宋,呈現出空前盛況。據統計,南宋鄉試參與者每科多達40萬人,約占江南成年男子的2.5%。[5]在如此龐大的知識人群體中,能夠通過科舉躍登宦壇者畢竟有限。葉適《士學》云:“今三歲詔舉進士,州以名聞者數十萬,禮部奏之,而天子親為發策于廷,去為州縣吏者數百人?！盵6]如此,科舉一方面造成知識人“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大量被排斥于統治階層之外的士人只能尋求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造成士人階層分化、社會精英群體下移的局面。袁采《袁氏世范》“弟子當習儒業”條載:“士大夫之子弟,茍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為儒。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名,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筆札,代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為也?！盵7]士人謀生的多樣化對南宋詩壇格局多有影響,風靡一世的江湖詩人群體正是士人階層分化的表現。內山精也根據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所提供的138名江湖詩人名單,將其劃分為士大夫階層75人、非士大夫階層63人,除位列中央顯官、知府、知州、通判等上、中層士大夫16人外,從事屬官、學官或其他“邊緣”職業以及布衣的人數占比88%,同時,出身江蘇、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區的詩人也占相同比例。[8]230-231江南士人階層下移改變了北宋以來以傳統仕宦階層為主體的詩壇構成,這種下移的趨勢至少延伸至元初。

咸淳十年(1274),南宋最后一次進士科考試結束,直至延祐元年(1314)元代科舉恢復,40年間,“習進士業”對于江南士人而言已經失去選擇,加之元初“南人”的政治空間限制,仕進機會極少。即便至元十九年元廷遣程鉅夫江南訪賢,薦用名士20余人,但相比于南宋社會遺留下的龐大士人群體,訪賢之舉對元初江南士人從業環境的改觀也微乎其微,士人群體下移依然是元初社會的一大特征。然而不同于南宋士大夫子弟的擇業范圍,元代儒戶制度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士人的生活取向和職業選擇。儒戶是元代戶役的一種,始施于漢地,統一后推廣至江南。據統計,元代江南入籍的儒戶約有10萬戶,占江南總戶數的0.85%,“大多數的南宋科第及學問之家皆已網羅在內”,“江南儒戶可視為南宋士大夫階層的沿續”。[5]實際上,自世祖始,元廷不斷在江南地區推行較為有益的文教政策,從收入《廟學典禮》的《都省復還石國秀等所獻四道學田》《江淮等處秀才免差役、廟學禁騷擾》《廟學田地錢糧分付與秀才每為主》《籍定儒戶免役》等詔令、條例可知,在保護學校運作和照顧儒士等方面,元廷提供了諸多優惠政策。而儒戶生活亦多限定于書院或學校,朔望陪拜、聽講、講書成為儒士或儒戶子弟的應盡義務。誠如蕭啟慶所言:“對江南士大夫而言,元朝初朝情勢可說利弊兼具。一方面……士人仕進機會不多,其在精英階層中之地位遂由中心轉移至邊陲。另一方面,在儒戶制度之下,江南士大夫大多錄入儒籍,享受不少特權,唯一之義務為就學,其生活遂不以宦壇而以社區學校為中心?！盵5]儒戶政策是推動元代江南學校繁盛的重要原因,由此,相比于南宋時期以傳統科舉仕進為最佳的求職通道,排在次位的學官和教職順勢晉級為士人最理想的職業——雖然在待遇和社會地位上學官、教職與傳統科舉入仕不可同日而語。

元代地方學官制度包括儒學提舉、教授、學正、山長、學錄、教諭、直學等,負責儒學學校的管理和教學事務。教職的炙手可熱,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層面人事供需導致的職業需求量增大,另一方面也因職業之便利,可以使儒士實現傳承文化的理想和使命。更重要的是,元初從事學官、教職的文人既可以體面地解決生計問題,又不至于因仕元造成太大的心理負擔。戴表元在《送袁伯長赴麗澤序》中說:“人之居世,自其身之起居寢食,與其家之指揮灑掃,推而大之,為官吏而受人之民人,為師儒而受人之子弟,無非事也?！盵9]戴表元經歷易代戰亂,家無生計,以授徒鄉里、讀書賣文糊口,成宗大德三年(1299),薦授信州教授,欣然接受,秩滿,再調婺州教授,以疾辭。再如詩人仇遠,元初隱居錢塘,后出為鎮江路儒學學正,大德八年改任溧陽儒學教授;顧逢,易代之際隱于杭州,入元后辟為吳縣儒學教諭;袁易致力于詩,初不仕元,后應江浙行省之命,出任徽州路石洞書院山長;宋無在宋元交替之時失去仕進之機,后不復仕出,晚年迫于生計,出為館師。當然,官學學校之外,在私塾等民間教育領域中更有一個龐大的詩人群體存在。從元初詩壇主體構成來看,一者延續南宋以來士人精英下移的趨勢,二者也改變了江湖詩人群體極為駁雜的職業構成,詩壇主體成員的職業更多地集中在教育領域。隨著元朝統治的深入以及科舉恢復,江南士人群體向上流動的通道逐步而有限地開通,然而士人從教的趨勢卻并未改變。

如果說出任江南各地儒學學官和其他教職是宋元之際知名詩人在仕與隱的矛盾中作出的不得已卻又貼合生活實際的選擇,那么,由學官、教職入仕則幾乎是元代士人一條重要卻狹窄的出路。然謀一學官在當時并非易事。據申萬里研究,江南學官入仕有三種主要途徑:一是薦舉入學官;二是被任命學官;三是以游得學官。[3]388-393無論哪種途徑,只有聲望較高的知名文人才有可能被薦入圍。張伯淳《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云:“年來儒官赴選部如水赴壑,員無窮而闕有限,于時樞機日趨于密,始仕須府與州,再調乃得路學。君由學正入仕,用薦者即得教授一路,豈易然哉!”[10]“如水赴壑”之勢,可知學官、教職受到當時江南士人的極度青睞,而能以學官、教職再次仕進者,更只有那些處于士人金字塔尖的精英才能實現。鄧文原于至元二十七年,辟為杭州路儒學學正,大德二年調崇德州教授,此后升任翰林應奉、撰修,至大三年(1310)授江浙儒學提舉,至治二年(1322)任集賢直學士,次年兼國子祭酒,泰定元年(1324)兼經筵官。袁桷師事戴表元,元貞元年(1295)舉茂才異等,任麗澤書院山長,后薦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官至翰林侍講學士。陳孚在元初曾隱于釋,至元年間以布衣上《大一統賦》,由江浙行省推薦,出任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兩入翰林。貢奎初任池州路齊山書院山長,后選為太常奉禮郎、翰林國史院編修、翰林應奉、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等,官拜集賢直學士。柳貫“以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又為昌國州學正”,[11]后任江西儒學提舉,官至翰林待制。胡助早年被薦為茂才,授建康路儒學學錄,延祐初期調任美化書院山長,又曾擔任溫州路儒學教授,后入翰林。陳旅初受薦為閩海學官,元統二年(1334)任江浙儒學副提舉,后至元四年(1338)為翰林應奉,后遷國子監丞。傅若金曾任岳麓書院直學,后授廣州路儒學教授?？梢?從事學官、教職對于元代文臣來說幾乎是必要之徑,即便未直接以學官入仕者,在仕途生涯中也大多具有一段擔任地方學官、教職的經歷。如趙孟頫于至元二十四年由程鉅夫舉薦于朝,后授兵部郎中、集賢學士,成宗時出任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延祐科舉恢復,江南士人進身機會雖有所變化,但通過傳統仕進途徑躋身精英階層者少之又少。一者,元代科舉“南人”錄取名額有限。楊維楨《送鄒生奕會試京師序》記載,至正七年(1347)江浙鄉試,參與者有七百多人,而中式者僅十人。[12]258徐一夔《送趙鄉貢序》載杭州路貢舉狀況云:“杭為方州,時貢士之額自淳熙至景定增至二十二人。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貢士之額僅二十八人。是時,杭之士不加少也,三年或不能貢一人?！盵13]二者,即便科舉及第也往往屈身下僚。李祁《送陳元善赴海北憲掾序》云:“科目行,士皆蘄一第以行其志。然其初入官,率多得州縣,又往往居佐貳下僚?！匾曃魰r讀書談道之樂,反不可得?！盵14]有幸仕進者,仍然多要經歷學官、教職的歷練。黃溍于大德五年薦為學官,不就;延祐二年中首科進士,授臺州路海寧縣丞,后出任江浙儒學提舉,官至翰林院直學士。黃清老初薦為建陽學官,升三山書院山長,不就;泰定三年江浙鄉試第一,次年中進士,至正元年出為湖廣儒學提舉。李祁元統元年中左榜進士,授翰林應奉文字,至正四年任江浙行省儒學副提舉;宣城汪澤民延祐元年中鄉貢,授寧國路儒學學正,延祐五年進士及第后轉仕他職。三者,在窄小的科舉通道以及嚴峻的競爭中,大批江南士子成為科考下第者,而其就業面依然多是充任教職或開門課徒?！对贰た婆e志》載:“漢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兩舉不第者,與教授;以下,與學正、山長?！庇帧拔┮褟U復興之后,其法始變,下第者悉授以路府學正及書院山長”。[2]2027戴良《送丁山長序》云:“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說以通經義、能辭賦為稱職。至辛巳之歲,科舉既輟而復行,朝廷遂著令,以鄉貢下第者署郡學正及書院山長,則庶幾議者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系諸其人而非法之罪也。丁君子儀嘗以《書經》中江浙鄉試上名,于是南北阻兵,道里不通,欲貢之春官未能。浙省丞相便宜授吳之甫里山長?！盵15]再如錢惟善于至正元年參加江浙行省省試,而未能因舉入仕,后領鄉薦為江浙行省儒學副提舉。李存于延祐開科后,一試不第,便不再應舉,一生居家講授。周霆震,“科舉行,再試不利”,元季遷居吉安,“杜門授經,專意古文辭”。[16]祝藩以茂才授高節書院山長,“歲適大比,以《易經》中鄉舉,會試不利”(李存《祝藩遠墓志銘》),[17]此后改授饒州南溪書院山長,又調集慶路儒學正、饒州路儒學教授。

至正二十三年,江浙、福建六位舉人長途跋涉,到大都參加朝廷會試。朝廷為激勵戰亂之中的遠方忠義之士,全部以教授之職授之。[2]2346正如戴良所言,至正中期以后,由于南方戰亂,“南北阻兵,道里不通”,[15]元代科舉在江南地區的運行幾乎失去實效。楊維楨《鄉闈紀錄序》載當時江浙行省鄉試狀況云:“軍興,貢舉事中廢,士皆以弧矢易鉛槧之習。至正十八年冬,中書下議,驛梗,外省士人會試必道海,道海必候風信于夏,許先期春貢。于是,江浙行省以至正十九年夏四月群試吳越之士,斤斤百余人?！盵12]221此期,江南士人更多的是于避難中埋首鄉校。楊維楨于泰定四年進士及第,授天臺縣尹,改紹興錢清場鹽司令;后為杭州四務提舉、建德路推官,升江西儒學提舉,卻并未赴任,轉跡山水間。元末聚合在楊氏周圍的門生弟子形成聲勢浩大的詩歌流派——鐵雅詩派。戴良早年出任過月泉書院山長,至正二十一年薦授淮南行省儒學提舉;然此時的江南地區已多非元朝所屬,后避地吳中,隱于四明山閉門課徒。舒頔于后至元二年任貴池教諭,又調為丹徒校官,轉臺州學正;后因時艱不求仕進,攜書歸遁,著書授徒。謝應芳在至正初期隱于白鶴溪上,“郡辟教鄉校子弟,先質后文,諸生皆循循雅飭”;此后江浙行省舉為三衢書院山長,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吳中,吳人爭延致為弟子師”。[18]7224梁寅累次應舉不中,“辟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18]7226元末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

事實上,應薦從事官學教育外,教書鄉里或主持書院講學也是元代江南一些著名學者重要的職業選擇。吳澄在宋元之際建“草廬”,開壇講學,“以其道,教授鄉里”,[19]程鉅夫江南求賢,澄以母老告辭,大德年間出任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三月后以疾辭職,至大以后先后出任國子監丞、國子司業、經筵講官,退居鄉里后前往求學者,前后無慮千百人;陳櫟在延祐時“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于是教授于家數十年,“江東人來受業于澄(吳澄)者,盡遣而歸櫟”;[2]4321陸文圭的經歷一如陳櫟,中鄉舉而不試禮部,元初隱居江陰城東講學,泰定、天歷間應聘設教于容山;[2]4345劉詵一生以師道自居,史書載其“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舉薦,“皆不報”;[2]4341何中于至大初年北游京師,遇寒而南歸,在家鄉撫州設館講學,“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為儒學官,不就”,至順二年(1331)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其為龍興郡學師,次年以疾卒;[2]4479許謙受業于金履祥,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2]4319

除上述所舉元代江南從教之詩人外,史料可考的元代江南學官中,較有名氣的詩人尚有王義山、白廷、朱文霆、鄭元佑、范晞文、許有孚、楊翮、龔璛、劉壎、曹元用、元明善、曹鑒、任士林、劉岳申、朱德潤、程端禮、胡長孺、劉鄂、鄭覺民、唐元、劉基、葉颙(吳縣人)等數十位。[3]450-466申萬里《元代教育研究》所列舉江南學官,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江南詩壇有名詩人,而楊鐮《元詩史》中所列江南詩壇代表性詩人,有學官或從教經歷者也在半數以上。②如果將“教育”的范圍拓展至民間或私人授受等形式,同時對詩人的知名度限制稍次打開,那么,江南詩壇與江南講壇的重疊面會漸次變大。由此,我們可以確信,從教之士是元代江南詩壇的主要構成部分,這是一個特殊而有趣的現象。作為元代詩壇的縮影,江南詩壇的這一現象一方面反映了宋元以來詩壇構成模式的變化,另一方面也正是元代詩學樣貌如何形成、何以如此呈現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教材編刻與元代江南詩學教育及宗尚

無論官學或私學,教學都是學校的重要工作。以儒學為主的學校教育,詩學當然不是教學的主要任務,但傳統文學教育的延續性、科舉考試的引導以及前述詩壇主體從事教育的事實存在,使得詩學教育在元代,尤其在江南地區仍舊是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大德元年《行省坐下監察御史申明學校規式》載當時生員的課業,小學生員有律詩、省詩的對句練習,三十歲以下的大學生員則需要練習寫作省題詩、律詩、古詩,掌握“破題承冒”的詩歌結構。[20]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后簡作《日程》)記載:“小學不得令日日作詩作對,虛費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更令記《對類》單字,使知虛、實、死、活字;更記類首‘長天’‘永日’字?！盵21]31也從側面說明了當時家塾以及世俗之教中對詩學教育的重視。

顧炎武說“宋元刻書,皆在書院”,[22]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宋元以來官學、書院、家塾刻書業興盛則是基本事實。這些書籍既有穩定的讀者群,即多面向師生群體,也有明確的目的性,即多為滿足教學需求。由于元代江南學校對詩學教育的重視,在江南學?？虝?詩學教材的編刻占有很大份額。這些詩學教材主要包括理論著作、韻書、詩學類書、選本和別集。

(一)理論著作

如至正十五年嘉興路儒學刊本《文心雕龍》(南朝梁劉勰撰)、至順四年集慶路儒學刊本《修辭鑒衡》(元王構編)、大德年間古迂書院本《葉先生詩話》(宋葉夢得著)等。

嘉興路儒學本《文心雕龍》是該書重要的一種元刊本。至正時期任江浙行省儒學副提舉的錢惟善為其撰寫序文云:“嘉興郡守劉侯貞家多藏書,其書皆先御史節齋先生手錄,侯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之?？骺も?令余敘其首。因念三十年前嘗獲聆節齋先生教而拜床下?！鄧L職教于其地而目擊者,故不敢辭?！盵23]交代刊刻始末?！段男牡颀垺返闹黧w在創作論部分,嘉興郡學以之為授課教材,或以其作為詩歌及各文體寫作教本。在元人的詩歌教習中,該書可能部分充當了“詩法”的功能?！缎揶o鑒衡》為詩文評輯本。是書為王構任濟南總管時所編,目的是授學門生。后命鄭懋等人刻之江浙行省集慶路學,成為官學教材。該書共二卷,上卷論詩,下卷論文,論詩部分多輯錄宋人詩話,共輯43類,主要內容為具體詩法,涉及詩歌立意生境、寫情狀物、煉句用字、篇法布局等?！度~先生詩話》是元人學詩的重要參考,盛行于元代的詩法著作,如《詩法家數》等多征引該書。這三種教材在江南學校的刊刻及使用,是元人重詩法觀念的反映,與元代大量詩法作品流傳的詩學史實際相互印證。

(二)韻書

如元西湖書院藏南宋國子監版《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宋毛晃增注,毛居正?？敝卦?、大德四年梅溪書院刻本《排字禮部韻略》、元統二年梅溪書院刻本《韻府群玉》(元陰時夫輯,陰中夫注)、泰定二年圓沙書院刻本及至正二十六年南山書院刻本《廣韻》(宋陳彭年、丘雍著)、大德年間古迂書院刻本《韻史》(元陳仁子撰)等。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后簡作《增韻》)是宋代《禮部韻略》的增修本,其功能為指導科舉用韻。元代科舉實施以來,南北兩地使用韻書存在差異,南方南宋故地傾向于使用《禮部韻略》系韻書,而北方金朝舊地則傾向用平水韻系韻書?！对鲰崱芳词悄戏绞咳肆曈玫脑婍崟?。據李子君考,在《增韻》的版本系統中,其源頭是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國子監初刻本,元至元二十八年南宋國子監辟為西湖書院,西湖書院藏此書板。[24]孔齊《至正直記》記江西學館的教材目錄中有“《禮部韻略》增注本作一冊釘”,[25]此處《禮部韻略》增注本即《增韻》。隨著元代南北文化交融,北方平水韻系韻書逐漸南傳,成為南人文場備用的詩韻書籍?！杜抛侄Y部韻略》即是金人王文郁《新刊韻略》在元代的改編本。此書現存明天順甲申(1464)黃從兄序刻本,留原書牌記云:“大德庚子(1300)良月梅溪書院刊行?！雹劭芍菚谠蠒郝曧嵔塘曋性l揮作用?！俄嵏河瘛肥乾F存最早保留平水韻完整編排體例,并將平水韻由應對科舉詩賦考試轉而為專門適用于詩歌用韻的書籍?！端膸烊珪偰俊吩?“押韻之書盛于元初,時夫是編,蓋即作于是時?！盵26]元統二年由梅溪書院刊刻,施用于書院教育。此外,《廣韻》《韻史》等不同形式的韻書也廣泛流傳于江南書院中,對士人、學子了解及掌握詩韻產生了一定影響。

(三)詩學類書

如程端禮《日程》中所提到的《對類》,孔齊《至正直記》所載江西學館教學用書《詩苑叢珠》(元仇舜臣編),至正二年日新書院新刊本及至正十四年鄞江書院刊本《新編增廣事聯詩學大成》,至順元年宗文書院重刻本《藝文類聚》(唐歐陽詢、令狐德棻等人編),后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本《玉?！?宋王應麟撰),等等。

程端禮《日程》所載學詩用書《對類》(現存明正統十二年(1447)司禮監本)與現存元陳氏秀巖書堂至正二十年《詩詞賦通用對類賽大成》刊本對勘,內容大致相同。秀巖書堂本目錄后有木記云:“舊編《詩對大成》盛行久矣。今再將《賦對珍珠囊》擇其切要可通用者,逐類增入,駢儷□料,實為詳備?！盵27]可知此書是合《詩對大成》《賦對珍珠囊》而成,第二十卷為《重新增廣古今巧對全集》,卷末附《新增長聯隔句類》?！洞蟪伞坊驗椤秾︻悺返牧硪话姹??！秾︻悺肥侵笇г姼鑼賹Φ墓ぞ邥??！洞蟪伞酚谥琳暧钟性鲅a本,可知其流傳之盛?？R《至正直記》載江西學館讀書成式:“《詩苑叢珠》一冊釘……廬陵婁奎所性游學漂上,其子弟皆如此,云易于懷挾,免致脫落也?！盵25]現存《新編增廣事聯詩苑叢珠》,為《詩苑叢珠》增補本。據張健考,是書為仇舜臣在金代《學吟珍珠囊》的基礎上增廣補輯,又于元貞元年,曹彥文再次增補后更名為《詩苑叢珠》。[28]《叢珠》的體例和內容受《初學記》影響頗多,而在《初學記》的功能上,《叢珠》再次增加律詩句式和結構,如按照五言、七言或“起”“聯”“結”的結構摘句排列,使對仗和詩歌體裁、結構相合并,是詩歌初學者實用便檢的工具書?！缎戮幵鰪V事聯詩學大成》與《詩苑叢珠》有淵源關系,是在《叢珠》的基礎上增刪而成。[28]這些書籍在元代的流傳過程中,逐漸進入江南書院的教材體系?！端囄念惥邸贰队窈！?卷末附《辭學指南》四卷)作為類書,是后世詩文創作的重要工具書,與詞科考試密切關聯,元代書院、官學重刻,亦說明此類書籍是元代學校備考詩賦詞科的重要教材。

(四)選本和別集

這類書籍是元代江南學校編刻數量最多的一類,可視為面向學生的詩歌課本。據筆者搜集,元代此類選本與詩集有25種,詳列于下。

(1)《詩集傳》,宋朱熹著。程氏家塾所用課本。

(2)《魁本大字詳音句讀毛詩》,至正年間梅隱書院本。

(3)《楚辭集注》,宋朱熹集注。至治元年建安虞信亨宅刻本。

(4)《增補六臣注文獻》,唐李善。大德三年東山書院刻本;《文選補遺》,元陳仁子、譚紹烈補遺。大德年間東山書院刊本。

(5)《樂府詩集》,宋郭茂倩編。至正元年集慶路儒學刻本。

(6)《箋注唐賢三體詩法》,元釋圓至注。大德九年虛谷書院本。

(7)《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集》,宋徐宅編次,黃鶴補注。至正七年潘屏山圭山書院刻廣勤堂印本。

(8)《千家注分類杜工部集》,編者同上。至正八年建陽書院刻本。

(9)《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宋楊齊賢集注,元蕭士赟補注。后至元六年金華安正書院刊本。

(10)《李長吉詩集》,唐李賀著。至元十四年復古堂(家塾)刻本。

(11)《范文正公集》,宋范仲淹著。天歷、至正間范氏褒賢世家家塾(蘇州吳縣)歲寒堂刻本。

(12)《豫章羅先生文集》,宋羅從彥著。至正二十五至二十七年豫章書院刻本。

(13)《方是閑居士小稿》,宋劉學箕著。至正二十年建安屏山書院刻本。

(14)《稼軒長短句》,宋辛棄疾著。大德三年鉛山廣信書院刻本。

(15)《鄭所南先生文集》,宋鄭思肖著。元平江劉氏梅溪書院本。

(16)《華川文派錄》,元黃應和編。元華川縣庠本。

(17)《鰲溪群詩選》,元樂安鰲溪書院本。

(18)《石峽書院詩》,元淳安石峽書院本。

(19)《皇元風雅》(三十卷本),元蔣易輯。元建安張氏梅溪書院本。

(20)《國朝文類》,元蘇天爵輯。至正間西湖書院本。

(21)《松雪齋文集》,元趙孟頫著。至元五年湖州沈伯玉家塾本。

(22)《靜修先生文集》,元劉因著。至順元年鉛山宗文書院本。

(23)《石田先生文集》,元馬祖常著。后至元五年揚州路儒學本。

(24)《金華黃先生文集》,元黃溍著。至正十五年三山學官本。

(25)《柳待制文集》,元柳貫著。至正十年余闕浦江學官本。

上述25種選本及詩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江南地區的詩學內容和宗尚。(1)—(3)反映宋代理學對元代江南學校詩學教育的滲透。程端禮《日程》載,學生需熟讀、熟記《詩經》,所依之本為“朱子《傳》及所節古注疏”,“須令先讀朱子《傳》,畢;然后讀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為度”。[21]43《日程》又載,小學生員所讀《楚辭》需“正以朱子集注,詳其音讀、訓義,須令成誦。緣靠此作古賦骨子故也”。[21]52元代科舉程式限定在朱熹《集注》范圍內出題,學校教育正是出于應試之需。而通過學校教育,朱熹詩學觀念在元代得以最為廣泛的推廣。

(4)(5)反映了元代江南詩學的尚古傾向?！对娮谡ㄑ鄄亍吩?“近世有論作詩,開口便教人作‘選體’?！盵29]326陳繹曾《詩譜》言:“凡讀《文選》詩,分三節。東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三謝以下主辭。齊梁諸家五言未成律體,七言乃多古制,韻度尤出盛唐諸人上一等,但理不勝情、氣不勝辭耳?！盵30]又《元詩選》二集卷一“仇教授遠”小傳載仇遠論詩云:“近體吾主于唐,古體吾主于《選》?！盵31]可見江南詩人以及詩學教育中對“選體”,尤其是“古制”之青睞。泰定以來,楊維楨、李孝光等人的新樂府創作正盛,至順、至元間左克明編《古樂府》,序云:“風化日移,繁音日滋,愚懼乎此聲之不作也……雖獲罪世之君子,無所逃焉?！盵32]“世之君子”即指楊維楨?！稑犯娂肪o隨其后,在至正元年集慶路儒學刻印,一方面印證了當時詩壇對樂府體裁的重視,另一方面也以官學正統之形式對楊維楨等人新樂府創作風氣予以糾偏,強調古樂府的價值。

宗唐是元代詩學的一大特征。(6)—(10)可見元代江南詩學的宗唐表現與取徑。首先,唐詩是元人學詩的規矩和模范。吳澄《唐詩三體家法序》云:“今所編摭閱誦數百家,擇取三體之精者。有詩法焉,有句法焉,有字法焉,大抵皆規矩準繩之,要言其略而不及詳者,欲夫人體驗自得不以言而玩也?！盵33]323《箋注唐賢三體詩法》在書院詩學教育中的使用,大致的功能是玩味、體悟唐詩寫作成法。其次,據(7)(8)可知,在唐詩中又以杜詩為正宗?！对娮谡ㄑ鄄亍吩?“詩至唐方可學,欲學詩且須宗唐諸名家,諸名家又當以杜為正宗?！盵29]325以杜詩作為教習內容對元人詩學產生深遠影響。最后,李白、李賀詩也是元人詩學一大宗尚。李賀詩在元初即已盛行,復古堂本《李長吉詩集》有至元十四年題識曰:“長吉詩,舊藏京本、蜀本、會稽本、宣城本,互有得失,獨上黨鮑氏本繪次為勝。今定以鮑本而參以諸家,箋注則得之臨川吳西泉,批點則得之須溪先生,與觀評論并附其中?！盵34]元末鐵雅流派風行一時,更將李賀詩奉為圭臬,就此問題,筆者另有詳論。④

元朝立國以來,南北詩壇雖得以融合,但由于地域限制,南北書籍流通卻稍顯滯后。宋無《續夷堅志跋》云:“北方書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盵35]江南地區由宋入元,因此對宋人詩集較為熟悉,也更加重視宋代詩學遺產。方回《瀛奎律髓》兼選唐宋詩,推崇黃庭堅、梅堯臣、王安石、陳師道等人,對南渡以后詩人亦有客觀認識,其言:“誠齋、放翁、石湖、遂初、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曉山烏衣圻南集序》)[36]查洪德認為元代詩學“主唐”“宗宋”,“學唐宋而超越唐宋”。[37]具體至元人學詩,亦往往能平衡唐宋,劉壎即言:“學詩不以杜、黃為宗,豈所謂識其大者?！?《禁題絕句序》)[38](11)—(15)反映元代江南詩學對宋詩成就的態度,但并未完全呈現元人學宋的主流意見,其中有對詩學傳統的延續問題,下文還將繼續討論。

前文已揭,元代江南詩壇主流多司教職。在開壇授徒的從教生涯中,自己的詩歌作品及當代名人詩也不斷進入詩歌教習領域,成為門人學子學詩的典范文本。舒岳祥《劉正仲和陶集序》云:“默林劉正仲,自丙子亂離崎嶇,遇事觸物,有所感憤,有所悲憂,有所好樂,一以和陶自遣,至立程以課之?！盵39](19)—(25)體現元代江南學校詩學教育中對當代詩學的認識,《國朝文類》按收詩數量排序,分別為虞集、姚燧、劉因、馬祖常、袁桷、趙孟頫等;《皇元風雅》收詩以劉因、鄧文原、趙孟頫、范梈、虞集、楊載、揭傒斯等為最多。元代詩壇的基本面貌可于此得見,這也是元人詩集在官學、書院得以刊刻的重要原因,當然其中也包含地域和師承傳統因素。

綜上可見,元代江南詩學教材的編刻反映了江南地區具體的詩歌教習情況與教學內容,在一定程度上顯現了江南詩學宗尚。而詩學宗尚在師生間傳遞,教材層面的延伸與傳播,又對元代江南詩學傳統及發展趨勢產生顯著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

三、教育推力下詩學在元代江南的聚合與漫延

聚合與漫延本是兩種截然相反的趨勢,有趣的是,在教育的推力下,這兩種趨勢形成內在聯系,集中反映于元代江南詩壇。從教育對象和效果看,因教育中師承關系的存在與延續,詩學得以聚合,形成譜系清晰的詩人群體和穩固的地域詩學傳統;當詩學聚合的范圍不斷擴大,突破師承,甚至是地域的限制,便造成詩學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的漫延與普及,推動“詩的近世化”⑤進程。

前述《范文正公集》由蘇州吳縣范氏褒賢世家家塾刻印,是對家族先賢經典文集的保存與學習;《豫章羅先生文集》《方是閑居士小稿》是對鄉賢文集的整理;宋慶元二年(1196)辛棄疾曾講學于鉛山廣信書院,《稼軒長短句》應是書院教育傳統的延續?！度A川文派錄》《鰲溪群詩選》《石峽書院詩》等也都展現了以地方教育機構為核心場域,以師承關系為重要紐帶,詩人、詩學觀念不斷聚合,由此形成的一條清晰的詩學傳播脈絡。

詩學在元代江南的聚合,集中表現在地域性詩人譜系的形成。如至正間,福建邵武學錄陳士元編《武陽耆舊宗唐詩集》一卷,收錄嚴羽以下邵武地區詩人作品,清人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載:“羽雖太祖唐人,然其體裁勻密,詞調清壯,無一語軼繩尺之外。同時臺人戴石屏深加獎重。其子鳳山,鳳山子子野、半山,邑人上官閬風、吳潛夫、朱力庵、吳半山、黃則山,盛傳宗派,殆與黃山谷江西詩派無異?！盵40]又元代詩法中有邵武人黃清老《詩法》一種,黃清老師從同鄉嚴斗巖,嚴斗巖為嚴羽弟子。蘇天爵《元故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黃公墓碑銘并序》載:“邑之儒先嚴斗巖者,至元季年有招征之不起,公師事之。斗巖曰:‘吾昔受學于嚴滄浪,今得子相從,吾無恨矣?！允怯诹?、四書之旨,恍若有得?！盵41]從嚴羽到嚴斗巖、黃清老等人,構成邵武一地師承傳遞的脈絡。華川縣庠編刻的《華川文派錄》對浙東地區詩人譜系予以整理,胡翰《華川集序》載蘇伯衡語:“吾鄉以學術稱者,在至元中則金公吉甫、胡公汲仲為之倡。汲仲之后,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正傳、胡公古愚,卓立并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王公叔善,又皆彬彬和附于下。當南北混一,方地數萬里,人物非可億計,而言文獻之緒者,以婺為稱首,則是數君子實表礪焉?！盵42]黃溍、柳貫、吳萊等人受業于方鳳,宋濂、戴良、王袆、李唐等人受業于黃溍、柳貫,吳萊的弟子有胡翰、宋濂、鄭濤、鄭深等人,由此形成一個三代的師生詩學關系。

師承是元代江南地域詩學形成的重要機制,具有相同詩學宗尚和穩定價值取向的詩人由此構成譜系清晰的詩學傳承群體,進而推動地域詩學傳統的形成。張以寧《黃子肅詩集序》云:“逮乎我朝盛際,若樵水黃先生,噫,其志于悟之妙者乎。蓋先生之于詩,天稟卓而涵之于靜,師授高而益之以超……其論具《答王著作書》及裒嚴氏詩法,其自得之髓……如水之月、鏡之花,如羚羊之掛角,不可以成象見,不可以定跡求,非是莫取也?！盵43]所謂“裒嚴氏《詩法》”,即同邑陳士元編、黃清老校正的《滄浪嚴先生吟卷》中的《滄浪詩話》,元代邵武地區就是以嚴羽詩學為宗尚,以《滄浪詩話》作為詩歌教習內容,通過師生傳授,形成類似詩學流派的創作群體的。

同樣因師承聚合的鐵雅詩派,注重風格及技巧的傳授,更多代表了吳中地區的詩學風氣。楊維楨雖為浙江會稽人,但以其為核心的鐵雅詩派成員多活躍于吳中詩壇。王世貞《藝苑卮言》云:“吾昆山顧瑛、無錫倪瓚,俱以猗卓之資,更挾才藻,風流豪賞,為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實主斯盟,倪繪事尤稱絕冠?！盵44]楊維楨《蕉囪律選序》記載他在吳淞時為弟子講詩的情況:“凡詩家來請詩法無休日,《騷》《選》外談律者十九。余每就律舉崔顥《黃鶴》、少陵《夜歸》等篇,先作其氣而后論其格也。崔、杜之作,雖律而有不為律縛者,惜不與老坡參講之?！盵12]250授以學生律詩之法。釋安《鐵雅先生抝律序》載其在錢塘時講授律體奇對的情況:“其在錢塘時,為諸生講律體,始作二十首,多奇對,其起興如杜少陵,用事如李商隱,江湖陋體為之一變,然于律中又時作放體?！盵45]強調詩歌創作技法,引導弟子向他所創作的古樂府風格靠攏。

此外,浙東文人的詩學授受自有淵源。受宋代以來金華、永康、永嘉學派篤實之學的影響,浙東詩人強調詩歌的社會功用,在詩歌中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性。金華詩學更在黃溍、柳貫、吳萊等人的開門授徒中形成以詩傳達道統的詩學共見。

就其意義而言,詩學聚合形成的地域性詩學傳統,在破與立中不斷凝聚、生成和延續,推動詩學發展。當元初東南詩學“問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靈’;不曰‘四靈’,必曰‘江湖’”(張之翰《跋王吉甫直溪詩稿》),[46]仍舊無法擺脫宋季摧沮之氣影響時,戴表元、袁桷、方鳳、黃溍、柳貫等人以師生傳遞的方式振起詩壇,開啟元詩風氣。江南詩學又因不同的地域傳統而形成“標奇競秀,各自名家”[47]的多元格局。胡應麟《詩藪》總結明初詩學流派:“吳詩派昉高季迪,越詩派昉劉伯溫,閩詩派昉林子羽,嶺南詩派昉于孫蕡仲衍,江右詩昉于劉崧子高?！盵48]明初江南五派亦是元代江南地域詩學傳統的延伸。

當然,詩學在江南的聚合有時也突破師承和地域的限制,如楊鐮所論元詩“同題集詠”現象,“社會人群因賦詠同一個題目,而納入一個共同的文化圈”,“詩人同題集詠的題目幾乎可以出自身邊的一切詩料”,這一現象“不但使詩得到普遍的應用,也使詩人在更大的程度貼近了生活,詩人之間因之具有了廣泛的交流渠道”。[49]624江南地區較有規模的“同題集詠”活動,有至元二十三年浦江月泉吟社詠“春日田園”、楊維楨首倡的西湖竹枝詞、靜安八詠等。其實“同題集詠”作為元詩中較有特色的現象與江南教育的發達密不可分,元代江南學校之興盛以及學校教育對詩學的重視,意味著更廣泛的社會群體可以接受良好的詩學教育,參與詩歌活動,因此“同題集詠”不僅反映了江南詩學的聚合,也從另一個維度體現了詩學如水四溢般在江南社會的迅速漫延。

詩學在元代江南之漫延,主要表現在教育領域,甚至是整個社會對詩學入門讀物的重視與青睞。前述學校編刻的四類教材中,詩歌選本、詩集是學詩課本;《文心雕龍》《修辭鑒衡》《葉先生詩話》等理論著作可視為作詩教本,提供詩歌寫作技巧與規范性指導;《韻府群玉》等韻書是詩歌押韻的工具書;《對類》《詩苑叢珠》《詩學大成》等類書是輔助詩歌寫作時采庶辭藻、檢索韻對的工具書。它們首先作為蒙求詩學讀物,指向詩歌初學者,構成教育對象最基本且相對扎實的詩歌素養和詩學基本知識。元人所編《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載《王虛中訓蒙法》,于“作詩”條下云:“小兒填詩時,便教他做工夫,如杜工部、韓昌黎之詩選,長篇一韻讀一篇,上下平聲止有三十韻,是三十長篇足矣。若舉此韻,則此一韻中諸韻皆可以記矣。非惟作省題詩,止于六韻而易成,是雖長篇,亦何難哉?！盵50]甚至出現了專門的詩學類書,宋代以來詩人以押奇險韻彰顯才學知識,到了元代變為任何稍有知識之人都可通過檢索類書來完成奇險韻的使用,吳澄《事韻擷英序》即云:“宋以前和詩,和意不和韻,至荊國、東坡、黃山谷,始以用韻奇險為工。蓋其胸中蟠萬卷書,隨取隨有,愈出愈巧,故得以相矜尚也。倘記覽之博不及前賢,則不能不資于檢閱,于是有詩韻等書?！盵33]327于是“人人可押險韻,人人可學蘇、黃”。[33]327其次,這些詩學教材并不局限于啟蒙詩學教育,也是騷人墨客以及詩歌愛好者作詩聯句的必備工具?！对鲂拊妼W集成押韻淵?！し怖费?“今是編,韻銓《禮部》,句選明賢,每韻之下,事聯、偶對、詩料群分。非惟資初學之用,而詩人騷客亦得以觸而長,引而伸,不無小補?！盵51]這類書籍雖由江南學校編刻,滿足教學之需,但實際的運用場合早已突破教育場域,在整個社會層面廣泛流傳。正如內山精也所說:“自宋末延續至元代,此類作詩用的通俗類書被大量編纂刊行,這一事實不妨視之為當時作詩人口增大和作詩階層擴大的如實反映?！盵8]259

得益于詩學教育的普及,詩歌寫作者遍布江南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直接體現為元代江南民間詩歌活動的興盛,這也是詩學漫延的一個重要表現。月泉吟社“春日田園雜興”征詩活動幾乎動員了兩浙地區所有能詩者應募呈卷。投寄的作品近三千卷,應募者大多來自月泉詩社社友,還有義烏、金華、東陽、分水、建德、杭州、桐江、昆山、嚴陵、三山等地詩人。入選者多是布衣詩人,其中也包括若干有縣學教官經歷者。征詩活動的運作主要通過詩社網絡完成,參與者有杭州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會、古杭白云社等成員,而師生間的聯系也是推動征詩活動順利完成的重要途徑。據學者研究,征詩活動應該是“吳渭(及吳謙)延至方鳳、吳思齊、謝翱等人于家塾任職,教授經學后,因三人的號召力很大,在士林中頗有影響,于是發起征詩活動”。[52]參與者中較為有名的仇遠、白珽都曾擔任過學職,詩人張雨、張翥等師出其門,而方鳳與仇遠、白珽為詩友,像這樣的師生關系脈絡在當時的江南社會重疊、錯綜,所以當月泉吟社的征詩消息甫一擲出,就能在江南社會中蕩起層層漣漪。如楊鐮所說:“元代的江南詩壇是從月泉吟社首倡集詠‘春日田園’開始展示出其普及性與廣泛性的,并證明了詩人是社會上一個聲氣相通的群體?！盵49]639

除月泉吟社,其他詩社、文會中的詩歌活動在元代江南之地也歲不乏絕。趙翼《廿二史札記》載:“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詩社,四方名士畢集,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盵53]元代江南詩壇每有作詩聯動的機會,就會吸引無數詩人和詩歌愛好者積極參與。至正年間金澤呂良佐舉辦應奎文會,聘能詩之士,一時三吳傾動。嘉禾濮樂閑創辦聚桂文會,東南詩人浩浩數百人應募。姚桐壽《樂郊私語》記載至正二十二年楊維楨為《吳越兩山亭志》選詩,當地文人投卷事:“楊廉夫寓云間,及余到海上,時一過余。歲壬寅冬,楊從三泖來,宿余齋頭。適槜李貝廷臣以書幣為蕭山令尹本中乞《吳越兩山亭志》,并選諸詞人題詠,于時楊尹已移官嘉禾矣。楊即為命筆,稿將就,夜已過半。余方從別室候之。俄門外有剝琢聲,啟扉視之,則皆嘉禾能詩者也。余從壁間窺之,率人人執金繒乞楊留選其詩。楊笑曰:‘生平干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之士?！爝\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顧文燁、金炯四首。楊謂諸人曰:‘四詩猶為彼善于此,諸什尚須更托胎耳?！槐贿x者無一人在,諸人相目驚駭,固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盵54]此事雖出于批評附庸風雅者,亦足見當時江南能詩者之普遍,對以詩留名之重視。

教育推力下,詩學在元代江南社會的漫延,其意義與南宋江湖詩派相似,反映了詩歌的“近世化”進程以及元代詩學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即詩學向下的擴展和延伸。許有壬《周櫸洲詩序》云:“詩難乎?鄙人女子率而成章。詩易乎?千百年文人才子雕心劌胃,白首不能已?！盵55]這也造就了元代詩學實際存在的兩個相對層面:山林—臺閣;通俗—精英。黃溍《雪篷集序》言:“予聞昔人論文,有朝廷臺閣、山林草野之分。所處不同,則所施亦異。夫二者豈有優劣哉?”[56]不以優劣看待二者,體現出元人對通俗詩學的高度重視。而龐大的、通俗的、新的詩人階層的出現又往往反作用于詩學教育,推動詩格、詩法、詩學理論等著作的繁榮,同時促進優秀作品(包括詩歌和詩學理論)在教習過程中逐步經典化,詩學類書專門化,詩學理論漸趨系統化,這一影響一直延續至明清時期,為古典詩學集成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也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傳統產生了深遠影響。

綜上所述,元代江南教育與地域詩學的三種學理關聯,不僅反映了江南詩學的獨特面貌和格局,也呈現出中國詩學的發展和傳承路徑與機制,同時也是江南地區作為文化之邦、詩書之鄉的一頁注腳。古典詩學的種子借由教育深扎于江南水鄉,生根發芽,蔚然成蔭。

注釋：

①代表性著作如申萬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教育、士人、社會:元史新探》,商務印書館,2013;徐梓:《元代書院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鄧洪波:《中國書院史》,東方出版中心,2004。對元代教育制度、儒學學校及書院基本情況有詳致考察。

②兩部著作各列元代學官、詩人100余位,其中重合部分約有一半。

③此二著具體版本信息詳見張民權、田迪:《金代〈禮部韻略〉及相關韻書研究》,《中國語言學報》2014年第16期。

④參見武君:《元末何以是“李賀的時代”》,《中國文學研究》2019年第1期。

⑤內山精也認為宋元之際詩人階層的通俗化現象是“詩的近世化”表現。參見內山精也:《廟堂與江湖:宋代詩學的空間》,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第216-2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