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政治思想的匯通與轉型
——從民彝觀到人民革命理論的轉變

王 錕, 馬玉昱

(浙江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近年來,學界一直比較關注李大釗思想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這些成果大部分是關于李大釗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貢獻方面的,也有一部分是關于李大釗唯物史觀的,另有部分學者是研究李大釗政治思想發展過程的。目前對李大釗政治思想的研究,大多側重對其民德思想、民彝思想、工人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單一研究,較少關注李大釗民主政治思想前后轉型的研究,尤其是從民彝觀到人民革命理論的轉型研究。本文從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視角,對李大釗民主政治思想的匯通與轉型進行探討分析,從而把握其人民革命理論的形成過程及影響意義。

一、作為群眾意志之“民彝”

(一)何為“民彝”

“民彝”并非李大釗新創之詞,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渡袝た嫡a》有言,“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1]185民彝最初是指百姓的常法,是人與人之間應當遵循的倫理道德。中國傳統思想中雖有民彝一詞,卻較少提及,更多的是對“彝”的闡發?！稜栄拧吩?“典、彝、法……常也”,[2]21“彝、卣、罍,器也”。[2]249可見,中國傳統思想中,“彝”主要有兩方面的解釋:一方面,將其闡釋為“?！?認為是常法、常道。鄭玄在《毛詩正義》中,將“彝”定為“?！敝x。朱熹在《詩經集傳》中,亦將“彝”譯注為“?！?。王國維指出,“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親親’、‘賢賢’、‘男女有別’四者之結體也,此之謂‘民彝’”。[3]260由此可見,自古以來,“彝”即指常法、常道,是形而上的倫理綱常之道。另一方面,將“彝”解釋為“宗廟之常器”?！墩f文》曰,“彝,宗廟常器也”。[4]278此時,“彝”大多闡釋為宗彝,為宗廟祭祀之器物?！吨芏Y》記載,“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5]703鄭玄將六彝注為“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5]703意為祭祀之器。司尊彝即為掌管尊、彝祭祀禮器之官。彝為形而下之器物,但又承載著王權之威嚴。由此觀之,無論形上還是形下之民彝,都是站在統治者的視角,被賦予了王權政治之色彩,亦有恢復社會秩序之目的。

李大釗沿用傳統“民彝”一詞,將之與民本學說相結合,同時用西方民主政治觀重新進行闡釋,形成其獨特的民彝思想。李大釗民彝觀集中體現在《民彝與政治》一文中,“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蕴焐娒?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為性,趨于至善而止焉。爰取斯義,錫名民彝,以顏本志”。[6]153李大釗取《詩》中民彝之義,首次提出其民彝思想。李大釗民彝觀具有三層含義:一曰訓器。李大釗特別看重“彝”作為“?！敝x,將宗彝與民彝進行嚴格區分。在古代宗法社會,“彝”作“器”之義時,大多詮釋為宗彝。宗廟是古代皇室祭祀之地,彝為祭祀之器,是王權力量的象征,神圣而不可侵犯。李大釗指出,宗彝象征著王權意志,“民彝”代表著群眾意志,“民彝”既是人民精神意志的總和,又是在這種意志指導下的具體行動。隨著朝代的更迭,宗彝作為王權統治下的意識形態,是可以變化、更改的,而“民彝”作為人民思想的核心,是不可盜取和變更的。因此,他說,“明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6]155二曰訓常?！盀橹沃啦簧姓衿嬗倪h之理,但求平易近人,以布帛菽粟之常,與眾共由?！盵6]155李大釗指出,治國理政應從人民的生活及本性出發,使政策、治理舉措等貼近民意和人民生活,反對統治者對人民意志的強制性干預。李大釗引用《書》中“彝倫攸敘”,以及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一說,將“彝”理解為倫常、平常之義,與傳統之“彝”相通。治民之道不在行非常之法,而在與人民天性相合。三曰訓法。李大釗結合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賦予傳統民彝思想新的內涵。他指出,“民彝者,民憲之基礎也”,[6]157將民彝思想看作民主政治的基礎,認為彰顯民彝思想的現實路徑是政治上的民主。

李大釗總結傳統民彝“?！薄捌鳌敝f,結合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中“自由”“憲治”等內容對“民彝”進行重新詮釋,賦予“民彝”新內涵。其主要創新之處:他對“民彝”與宗彝加以明確區分,指出“民彝”是人民群眾意志,是民主憲政的基礎,將人民的意志放在首位。相較于古代宗法社會而言,更加強調“民”之核心意義,而非“彝”。他認為“民彝”是人民意志的集合,主張把人民的自由及意志放在首位,同時要賦予人民一定的權利。民彝觀亦是李大釗早期民主政治思想的體現。

(二)為何提出“民彝”

為了批判袁世凱的復辟帝制行徑,李大釗創造性地提出“民彝”觀念。李大釗強調,“民彝何為而作也?大盜竊國,予智自雄,馮借政治之樞機,戕賊風俗之大本”。[6]153民彝之說自古有之,而今卻無法彰顯,皆因袁世凱等人竊取辛亥果實,倒行逆施,罔顧民意,仍以孔孟之學掩其罪行,使得民彝思想無法彰顯。自辛亥革命以來,民主共和思想得到廣泛傳播,對近代中國人民思想的解放影響頗深,“然而政權很快落入軍閥手中,仍然是專制主義那一套”。[7]袁世凱就任總統后,修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大肆主張尊孔祭孔,奉孔教為國教,假借“共和”“尊孔”之名,行獨斷、專制、復辟之事。1915年5月,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同年8月,楊度等人發起籌安會,公開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12月12日袁世凱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倒行逆施,復辟帝制。至此,民主共和徹底崩塌。袁世凱等人的行徑,使得思想交錯復雜的民國社會民生凋敝,政治生活愈加混亂。面對此種社會現狀,李大釗尖銳地指出,“神奸悍暴之夫,窺見國民心理之弱,乃以崛起草茅,作威作?！C不遠,即在袁氏”。[6]165為此,李大釗對于企圖假借傳統文化而行其私欲之人進行猛烈抨擊,“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名,所構醞之歷史與經傳,積塵重壓,盤根深結,以障蔽民彝,俾不得其當然之位置,而彰于政治實用之途也歟”![6]163同時,李大釗意識到,要實現真正的解放和民主,應該沖破封建思想的牢籠,實現思想的自由和民主,重彰民彝。由此,在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剖析與批判中,李大釗將中國傳統民本思想與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中自由、民主等觀念相結合,提出其民彝觀。

當然,李大釗民彝觀之提出并非偶然。他自幼生長于生活條件較為優渥的地主家庭,童年時期接受了良好的傳統教育。他早年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以儒家學說的教導為主,這也為其后來思想的發展埋下了重要的一筆。李大釗深受儒家思想,尤其是民本學說的影響,在《民彝與政治》一文中,多次引用《詩》《書》等部分篇章,論述“民”之重要性。在李大釗的民主政治思想中,始終將人民置于核心位置,在闡述其民彝觀時,亦強調人民之核心。李大釗認為,“民彝”代表著人民的群體精神,是群眾意志的體現,為政者不僅要順應人民意志,還應賦予人民一定的權利。他指出,“蓋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結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權衡也”。[6]159與此同時,隨著西學的進一步傳播,李大釗更加深入地接觸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自由、民主思想成為其民彝政治思想的根基,促使其從進化論向民彝觀轉向。正是立足社會現實問題,李大釗以傳統民本思想為底蘊,提出民彝思想。他認為,所謂“民彝”,即是“人民的法則”,是“惟民”思想與代議制政體的結合。他認為建立一種民主的議會政體,是當時中國政治發展的正確道路。

綜上,李大釗在對社會現實的分析中,將傳統民本學說與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相結合,看到了民彝對社會發展、國家治理的重要意義,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其獨特的民彝觀:民意、自由、民主、憲治思想。這也是構成李大釗民彝觀的現代成分。

二、人民革命理論的轉向

李大釗早期就很關注人民的處境,幾度痛斥政客、軍閥等罔顧民生的做法,為人民水深火熱的生活哀痛,還看到了政治安定對社會、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以及社會現實的影響,李大釗希望改變當時的政治體制,建立一種代議制政體,給人民權利,體現人民意志。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在與馬克思主義的接觸中,逐漸認識到人民群眾革命的重要意義。

(一)民彝觀之遷變

當時隨著國內外矛盾的加劇,中國大部分知識分子看到了西方列強的侵略性和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本性,企圖尋找一條救亡的嶄新道路。1913年李大釗去日本早稻田大學求學,廣泛地接觸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同時也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這期間儒學思想與西方現代思想在他身上相互碰撞激蕩。受此影響,面對激烈變化的時局,李大釗毅然放棄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業,回國參與革命運動,以期找到一條適合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新道路。李大釗首先借鑒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提出民彝政治思想,以期通過思想上的解放及代議制政體,實現其民主政治的愿景。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李大釗的目光都集中于英憲政治,他曾撰寫《憲法與思想自由》《孔子與憲法》等文章,闡釋憲法于民主政治之適宜,希冀以民彝政治促進中國社會發展。但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讓李大釗逐漸放棄了和平過渡的政策,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開始質疑。一方面,1916年黎元洪繼任民國大總統,而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則掌握北京政府實權,實行表面民主、實則專制的黑暗統治,府院之爭、張勛復辟等事件接連發生,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活并未得到改善。李大釗意識到實行民主政治的和平過渡并不能挽救中國,從而對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產生了懷疑。另一方面,以瓜分世界、爭奪霸權為目的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野心和弊病,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對西方文化進行反思,對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學習陷入懷疑和迷茫狀態,開始思考此種政治是否適合當時中國國情。同樣,世界局勢的變化,也直接推動了李大釗民彝觀的轉向。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暴露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使李大釗對以資產階級民主為內涵的民彝觀產生懷疑,他指出,“試揭歐洲今日文明之內幕,貧富相懸,如隔深淵”。[6]392-393從此,李大釗不再寄希望于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開始思考新的出路。

恰逢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工人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起了蘇維埃政權。李大釗看到了人民群眾的革命力量和政黨的先鋒作用,看到了馬克思主義所帶來的勝利曙光,將目光轉向了馬克思主義。為此,李大釗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等多篇文章,歌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他指出:“Bolshevism的勝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6]603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不僅是政治上的勝利,更是思想上的勝利,而這場勝利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讓李大釗看到了暴力革命的現實意義,轉而投向人民群眾的現實革命行動。

總之,混亂的政治社會現狀、“十月革命”的勝利使李大釗意識到,溫和的民彝政治過渡以及和平的立憲政策,并不能挽救中國,他開始探尋新的發展出路,轉向唯物史觀。

(二)人民革命理論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李大釗思想的底蘊,他一直在尋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契合點?！笆赂锩钡膭倮尷畲筢搶⒛抗饩劢褂隈R克思主義,而傳統的民本思想及其民彝觀,引導李大釗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轉向提供了文化底蘊,其人民群眾理論帶有鮮明的民本及“民彝”色彩。Bolshevism的勝利,讓李大釗看到了勞工、庶民的力量,以及社會主義實現的可能性。正如李大釗所言,“在這世界的群眾運動的中間,歷史上殘余的東西……凡可以障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6]603李大釗認為,Bolshevism是一種新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轉、不可阻擋,是人類自由的曙光?！笆赂锩钡臍v史經驗,社會現實問題的亟待解決及優秀傳統文化底蘊,使李大釗迅速接受并轉向了馬克思主義,在吸收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逐漸從民彝觀轉向人民革命理論。必須指出,李大釗不是抽象地講人民,而是用勞工、勞農、庶民等當時中國特有的名詞具體地講人民,認為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就是勞工的勝利、庶民的勝利!為宣傳普及馬克思主義思想,李大釗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運用通俗語言,宣傳普及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唯物史觀。李大釗不但傳播唯物史觀,還結合中國社會實際,闡釋人民革命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意義,以期找到一條解救近代中國困境的道路。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提到:“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作不到的?！盵8]64他強調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李大釗曾言,在陀羅慈基所著的《Bolsheviki與世界和平》一書中,“通體通篇,總有兩事放在心頭,就是世界革命與世界民主”。[6]602他認為,如今中國社會的變革,應當認識到人民群眾力量的偉大之處,應號召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到社會變革中去,爭取人民群眾的應有權利。只有當人民群眾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時,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主人,才能實現人民群眾意識的全面覺醒。李大釗指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沖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8]26李大釗認識到,人民群眾革命是實現民主政治的現實路徑,因此,他呼吁人民群眾通過革命運動來實現自身的解放。同時,李大釗認為人民群眾的解放應為物、心兩面,“Democracy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選舉,在經濟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學上也要求一個人人均等的機會,去應一般人知識的要求”。[6]633李大釗認為,教育是實現思想解放的關鍵一環。他反對資本家對勞工階級無節制的剝削,肯定廣大工人受教育的權利,號召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密切聯系,努力將教育普及化,指出,“人類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須知識;物的欲望而外,尚有靈的要求”。[6]632他倡導用“通俗的文學法”去滿足勞苦工人的知識需要。李大釗提議設立補助教育機關,在工人空閑時間提供學習教育,設立圖書館、書報社等場所供工人閱讀。同時,李大釗以英國對村落生活的改革方案為例,①指出英國在各個村落計劃設立大會堂和書報社是十分應時的設施,這些舉措將會改善人民的生活,促進新文明的出現。因此,李大釗認為我國更要關注勞工大眾的教育問題,強調勞苦工農的受教育與工作同等重要,使其在爭取政治、經濟解放的同時獲得精神層面的解放。

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解釋與傳播,以及對人民群眾革命理論的倡導,打破了傳統思想中個人英雄主義崇拜的局限,闡釋了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給全社會樹立了一種新的歷史觀——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唯物史觀。由此,李大釗的政治思想從民彝觀轉向人民革命理論。

(三)階級競爭之路徑

李大釗的人民革命理論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基礎的。他指出,要研究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就不得不了解其階級競爭學說,兩者關系甚密。李大釗認為,階級競爭是人民群眾革命的理論基礎和現實路徑,隨著社會主義理想社會的實現,階級競爭將會消滅。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詳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階級競爭學說,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在李大釗看來,所謂的階級即為經濟利益相沖突的對立雙方,如“馬氏所說的階級,就是經濟上利害相反的階級,就是有土地或資本等生產手段的有產階級,與沒有土地或資本等生產手段的無產階級的區別”。[8]62之所以產生階級競爭,是因為不同階級之間的經濟利益存在沖突,“歷史的唯物論者,既把種種社會現象不同的原因,總約為經濟的原因,更依社會學上競爭的法則,認許多組成歷史明顯的社會事實,只是那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各殊異階級間團體競爭所表現的結果。他們所以牽入這競爭中的緣故,全由于他們自己特殊經濟上的動機”。[8]60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并沒有將階級競爭學說看作是唯物史觀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是主張將兩者進行適當區分,認為“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8]50然而,階級競爭學說與唯物史觀到底有所不同,唯物史觀是隨著人類歷史的發生貫穿始終的,而階級競爭只是馬克思用以解釋過去歷史的一種方法論,不能全部用于現在和未來的歷史發展。階級競爭是推動社會形態發展的重要動力。李大釗認為,一切階級競爭都是從經濟上的競爭開始的,并持續擴大到政治、意識形態方面,因此,階級競爭與經濟要素密切相關,與唯物史觀緊密相連?！八麄兊膽馉?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于世界資本家的戰爭?！盵6]600

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五四運動的爆發以及中國社會現實的發展,李大釗認識到了工人階級的巨大力量;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學習,李大釗看到了人民群眾對于階級競爭的重要作用。李大釗認為,實現人民群眾革命理論的現實路徑,即為階級競爭。通過對階級競爭學說的分析,李大釗進而認識到,群眾的運動需要團體和組織的領導。他以俄羅斯共產黨為例,指出團體的組織和訓練,對于革命的發展具有很大的作用,“俄羅斯共產黨,黨員六十萬人,以六十萬人之活躍,而建設了一個赤色國家”。[8]442他認為,“我們雖然厭棄政黨,究竟也要另有種團體以為替代,否則不能實行改革事業”。[8]443這也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好了理論和思想上的準備。值得注意的是,階級競爭雖是現實路徑,但李大釗所講的階級競爭,是溫和的階級競爭,而非激烈的階級斗爭。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李大釗更注重其和諧之蘊。李大釗指出,“馬氏所謂真正歷史,就是互助的歷史,沒有階級競爭的歷史”。[8]67他認為,“這最后的階級競爭,是改造社會組織的手段”。[8]18當人類步入社會主義理想社會時,階級競爭就會消滅,而互助、倫理的思想不會隨經濟構造的毀滅而毀滅,人們應當是互助友愛地生活著。

受社會現實問題和各類思潮的影響,李大釗的歷史分析視角從民彝轉向了人民群眾。相較于注重思想啟蒙的民彝觀而言,人民革命理論強調通過人民的革命行動,來實現、獲取自身應有的權利,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8]18-19李大釗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群眾革命推動社會變革。由此,李大釗呼喚勞工運動,呼喚人民群眾革命,同時呼吁對人民實施普及教育,引導他們從精神和實踐上解放自己,從而形成了李大釗獨特的人民革命理論。通過對階級競爭學說和群眾運動的分析,李大釗同時指出,團體的組織和領導,是改革道路中必不可少的一環。這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革命事業的開展影響頗深。

三、李大釗人民革命理論的影響和啟示

李大釗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股新的歷史潮流,中國要順應潮流,以此為指導解決中國現實問題。同時,他看到了人民群眾在階級競爭中的重要作用,將唯物史觀運用到中國革命中去,積極組織和領導群眾運動,推動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袄畲筢撫槍π缘仃U述歷史、人民、變革等革命性觀念,由社會形態變遷的表象深入論證唯物史觀的科學性,推導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為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動員了群眾力量?！盵9]李大釗從民彝觀到人民革命思想的轉型,不僅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響,而且對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也有重要啟示。

(一)對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影響

青年時期,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做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深受李大釗的影響,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拔以诶畲筢撌窒略趪⒈本┐髮W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盵10]李大釗的人民革命理論,對于毛澤東早期革命思想、民眾聯合思想的形成意義重大。毛澤東曾多次提到“民眾聯合”的巨大力量,指出世界革命和人類解放“這種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11]201毛澤東認為,民眾的聯合要以共同利益者的小聯合做基礎。他看到了工人階級的力量,提倡將文學變為平民的文學,教育變為平民的教育。他鼓勵民眾在思想上追求真理,打破束縛,獲取精神自由;在實踐中,呼喚民眾聯合,首先實行“無血革命”,認為“凡這種聯合,于有一種改革或一種反抗的時候,最為顯著”。[11]239由此可見,與李大釗強調階級競爭在推動社會形態發展中的重要意義、重視人民群眾的推動作用一樣,毛澤東也是強調人民群眾的革命意義,注重工農力量。

毛澤東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也與李大釗相契合。李大釗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并非全盤接受,而是綜合各種思潮和社會實際,進行相應的批判和補足,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與中國實際相關聯的新思想。正如郭湛波所言,“其貢獻不只破壞傳統中國舊的思想,同時對于西洋思想亦加以攻擊,而建立一種系統的、深刻的、新的思想”。[12]毛澤東亦強調,“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13]50-51毛澤東尤為注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發展,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13]288毛澤東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態度,與李大釗有契合之處。由此可透視李大釗對毛澤東思想和實事求是思想形成的某種影響。

(二)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初探

李大釗的人民革命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李大釗在早期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過程中,就看到了中西文明的差異,對傳統文化的守舊性提出了批判。例如,早在《民彝與政治》一文中,李大釗就指出,“中國無學術也,有之則李斯之學也;中國無政治也,有之則嬴秦之政也”。[6]162-163他認為中國社會之問題,在于思想之固執,因襲傳統而不變,批判學術及政治思想的因循守舊,缺乏創新,以至于“膜拜釋、耶、孔子而外,不復知尚有國民之新使命也;風經詁典而外,不復知尚有國民之新理想也”。[6]161因此,李大釗注重民眾思想的解放,強調物心兩面、靈肉一致的改造,重視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再如,李大釗在東西文明的比較中指出:“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盵6]557他認為,兩種文明應各取所長、調和創新,如此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東方文明因“靜”呈現衰退之勢,西方文明因“動”沉迷于物質之中,難以實現相互調和。對此,李大釗指出應建立“第三新文明”度過此次危機,“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6]560李大釗所謂的“第三文明”,即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為價值取向的新文明。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后,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重新審視傳統文化,指出,“我們批評或采用一個人的學說,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就是了”。[8]69隨后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倡導新文化運動,促進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實現了其民主政治思想從民彝觀向人民革命理論的轉型。

總之,李大釗并未全盤否定傳統文化,而是批判地加以繼承與創新,主張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推動自身文明向“第三文明”演進。他的人民革命理論,就是中華傳統民本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相結合的產物?？梢哉f,李大釗從傳統的民彝觀轉向人民革命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初次探索,為我們當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14]提供了某種有益啟示!

注釋：

①關于“英國社會改革方案”,李大釗在《勞動教育問題》(1919年)一文中提到:“英國這次社會改革的方案中,也有改革村落生活的一條,打算各村均設一所大會堂,多設書報社,這真是應時的設施了?！崩畲筢撛谖闹袑τ鐣母锓桨笡]有細致地描述,而是以英國改革舉措為例,重視我國勞工教育問題。他強調,“像我們這教育不昌、知識貧弱的國民,勞動補助教育機關,尤是必要之必要”。參見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第633-6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