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桃花源

伊爾根

源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陶淵明怎么也想不到，他情之所至寫下的這段文字，竟然成了中國歷代文人士大夫心中永遠的夢。是的，每個文人士大夫的心中都住著一個桃花源，這個說法即便有點絕對，但也應該不會過分到哪里去。

作為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陶淵明享有“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美譽。若單從名號看，陶淵明心性淡泊、看破名利，但事實上他一生先后五次為官，其間兩次覲見皇帝。十一年宦海生涯雖說不上有多么輝煌，卻也足慰平生。年輕時的陶淵明“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陶淵明《雜詩》），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出任州祭酒，不久辭官。晉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三十四歲的陶淵明進入桓玄幕府當參軍，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作為桓玄特使覲見皇帝，后因母親去世辭官居家丁憂。晉安帝元興三年（公元404年），此時桓玄已經篡位稱帝一年，劉裕高舉反對桓玄的大旗，四十歲的陶淵明毅然應召到劉裕府里做鎮軍參軍，但不知何故，他不久就離開了劉裕。義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淵明出任建威將軍劉敬宣參軍一職，期間作為特使遠赴京都祝賀安帝復位，后劉敬宣辭職，他亦隨之辭去職務。陶淵明最后一次出任彭澤令，由于《歸去來兮辭》眾所周知，不再贅述。陶淵明第二次與第三次出仕都是選擇在東晉政局最動蕩的時候，這充分說明了他素有鴻鵠之志，《五柳先生傳》說他一生“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乃是大大的不實之詞。

談論陶淵明自然離不開隱居話題。說到隱居不能不提許由，相傳堯帝要把君位讓給他，他推辭不受，隱于箕山（今河南登封），堯帝又讓他做九州長官，他到潁水邊洗耳，以防這些濁言俗語玷污了他。也不能不提伯夷、叔齊，《史記·伯夷列傳》記載：“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弊罱K餓死在首陽山上。用今天世俗的眼光看，許由的為人顯得矯情，而伯夷、叔齊則顯得迂腐甚至愚蠢——且慢下結論，儒家認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故“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而儒家的看法又是中華民族的主流價值觀，若照如此說，許由、伯夷、叔齊三人作為上古高逸之士受到萬世景仰也就順理成章了。

既然提到了許由、伯夷、叔齊，那還必須要提姜子牙一嘴。姜子牙聽說西伯姬昌愛惜人才，不顧七十高齡千里迢迢奔赴西周，他隱居磻溪，一天到晚在渭水之濱用直鉤釣魚，一好心樵夫見狀不忍欲授其釣魚之法，子牙笑說：“老夫名雖垂釣，但意不在魚。我寧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為錦鱗設，只釣王與侯?！苯友赖目嘈臎]有白費，他真的把西伯姬昌釣來了，后被武王拜為國師，在牧野之戰中立下赫赫戰功，被封為齊國之侯，算是實現了建功立業的夙愿。

明眼人能看出來，許由、伯夷、叔齊、姜子牙的隱居目的大異其趣，許由不因名而出，不因利而動，是真隱；伯夷、叔齊為保全名節而隱，也是真隱；姜子牙、諸葛亮隱居則是身在林泉、心懷魏闕，是假隱。真隱也好，假隱也罷，只要符合孟子所說的“可欲之謂善”，本質上并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實際上不管真隱還是假隱，嚴格意義上都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某些心理欲望，說得再明白點，隱姓埋名可能最終還是為了顯姓揚名，這個說法對許由、伯夷、叔齊三位名士實在大不敬了，但若站在現代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就是如此。

許由、伯夷、叔齊是上古名士，他們的奇聞逸事直到今天還被人津津樂道，細想想其中頗具意味。如果我們把在廟堂上做官稱為進，或者說入世；把在山野隱居稱為退，或者說出世，那么我們會看到，中國歷朝歷代的文人士大夫始終在入世、出世之間艱難抉擇，他們有時高歌猛進、縱橫捭闔，以求高官厚祿、封妻蔭子；有時以退為進，隱忍不發，韜光養晦，意圖東山再起；有時原地踏步，和光同塵，明哲保身；有時退隱山野，耕讀傳家，讀書繼世；有時進退維谷，四面楚歌，自己身首異處還是好的，怕就怕滿門抄斬、株連九族。關于進與退的問題，宋朝的范仲淹說得最透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從古到今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燦若群星，但還真沒誰能把進退說得如此透徹。范仲淹是儒家代表性人物之一，若論思想境界，范仲淹可能比孔子還要略高一籌，因為在進與退的問題上，孔子的觀點是“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而范仲淹則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故“進亦憂，退亦憂”。范仲淹一生光明磊落、知行合一，所作所為無愧“范文正公”稱號，也擔得起從祀于孔廟、從歷代帝王廟的待遇。

雖說可進可退，但縱觀中國歷史，“學而優則仕”幾乎是歷代文人畢生的唯一追求，其中道理很簡單，因為在封建社會要想出人頭地，“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幾乎是唯一出路，于是多少文人皓首窮經、前赴后繼，以血肉之軀打造了“路遙遙，水迢迢，功名盡在長安道”既壯觀又辛酸的景象。這其中李白是典型代表，李白一生仙氣飄飄、文才橫溢，繡口一吐便是半個盛唐，“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以上詩句無不體現了李白蔑視權貴、糞土王侯的風采，但生活中的李白絕不像詩文里那般傲骨錚錚、超凡脫俗，正相反，李白一生都走在追求功名利祿的路上，“功名之念，至老不衰”（清趙翼語）。李白年輕時自負是“龍蟠鳳逸”之士，奈何因家世原因不能參加科舉，只好劍走偏鋒走干謁自薦之路。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前后，李白干謁韓荊州長吏韓朝宗，寫下千古名篇《李白與韓荊州書》，“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李白的自薦書寫得才氣沖天、壯志凌云，于不經意間把韓朝宗捧到了天上，也許是李白的狂妄自大嚇到了這個官場老狐貍，害怕這個恃才傲物的后生日后給自己帶來麻煩，更害怕這個后生后來居上超過自己，或者也可能是別的什么隱秘原因，反正李白的熱臉貼上了冷屁股，韓朝宗最后沒有推薦他。期間李白還拜見了其他權貴，均無功而返，李白急了，干脆直接向皇帝推薦自己，他先后向唐玄宗獻上《明堂賦》《大獵賦》，亦無果而終。

現在必須要提終南山了。因成語“終南捷徑”眾所周知，關于“隨駕隱士”盧藏用的事跡不再贅述。終南山離長安很近，唐玄宗親妹玉真公主住在山中，且有成功先例可循，李白便學盧藏用隱居在終南山中。李白隱居終南山有詩為證，《山中問答》頭兩句“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頭兩句“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詩中所言“碧山”就是終南山。李白隱居期間廣交達官貴人，絞盡腦汁造勢，然而所有努力終究竹籃打水一場空；想拜見玉真公主，但玉真公主仙蹤不定，讓李白感嘆“美人如花隔云端”（李白《長相思》）。好在李白在長安流連期間結識了衛尉張卿，便輾轉通過他向玉真公主獻《玉真仙人詞》，末尾兩句是“幾時入少室，王母應相逢”。李白還因為機緣巧合結識了賀知章，賀對李雄奇瑰麗的詩歌十分震驚，稱之為“謫仙人”，然而賀的褒獎沒發揮作用，李白的夢想依然是鏡花水月。機會到底還是來了，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賀知章的推薦，玄宗召李白入宮許以“供奉翰林”職位，至此李白走上了人生的高光時刻。詩《南陵別兒童入京》記錄了李白離家前欣喜若狂的心情：“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然而李白究竟還是太天真了，他原本以為此去會青云直上，前途不可限量，不想關山難越，他磕磕絆絆走了一生，到死時依然沒有擺脫“蓬蒿人”的身份，說來真是可悲可嘆。

所謂“供奉翰林”并非官職，說好聽點是御用文人，說不好聽點和御用伶人差不多，不過寫詩賦詞于李白是雕蟲小技，他在此期間寫下了《宮中行樂詞》《清平調》等著名詩詞。李白的志向是“寰區大定，?？h清一”（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供奉翰林”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因此他內心特別苦悶，有時難免自暴自棄借酒澆愁，在《金門答蘇秀才》一詩中，他用生花妙筆對蘇秀才的住處極盡渲染，說明他已默默生出退隱之心，李隆基成全了他，天寶二年（公元743年），李白被賜金放還。離開京城后，李白流浪漂泊于江湖，五十七歲時因錯投永王差點喪命，后被判罪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上元三年（公元762年），李白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給了李陽冰，賦《臨終歌》后去世。李白年輕時作《大鵬賦》，豪氣沖天；壯年時作《上李邕》，寫大鵬“扶搖直上九萬里”，慷慨激昂；老年時回憶當初自己大鵬展翅恨天低，不想一生東奔西走卻壯志未酬，待到賦《臨終歌》再提大鵬時已是心如死灰。哎，生之為人，有幾人能活成他年輕時想活成的那個樣子呢？果真時也命也？每每讀李白詩文時我都不勝唏噓，幾欲愴然淚下。

縱觀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我們會看到，入世與出世終郁結在他的心頭，當然毫無疑問前者占據了主要位置。李白的心結既是中國文人的心結，也是中國文人的宿命。相當多的中國文人因為讀書多且能寫兩筆，就以為具備了經天緯地之才，想實現安邦定國之志，殊不知在封建社會的官場上行走需要強硬后臺，需要挖門盜洞鉆營，需要精通厚黑之術，需要忍常人所不能忍，而文人們又總體清高孤傲不擅權變之術，如此在官場上被撞得頭破血流也就不足為奇了?！鞍贌o一用是書生”，李白如此，杜甫和孟浩然也是如此。杜甫首次考試落第，再考因“野無遺賢”依然落第，他自認不是池中之物，便絞盡腦汁走干謁之路，“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杜甫《奉贈韋左丞相二十二韻》），均告無果，后因獻《三大禮賦》獲皇帝賞識，天寶十四載（755年），被授予河西尉（正九品下），這樣一個小官，杜甫不愿“凄涼為折腰”（杜甫《官定后戲贈》），朝廷于是將他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杜甫知道后哭不得笑不得，但他此時已拋妻棄子客居長安十年，為生計不得不違心接受了這個芝麻綠豆大點的小官；是年十一月，杜甫回奉先（今陜西省蒲城縣）省親，剛進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是小兒子餓死了，他心如刀絞，奮筆疾書，寫下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內有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和杜甫一樣，孟浩然年輕時即漫游長江流域，干謁公卿名流，以求進身之機，到底未果；三次參加科舉考試，均告落第，“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孟浩然《留別王維》）。沒有辦法只得打道回老家，幸虧孟浩然抽身得早，他離京后寄情于田園之中，放浪于山水之間，雖然活得郁郁不得志，到底不像杜甫那樣饑寒交迫。

如果說進是中國文人的價值追求，那么退也亦然，但退有多種退法，是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是撞了南墻后被迫回頭？抑或是看破名利主動歸隱山林？這些都是文人們難以解開的心結。陶淵明撞了幾回南墻、跌了幾個跟頭后，終于明白“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于是“植杖耘耔”“引壺自酌”享受田園之樂，這是主動也是被動。林逋看破紅塵，“梅妻鶴子”縱情于山水田園之中，一天到晚喝酒吟詩，看庭前花開花落，望碧空云卷云舒，若無閑事掛心頭，確是神仙一般的日子。只是林逋隱居于煙柳繁華地的杭州，他越隱名氣越大，最后連真宗都聽說了他的名號，特意賜給他財物，還有比皇上垂青更能揚名立萬的事嗎？應該沒有了，若照如此說，林逋的人設似乎要打一點折扣，因為他原本可以固辭不受的，盡管如此，從古到今，一生不仕、一心隱居如林逋這樣的文人屈指可數，林逋死后仁宗賜謚“和靖先生”并非溢美之詞。

說起文人的進退沉浮，王安石也許比李白更具代表性，李白一直是官場上的失意彷徨之人，王安石卻兩次拜相，期間大張旗鼓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雖然結果差強人意。王安石在地方為官時，朝廷多次委以重任，他都堅定地拒絕了，他這么做一方面是為了積累基層工作經驗，一方面是以退為進，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待到時機成熟時再大展宏圖。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的人，王安石一朝權在手便立刻實施變法，“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馬光想不到他精心準備攻擊王安石的“三不足”，竟然成了王安石推行變法的政治宣言，這氣魄前無古人，恐怕也后無來者。晚年王安石退隱江寧（南京），他選擇了城外一處叫白塘的地方培土造屋，因房屋距江寧城東門七里，距鐘山主峰也是七里，也就是半途，故將房屋命名為“半山園”。王安石退隱后無官一身輕，《游鐘山》反映了他散淡恬適的心情：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山花落盡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閑。據說王安石騎驢游玩時遇到故友，故友問他往哪里去，王安石微笑著說，驢上哪里，我就上哪里，果然宰相肚里能撐船，此時王安石變法已經宣告失敗，唯一的兒子離他而去，最信任的下屬呂慧卿不但背叛他，還因為怕他卷土重來而對他落井下石，而他達觀若此，這份胸襟實非常人可比。王安石年輕時寫過《桃源行》，于詩末尾感嘆“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晚年《即事》再提桃花源，心境全然不同：徑暖草如積，山晴花更繁；縱橫一川水，高下數家村；靜憩雞鳴午，荒尋犬吠昏；歸來向人說，疑是武陵源。從詩中可以看出，王安石退隱后雖偶有“已知吾事獨難行”（王安石《偶成》）之嘆，但他能順天由命自得其樂，因而滿目風光已經盡是桃花源了。

蘇東坡自號“東坡先生”，這和“半坡園”有異曲同工之妙。作為王安石一生的政敵和知音，蘇東坡也寫過《和陶桃花源》詩，“凡圣無異居，清濁共此世……桃源信不遠，杖藜可小憩……”在序文和詩中蘇否認了桃花源是神仙世界的說法，認為只要“此心安處是吾鄉”（蘇東坡《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那么現實中的桃花源就無處不在，而事實上蘇確實做到了，他一生無論流落到哪里，就把哪里當作桃花源，這境界無愧于“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蘇東坡一生于宦海中起起浮浮，在“烏臺詩案”中如不是王安石等人發揚君子之風施以援手就丟了性命，但蘇到哪里都能把日子過得津津有味，“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人間有味是清歡”“火候足時他自美”“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據說最后一句詩被蘇的死敵、當時的宰相章淳看到了，章氣急敗壞，把蘇從惠州貶到更偏遠的儋州。在政治上蘇東坡既不容于新黨，也不容于舊黨，蘇如此“一肚子不合時宜”，和“拗相公”王安石實有一拼。蘇東坡不但寫過《和陶桃花源》詩，還傾心書寫過《歸去來兮辭》全文（現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從中可見蘇桃花源情結濃厚，亦可猜測蘇的歸隱之心絕非蠢蠢欲動那么簡單，但他終究沒有付之行動，背后原因耐人尋味。世人越來越喜愛蘇東坡，固然因為蘇親民愛民（并非溢美之詞，比如諫買浙燈、疏浚西湖、拒挖八丈溝、徐州抗洪、密州治蝗、儋州挖井、治病救人等正史都有記載），文章才氣縱橫，但更在于蘇“一個人知道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尼采）”，以及“看透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熱愛生活（羅曼·羅蘭）”。江河行地，日月經天，蘇對生命的超越看法穿透了時空，無時無刻不在深刻慰藉和滋潤后世的文人。

受陶淵明影響，王維年輕時寫過《桃源行》：坐看紅樹行不遠，行盡青溪不見人。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未見行。大體文如其人，《桃源行》寫得溫馨浪漫，風景如畫，詩句大致反映了他心之所系、情之所在。誰都可能有掰不開鑷子的時候，王維年輕時風流倜儻，終生大富大貴，但仕途坎坷時也有低聲下氣四處拜碼頭找靠山的時候，這個說法有辱“詩佛”名號，不過事實就是如此，也容不得辯駁。有一種說法，“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王維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朝廷為官，但事實上他是不折不扣的“佛系”官員，說他“大隱”名副其實。有人問馬祖禪師信佛應不應該吃肉，馬祖答曰，吃是你的祿，不吃是你的福，估計王維內心很想皈依佛祖，但他始終拒絕不了那塊肉的誘惑，其中隱衷實不足為外人道。四十四歲時，王維開始在終南山大興土木修建“輞川別業”，“郁郁黃花，莫非般若；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過上了有閑有錢、亦官亦佛的理想生活。晚年名作《終南別業》如下：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此詩寫得寵辱不驚、去留無意，應該是王維晚年心境的真實寫照。

王維和孟浩然是惺惺相惜的鐵桿朋友，作為齊名的山水田園詩人，王維的生活幸福指數不知要比孟浩然高多少倍，究其原因，自然是因為王維在仕途上走得順風順水，而孟浩然則從始至終是一個白丁。也是沒有辦法，過去生產生活資料匱乏，追隨皇帝獲取高官厚祿是改善生活條件的最佳捷徑，除此幾無他途。比如老子出關前做過周王室“藏室史”（圖書館館長），莊子雖然不愿入朝為官，但也憑“漆園史”養家糊口，“老莊”尚且如此，再說什么就多余了。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寫得情真意切、蕩氣回腸，不知根知底可能會以為陶從此過上了自由自在的神仙生活，卻不知陶歸隱后的生活卻大部分都是眼淚，有《乞食》為證：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陶淵明真乃隨性之人，人家不過就是微微遺贈點食米，他竟然要在陰曹地府感恩戴德，其生活艱難困苦程度由此可見一斑。是的，人生固然有詩和遠方，但若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作為支撐，就妄想過上“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純屬白日做夢。我有時會狹隘地想，陶淵明不愿為五斗米折腰，那么他愿不愿為五十斗米、五百斗米折腰呢？再舉一例，明唐寅因受科場舞弊案牽連，不得已隱居桃花塢中，他的《桃花庵詩》寫得浪漫不可方物：“但愿老死花酒間，不愿鞠躬車馬前……若將寶貴比貧者，一在平地一在天……世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世人看不穿……”，殊不知唐寅也寫過“柴米油鹽醬醋茶，般般都在別人家，歲暮天寒無一事，竹時寺里看梅花?！痹娭型嘎冻龅哪枪尚了釀艃?，不輸李清照的“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沒錯，桃花源是一個的夢，是精神幻象，是烏托邦，多數文人對此都有清醒的認識，比如蘇東坡偶爾會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蘇東坡《臨江仙·夜飲東坡醉復醒》），但也就是醉酒后想想而已，若想讓他醉醒后付諸行動，他可沒有那么糊涂；當然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也只是嘴上功夫，因為他念茲在茲“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誰要讓他金盆洗手從此自絕于江湖，他沒準兒會和那人拔劍相向。自然，后世也有不少文人拒絕入朝為官，比如袁宏道、“竹林七賢”等，但比較經世濟民澤被后人和歸隱田園不問世事，我佩服后者的風骨而贊同前者的風格。

如果往前追溯桃花源的源頭，肯定非《道德經》莫屬，“小國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以上描寫簡直就是桃花源的模板。比老子稍晚，莊子提出“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莊子天馬行空的想象，雄渾奇崛的語言，獨與天地往來的境界，深刻影響和感染了陶淵明、李白、蘇軾等后世文人。陶淵明向往在桃花源里回歸自然，老莊哲學提倡道法自然，兩者要旨高度契合?！叭曜x史，不外功名利祿；九萬里悟道，終歸詩酒田園”。感謝老子、莊子，也感謝陶淵明，現代社會物欲橫流，是他們用理性思維和浪漫情懷為我們打造了一個溫馨唯美的精神家園，保佑我們的靈魂在疲憊和受傷時有家可歸。

入世和出世最早是佛家用語，人都是社會中的人，只要入世，難免為名利所累，為生活所苦，為情愛所困，為物質所惑，文人們因為書讀得多，故此想得多要得也多，于是煩惱也就多，這樣便有人動了像陶淵明一樣歸隱桃花源出世的念頭，但紅塵滾滾，作為社會中的人怎么可能活得一塵不染？恐怕高僧大德也做不到吧。儒家的一個著名觀點是要用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境界很高，身體力行者有之，陽奉陰違者亦有之。入世也好出世也罷，只有守住初心，方能得到始終。

責任編輯 高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