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奇書”連稱的關鍵詞批評及閱讀史意義

溫慶新

（揚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2）

自明人馮夢龍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連稱為“四大奇書”起，“四大奇書”日益成為歷代讀者用于指代通俗章回小說的專名。作為一種特殊的接受現象，學界圍繞為何會出現“四大奇書”的專名及其版刻情況、知識趣味、文化意義等方面，進行了諸多討論，取得了一些重要共識①學界的代表性成果有王齊洲：《四大奇書與中國大眾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浦安迪：《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馮文樓：《四大奇書的文本文化學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韓春平：《明清時期南京通俗小說創作與刊刻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213頁）；羅書華：《四大奇書經典演變與名實變遷》（《河北學刊》2018年第1期）；譚帆，王冉冉，李軍均：《中國分體文學學史·小說學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285頁）；熊江梅：《明清傳奇文體“復調”的敘事表現》（《中國文學研究》2021年第4期）；劉玄：《批點成書：“四大奇書”評點本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21年版）等。。不過，歷代讀者提及“四大奇書”時，往往隱含著對通俗章回小說的文本特征、社會意義及接受導向進行某種限定與建構，影響到通俗章回小說的批評意義及其社會定位。因此，進一步探討“四大奇書”連稱的認知思維，作為一種關鍵詞批評的內在脈絡及其閱讀史路徑，將有助于深度挖掘“四大奇書”連稱的閱讀史意義與批評史價值。

一、“四大奇書”連稱的認知思維與意義導向

歷代讀者對“四大奇書”的指稱，經歷了由《莊子》《史記》等經史子之典到《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通俗章回小說的變化。李漁（1611—1680）在《三國志演義序》中曾說：“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西游》及《金瓶梅》四種。余亦喜其賞稱為近是?！盵1]《〈三國演義〉序》又說：“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也。馮猶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游》與《金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段鲙废翟~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盵2]碧圃（綠園）老人《歧路燈》“自序”（1777）亦言：“古有‘四大奇書’之目：曰盲左，曰屈騷，曰漆莊，曰腐遷。迨于后世，則坊俑襲‘四大奇書’之名，而以《三國志》、《水滸》、《西游》、《金瓶梅》冒之?！盵3]可見，“四大奇書”原系世人所熟知的專名，后被用于專門指稱通俗章回小說，這種自然而然的“坊俑襲用”，是一種借助專名來推崇通俗章回小說的行為。

由此延伸的是，當“四大奇書”指稱成為一種世人熟知的專名時，以“奇書”及“奇書體”來指稱這四部通俗章回小說或其中任何一部作品，已成為世人提及相關作品時的另一種潛意識或下意識行為。如乾隆十五年（1750）文盛堂本所刊《西游證道書》，其《讀法》前書：“西游證道奇書，西陵儋漪道人汪象旭原評，金陵野云主人蔡宙憨訂?！贝颂幰浴捌鏁眮碇阜Q《西游證道書》，強調“奇書體”在不同類型的通俗章回小說中的獨立獨特性。它是以“奇書”去涵蓋或規范章回小說《西游記》不同的知識特征。這表明“奇書”概念所形成的特殊觀念，已然成為一種世人閱讀或品評的行動邏輯，成為世人評價相關作品的直接源頭。又如，署名“張竹坡”的《第一奇書非淫書論》（康熙年間刊本《金瓶梅》）指出“但目今舊板，現在金陵印刷，原本四處流行買賣。予小子憫作者之苦心……批此一書，其‘寓言說’內，將其一部奸夫淫婦，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詞艷語，悉批作起伏奇文”[4]。此處以“第一奇書”的文化品格來“非淫書論”，亦是將“奇書”作為一種認知參考系來執行對《金瓶梅》庸俗文化意義的辯解。這表明“奇書”的觀念及其獨特的思維，逐漸成為世人賦予自身詮釋或認識行為的重要基礎。它作為一種經驗慣習，在不受任何強制的自由閱讀或品評中，持續限定或指引著世人評價相關作品的行動方向，最終凝聚為世人品評的相似興趣，乃至形成了社會輿論的共同關注點。更甚者，世人在評論其他通俗章回小說時，雖不直接提及“四大奇書”的連稱，卻在論述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以這四部通俗章回小說作為參照標桿來展開。如爽閣主人《禪真逸史》“凡例”言：“此書舊本出自內府，多方重購始得，今編訂，當與《水滸傳》、《三國演義》并垂不朽，《西游》、《金瓶梅》等仿之，劣矣?！盵5]又如，崢霄主人《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崇禎元年刻本）“凡例”認為此書“動關政務，半系章疏，故不學《水滸》之組織世態，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習《金瓶梅》之閨情，不祖《三國》諸志之機詐”[6]。

需要強調的是，李漁所言“與經史不類”，表明“四大奇書”指稱的背后具有明確的文類圈定與意義限定。所謂“從其類以配其奇”，帶有從文類區分與意義限定的視角去凸顯基于文類觀照這四部通俗章回小說總體性特征的知識導向。此舉使得“四大奇書”合稱之后的意義不確定性被弱化。其陳述的邏輯是將“四大奇書”作為一類具有明確意義呈現模式的典型作品進行描述。它一方面可以迅速在世人的慣用認知中獲得知識相似性的感性認可；另一方面，從《史記》《莊子》《離騷》到《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品的轉換，使得對通俗章回小說的社會存在具有明確的價值導向，借此強調以一種整體性的文化視角來陳述相關小說的知識特征。正如景仁方（1944）所言“《三國志》元代羅貫中作，為著名的歷史小說，中國俗稱為四大奇書之一，描寫魏蜀吳三國爭霸戰時的社會情勢人情機謀，淋漓盡致?！端疂G傳》 亦為元代羅貫中作，俗稱四大奇書之一，描寫梁山英雄一百零八人之性格特征?！盵“7]俗稱為四大奇書之一”云云，無疑表明“四大奇書”被世人認為是帶有特殊文化意蘊的關鍵性詞匯，具有重新構詞的語境功能。通過連稱時前后定語的加持，“四大奇書”成為世人揭示某種特殊文學創作現象及其傳播情境的合適表達形式。世人在使用時，已對“四大奇書”一詞的內容及意蘊進行著某種先入為主的特殊規定，從而將相關知識活動的邏輯局限于特定概念的使用過程中，以致過于注意“四大奇書”一詞的可能性指稱對于讀者知識活動的暗示。

上述認知思維促使歷代讀者使用“四大奇書”的稱謂時，往往強調對這四部小說之“奇”等意義項的意向性限定。世人看到“四大奇書”的知識接受存在奇趣的隱性狀態，由此帶動挖掘奇趣時的知識意義在場。子《林蘭香·序》（道光十八年刊本）所言：“近世小說膾炙人口者，曰《三國志》，曰《水滸傳》，曰《西游記》，曰《金瓶梅》。皆各擅其奇，以自成為一家。惟其自成一家也，故見者從而奇之，使有能合四家而為之一家者，不更可奇乎？”[8]1深刻表明“各擅其奇，以自成為一家”，已成為世人對相關小說異趣圈定之后的主要闡釋傾向。而“合四家而為之一家”的整體性認知，已是世人展開品評行為的主要經驗來源或邏輯起點。它讓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讀者在“見者從而奇之”的閱讀選擇中，看到各自獨立挖掘相關小說文本意義與接受趣味的某種自由度，有效擴展了“四大奇書”在讀者品閱之后的文本增值途徑。而閑齋老人《儒林外史·序》（1736）說：“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數百千種，而《三國志》、《西游記》、《水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人樂得而觀之?！盵9]進一步指明作為讀者的“人人”在連稱“四大奇書”之后，進行相關小說的文本世界與自身世界相勾連的切入點?！皹返枚^之”云云，不僅有效發揮起讀者日常閱讀經驗或精神趣味介入“四大奇書”文本意義建構時的媒介引導；而且，促使“四大奇書”的意義在場，時刻與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讀者保持著相互間的聯動。

“奇書”的認知及其意見描述，逐漸成為世人普遍默許的規范陳述，從而先驗地帶入世人各類或理性或感性的評價旨趣。由此出現了以下特殊接受現象：基于“奇”的視角進行通俗章回小說的評價行為，已是明清各類通俗小說序跋所普遍涉及的話題。例如，明人張無咎《平妖全傳》“敘”（1620）所言：“小說家以真為正，以幻為奇。然語有之：‘畫鬼易，畫人難?！段饔巍坊脴O矣，所以不逮《水滸》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資齒牙，不可動肝肺?！度龂尽啡艘?，描寫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勢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間乎！嘗辟諸傳奇：《水滸》，《西廂》也；《三國志》，《琵琶記》也；《西游》則近日《牡丹亭》之類矣。他如《玉嬌麗》、《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謂奇書，無當巨覽，其《水滸》之亞乎！”[10]以“奇”“正”之體來區分不同小說的品級及其異趣的知識導向，已成為世人審美經驗的常見表述。它更是世人鼓吹通俗章回小說時常見的評價邏輯，亦是主要的核心論題。

有學者指出，“以‘奇書’和‘才子書’為代表的思想觀念促成了對于通俗小說評價體系的轉化，揭示了‘四大奇書’成為小說經典的主要內涵”[11]?！八拇笃鏁钡倪B稱既指出了世人看待相關小說時的語義表達習慣，又限定了相關小說在當時人眼中的內容特征及其接受趣味，促使對相關小說奇趣的挖掘在樂見、樂讀中，獲得與當時人現實世界相勾連的關系鏈，進而確立闡釋的文化思維。這種文化思維是以“四大奇書”作為認識的起點與意義的終點，將不同時期不同讀者所接觸的各類社會思想文化與相關小說進行感知勾連后，各類讀者所能捕捉或把握的知識形式的外化行為表現[12]。據此，“四大奇書”指稱的意義導向，會影響世人具體批評行為的介入方式，亦會影響世人詮釋實踐的邏輯?！捌鏁闭J知的多維意義導向，引發了世人持續關注、評判、思索通俗章回小說的主要興趣點，有效形成世人廣泛關注的各種接受行為與闡釋空間，促成了“四大奇書”關鍵詞批評現象的存在。

二、作為關鍵詞批評的“四大奇書”

將“四大奇書”連稱的批評視角，是一種從歷代經典作品的文化價值與學術品格來探討相關小說的存在意義，進而強化相關小說的知識屬性。世人從“奇”的角度規范“四大奇書”的接受導向，一方面確立了相關小說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對讀者閱讀意義的生產進行適度限定，有效規定了相關小說批評的意義生成。它著重強調從當時的社會文化、知識類屬及其意義規范等方面，挖掘“四大奇書”與當時社會文化及世人日常趣味的緊密關系，意即側重探討“四大奇書”的文化形態及其存在方式。

典型之例，如劉廷璣（1653？—1716？）《在園雜志》卷二提及“四大奇書”時，稱這四書“專事稗官，取一人一事為主宰，旁及支引”。并認為《水滸》“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賊盜，未免與史遷《游俠列傳》之意相同”，《三國演義》“中間敘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西游》“為證道之書”，《金瓶梅》“深切人情世務”“真稱奇書”。又說：“四書也，以言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不善讀《水滸》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權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游》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云：‘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唤褡x者多肯讀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讀七十九回以后，豈非禽獸哉？”“作者本寓勸懲，讀者每至流蕩，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13]122-123此類意見意圖從政教視角規定“四大奇書”的“寓勸懲”價值，并從正反兩方面進行深度述說。它借此強化對“四大奇書”諸如“敘述曲折”“證道”“深切人情世務”等內容的意義批評，應符合當時文教環境對相關小說的文化規定。所言“與史遷《游俠列傳》之意相同”“不脫稗官窠臼”，則對“四大奇書”的知識特征進行了主體總結及其存在方式的批評。

由此看來，“四大奇書”的關鍵詞式指稱，不僅是一個批評論斷，而且作為一類認知視角而存在，更是一種批評行為。它的指稱方式及其話語體系，體現出一種經典性、簡明性及權威性的屬性。說它是一種經典性，是因為將《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四部通俗章回小說并稱，本身就是對這四部通俗章回小說的文學審美、文化意義及其流播影響的肯定；這是依照典范作品的文化意義來進行詮釋的，具有以供他人參考或學習的預先批評之態。因此，“寓勸懲”之類的價值判斷與文化定位，就將“四大奇書”的隱性含義導向文學作品與文化、社會情境之間的關系中，強化“四大奇書”所負載的文化意蘊與政教效用。此舉同時令“四大奇書”與其他通俗章回小說之間，往往會形成一種或帶有本質區別的潛意識劃分，從而在同是大眾文學乃至大眾文化的內部，有意進行同一類作品的等級區分，并體現為一種文化層級上的差異化價值評判。這就肯定了“四大奇書”在某些精神特質或形式層次上的優越性。而說它是一種簡明性，是因為經過長時間的流播，“四大奇書”作為一個整體性文本，已然深入歷代讀者的腦海中。當世人提及“四大奇書”時，不僅會知曉“四大奇書”所具體指稱的這四部通俗章回小說，更是會將“四大奇書”作為全部通俗章回小說的代名詞，以特有的文化敏銳性，去對待“四大奇書”所代表通俗章回小說的通俗性、民間性、趣味性、娛樂消遣性等社會文化意義。當“四大奇書”的典范性、簡明性及權威性有效融合時，將會促使不同時期不同階層的人，對“四大奇書”所代表的文化含義、社會價值及審美特性，作出見仁見智的獨抒己見。

例如，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1715）說：“四大奇書，如《三國演義》名《三國志》，竊取陳壽史書之名；《東西晉演義》亦名《續三國志》；更有《后三國志》，與前絕不相侔。如《西游記》乃有《后西游記》、《續西游記》?！逗笪饔巍冯m不能媲美于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游》則誠狗尾矣。更有《東游記》、《南游記》、《北游記》，真堪噴飯耳。如《前水滸》一書，《后水滸》則二書?！庇纱苏J為“（四大奇書）作書命意，創始者倍極精神，后此縱佳，自有崖岸，不獨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并觀亦不可得，何況續以狗尾自出下下耶？演義，小說之別名，非出正道，自當凜遵諭旨，永行禁絕”[13]141-142。這種批評意見通過確立典范之作的方式，限定世人進行碎片化閱讀的可能導向。從“作書命意”的角度分析“四大奇書”如何影響世人的精神品位，使得“四大奇書”之間的文本內容在“媲美并觀”的“互文性”視角中，一定程度上建構起文本可能存在的多樣內容。而“非出正道”與“永行禁絕”的對舉，使得“四大奇書”的連稱作為一種關鍵詞批評，最終形成了世人無法脫離當時文教環境與社會制度而進行文本無限闡發的固化認知。這兩者的融合交叉，使得“四大奇書”視域下的文本批評，將是一種充斥著權力、文化、歷史及意識的文本解碼與編碼，最終形成了“四大奇書”知識意義的存在生態。

又如，黃人曾在《小說小話》（1907）中指出：“歷史小說，當以舊有之《三國志演義》、《隋唐演義》及新譯之《金塔剖尸記》、《火山報仇錄》等為正格?！怂^歷史小說者，但就書之本文，演為俗語，別無點綴斡旋處，冗長拖沓，并失全史文之真精神，與教會中所譯土語之《新舊約》無異，歷史不成歷史，小說不成小說。謂將供觀者之記憶乎，則不如直覽史文之簡要也；謂將使觀者易解乎，則頭緒紛繁，事雖顯而意仍晦也?；蛟唬骸怂^演義者耳，毋苛求也?！唬骸萘x者，恐其義之晦塞無味，而為之點綴，為之斡旋也，茲則演詞而已，演式而已，何演義之足云！’曾見芥子園四大奇書原刻本，紙墨精良尚其余事，卷首每回作一圖，人物如生，細入毫發，遠出近時點石齋石印畫報上。而服飾器具，尚見漢家制度，可作博古圖觀，可作彼都人士詩讀?！盵14]305此處從《三國演義》等歷史小說的演義特殊性說到芥子園“四大奇書”刻本的精良性，其潛在意識中已然注意、并認可芥子園將“四大奇書”作為一個整理性文本進行刊刻的合理性。這就使得黃人對于“四大奇書”的獨特價值及其審美意義，是秉持優而別待的特殊方式。這種觀照是建立在黃人對“四大奇書”之“結構”典范意義的認識之中。故其論述《女仙外史》時，言：“青州唐賽兒之亂，奉惠帝年號，而石匾奇書中，即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原本，更盛述賽兒奇跡，即是書所本也?！寥珪Y構，則仍未脫四大奇書之窠臼也?！盵14]312所謂“全書結構，則仍未脫四大奇書之窠臼”，已將“四大奇書”作為一種典范或標桿，進而成為評論其他同類作品的重要比較對象。此舉是從歷代小說演變的歷史軌跡中，嘗試勾勒具體作品的演化之跡與同類作品經典之質的存在關系，尋找闡發通俗章回小說的有效突破口。從這個角度講，以“結構”來定位“四大奇書”的經典性，或許是對“四大奇書”的連稱嘗試作出一種合理規范說明的結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四大奇書”一詞具有被世人認可的權威特質。

可見，“四大奇書”的連稱，賦予《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通俗章回小說特殊的意義認知符號，使得通過“四大奇書”的象征符號來認識、闡釋《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通俗章回小說的意義系統，成為世人面對通俗章回小說時無法回避的感知方式?！八拇笃鏁边B稱具有經典性、簡明性及權威性等特征，使得世人起于“四大奇書”稱呼的意見表達，始終繞不開以連稱指代來闡釋通俗章回小說的各類言說方式。它設定乃至部分限定對通俗章回小說的觀照前提。此亦會導致基于特定言說環境或社會情境的闡釋邏輯，將限定“四大奇書”連稱的各類意義符號被詮釋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從這個角度講，“四大奇書”的連稱不僅體現為其語義學的某種內在規律被予以知識“規訓”探索的多重可能；而且，作為世人接受的一種閱讀現象，將導致“四大奇書”的言語表達帶有特定的意識問題。意即“四大奇書”如何作為一個闡釋“參照物”或成為一個“他者”形象，成為不同時期不同讀者在相同社會文化情境中，進行某些不確定闡釋選擇的意識探索?！罢婵皣婏垺被颉氨稑O精神”之類的感知，將引發不同讀者對“四大奇書”作為一個觀照整體所帶來的闡釋意見的異趣表達。據此，“四大奇書”的連稱，是不同時期不同讀者進行闡釋的一種典型方法。

作為一個蘊含典型文教意味的關鍵詞，“四大奇書”的連稱是從當時的文教視域，對相關小說的知識特征及其社會價值進行整體性限定的批評方式，成為世人努力尋求通俗章回小說文化生存空間的縮影。故而，“四大奇書”的連稱，亦可視為是不同時期不同讀者對相關小說進行接受的現象流露。不同時期的讀者從其所處的社會語境出發，重新審視“四大奇書”的當下意義時，會把“四大奇書”當作一類“以往”的經典作品，最終把“四大奇書”放在一個“動態”的位置上，促使“四大奇書”的既定經典呈現出開放的“問題化”討論態勢。例如，吳莊《豹留集》“太湖辟妄”條（乾隆間刻本）在“稗官小說，古之作者借善惡以示勸懲，為中下人說法耳，而不知其末流之害，遂成邪說，誣民甚于楊、墨，湖山有隱受其累者”等先在定性的主導下，指出：“案頭有金圣嘆批評《水滸傳》，閱之而喜，因論小說中‘四大奇書’《西游記》《金瓶梅》已有后續，而《水滸》無有。遂相與造作題目，成四十回演義，欲與羅貫中、施耐庵爭勝。其托于宋遺民、元人遺本者，亦以小說非士君子所宜作，故掩其名爾，世之觀者、通人固知其為偽為妄，而鹿材鈍漢，略認幾字，詫為奇書，言者津津，聽者娓娓，信以為真，至于流布四方外省之人目不見太湖之大小，未免捫燭扣槃耳?！盵15]其所鄙薄“鹿材鈍漢，略認幾字，詫為奇書，言者津津，聽者娓娓”的流播現象，正是建立在“四大奇書”作為通俗章回小說之“奇”的代表是一種“誣民”“邪說”等認知上，以“世之觀者、通人固知其為偽為妄”來否定“四大奇書”中不合人倫綱常的各種知識趣味。

雖說有人會認為“四大奇書”是與“四部”經史之典相對的民間經典；有人則認為“四大奇書”只是通俗章回小說中的幾種代表作品而已，并不足以比肩“四部”之作；又有人會從章回體“結構”，來看待相關作品的獨特形式特征或開創特質；更有人只是以之為一種并無特殊內涵或文化寓意的約定俗成的稱呼。凡此種種，皆是世人努力探求作為一個整體性稱謂的“四大奇書”之文教意義乃至民間（亦可稱為“坊間”）尋求通俗章回小說之可能性范式的具體表現，可以認為是歷代讀者不斷重新定位“四大奇書”社會角色的接受現象。因此，當世人產生“俗稱四大奇書之一”的固定言語表達時，就已在潛意識中對“四大奇書”的歷史價值與當下流播意義，不斷進行解構與重構；試圖從更廣闊的文化語境去討論“四大奇書”介入社會、展現世俗趣味的文化價值，嘗試剖析“四大奇書”何以被世俗廣泛提及的知識“結構”。此舉勢必推動使用“四大奇書”稱謂的世人，偏向從文化闡釋的視角去看待“四大奇書”文學作品的閱讀史價值。而當其他通俗章回小說被納入“仍未脫‘四大奇書’之窠臼”的比較視域時，“四大奇書”的典型性與權威性，將作為一種其他通俗章回小說不得不面對的創作現象，持續引領其他小說創作者的努力超越或奮力追隨（如《續金瓶梅后集》的編纂“以《水滸》、《西游》、《金瓶梅》三大奇書為宗”[16]4），最終在創作規范中繼續推動“四大奇書”的范式認可與價值升華。

綜述之，不管是作為一種闡釋方法而存在，抑或視作一類接受現象，作為關鍵詞批評的“四大奇書”，既將《三國演義》《水滸傳》這四部通俗章回小說進行交互，又將這四部作品與其他通俗章回小說進行了對比。這促使“四大奇書”作為理解的媒介，有效推動了不同時期不同讀者與這四部通俗章回小說的深度交流，從而讓讀者在持續的、普遍的認知環節與習慣影響中，推動“四大奇書”多維價值的各類重建?！八拇笃鏁钡年P鍵詞批評不僅成為一類特殊的批評概念，而且促使“四大奇書”式的符號系統能夠用于通俗章回小說的批評實踐，更是推動“四大奇書”作為讀者與作品、讀者與讀者、作品與作品之間的重要溝通媒介。此類存在是“四大奇書”意義話語場建構的前提基礎，更是世人生產閱讀意義的話語機制。

三、“四大奇書”連稱批評的閱讀史意義

從文學修辭的角度講，“四大奇書”連稱的本身，其修辭的意義體系最終呈現出解構的特性，在形式、內容及意義等方面實行一種靠向形而上的自由發揮——意即嘗試提出自身獨到的闡釋意見，并認為自身的闡釋是一種帶有引領潮流或主流文化特征的關鍵性看法。在世人眼中，“四大奇書”的并稱批評在很大程度上呈現為一種特殊的閱讀形式或手段。這是世人的閱讀經驗在“四大奇書”連稱的修辭表達中，尋求合理的閱讀行動支撐，從而在言語表達時提出自身的閱讀問題。因此，世人連稱“四大奇書”的潛在意圖之一，是希冀相關小說在流布過程中能夠有效激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借此規范閱讀的意見表達，建構相關作品的典范價值。這是因為在“四大奇書”所建構的文化情境中，已改變相關作品的原始意義及其評價語境，使得作為一個整體性文本的“四大奇書”會改變讀者閱讀的理解途徑與意見生成邏輯。故而，“人之善讀與不善讀”之類的表達，成為連稱者重點關注的議題，最終限定了讀者閱讀活動的具體環節。

首先，強化“四大奇書”的文化形態，促使閱讀者在“奇書”的交流框架中挖掘相關小說的說教導向。西湖釣叟《續金瓶梅集序》（1660）曾說：“今天下小說如林，獨推三大奇書，曰《水滸》、《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稱夫（乎）？《西游》闡心而證道于魔，《水滸》戒俠而崇義于盜，《金瓶梅》懲淫而炫情于色。此皆顯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則在以隱、以刺、以止之間，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為非圣而畔道焉，烏知夫稗官野史足以翊圣而贊經者?！盵16]3此處以“其旨則在以隱、以刺、以止之間”來限定“曰怪、曰暴、曰淫”的內容提取，試圖弱化讀者閱讀“奇書”時的審美娛樂性與精神愉悅感。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相關小說與閱讀者的無限互動，在“善讀”的鉗制中強化相關小說符合當時文教環境的文本形態。它有效限定了讀者對相關小說的閱讀期待，使得閱讀活動的推進環節具有濃厚的文化衛道之味，最終促成讀者的閱讀表達具有一種宏觀歷史意義的特征。在“四大奇書”的言語模式中，以“獨推三大奇書”的比較意識來挖掘“善讀”的方式與細節，就成為不同讀者介入通俗章回小說文本時，其性情、趣味、格調等閱讀行動在特殊社會情境制約下的再現過程。其中，說教導向與讀者性情二者的博弈及其側重點的個性表達，成就了“四大奇書”多種可能的閱讀交流細節。

其次，當“四大奇書”作為一種認識習慣與表達范式而深植于世人心中時，讀者往往會在比較視域中，體味“四大奇書”文本的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這就導致讀者閱讀小說文本時的言意表達，常游離于不同話語體系之中，出現文本特征與接受導向不相對稱的現象。子《林蘭香序》所言“《三國》以利奇而人奇之，《水滸》以怪奇而人奇之，《西游》以神奇而人奇之，《金瓶》以亂奇而人奇之?！盵8]1即是在“奇書”的認識習慣中，嘗試探討“四大奇書”相異的文本書寫及其帶給讀者的異樣審美感受。而“利奇”“怪奇”“神奇”“亂奇”的比較，一定程度上導致讀者個人經驗在閱讀“四大奇書”過程中的缺失，亦限定了小說文本刺激讀者閱讀闡釋的意義生成渠道。讀者對相關小說審美體驗的表達將帶有強烈的政教取向，最終形成雷同思路與同質意見的固化認知。

再次，“四大奇書”作為書商廣告的品牌效應，逐漸改變讀者的閱讀重點，影響“四大奇書”之于世人的需求導向。當“四大奇書”作為古代典籍、現代報刊中書籍廣告的重要詞匯或宣傳噱頭時——如毛宗崗父子的《三國演義》評點本稱作“四大奇書第一種”（即金陵醉耕堂刊行）、康熙十九年（1680）芥子園刊刻《三國演義》時曾稱“四大奇書第一種三國演義”、康熙年間所刊張竹坡評點本《第一奇書金瓶梅》，又如《申報》1925年7月21日所刊《大字足本評注水滸全傳》“說明廣告”開頭即言：“《水滸》為吾國說部之杰作，向列四大奇書之一?！盵17]——這會導致消費娛樂乃至商業動機逐漸消解“四大奇書”的政教意義或文化范式。取而代之的是對“四大奇書”消費意義的強化，也相應改變著“四大奇書”的接受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四大奇書”作為一個“標簽”或世人熟知的意義載體，或許已具有吸引世人注意力的品牌效應。如上海雜志無限公司于《申報》1935年10月20日所刊登的“下周出書”廣告，言：“《金瓶梅詞話》之珍貴，無論文章之佳妙，為中國舊小說之上上乘，坐著四大奇書之第一把交椅，而版本之發見，尤為文學史上重大之收獲?！盵18]作為一種廣告策略的“四大奇書”頻頻見諸現代報刊中，推動了“四大奇書”的指稱進一步貼近普羅大眾，從而具備大眾化消費批評的媒介效用，乃至帶有多樣認知視角的解讀可能[19]。當“四大奇書”被作為重要廣告詞而存在，表明它的連稱具有廣泛認可或大規模的社會需求，最終促使世人在耳熟能詳的日常閱讀及其話語表述中，不斷進行著經典意義的解構與重構。此時此刻的讀者行為，包括但不限于對“四大奇書”文化、思想及文學層面的意義尋求，而是消遣娛樂至上的無目的閱讀。

最后，在特定文化情境中，“四大奇書”連稱的眾所周知，促成了一定的群體慣習，波及歷代讀者的閱讀習性。它終致以下現象：世人努力在“四大奇書”的框架中探尋“四大奇書”的全部審美趣味，在“四大奇書”已有的常識中尋求“四大奇書”的所有閱讀價值。也就是說，世人在提及“四大奇書”時（不論是直接提及，還是在潛意識中將這四部通俗章回小說合而觀之），有意無意地賦予“四大奇書”的閱讀結果以某些固定不變的知識趣味，并予以反復揭示。因此，對讀者認識視角的限定及限制通俗章回小說的可被觀察層次，導致“四大奇書”的閱讀獲取將只是一種“四大奇書”視域下讀者主觀感受的各自描述，并非一定接近歷史真相或原本歷史事實。讀者關于這四部通俗章回小說的經典性建構，都會深陷“四大奇書”連稱時較為固定的意義指向等漩渦中。這導致讀者的閱讀實踐，往往存在一種先入為主的思想來主導閱讀的認知行為。在這樣一種常常給人感覺千篇一律的閱讀過程中，有關“四大奇書”的典范性將出現其無法自我革新的固化傾向。這時候，不同時期不同讀者有關“四大奇書”閱讀史基本面貌的想象與描述，都會帶有虛幻且令人難以捕捉的錯覺，最終呈現出“俗稱‘四大奇書’之一”的言語貧瘠感，或者出現奇之又奇卻不知所奇何指等令人審美疲勞的蒼白無力感。從上述角度講，“四大奇書”認知框架之于讀者批評的推動意義，或者說對于“四大奇書”流播的著力所在，主要是基于“四大奇書”的認知框架來總結其特殊的知識特點與現實意義之于讀者的可能性閱讀。對“四大奇書”閱讀之后的批評最終將會形成一種闡釋范式，此類范式的“嚴肅性”維度[20]勢必反過來制約對“四大奇書”的自由閱讀。

要而言之，“四大奇書”的連稱促使相關小說的文化價值獲得顯著提升，也使讀者的闡釋結果或閱讀表達能夠被廣泛接受，建構了具有特殊文教意義的文學經典。這是具體的文教環境影響通俗章回小說品評的縮影。而“四大奇書”連稱的語義表達，使相關小說在特殊文教環境中的文本意義建構具有明確的價值導向；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文本增值的探索，卻也在某些情形下限定了讀者個體探尋文本審美價值的自由程度。探討“四大奇書”連稱的閱讀史意義，既要注意文化生態、思想背景對文本闡釋形成影響之后的群體性表達，亦應充分重視讀者個體建構文本意義體系的方式以及艱難努力，予以全面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