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社會中人的自由實現困境與出路

汪懷君，劉衛東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 青島 266580

引言

隨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一種新型的技術社會形態——智能社會正在興起。智能科學技術解構著傳統的生活與生產方式，成為社會發展的強大推動力，這為人的勞動解放、自由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智能技術的變革也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經受著嚴峻的考驗，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使得智能社會面臨著難以預料的不確定性和挑戰，人的自由發展遭受阻礙。筆者擬立足于智能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探討人工智能對社會主體人可能造成的風險和窘境，并提出合理的應對之策，以期為智能時代實現人的自由向度和人的自身發展提供重要借鑒。

1 社會歷史變遷與人的自由發展之間的內在邏輯

基于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社會發展的演進總是歷史地、具體地呈現于人的自由發展程度上。依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劃分社會形態的根本依據是以生產方式為基礎。從生產力的維度出發，特別依據具有革命性因素的科學技術，社會形態可依次劃分為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智能社會[1]。社會形態的演變不應僅僅是順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的歷史進程，而且應落腳于人、深刻體現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社會主體人依照自身的意愿和目的去改造社會客體，使其最大程度地符合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即趨于社會形態人自由的發展向度。

1.1 前工業社會緩慢的生產力發展與人的自由

大約在一萬年前的原始社會，社會生產能力十分有限，人類為了抵抗野獸的侵襲，團結在一起，使用極其簡陋的生產工具（如石器、木頭等），戰勝野獸。在這一階段，人類選擇依靠集體勞動的生產模式在惡劣的自然界中生存下去。這是一種低水平的自然經濟形態，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成為必然趨勢，勞動產品實施平均分配的方式。這種勞動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創造價值，而是為了保障整個共同體的生存[2]。原始社會時期，人與人之間呈現出平等的景觀，看似每個人處在自由的空間中，實質上這種社會形態是組建于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基礎之上的。此外，處于原始社會的人類尚未擺脫血緣關系的紐帶，他們不是社會關系的主人，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甚為狹隘。簡而言之，原始時期的人類受制于自然與血緣關系的雙重支配，并沒有為人營造出真正的自由發展向度。然而，這是人自由發展的初始歷程。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力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不斷邁進，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社會關系也隨之變化[3]。伴隨著鐵器和農犁技術的發明，人類社會從野蠻時代進入了農業文明時期。這一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對社會歷史的演進起到了促進作用。人類從自然力的束縛中逐漸解脫出來，鐵器和農耕的出現為水利工程的建設提供了條件，農作物產量得到了飛躍式提升，從而帶動了農業的發展，并減少了自然災害的發生。此外，手工業技術的出現豐富了農業社會人的生活條件，使得車船的制造成為可能，簡單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人們的出行。農業文明時期，人類雖然脫離了野蠻的境況，但奴隸主對奴隸的壓迫逐漸展露，奴隸毫無人身自由，從事著繁重冗雜的體力勞動。到了封建時期，土地掌握在地主的手中，沒有土地的農民不得不放棄真正的自由而依附于地主，長期辛勤勞作的農民需要將大部分的勞動成果交付于地主。農民相比于奴隸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擁有著人身自由，但依然無法逃離地主的剝削。

1.2 工業社會迅猛的機器化大生產與人的自由

機器的發明和大規模使用標志著人類由農業社會進入了工業社會，生產力得到高速運轉。面對自然之力的壁壘，人類在生產力的加持下，獲得了更大的自由，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關系進一步被打破，以致人自身獲得了對他人的獨立性。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蒸汽機的廣泛運用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變革，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提高了生活質量；機器代替了人的體力勞動，成為生產過程中的輔助者。此外，工業社會的到來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啟蒙運動倡導的自由、平等的理念加快了人類社會解放的進程，新興資產階級為了沖破封建主義的約束，將自由視為人的本質[4]。工業革命的發展讓人告別了傳統的生產方式，科學與技術的結合極大地激發了社會生產力的潛能，加快了世界的發展進程。第二次工業革命以電力的發明為顯著特征，電力取代蒸汽動力成為工業生產的新動力，帶來了新的科學成就，而內燃機的發明創造解決了交通工具發動機的難題。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帶來了新的社會分工，致使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產生了大量新興的部門，資本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重新分配的權力。這一時期，人們的文化素質更高，勞動條件得到進一步完善，生活質量顯著提升，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一時期貌似自由的社會實質上是建立于冷冰冰的金錢關系之上的。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所聚焦的是剩余價值，個人的產品通過交換價值的形式轉換為貨幣。交換價值取決于勞動時間，勞動時間的縮減有利于資本家奪取額外的剩余勞動時間，從而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社會關系的物化滋生了商品、資本拜物教的誕生。在資本主義工業社會時期，資本家與勞動者表面上呈現出雙方自愿、平等交易的和諧氛圍，但這樣的社會形態存在著階級的剝削和壓迫，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勞動者受制于資本家，勞動異化是必然的。整個社會充滿著不自由和壓抑感，資本主義社會人的自由發展陷入困境。

1.3 智能社會飛躍的信息智能技術與人的自由

當前，信息技術、智能革命的興起使得人類社會正向智能社會邁進。智能社會的發展為人類邁向共產主義社會奠定了現實基礎，有利于實現人的真正自由?；跉v史發展的時間序列考察，智能社會是后工業時期的一種新型技術社會形態。從宏觀層面來看，人類并不承認技術決定論，唯有社會主體人的認知和實踐能力才能推動科學技術的變革。盡管如此，人類也不能漠視智能科技對社會空間重塑的內在邏輯。曼紐爾·卡斯特指出，即使技術并不能決定社會發展的演變，但技術總是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發揮著自身的潛能[5]。一方面，在智能技術的助推下，智能社會的發展極大地提升了生產效率，加快了舊式分工的滅亡。人工智能技術延伸了人類勞動的四肢，人的勞動能力大幅度提升，這實現了對人類體力勞動的有限性填補。另一方面，作為經過復雜處理的精密復雜機器，智能系統呈現出“類人”的自主能力，使得人工智能承擔了人們不愿意從事的工作崗位，將人類從異化勞動的韁繩中解脫出來。例如，數據整理、智能搜索等智能技術的應用，極大地釋放了人的腦力勞動；掃地機器人、智能機器人分揀快遞等逐漸替代單一性的體力勞動。這使得勞動復歸于“自由生命”。勞動創造了人類本身，促進了人類自我的提升，彰顯出人的本質力量。因此，社會主體有機會選擇自身熱衷的職業，并自由、自主地發揮自身的才能，使得勞動成為生活的內在需要，而非謀生的手段。除此之外，智能社會中人工智能的廣泛使用為社會主體創造出更多的自由時間，使他們有更多的精力用于自我管理。人工智能的運用縮減了人類社會生活中不必要的繁瑣時間消耗，為人類進行更高級的科學文化藝術活動提供了可能，并以此確證自我的價值和意義。因而，閑暇時間的增多有利于實現人的自由發展，實現自我需要。不僅如此，在智能社會時代，數據成為智能社會發展的助推器，其背后蘊藏著豐富的價值寶庫，類似于海平面上漂浮的冰山，放眼望去，只能發現冰山一角，它的真實價值絕大部分深藏于海面以下[6]。此時，數據、信息等虛擬要素逐漸成為人勞動的客體。例如，金融系統、娛樂信息等[7]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人類實踐的范圍。又如，各種智能傳感器的普及策動著數據的大規模增長，從而有效打破能源資源的有限性困境，促使物質資料極大發展，為人的自由發展奠定了基礎。

2 智能社會中人的自由的現實窘況

智能技術作為一項具有顛覆性的前沿技術，在促進智能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呈現出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對人類自由的實現提出了挑戰。在智能社會中，當前人的自由面臨的主要問題集中表現為人工智能對勞動者職業崗位的替代、算法設計對人的自由禁錮以及智能機器人模糊了人機間的界限等。

2.1 勞動者的困厄

隨著智能社會的發展，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這為社會積累了巨大財富，然而，人工智能大幅度滲入工人的工作崗位中，使得工人面臨技術性失業的風險。這被經濟學家熊彼特稱為“創造性破壞”。此時，無論是體力勞動還是抽象勞動，原先由人類承擔的技術崗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智能系統、人工智能的普遍運用逐漸替代技能較低的工人崗位。Frey 等學者基于定量計算得出人工智能對美國勞動市場的不同人才替代率，發現約有47%的工作崗位面臨被替代的風險。其中，流水生產線工人、餐飲服務員等職業是最容易被替代的[8]。2016 年，富士康工廠投入的人工智能替代了流水線生產工人6 萬余名；同年，亞馬遜在世界各地的物流節點部署了4.5 萬臺機器人。2017 年，美國摩根大通發明了一款關于金融合同的分析軟件，在短時間內就能完成原先需要數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大約導致70% 的股票分析師失去工作[9]。美國波爾州立大學研究人員發現，隨著智能化系統的開展，在未來的幾年中，美國大約有560 萬個就業崗位消失[10]。當前的智能社會正處于“弱人工智能”階段，即在某些方面可與人類社會領域的技能匹敵，而強人工智能則預示著“圖靈奇點”的到來，人工智能的發展將全面逾越人類社會的各領域[11]。針對此現象，尤瓦爾·赫拉利強調，人工智能和算法將超越人類，99%的人將淪為無用階級[12]。換言之，人工智能在勞動過程中，沒有生理限制和情感因素，呈現出任勞任怨的工作作風，在疲憊、危險的工作行業表現得格外出色，降低了勞動事故。但人工智能的運用導致了大量工人失業，許多勞動者沒有了收入來源，生活質量極度下降，這嚴重偏離了智能社會通向人類自由的大道。

具體到智能數據平臺中，每個勞動者化身為數字信息，成為智能數據平臺進行商品交換的勞動力。零工經濟狀態便是依托智能數據平臺衍生出來的。例如，CrowdFlower、Mobile Works、ODesk和Elance 等都為智能數據平臺，這種智能數據平臺所衍生出的經濟樣態一方面給出精確的勞務需求，另一方面呈現的是勞動者所提供的服務與相應的產品[13]。阿倫·桑德拉拉詹指出，身處智能社會空間的勞動者此時可以做優步司機，彼時又可以做網絡間的采買員[14]。以TaskRabbit,Amazon Mechanical Turk 為例，這些零工勞動通?？梢酝黄频乩斫缦捱M行平臺商品交換，每個人都與毫不相關的人聯系在一起[15]。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每個人都沉浸于智能社會中，逐漸被信息空間符號化，零工勞動在勞動的過程中受到平臺的全方位監控和操作，成為線上資本增值的砝碼。正是資本與技術的共謀，致使資本在增值的過程中，能夠天然地運用技術的優勢。然而，智能數據平臺雖然改變了原先勞動力市場的空間法則，但仍無法改變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的運行原理。為了最大程度地榨取勞動者的剩余價值，智能數據平臺對勞動者詳細的勞動情況作出了全方位分析，諸如勞動者的間歇時間、反映度、靈活度等，以有利于資本對勞動力的支配。智能數據平臺不僅沒有為勞動者提供相應的勞動保障，反而削弱了勞動者應有的權利范疇，甚至吞噬了勞動者的權利，使得部分勞動者無法緊跟智能社會的步伐，無法獲悉智能社會的訊息，被排斥在智能數據平臺之外，淪落為“數字窮人”[16]。這與智能社會所倡導的人的自由向度背道而馳。

當前，隨著資本邏輯在智能社會的橫行霸道，社會的數字鴻溝逐漸增大，越來越多的職業交給人工智能去做，廣大勞動者不得不接受社會體系的排斥，成為智能社會的“數字窮人”。在智能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數字窮人”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喪失自身價值并對自身存在的意義感到迷茫。李開復強調，人工智能的大范圍涉及在短時間內將對部分人的價值目的進行摧毀[17]。在智能社會背景下，資本家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投入了大量的“任勞任怨”的人工智能，卻對維護權利意識、增高福利的“數字窮人”不管不顧；而掌握財富和技術的精英憑借對技術的霸權卻能夠在智能社會立足腳跟，人工智能領域正淪為資本、技術等方面的強者的樂園。在人工智能技術面前，處于劣勢的“數字窮人”，由于缺乏知識創新素養，甚至連自身的勞動力都可能無處交易，他們的處境愈來愈艱難。面對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不同主體間的數字鴻溝逐漸拉大并形成兩大對立陣營，一旦智能社會發展到極其荒謬的地步，被社會邊緣化的廣大民眾將奮起抵抗。這將成為影響智能社會中社會安定的重大問題，也對智能社會人的自由提出了挑戰。

2.2 對人的算法桎梏

人工智能技術大范圍地影響著智能社會的各個領域，技術的進步在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也滋生了算法對智能社會主體人的深遠影響，人的自由實現面臨著風險與挑戰。在智能信息傳播的過程中，對信息加以智能化處理是破除互聯網信息超載的有效途徑，然而這種個性化定制內嵌著技術與資本的深度結合，不利于營造智能社會和諧的景觀。在網絡空間中，鑒于技術與人的信息快速匹配，算法會對信息實施篩選，聚焦于用戶潛在的需求與偏好，并將其轉換為數據。算法在對人的行為進行量化的途中，也對主體人實施了去價值化?？屏铡P西指出，面對算法設計，需要厘清“Who designs what for whom and why?”[18]每個社會主體都被量化為數字代碼，并嵌入資本為其塑造的算法智能系統中，人的自由實現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其背后的緣由在于資本的操縱[19]。在算法支撐下的線上閱讀、觀看視頻、登錄網站等被特拉諾瓦稱之為“免費勞動”[20]。網絡空間中的信息邊際成本趨向于零，勞動力成本也接近于零，因此，免費勞動成為新型資本增值的價值來源和生產引擎。當人們選擇用瀏覽器進行檢索時，瀏覽器會自動搜集經常瀏覽的網站，以便下次使用時優先推送這些網站。特別是在觀看新聞資訊時，新聞生產者為了獲取更多的點擊率，會利用算法技術精準投放用戶偏好的新聞，致使生產者隱蔽地獲取資本流量。此時人們潛在的認知理性逐漸被排斥在外，公共性的價值被規避，看似消費者在網絡空間對各式各樣的信息進行消費，其實早已落入資本的圈套。

智能社會的算法歧視也引發了人們的普遍擔憂。AI 算法絕不僅僅是一項技術，其蘊含的道德倫理風險也不容忽視，算法歧視已成為阻礙智能社會人自由向度的痛點與頑疾。2018 年，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調查報告《公眾對計算機算法的態度》指出，人工智能算法設計呈現出一定的偏見態勢。算法歧視即算法在搜集、整理和分析數據時，表現出相應的歧視與偏見。這是因為程序員在編寫代碼的過程中，無意識地將自身的主觀性因素植入智能系統中，使得算法設計展露出與人類思維相類似的情景。消費歧視、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等成為算法歧視的典型呈現。例如，谷歌識圖軟件誤將黑人的照片分辨為大猩猩，這是多么荒唐的舉措。此外，法院運用風險評估算法檢測之前黑色人種被告與白色人種被告的頻率，得出黑人在將來更容易出現違法犯罪行為。算法中所蘊藏的種族歧視對特定人群是不公正的。不僅如此，算法設計中的消費歧視更是防不勝防。在智能社會中，智能數據平臺系統通過深度挖掘用戶之前的消費記錄，構建個性化數據庫的算法分析，以此對消費者可能感興趣的產品發起有針對性的折扣，進而激發消費者的潛在需求。這不光只是簡單的產品價格，更能激增企業的利潤[21]。這種差別定價在機票、電商、酒店等價格中都廣泛存在，針對高昂支付意愿的群體，智能數據系統在同一價格水平下會將價格水平上調，實質上承擔了統一定價下所有消費者均應分擔的固定成本[22]。2018 年，歐盟委員會通過對2 萬名消費者進行調查，得出的報告顯示，33%的消費者強烈反對這一差別定價。當然，更多的群體處于混沌無知的狀態，另有8%的群體對其表示支持[23]。此外，2017年，ProPublica 組織通過對美國各州的保險費與支出進行分析后發現，對少數族裔地區收取保險費的額度要遠遠高于其他區域。再如，日常消費軟件在智能技術的助推下巧用大數據殺熟，特別是對老客戶進行差別定價，實施價格歧視。

2.3 “人-機”倫理困境

隨著智能技術、生物技術的發展，人機協同成為智能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人們借助虛擬現實技術（VR）、混合現實技術（AR）練習駕駛飛機、宇宙飛船、潛艇并穿越時空隧道旅行，從而獲得心理與生理方面的體驗。不僅如此，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依托的人造器官可以替代人體受損的器官，延續人的物理生命；更為有趣的是“腦機接口”技術，一個人在大腦中植入另一個人記憶的智能芯片，可以跨越彼此間的認知鴻溝。此時，人的身體已不再完全自然化，而是呈現出與人工智能“共生”的身體場域。但是，人機之間的一體化模糊了人與機器之間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人的本質和主體地位的沖擊，并成為當今時代哲學固有的難題[24]。

1950 年，艾倫·圖靈提出了機器人能否像人類一樣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的問題。隨后，科研工作者一直奮力探索人工智能的邊緣，致力于人工智能進一步“類人化”的進程。隨著計算機神經網絡、視覺空間、自然算法的逐步演進，基于人工智能的進化邏輯，它們的思維和行為越來越具有獨立性和自我意識，表現得越來越像人，并逐漸涌入人類社會的關系網絡中。2020 年，美國推出了一款擁有12種人格特征的機器人，即“和諧”智能性伴侶機器人，它能夠模擬人的思維，與人類情感產生共鳴。雷·庫茲韋爾認為，計算機將于21 世紀中期通過圖靈測試[25]。當前，需要引起人類高度重視的是，雖然擁有思維的人工智能在融入社會關系的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緩解人類的情感缺失，但會引發一系列的倫理道德問題，顛覆傳統認知和倫理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倫理秩序與人的自由向度處于危險境地。

在智能社會中，人工智能的普及將弱化人的主觀能動性。隨著人工智能廣泛地進軍人類的生活領域，傳統的繪畫、寫作、攝影等技能都將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甚至現實生活中的情侶也能被人工智能攻克。這些原本獨屬于人類的實踐能力一旦由人工智能替代，人的主觀能動性將受到嚴重削弱，致使人類的多種技能面臨廢退的風險。與此同時，隨著智能技術與虛擬空間的融合，社會主體逐漸脫離了現實社會的交往，轉而沉浸于虛擬世界的交往，可能使人忘記現實中的事物，人的身體和意識的二重世界產生分離，陷入異化社交的控制狀態。例如，游戲競技下的虛擬身份會給人帶來成就感，使人不愿意脫離虛擬世界，從而弱化人在現實世界的交往能力，使人沉迷于網絡世界，成為虛擬主體在現實世界空殼身軀的存在?？傊?，在智能社會中，智能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壓迫了人的存在，使人喪失了應有的獨立思考能力，游離于自我迷失的狀態，遮蔽了人的本質屬性，阻礙了人類邁向自由發展的光輝歷程。

人類當初創造人工智能時，本著的是為人類創造美好生活需求的旨意，無意間卻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智能機器人倘若在一定意義上具有人類的本質，那“人是什么”這一哲學問題將模棱兩可，未來人工智能機器人將與自然人難以分清界限?，數倌取ち_斯布拉特在《虛擬人——人類新物種》中明確指出，利用克隆思維的智能技術，可以塑造出一個有情感、有智慧的虛擬人，不再受生老病死的折磨[26]。面對此種智能化新型物種的誕生，人類將面臨更多的個人和社會考驗，人作為萬物之靈長的特權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人類的自我認知也將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

3 智能社會中人的自由的實現路徑

目前，智能社會中的人工智能尚處于不成熟階段，它在深刻變革社會的同時，也分化出不穩定的一面，發展成為一種束縛人自由發展的異己力量。因此，必須警惕智能社會發展中的風險，在共有、共建、共享的制度下促進智能時代人人享有平等的勞動權利、規制算法設計對人的禁錮、構建新型“人-機”關系，真正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

3.1 立足共有共建共享原則，實現智能勞動與人的勞動解放

今天，從生產力騰飛的進程來看，智能化社會的發展已成為大勢所趨。習近平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全球空間蓬勃興起，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血液”[27]。面對智能社會時代的到來，應立足智能技術的范式，完善人工智能時代的頂層設計，建設一個基于人人獲得公平機會、自由發展的新型技術形態，真正實現人的勞動解放。

合理的制度安排是人工智能有效解放人類勞動的密鑰。以共有、共建、共享為主導的人工智能技術可以促成人類勞動的實質性解放[28]。共有是以智能技術的夯實為底座，勞動者全面占據著智能社會的生產資料。特別是“數字窮人”，不僅占據了社會生產資料，還占有了社會生產工具。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由于資本邏輯的誘導，資本家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占據著智能社會絕大多數的生產資料，致使一部分勞動者失業，淪落為“數字窮人”，難以進行有創造性的勞動。因而，營造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智能社會極為重要。共建是智能社會主體實現勞動解放的路徑，有利于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共建的宗旨是營造一個智能時代人人參與、人人盡責的場域。隨著人工智能技術逐步滲入人類的社會工作環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人類勞動，為勞動者釋放大量的自由時間，并創造巨大的物質財富。擁有充裕自由時間的勞動者不再將勞動作為自身謀生的手段，而是遵循自身的內心指引從事勞動，進而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這對落實智能社會中公平與效率的內在統一具有促進作用。共享是智能社會發展的目的。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背景下，由于資產階級掌握著大部分財富，造成智能社會出現兩極分化的態勢。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有望探尋新興的公有制——信息資源公有制[29]，即充分利用信息資源的共享程度，切實保護勞動創造的積極性，對惡意剽竊他人的創新成果、壟斷信息類資源共享的行為進行嚴厲打擊。也就是說，只有社會共同享有人工智能時代下的資源，才能有效發揮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價值普惠，避免無用階級、數字窮人等問題的發生。

當前，人工智能的應用降低了人的勞動風險，有利于解脫人的勞動束縛。要想實現人的勞動解放，生產力的提升成為必經之路。人工智能是生產力發展本身，人類借用人工智能不斷武裝自己，不斷逾越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臨界點，致使人類演化更為協同、更為智能。較于原先的勞動形態，人工智能下的勞動在效率、質量、安全方面有了極為快速的轉變，人工智能的發展為人類生產生活領域制定了精確、高效的計劃，內在的潛力無窮無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工人高危行業的安全系數。例如，韓國南部港口城市蔚山研發了一款智能安全頭盔，該頭盔基于人工智能技術增強了腦電圖，并對工人的腦電波進行監視。此外，該頭盔還可以測出生命體征，根據心電圖、脈搏的跳動檢查工人的身體狀況，可以有效減少工廠災難。除此之外，人工智能技術還可以改善工地安全因素。人工智能系統在物聯網監視器、傳感器、攝像頭的支撐下具有觀察、評估現場施工危害系數指標的能力，通過現場鏡頭的數據搜集發出警告信號，從而更好地發現和預防問題。

3.2 優化算法設計，發揮人的價值理性作用

加強對算法的治理，要從技術方面著手。首先，技術人員應針對算法暴露出的缺陷加以整改，預防算法倫理風險。目前，算法所導致的智能社會不公平性大多來源于相關聯性。Alan Turning Institute 技術人員基于因果推理構建了一套模型，這套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不公平的決策[30]。此模型專門針對個體主觀能動性所產生的偏見，利用修正度量或相似度計量，可以有效彌合算法的偏差，對減少算法不公平起到了阻隔成效。此外，面對算法黑箱的困擾，一種能夠自我闡釋的算法由加利福尼亞大學與馬克斯普朗克信息研究所提出，此系統用于指向決策背后的數據，并深刻闡述了使用這種方法的緣由[31]，這使得人類理解人工智能決策的過程更為通透。其次，加強技術人員、數據研發人員與倫理社會科學人員的合作。倫理學家的專業領域對各類問題具有深刻的甄別洞察力，有利于算法工程師制定優良的算法設計，智能社會人的自由貫徹勢在必行。最后，拓寬算法推薦的多樣性。鑒于算法定制技術的認知逼仄，技術人員應當揚棄對社會群體偏好的設計，擴大算法推薦的范圍，倍增算法推薦多樣性，當然，這離不開算法的基礎數據征集，數據的分布和結構甚為關鍵。例如，男女樣本在數據中呈等量分布，也極為可能出現偏差。在數據庫中，倘若男性的職業都是首席執行官，女性的職業都為辦公室文秘，那么經過算法的處理會得出男性不適合做秘書的荒謬結論[32]。因此，數據征集應盡可能基于優質的數據采樣，規避不均勻分布、不具有示范性的數據。

同時，要利用法律手段整治算法規則，完善政府主導下的算法治理法規。在算法治理的立法方面，美國的法律政策力度較為凸顯。2017 年，美國紐約市通過了第一部核驗算法偏見與歧視的法案《算法問責法案》，力圖推進政府使用算法的方式透明化。2019 年，美國參議院推出一項“算法問責”法案，明確提出公司對在審計人工智能算法過程中發現的偏見與歧視要及時糾偏，還要核查關于隱私泄露、數據風險的所有程序，其中包括侵犯個人隱私信息、生物識別、基因識別[33]。2018 年生效的歐盟《統一數據保護條例》也對算法的透明化、可解釋性、摒棄算法歧視作出了相應規定。另外，愛沙尼亞、韓國等一些國家也相繼推出了關于人工智能算法規制的法案。

除了在法律層面上對人工智能算法設計進行防范之外，還應當發揮人的價值理性作用。首先，應當加強人的職業道德規范。政府通過制定相應的行業規范標準，要求在研發自主智能系統與設計中貼近算法倫理原則，并對如何應對算法中出現的道德問題作出回應[34]。其次，要與我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面對智能社會背景下算法呈現出的個人偏見、個人歧視等人工智能算法陷阱，為了規避算法技術所帶來的風險與挑戰，應發揮價值理性作用，彰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最后，應發揚道德教化效能。在構建人工智能行業規范時，要將我國的社會主義理念內嵌于職業規范中，使從業人員實現職業規范與價值引領的雙向統一，引導智能社會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實現社會的和諧樣態[35]。

3.3 突顯人的主體性地位，引導智能社會良性發展

人是自覺能動有意識的生命個體，在智能社會中實現人的自由發展向度，需要充分發揮人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對不適合主體生存發展的生產方式作出調整。面對數字人、虛擬人甚至是活體機器人的出現，人與智能機器人的本質界限逐漸模糊。在智能社會的發展進程中，人工智能正在替代人類體力勞動的大范圍就業崗位，無限延伸了人類的四肢。因此，人類個體與人工智能是很難作比較的，人工智能集人類智慧于一體，代表著全人類的結晶，類似于個體無法與群體相比較[36]。人的本質決定了人的社會關系屬性，人的存在不是原子式的個人，所以人的本質并不會受到智能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此外，人的創新思維、感知能力也是人工智能無法達到的。換言之，人類是人工智能進化的主體，人工智能是人類的智能拓展，人工智能的出現，始終沒有離開過對人的模仿，人工智能的本質就是人將自身作為對象化的結果。人工智能一旦與人類的思維與管控割裂，它就毫無價值可言，因為人工智能的發明創造仍然需要由人類去承擔。

對人類而言，用多方力量去控制人工智能對主體的僭越是智能社會發展的應有之舉。技術人員應當將文化、政治、倫理等因素嵌套于算法內，協調好人工智能對人自由發展的影響。為了把控人工智能的發展速率，了解智能科技的發展節奏，人類必須樹立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歷程中的主人翁意識，掌握智能社會發展的主導權，維護人應有的自由本質特征，任何想要利用智能技術阻礙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行為都應受到管制[37]，突顯人的主體性地位。此外，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應增強對自身的價值認可，對人工智能保持理性客觀的評價。面對智能化發展帶來的沖擊，社會主體應跟進對人工智能理論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提升自身的勞動技能與認知水平。需要指出的是，在低技能方面，人工智能雖然可以替代部分勞動者，然而在社會交往、創新性思維、價值判斷等方面，人工智能是無法替代人類。因此，人類應當發揮人與機器各自的優越性，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彰顯人類的主體性地位。

當前，在我國智能社會的建設體系中，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人工智能治理方略。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原則，以增進人民福祉為立足點，以滿足人民多方面的愿望為根本準則。在機器日趨智能化的社會背景下，人應當與人工智能互助互補，實現增智與賦能的雙重建構，加速推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歷程。在“人-機”合理的分工下，由人工智能助推的智能生產體系能極大地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增加社會物質財富，使得人類從繁重的勞動中解脫出來，為社會主體留存了更多的閑暇時間去充分發展自身的全面性。此外，人類借助智能技術突破了自身的生理極限，并對自身的能力局限有了清晰的認知。例如，腦機接口、智能芯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人類思維的延伸。在此基礎上，必須確保人始終保有對人工智能的主導性，無論人工智能發展出什么新技能、新主體，它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人工智能的發展是為人民服務的，各技術的發展環節都應堅持以人為本的技術發展觀。這對實現人的自由向度具有重大意義，可以由此構建安全便捷的智能社會，確保人人享有自由的發展權利，保障全民共享智能發展的科技成果。

4 結語

人工智能技術開辟了一個新的技術或社會時代，即智能時代。當前，人工智能技術與機械技術、電力技術、電子信息技術共同構成了人類技術文明的進步，凝結其中的則是人的自由的不斷發展。與任何其他技術一樣，人工智能技術使物質生產資料獲得極大發展，讓人們的社會生活水平顯著提升，這是人工智能社會發展的重大契機。但是，人們在抓住智能社會發展風向標的同時，也要警惕該社會形態所帶來的風險挑戰，積極尋求應對策略，真正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從而迎來更加美好的智能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