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工合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塑造
——從鏡像偏差到理性建構的躍遷

趙曉剛，趙 鑫

1.中共廣西區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廣西 南寧 530021；2.南寧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廣西 南寧 530299

引言

英國政治學者格雷厄姆·沃拉斯在《政治中的人性》一書中，首次提出“政黨......和其他名字一樣，一聽見或一看見就滋生出一個‘意象’，這個意象不知不覺地逐漸轉變為自動理解它的意義”[1]?！耙庀蟆奔凑h的形象，也就是政黨對其自身的性質、宗旨、政治主張和政治追求進行的敘事與表達。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形象塑造和形象傳播，在經歷了大革命的洗禮之后，由于形勢所迫，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信息相對閉塞的農村，在國民黨反動派全方位的封鎖之下，中共失去了與外界聯系的渠道。在國際社會中，由于國民黨對中共形象進行政治丑化和妖魔化，使得國際社會對中共的認知存在嚴重偏差。中共為了改變這種困境，采取種種措施來塑造自身形象。中共向國際社會塑造自身形象、傳播政治主張的行為屬于“跨文化形象塑造”，而在跨文化形象塑造的過程中，雖然塑造主體通過內容、文化和符號等構建出自我鏡像，但是接受者會因為文化政治差異有意或無意地自主生成一個他者鏡像。與此同時，中共在這一時期的形象塑造主要采取“自塑”的方式，由于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和政治文化的不同，中共試圖通過報刊來建構自我鏡像，往往容易導致國際社會在接受中共形象傳播的過程中產生他者鏡像，使得中共的形象塑造陷入“有理說不清”的困境，讓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形象產生鏡像認知偏差。截至目前，學界對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塑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紅色中國》《紅星照耀中國》和美國觀察組等一些國際記者紀事活動的研究，但對于這一時期由國際友人創辦的工合運動如何影響中國共產黨形象塑造的研究較少，幾乎未曾涉及。筆者擬通過對國際友人創辦的工合運動的研究，管窺延安時期工合運動對中國共產黨塑造國際形象的動因、途徑，探討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借口說話”的宣傳策略，從而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塑造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宣傳提供啟示和借鑒。

1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塑造的困境

眾所周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塑造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在此之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為什么會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以致會“時常擱下大堆報告和電報，取消一些會議”[2]192專門與斯諾進行交談？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必將涉及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構建和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和對外關系。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封鎖不僅表現在經濟上封鎖和軍事上限制，還表現為國民黨通過一系列手段對中共進行信息封鎖和國際形象的污蔑丑化。1929 年，國民黨在《宣傳品審查條例》中規定：“宣傳共產主義及階級斗爭者”“反對或違背本黨主義政綱政策及決議案者”“妄造謠言以淆亂觀聽者”為反動宣傳品，必須“查禁查封或究辦之”[3]397。1937 年2 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要求：“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責，對于毒害人民之匪類，自不得不予以蕩除”[4]434，提出“停止赤化宣傳”[4]435。這些封鎖切斷了中共與外界的交流，使中國共產黨處于孤立無援的地步?？谷諔馉庍M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推行“消極抗戰”的政策，反共的企圖愈加明顯，對中共的新聞傳播進行了更加嚴厲的封鎖。與此同時，國民黨頒布的《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規定：“新中華報、新華日報、解放、群眾等一律禁止發行?！盵5]653國民黨的一系列措施使得陜甘寧邊區處于白色恐怖之下，同時也使得中共對自身形象的傳播在國際社會缺失和被誤讀。國際社會無從了解真實的中共，以致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指出“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2]1，甚至出現中國共產黨人“是不是留著長胡子，是不是喝湯的時候發出咕嘟咕嘟的響聲，是不是在皮包里夾帶土制炸彈”[2]3等各種謬論。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還寫道，在未赴陜北之前，我認為“紅軍不過是由‘文匪’領導的一種新式流寇”[2]2。福爾曼在《中國解放區見聞》中則提到：“我們外國記者誰也不知道封鎖線里的真相，只能用國民政府所說的共產黨‘強占國土’‘攻擊國軍’‘阻礙抗戰’”[6]等言論來了解中國共產黨。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外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存在著鏡像認知偏差。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也意識到必須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逐漸向海外展現中國共產黨客觀、真實形象的重要性。故而，毛澤東專門和斯諾談論關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問題，希望通過國際友人來向外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追求，從而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鏡像認知偏差。

2 工合運動在延安的實踐與影響

1937 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華侵略擴張的步伐，占領了中國的主要工業城市，使得中國的經濟特別是民族工業遭受到了空前的破壞，國內政治、經濟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落后的手工業勞動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僅有的工廠產品大多必須供應給軍事方面，老百姓的日常消費品極其匱乏，成千上萬的中國勞苦大眾流離失所、生活困苦。面對這一問題，南京國民政府表現出消極的態度，“官員們和大多數觀察家們普遍認為很難辦，或者說根本沒有辦法”[2]239。中國的勞苦大眾陷入了水深火熱的困境之中，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場域中應運而生的。

1937 年11 月，國際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和路易·艾黎等人在上海共同發起成立“中國工業合作社委員會”的倡議，在得到各方支持之后，1938 年8月5 日在武漢正式成立。由于武漢戰事緊張，8 月23 日，受中國工合總會派遣，盧廣錦同工合指導員、上海技工孫夏威到寶雞考察。盧廣錦到達后，首先掛起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辦事處”的招牌，開始創辦西北合作社的工作。8 月26 日，盧廣錦在寶雞“天字元號”建立了第一個工業合作社——大華手工鐵騎合作社[7]，并且開始建立一整套規章制度。同時，盧廣錦還成立了西北印刷合作社，通過出版《抗戰周刊》《工業合作》等刊物來宣傳工合運動。不久之后，各類不同的合作社如同燎原之火一般迅速發展起來。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中國工業合作社西北總部組建了40 多個合作社，到1940 年1月，已有500 多個合作社，分布在陜甘寧青新五個省，在冊人員有4 500 人，此外大約還有15 000 人參加到這一緊急性的工作中。1939 年1 月，艾黎和美國青年畫家格蘭姆·貝克參觀寶雞合作社后，格蘭姆·貝克說道：“我們所到之處，都很整潔有序。這里的社員們事先知道路易要來，可能早有準備，但不可能一切都是做給他看的。因為無論是在一列窯洞、一座破廟或一組席棚里，凡有工合標記之處，都呈現一種氣氛，......那是一種繁忙而又謙虛的工業氣氛?！盵8]宋慶齡在向國際友人介紹工合時指出：“工業合作社能夠支持長期抗戰，使日本對于占得城市絲毫無利可圖?！盵9]中國工業合作協會通過合作社將成千上萬的難民和失業工人組織起來，予以資金和技術的協助，利用半手工半機械的工具來發展生產，以此供給軍需民用，對于支持長期抗戰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工業合作化運動在西北發展之初，1939 年2月2 日，延安召開了“發動生產運動”的動員大會，號召全黨同志“自己動手，自力更生”。李富春代表中央總生產委員會作了《加緊生產，堅持抗戰》的報告，指示“大生產運動以發展農業為主，同時幫助人民發展手工業，統籌發展生產合作事業”[10]。在此之前，毛澤東和斯諾已就陜甘寧邊區發展工合進行了多次交談。在艾黎的組織下，1939 年4 月，工合延安事務所成立。盡管工合總會截留撥發給延安事務所的經費，但是以延安為代表的陜甘寧邊區工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邊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發展迅猛，“到1939 年10 月，延安事務所已經建立了15 家合作工廠”[11]，“每年可生產相當于戰前價值約25 000 元的產品”[12]。到1940 年，“延安已成為中國工業合作社的最大的地區，參加的工人數目等于全國各地的總和”[13]。1939 年9 月，斯諾以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到延安參觀，毛澤東同他談了對工合的看法：“中國工合縱使在前線地區和敵后游擊地區無所作為，在幫助恢復我們后方的工業方面它們所做的工作卻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敵后戰區最為需要，而且得到我們軍隊、人民和政府的最熱烈歡迎?！盵3]285工合西北區辦事處視察員侯雨民認為：“投資西北工合，既有利且安全，還能加快抗戰建國的步伐，提高華僑對西北重要性的認識?！盵14]

總之，在抗日戰爭這個歷史交匯期，中國工業合作化運動與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發展生產合作事業聯系起來，對當時陜甘寧邊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抗日根據地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同時，工合運動也有效地向國際社會塑造并傳播了中國共產黨的良好形象。

3 延安時期工合運動建構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主要動因

延安時期，由于受國內外條件的限制，中國共產黨在海外沒有常駐機構進行對外宣傳。因此，如何將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準確、真實地傳遞給國際社會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建構國際形象面臨的一大難題。正是在這一時期，工合運動在陜甘寧邊區發展，不僅對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在塑造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貢獻。

3.1 現實動因：中共和工合雙方自身發展的需要

一方面，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為實現全民族統一抗戰，國共兩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但是國民黨為實現其一黨獨裁的意圖，多次制造反共事件，企圖消滅共產黨的有生力量。同時，國民黨以各種形式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進行封鎖和形象丑化，企圖達到弱化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社會的存在和影響的目的?？谷諔馉庍M入相持階段以后，國民黨加劇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封鎖，使得邊區陷入了“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蓋”[15]的局面。在這種絕對真空的環境下，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國際社會的援助和樹立良好且真實的國際形象，做了大量的工作。1940 年10月，中國共產黨專門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主要負責向國際人士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同時創辦了《中國通訊》刊物進行對外宣傳。為了加強對外聯絡、宣傳、外交等事宜，中國共產黨“特在西北辦事處下設立外交部”[16]。在李富春的支持下，還專門成立了“延安交際處”，毛澤東對該機構的職能作了明確指示：“對待來賓的宣傳工作，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宣傳我們黨的政策，宣傳我黨、我軍、抗日根據地人民戰斗勝利的成績?！盵17]6但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這一系列對外宣傳措施，都是從自身角度去塑造正面形象，缺乏說服力，并且受眾面相對較小，很難在國際社會塑造一種良好的國際形象。這一時期，由國際友人創辦的工合運動，作為一種國際組織，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和強大的社會關系。中國共產黨借工合運動這一傳播媒介向國際社會傳遞出真實、可靠的國際形象，體現了“借口說話”策略的應用。

另一方面，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內生產受到了嚴重沖擊。國民黨的封鎖又導致國外供給的工業原料、器具等一律被斷絕，延安的工合運動陷入了原料短缺的絕境。此外，由于工合運動在陜甘寧邊區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極大地支持了邊區經濟社會的發展，招致國民黨反動派對延安工合事業發展的阻撓和管制。1941 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頑固派通過對重慶工合的控制來阻撓陜甘寧邊區工合事業的發展，使得重慶工合協會“混雜了一批國民黨分子，他們整天耍手段爭權，各省的進步分子不屑與這些人為伍，開始離去了，那些貪婪而有野心的人留下來，利用工合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18]139。為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和阻撓，艾黎在《工業合作救國論》中指出：“欲求合作組織迅速進步，必須制造大量的標語，以廣泛宣傳，使每一個工人皆能明了他們的助力的重要性?！盵19]因此，在種種壓力之下，延安急需向國際社會傳播陜甘寧邊區工合運動的發展成果，以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和援助，實質上也在間接地塑造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

3.2 思想動因：中共的政治訴求與工合運動的價值追求雙向耦合

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與工合組織在政治思想方面能夠“融通”。1932 年，工合運動的創始人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諾在上海工作期間了解到資本家對勞苦大眾殘酷的壓榨和剝削之后，斯諾表示：“現在，中國的事業也就是我的事業了。我便把這份感情，同反對世界上的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決心聯系在一起了?！盵3]231路易·艾黎在朋友的推薦下閱讀了《資本論》后對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表示：“此后，我越來越有興趣購買關于社會進步的任何書籍，越來越關心中國國內的斗爭?！盵20]他決定利用一切機會幫助中國社會的勞苦大眾。就中國共產黨來說，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確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中共一大通過的第一個綱領就規定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廢除資本主義所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理想方面與工合組織相互“融通”，使得工合組織為實現自己的目的能夠積極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國共產黨良好的國際形象。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和工合運動的價值追求高度“契合”。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李大釗就曾指出：“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要使“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給，得最大的幸福?！盵21]同樣，延安工合遵守“我為人人，人人為我”[20]98的原則，希望通過具有民主特征的工合組織來促進抗日根據地的政治民主，從而達到解決“貧富不均、勞資沖突、社會不寧的問題”[22]。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與延安工合都在追求社會平等、民主和共同富裕，二者的價值追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毛澤東高度肯定了邊區合作社的作用，認為合作社是“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17]932，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18]932。因此，正是因為中共與工合在政治思想和價值追求方面相耦合，使得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傳播從“自塑”逐漸有效地發展為“他塑”的方式。

3.3 有利動因：工合國際委員會的援助

延安時期，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合事業進行歧視和壓制，使得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合組織陷入資金原料短缺、發展步入困境。但是，由于中共的政治思想、抗日主張以及工合的運動得到了宋慶齡和工合國際委員會的認可和支持，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建構和傳播才得以有力發展。

為了取得國際社會的援助，避免國際友人的海外資金被孔祥熙等官僚侵吞，1939 年6 月，宋慶齡等工合創始人在香港成立了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宋慶齡任名譽主席，英國主教何明華（羅納德·霍爾）任主席，陳翰笙任秘書，委員有埃德加·斯諾、路易·艾黎和普艾達等人。工合國際委員會創辦的首要任務就是支援延安和解放區。正如陳翰笙所說：“孫夫人所以要幫助這個委員會，是因為可以通過這個委員會吸引國內組織工業合作社的款項和器材，防止重慶財政部收到國外的捐款而不發給延安和其他的抗日根據地?！盵23]工合國際委員會利用廣泛的社會關系，在香港做了大量宣傳工作，使陜甘寧邊區工合開始進入國際社會的視野。在宋慶齡的影響下，工合國際委員會開始注重對中共領導下的工合事業的支持。延安工合婦女、子女的教育工作，工合醫院以及社員所需的經費都得到了國際工合委員會的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工合延安事務所在發展過程不斷被賦予新民主主義的特征，斯諾夫婦等國際友人在向國際社會尋求支援的同時也會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合組織的發展狀況，必然會間接地向國際社會宣傳和塑造中國共產黨的良好形象。

4 延安時期工合運動建構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路徑

在延安時期，工合運動能夠塑造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將“借口說話”的宣傳策略運用于工合運動之中。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工合運動在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方面的作用，建立了從信息生產到信息在場再到溝通達成的傳播媒介。

4.1 工合組織為中國共產黨的信息生產提供了場域

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國際形象的塑造，屬于一種跨文化傳播。由于當時國內的傳播媒介被國民黨政府所控制，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的這種跨文化傳播面臨著理論局限和解釋困境。這一時期，由國際友人創辦的以手工業合作組織為主要形式的工合運動在延安地區快速發展，成為中共打破國民黨信息封鎖的關鍵突破口。工合的設計者希望通過建立小型、合作、流動性的工廠來恢復在戰爭中被摧毀的工作，從而增加戰時生產，支持長期抗戰。這種半流動性的小型工業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是由國際友人和海外華僑共同創辦的工業合作組織。由于國民黨政府受制于美國社會的援助，不敢對美國社會人士進行打擊，這樣工合組織創始人便可以擺脫國民黨的限制，向國際社會宣傳工合組織的狀況，從而無形中為中國共產黨塑造國際形象提供了傳播媒介。另一方面，工合組織具有跨文化傳播的話語敘事方式?！肮ず稀钡拿Q“Gung Ho”源于英語詞典中團結、奮斗、合作、創新、艱苦奮斗的象征，它的設計者希望借合作生產的訓練灌輸民生的精神、民主的意識。國際友人在對外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合組織時，大量使用民主、獨立、合作等詞，符合美國社會的敘事方式，使得美國社會更易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思想。因此，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雖然面臨“有理說不清”的理論局限，但是借助工合組織這一有利因素，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借口說話”的策略。

4.2 工合國際委員會為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塑造提供了傳播窗口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能夠建構國際形象的一個重要契機就是工合創始人借國際委員會來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1939 年6 月，工合國際委員會在香港成立后，得到了在國內外享有崇高威望的宋慶齡的積極支持。在工合國際委員會的幫助下，陜甘寧邊區工合開始逐漸進入國際視野。工合國際委員會由海外華僑、社會知名人士以及國際友人組成，這種人員構成使得工合國際委員會具有較強的社會關系。西北工合利用工合國際委員會廣泛的社會關系宣傳西北工合運動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國際委員會中國工業合作社主席何明華不僅在經濟和物質上支援陜甘寧邊區的工合運動，而且在向國際社會塑造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1942 年，何明華通過英國廣播電臺積極宣傳中共長期抗戰的表現，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戰斗中表現出堅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撓的精神。盡管他們的裝備和條件異常艱苦，但這些八路軍戰士十分頑強，他們代表了中國的勇氣和力量?！盵24]《保衛中國同盟報告：1938-1939 年》指出：“向世界人民呼吁中國‘工合’應當得到一切中國朋友的幫助。捐助他們的每一元錢都能使更多的人得到工作，這將加強中國的經濟基石，幫助中國通過抵抗的征途并重建?！盵25]49正如斯諾所說：“如果沒有宋慶齡和美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爵士這兩位十分熱心人士的發起贊助，工合是永遠辦不起來的?！盵3]239因此，正是因為工合國際委員會具有較強的社會關系，所以才使得中共領導下的工合組織在向國際社會尋求援助的同時塑造了中國共產黨真實的國際形象。

4.3 工合組織的發展為中國共產黨形象塑造提供傳播素材

抗日戰爭時期，工合組織在抗日根據地和國統區的發展具有較大差別，這成為工合組織向外宣傳中共領導工合運動的最佳素材。由于工合組織的價值追求與國民黨政府的政治主張相背離，當時社會各界也認為工合是用來對抗資本主義、排斥資本的手段，因此，國民黨反動派對工合進行了政治的打壓和經濟的封鎖。在政治上，國民黨反動派給工合冠以“共產黨”的“罪名”，逮捕和殺害工合成員。例如，“皖南事變”后，工合組織涇太事務所遭到嚴重破壞，所屬合作社社員有的被捕、有的被活埋。被捕的人中，有些被關進上饒集中營，最終下落不明”[26]。更甚的是，國民黨特務還以各種罪名來監控路易·艾黎，以此打擊和削弱工合組織的力量。在認識到蔣介石的黑暗統治之后，為了讓海內外人士進一步加深對蔣介石虛偽面孔的認識，同時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工合組織積極向國際社會宣傳工合在陜甘寧邊區的發展成果，客觀上向國際社會塑造了中共的正面形象。反觀工合組織在延安的發展壯大，始終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在工合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就與斯諾、艾黎有著密切的聯系。1938 年6 月15 日，周恩來、博古在《我們對于保衛武漢之第三期抗戰問題的意見》中指出：“提倡組織各種合作社和建設新的工廠、作坊，以容納失業工人及難民參加生產?！盵27]1939 年2 月2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會議不僅采納了工合組織的有關章程，還決定在延安建立延安事務所。在工合處于困難時期時，1942 年10 月21日，《新華日報》發表短評《注意工合事業的困難》，指出工合當前面臨的種種困難并號召有作為、有熱情的青年積極參加工合事業，幫助工合渡過難關。工合在抗日根據地和國統區的發展迥異，因此，“常常是離開重慶總部最遠的地區性工合組織，工作搞得最出色。同樣，往往又是遠離地區辦事處的事務所比靠近地區辦事處的事務所工作要開展得好。而工作最差的就是總部所在的周圍一些地方”[25]212。正是工合運動在抗日根據地和國統區的發展形成的鮮明對比，為國際友人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國共產黨真實、良好的國際形象提供了較好的宣傳素材。

5 延安時期工合運動建構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實際效果

“借口說話”是一種高超的宣傳策略。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借助工合運動這一非本方的傳播途徑，最大化地向國際社會傳遞出中共的聲音，在國際社會塑造了良好的自身形象。

5.1 工合運動開拓了中國共產黨形象塑造的渠道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受國民黨嚴酷封鎖政策的影響，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嚴重的形象塑造危機。當時，中國共產黨自身形象的塑造主要局限于傳統的報紙宣傳，形式較為單一，無法在國際社會上塑造良好的政黨形象，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產生鏡像認知偏差。

1936 年10 月，斯諾回到北平后，斯諾夫婦和路易·艾黎對陜甘寧邊區的工合運動進行了廣泛、迅速的宣傳報道?！睹芾帐显u論報》、英國的《每日先驅報》、美國的《星期六晚郵報》等海外報刊發表了斯諾對陜甘寧邊區真實狀況的報道，向西方社會揭開了延安神秘的面紗，使得中國共產黨開始進入世界人民的視野之中。1938 年4 月13 日，中國工業合作社促進委員會在上海成立，海倫·斯諾和埃德加·斯諾參加了宣傳委員會；9 月，海倫·斯諾在紐約《讀者文摘》上發表了《日本的蝙蝠政策》一文，成為在美國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關于中國工合運動的文章。因此，延安時期，工合國際委員會利用廣泛的社會關系開拓了中國共產黨形象塑造的渠道。

5.2 工合運動打破了中國共產黨跨文化形象塑造的桎梏

中國共產黨形象塑造產生鏡像認知偏差的主要原因是跨文化傳播過程中造成的塑造者和接受者之間的認知矛盾。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于缺乏科學的話語方式，中共在對外傳播過程中對黨的理論和政策的宣傳往往存在模糊化的傾向，導致接受者往往自主生成他者鏡像，使得中共形象塑造陷入了“說不清”和“傳不開”困境。延安時期，工合運動通過大量使用“民主”“獨立”“合作”等符合美國社會的敘事話語，使得美國社會更易接受中共的政治思想。例如，第一個來陜甘寧邊區考察的美國軍官卡爾遜在考察完西北工合后，積極宣傳中共領導下的工合組織，“1943 年卡爾遜及其突擊隊的事跡被拍成英文版的《工合》影片，從此，工合在美國社會聲名遠播。此外，芒克的新書也將卡爾遜準將及其所倡導的工合精神包含在內”[28]。正是在這些國際友人的宣傳下，美國民眾更加了解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發展狀況。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通過“借口說話”的宣傳策略，有效打破了跨文化傳播過程的桎梏，使得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得以讓世界了解。

5.3 工合運動的成就豐富了中國共產黨形象塑造的素材

政黨形象塑造的方式大致可以分為他塑和自塑兩種方式。他塑是形象塑造主體被他者通過各種媒介報道宣傳，從而產生一種他者鏡像。自塑是形象塑造主體通過對本體形象的主動塑造從而構建自我鏡像。在對外傳播過程中，傳播素材在他塑和自塑的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延安時期，工合運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和在國統區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差別，這種具有評價性的差別使得素材更具有真實性和說服性?？栠d在參觀完陜甘寧邊區工合之后認為：“民主思想已在共產黨八路軍中扎根，很快就會向更大范圍擴散，最終成為整個東亞的民主堡壘?！盵29]斯坦因在美國《外交事務》發文說：“中共已成長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有老百姓的擁戴和支持；實行了政治民主，解決了國統區完全無法解決的重要軍事、政治、經濟和社會痼疾，即使是發生一場內戰也無法將其消滅?！盵30]因此，正是工合運動為中國共產黨向外傳播提供了評價性的素材，使得中國共產黨塑造了較好的政黨形象。

6 結語

“中共形象是中國共產黨基于自身本質而表現出的行為狀態和面貌，通過向外部展示和傳輸某種信息，然后在人們頭腦中形成的關于黨的總體面貌的認知結果和價值判斷”[31]。延安時期，中共的形象塑造是一個從自塑逐漸發展到他塑和自塑互相促進，從而充分、準確、全面塑造自身形象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充分運用“借口說話”的對外傳播策略，使得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從鏡像認知偏差發展到理性建構，進而在國際社會樹立了真實、民主、立體的國際形象。

以史為鑒，察往知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工合運動建構自身國際形象的成功典范對于新時代塑造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和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重要鏡鑒作用。中國共產黨在塑造政黨形象和宣傳治國理政思想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借口說話”的宣傳策略，真正避免“有理說不清”和“說了傳不開”困境，避免形成“他者鏡像”的理論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