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陽明思想對鄉村振興的哲學啟示

姜雅思,楊鑫銓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4)

鄉村振興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指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指出了農村、農業發展的重要性及其基本路徑(2)參見章艷濤:《論青年參與鄉村振興的歷史契合、現實困境與角色定位》,《大慶師范學院學報》2022年第4期。。在《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二○二二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中，可以看到傳統文化對于鄉村振興的深刻意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必須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好?！?3)《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第1版?？梢哉f，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逐漸提高以及民族精神的進一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價值越來越無法忽視，古人的智慧對于今天的社會治理有著很多可供借鑒的經驗。

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庫中，王陽明的思想尤為值得關注。2011年5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與師生交談時說，王陽明的心學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也是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切入點之一。王陽明是明代著名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曾在南贛進行過鄉村治理的實踐，并形成了《南贛鄉約》這一珍貴成果。其萬物一體、知行合一等哲學思想，可以為鄉村振興事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理論基礎。堅持取其精華，并在適應當代鄉村現狀的基礎上將其運用于實踐，勢必會對我國現行鄉村振興和鄉村治理產生良好的影響。

一、《南贛鄉約》與基層治理

明代大儒王陽明曾受命平定叛亂、巡撫南贛，在此期間，他有感于當地基層治理的混亂與低效，制定了《南贛鄉約》這一鄉村道德公約，對南贛地區的穩定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楊開道稱其為：“政府的一種工具，政府的一種幫助，去維持鄉村的公正，去執行政府的法規?！?4)楊開道:《中國鄉約制度》,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17頁。但與其他法律法規不同的是，《南贛鄉約》除了有一套嚴密的組織系統外，更加強調敦本化俗，提升鄉民的道德修養。因此，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考察《南贛鄉約》對鄉村振興、基層治理的意義，其一是制度創新，其二是鄉風文明。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曾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5)《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第1版。從全國來看如此，具體到鄉村層面，不斷進行制度創新，提升治理能力，推動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赌馅M鄉約》中的鄉約制度考慮周密且便于執行，其中幾條原文如下：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眾所敬服者一人為約長，二人為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為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健、廉干者四人為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第一條)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于理濟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視推托，陷入于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第六條)

一、寄莊人戶，多于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后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莊。(第七條)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為之盜。今后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舍；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鳴之官司。(第八條)(6)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65—666頁。

這里的第一條說明了《南贛鄉約》的組織形式，即由約長、約副、約正、約史、知約、約贊構成，其中約長為本鄉之長，選序齒、序德皆為先，且眾所咸服者為之。后面三條則說明了鄉民加入鄉約后的權利和義務。如第六條指出，約內的鄉民在遇到困難后，可以請約長邀請全約之人共同商議，約長等官長如有懈怠，將會受到懲罰。第七條專門提到“寄莊”問題，“寄莊”是外鄉人在本鄉購買的莊園，在本鄉納稅、征徭役時，這些人往往逃回原籍躲避，使其他鄉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對這些人，官長應督促其完成賦稅徭役，否則抄沒其莊園。第八條則意在解決放貸問題，地主和客商在放貸時，常有利滾利，乃至逼迫鄉民賣掉田產、淪為盜賊。對此，王陽明強調放貸之人應量鄉民之力而予以寬限；對放高利貸者應勒令其退還；如有不遵循者，則在約長的帶領下申訴于官府。

王陽明在南贛的鄉村治理活動中，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便是“穩定”。此前的南贛盜賊橫行，官府難以形成有效治理，村民的生活沒有保障。而造成盜賊橫行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鄉民在破產后失去土地，生活無法維持，只能落草為寇。因此，王陽明主張全鄉人都加入互幫互助的鄉約，一方面防止富戶通過高利貸掠奪鄉民土地，一方面通過約束寄莊人戶減輕鄉民負擔，還在互幫互助意義上幫助鄉民解決可能遇到的危急難處。從今天的眼光來看，王陽明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制度創新”。在王陽明巡撫南贛之前，當地鄉村基本處于無序狀態，只是由鄉紳主持工作，缺乏整齊劃一的規范制度。而鄉紳本身就屬于放貸之人，他們更多的是考慮自身家族的利益，對鄉村治理收效甚微；寄莊人戶在逃回原籍后難以約束；窮苦鄉民的抗風險能力十分薄弱?！赌馅M鄉約》則通過規范的鄉約制度把全鄉人整合為一個整體，使得此前無法完成的各項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在制度上盡最大努力維護了本鄉鄉民的利益。

南贛鄉約雖是官方推行，卻充分體現了鄉民自治的色彩，表明了王陽明致力于建設“鄉村自治共同體”的理想，即“人人有責、人人盡責”。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南贛鄉約的可取之處，不僅在于內容的科學合理，還在于對鄉民現實參與的重視。從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視角下，可從以下兩點對村民自治制度進行創新，一是嵌入協商民主的治理機制，為防止村民自治被異化為“村官自治”，通過吸納協商民主，可以有效解決治理過程中的“黑箱”問題。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鄉村協商民主的運行機制，既要融合現有制度，又要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既要以利驅動，又要強化責任意識；另一方面要拓寬鄉村協商民主的渠道，可以線上線下相結合，拓展村民自治的數字空間。二是基層社會治理精細化，由于現有的村民自治管轄地域大且人數多，村民參與感差，可以通過“微治理”讓村民自治的單元變小，更能激起村民的廣泛參與。

《南贛鄉約》對基層治理的意義還在于強調以德樹人，致力于道德教化，在鄉村形成良好的文明新風?！赌馅M鄉約》第五條云：

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于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為信，姑案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眾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后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后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7)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65—666頁。

王陽明在這里主要以“彰善”和“糾過”來進行教化，其中最主要的是“糾過”。一方面，在糾過時不能像彰善一樣直接而明顯，應該隱晦地指出其錯誤。另一方面，對屢教不改者，制定私下勸解、錄于文簿、通知官府、執送官府、請兵剿滅等程序，一旦犯錯者有所悔改，便不再進行下一程序。這是因為，王陽明承襲孟子以來儒家的性善論傳統，認為每個人心中都有至善的“良知”，一切政治行動的目的都在于喚醒“良知”，而非通過外在的約束來強行束縛人的行為。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我國農耕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我國很多村莊有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至今保持完整。很多風俗習慣、村規民約等具有深厚的優秀傳統文化基因，至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60頁。儒家文化注重培育人的道德修養，對于文化育人、道德樹人的鄉村振興路徑有重要意義。一方面，道德教化有利于養成鄉村文明新風，無論是創造鄉村經濟發展的條件，還是創造舒適的精神生活環境、物質生活環境，都有賴于良好的鄉風。另一方面，這也有利于鄉村人才的培養，有利于村民道德素質的提升，對基層治理工作多有裨益。

此外，考察《南贛鄉約》的文本不難發現，通過制定鄉規民約使村民形成共同的思想道德和價值理念，與如今我國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路徑上不謀而合。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農村的傳播落實取得一定進展，但仍存在不少問題。如大部分務農人員文化程度不高；外出務工農民流動性大，存在人戶分離、不宜管理；村干部宣傳意識不強，農民學習積極性不高；傳播渠道單一，傳播內容空大上等。南贛鄉約的制定與內容不是無本之木，而是當地實際與儒家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在基層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需要做到繼承傳統與改革創新相結合。想要有效解決鄉村“精神貧困”的問題，一是從發揮主體作用入手，加強基層村委會的宣傳力量，利用基層媒體工作者、返鄉知識分子、黨員干部等傳播主體引領鄉村思潮；二是從調動客體積極性入手，傾聽村民聲音，重視村民對宣傳活動的反饋，從而結合不同受眾的需求，增強客體的參與感；三是從創新傳播形式入手，利用新媒體、新技術匯聚“多重發聲”的傳播合力，擴大覆蓋面；四是從創新傳播內容入手，扎根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做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加強儒家心性道德修養如重義輕利的道德觀念、崇德尚仁的價值準則、經世濟民的外王之道等。

二、“萬物一體”與共同富裕

《南贛鄉約》在實踐層面的特點是將鄉民們組成一個共同體，使他們從各掃門前雪變為互幫互助，這其中又體現著王陽明的“萬物一體”思想。王陽明曾在《大學問》中提出：

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而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下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9)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66頁。

這里所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人”，也就是孟子之“養其大體”者，亦是所謂“以先知覺后知，以先覺覺后覺”的圣人。王陽明在這里一方面從道德修養論角度闡明學者應有的修養，也即以“大人”為目標，像“大人”一樣體察天地之間、中國之內萬事萬物的原有狀態，反對同“小人”那樣違背心體之仁、以割裂的眼光看待事物；另一方面又從宇宙生成論的角度指出天地萬物的本來面目，因為萬物莫不以仁為特質的“心”為本體，中國雖大，天下雖廣，卻也都是“心流行分化而來”的，故萬物之間、人與人之間，乃至人與物之間，實是一體。

結合當代鄉村振興建設狀況來看，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平衡、貧富差距持續存在等問題仍然亟待解決(10)參見鄧金錢:《地方政府“筑巢引鳳”與城鄉收入不平等》,《現代經濟探討》2020年第8期。?！多l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11)新華社北京2018年9月26日電:《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31958.htm,2023年7月24日。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1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頁。實現城鄉之間共同富裕，并為農民樹立共同富裕的意識，則是鄉村振興的重點和難點之一。

從改革開放開始，我國的城鄉關系實現了歷史性轉折，農村支持城市的“剪刀差”模式得以徹底改變，但城鄉差距依然較大，共同富裕之路的目標至今仍未完全實現。從王陽明哲學視角來看，“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13)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3頁。。萬物與人本是一體的思想啟示我們，人與人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更應是一體。因此，應致力于城鄉融合發展，實現新時代高質量發展，走向城鄉共同富裕。具體來看，當前城鄉差距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鄉產業融合不充分、城鄉要素雙向流通不暢等，城市的工作機會和生活條件優于鄉村，使得資金、人才等聚集在城市，難以向鄉村流動，而農村的各種資源則不斷流失，“先富帶后富”在現實層面遇到了困境。這種現象無疑與萬物一體的觀念相違背，因為城市和鄉村之間是一個共同體，其關系在本質上并非相互獨立乃至相互競爭，而應當是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我們如果把鄉村和城市分別比作人的左臂和右臂，把資金、人才等資源看作血液，那么血液都集聚在右臂，不僅會導致左臂的麻痹萎縮，也會使右臂本身腫脹充血，而整個人體的健康無疑也將受到危害。投映到社會上，“空心萎縮”的鄉村與“腫脹充血”的城市不利于整個社會的進步。在此意義上，我們應從“萬物一體”思想受到啟發，追求城鄉之間資源的雙向流通，進而平衡城鄉發展現狀，實現城鄉發展融合。這也就要求政府更多地發揮協調作用，引導企業在鄉村建立產業園區，鼓勵大學生和技術人才到鄉村就業、支持鄉村發展。從表面上看，這種做法帶有一種“想當然”的強制性，忽視了企業和人才的自身意愿，但實際上并非如此，一方面，許多鄉村本身具有優秀的產品和人才，只是缺乏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導致產品銷售困難，優秀人才被迫背井離鄉；另一方面，城鄉之間的資源流動是一種良性循環，這對于城市和鄉村的發展具有雙重促進作用。

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14)冷溶、汪作玲:《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91頁。在王陽明哲學的視域下，一定階段內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其關鍵在于，在不平衡之中是否蘊含著走向平衡的因素。王陽明說：

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心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15)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3頁。

也就是說，天地之間本就有著厚薄先后的道理，人們雖然應該泛愛萬物，但愛人勝過愛動植物，愛家人勝過愛陌生人，這是為儒家所允許、認同的。就城鄉問題而言，城市有著良好的工業和商業基礎，對周邊地區有輻射和帶動作用，優先發展城市，以城市帶動鄉村，是一條合理的路徑。與此相應，改革開放前的國民普遍較為貧窮，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其他人的模范，使他人對如何致富擁有了一定了解，同時也可以對他人致富進行理論上和經濟上的幫助，這也是較為美好的一種愿景。但資本具有積聚的特性，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積聚……已不再是生產資料和對勞動的支配權的簡單的、和積累等同的積聚。這是已經形成的各資本的積聚，是它們的個體獨立性的消滅，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16)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中央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4頁。許多富人在擁有資產后，其所考慮的往往是資產的進一步擴充，而非幫助窮人改變境遇。這種現象的出現，其實和這些人的良知被私欲所遮蔽有關。正如王陽明所說：“茍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17)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66頁。一些富人之所以自私自利，就在于私欲遮蔽，讓他們把自己和他者相區分、割裂，而無法認識到萬物一體、休戚與共。因此，可以借助王陽明的萬物一體思想，使人去私欲，復良知本心的本來面目，為共同富裕、鄉村振興貢獻力量。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應對陽明學中“萬物一體”思想進行創造性解釋，揭示陽明學對于城鄉融合發展的價值與意義。如何在把握陽明學價值的基礎上，讓城鄉人才資源形成良性的“一體”循環，以解決鄉村人才振興的結構性問題。各級政府應實施更開放、更積極的人才政策，要打破地域、年齡、身份的制約，完善編制管理、人才招錄、職稱評定等政策。王陽明的“萬物一體”，除了城市與鄉村的大整體，也要注意鄉村內部人與人的小整體，在重視引進高學歷、專業強的人才時，也要重視鄉村創業人才、本土人才的培養，不能顧此失彼。同時，引進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更是需要協調的結構體。政府應著力優化鄉村環境，厚植人才沃土，要營造愛惜人才的社會環境，加大基礎設施投入從而完善相關的配套服務，增強人才在鄉村工作的獲得感、幸福感、歸屬感。另外，政府還需注意應立足于當地自然、歷史、文化資源優勢，結合地域特色興辦鄉村企業，讓“對口”的專業人才愿意深扎鄉村。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需要鄉村人才振興的頂層設計，也少不了企業參與鄉村市場建設、盤活鄉村資源、補齊基礎設施短板等的帶動作用，鄉村企業振興與鄉村人才振興是相輔相成的“一體”。政府應結合當地需求與發展情況專門制定對國有企業、農業龍頭企業、中小微企業助力鄉村振興的優惠政策。形成城鄉一體化新格局需要國企擔當，國企可與鄉村構建長效合作機制，帶動鄉村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同時促進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要積聚鄉村零散的農業生產，應發揮農業龍頭企業的助推作用，鄉村提供相應土地、人力等資源，農業龍頭企業充分利用企業現有資源擴大農業生產規模，用現代企業管理模式促進鄉村農業現代化。中小微企業是“萬企興農村”的中堅力量，鄉村應為中小微企業提供精準的政策支持，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維護其合法權益，保障其活力；中小微企業要利用其經營的靈活性、組織結構的精簡性，更深入地與鄉村市場融合，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三、“知行合一”與鄉村教育

城鄉共同富裕與教育問題息息相關，“鄉村振興最終要靠人才，而人才的培養要靠教育”(18)晉浩天:《發展面向鄉村振興的職業教育:人才如何“向農而行”》,《光明日報》2023年2月28日,第13版。。教育振興對鄉村振興的意義可見一斑。對鄉村教育，許多前輩學者也曾有過許多討論，如梁漱溟主張建設鄉農學校：“從前的鄉約雖有社學，但不過讀書識字講道理而已，不會像我們的鄉農學校一樣。我們的鄉農學校很注重新知識，很注重社會的改進問題?！?19)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7頁。相比之前的“社學”，“鄉村學?！备鼜娬{新知識和改造社會。費孝通則在《鄉土中國》中用很大篇幅專門討論了文字下鄉的重要意義(20)參見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0—28頁。。

以往的普通教育在現實層面以學習知識為主，而就鄉村教育的具體特點來看，一方面需要繼續鞏固道德認知(道德教育)，另一方面需要強調實踐能力的重要價值(實踐教育)。就前者而言，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鄉村經濟地位的進一步弱化，以及鄉村與城鎮教育水平差距的擴大，鄉村思想變得越發多元化，原本質樸的鄉風遭到破壞，這就需要在鄉村教育中注意德育的重要性，注意提升學生的道德修養水平(21)參見楊茂慶、楊樂笛:《回歸身心一體:鄉村兒童價值觀教育的具身性轉向》,《教育研究》2022年第8期。。就后者而言，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有待于提高，職業教育和技術人才培養，也是未來一個階段黨和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的重點之一(22)參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21年第30期。，在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基礎上，鼓勵學生全面發展，根據自身興趣、特長展開實踐教育，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根據鄉村教育的發展現狀來看，鄉村地區的職業教育較為缺失。

王陽明曾提出過“知行合一”的思想，與此頗能相互裨益：

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23)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頁。

這其實是針對朱子而發，關于知行問題，朱子認為，在知、行二者之間，知在前，行在后，也即所謂“知先行后”論。但王陽明認為，知行之間本屬一體，朱子的觀點在理論層面將知行分割，以至于知行割裂。實際上，“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24)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頁。。當你真正認識了某個道理時，就會自然而然地依據這種道理去做事，假若在實踐中未曾依據這種道理，那就意味著你的認識只是浮于表面。同樣，當你真正在踐行某種道理時，也就代表你真正認同、理解了這種道理，否則便只是一種機械性的表演。

結合鄉村教育振興來看，道德教育強調道德認知，因而屬于“知”的方面；職業教育更側重于行，因而屬于“行”的方面。但這兩者并不能割裂來看，一方面，優秀的道德教育必然也包含了“行”，包含了實踐教育的因素，一個具有較高道德修養的學生，一定不會忽視勞動和生活技術的重要性，也會注意積累自身的社會生活經驗；另一方面，實踐教育也必然不會遺漏“知”，不會遺漏道德教育，因為職業道德、技術倫理在實踐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一個缺乏道德的人，在社會上也必然會寸步難行。與此同時，良好的道德修養是走向成功實踐的基石，而成功的實踐也是對道德修養教育的一種肯定，正如王陽明所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5)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頁。此外，由于知與行、道德教育與實踐教育之間是相互統一的，所以“知”之中也包含著“行”的元素，“行”之中也以“知”為重要內容。就道德教育而言，我們稱其為“知”，是因為道德教育往往表現為對道德認知的講解和理解，但道德實踐其實也是道德教育的重要特征。就實踐教育而言，實踐教育并不僅僅關涉實踐、行為，還有關于技術、實踐的知識，如關于木工的知識、關于日常生活中各種技能的知識等。因此，我們可以從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中獲得啟發，在發展鄉村教育時注重道德教育與實踐教育相統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26)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頁。，在實踐教育中將道德貫穿其中，在道德教育時強調以實踐為導向，讓王陽明哲學為鄉村教育振興提供不竭的思想動力。

《大學》提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庇纱丝芍?，修、齊、治、平都不能離開心正，心正所涉及的道德教育與實踐教育不能割裂，需達到“知行合一”。鄉村教育可以大致將分為對學生的教育、對村民的教育、對外來人口的教育，如何解決鄉村教育中知而不行的純理論式教育、行而不知的任務式教育，還需結合鄉村教育的實際、當地的實際情況來深挖陽明思想的可行價值。如對學生的教育中可加大地方性教材的研發，讓學生在課堂中得到美的感受后去結合實地鍛煉技能，在現實感受中進行道德熏陶；針對部分村民中存在的知文明而不文明、需勞動而不愿勞動等可能出現的情況，可以安排合適的志愿者活動搭建村民宣講平臺，讓其從被動的學習者變為主動的教育者；對因各種原因到農村參加建設的外來人口要加大價值認同教育，強化道德實踐。

四、結語

在“鄉村振興”建設中，王陽明哲學可以煥發出強大的精神動力，具體表現在完善基層治理、促進共同富裕和鄉村教育振興三個方面：就基層治理而言，王陽明曾在治理南贛時制定了《十家牌法》，后來進而發布了《南贛鄉約》，為鄉村社會的治理、良好鄉風的形成做出了貢獻，可以為今天的鄉村治理提供經驗。就共同富裕而言，王陽明在與顧東橋書信往來時提出了“拔本塞源之論”，其中包含“萬物一體”思想，主張萬物本為一體，世間的各種紛爭都源于將自身與他人割裂開來，故而人和人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也因意識到本身的統一性，應該互扶互助，一起走向富裕。就鄉村教育而言，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知”可以和“道德教育”相聯系，“行”可以和“實踐教育”相聯系，兩者相互結合、內在統一，共同助力鄉村人才的培養，助力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