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與中國的話語回應

任云仙，謝雨婷

（南昌航空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南昌 330063）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成功，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以來，國外對中國共產黨的關注越來越多，在歐美各國出現了中國共產黨研究熱潮。在中國影響力日趨增強的今天，我們必須高度關注國外的學術研究，有針對性地構建對外傳播話語體系，從而增強中國的國際話語權。目前學界關于國外中對國共產黨研究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某一年、某一方面抑或黨史[1-3]，缺乏從長時段視角進行研究。鑒于此，筆者從國外對中國共產黨研究的發展歷史角度進行考查，分析其變化趨勢，并提出中國對外話語回應的策略。

1 國外對中國共產黨研究的興起與發展

國外對中國共產黨的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革命年代。土地革命時期，國外記者、學者就對中國蘇維埃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給予了較多關注，希望揭開中國共產黨的面紗。隨著蘇維埃革命的興起，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及其治理下的蘇區，在海外成了“種種最離奇的神話”[4]。隨著中國共產黨贏得革命勝利并建立了新中國，歐美各國出于戰略需要，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走上了學科化發展道路。

1.1 土地革命戰爭之后對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報道

紅軍長征之后，德國記者愛伯夏（M.Simon Eberhard）進入江西考察，撰寫了《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這是國外較早的中國革命的作品。之后美國著名記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進入陜甘寧邊區采訪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領導人，整理出版了《西行漫記》，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轟動。再后來，尼姆·韋爾斯（Nyu Wales）的《紅色中國內幕》、哈里森·福爾曼（Harrison Forman）的《北行漫記》、埃文森·卡爾遜（Evans F. Carlson）的《中國的雙星》，繼續向國外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以及陜甘寧根據地的風貌，向世界傳播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形象。這一時期，關注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為記者、攝影家、作家等，其書籍和作品直觀感性地報道中國共產黨領袖、八路軍以及根據地人民的生活，揭示中國共產黨照耀中國的“紅星”形象，解構了被妖魔化、神秘化的革命政黨形象。這一時期國外記者的記錄具有重要價值，為國外中國共產黨研究奠定了基礎。

1.2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中國共產黨研究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國急需一批了解中國問題的專家，中國共產黨自然成為美國“中國學”研究的重要領域。正如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回憶錄所述，1942年6月美國研究中國的機構遠東部門已有“8人從事對華工作”[5]。費正清在1948年出版的《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考查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認為蘇維埃政權雖然采用了蘇俄的形式，但事實上帶有中國色彩。費正清改造西方漢學（Sinology），開創地區研究，更為關注中國的現實問題，側重于考查中國社會的變化和發展趨勢，代表了美國研究中國共產黨的趨勢。

1.3 新中國成立以來到改革開放前的國外研究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國外“中國學”（Chinese Studies）研究興起，國外學術界不斷思索中國共產黨勝利的原因，涌現了大量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國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呈現出了關注現實和從黨史中尋求中國共產黨建設規律的路向。20世紀50年代，緣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中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及其思想便成了國外學者研究的中心問題。他們從不同角度解讀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英美的毛澤東研究進入了“發展的10年”[6]。在美國，除了耶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外，匹茨堡大學、密執安大學、普利斯敦大學等學校增設了有關中國研究的機構。這一時期國外學者試圖從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入手解讀中國共產黨組織制度、政治理念以及未來發展等。圖爾特·R·施拉姆（Stuart Reynolds Schram）、本杰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等人，結合毛澤東的思想變化研究中國革命歷史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治走向。

1.4 改革開放到新時代之前的國外研究

改革開放以后，國外掀起了一個中國共產黨研究新高潮。伴隨著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學術交流的便利，很多國外學者有機會進入中國調研，這些因素促進了國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國外學術界把研究重點轉向了鄧小平和中國的改革開放。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領導者，鄧小平自然成為國外研究的重點人物之一，在國外出現了鄧小平研究熱[7]，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為傅高義 (Ezra Feivel Vogel ) 的 《鄧小平時代》。這一時期國際上對鄧小平理論的研究從一般性介紹和解釋的初步研究向廣泛深入的研究方向發展，并圍繞鄧小平理論的思想來源、基本屬性、歷史地位等重大問題展開了積極的學術探討[8]。此外，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受到了國外學者的關注。如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的《北京共識》、馬丁·雅克 ( Martin Jacques)的《當中國統治世界》等書，高度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中的作用。

總體來看，國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范式，研究者遍布世界各地。國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表現出聚焦中國現實的特點。他們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黨內制度、文化等多角度進行研究，旨在深入解讀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結構以及預測未來發展趨勢，以服務于其國家戰略的制定。

2 新時代以來國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新趨勢

自從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和國際的表現引起了國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國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呈現出新高潮，既有肯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崛起論，也有充滿敵意的中國崩潰論和威脅論?？傮w來看，國外研究者更為關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走向、發展道路以及國家治理實踐。

2.1 高度關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

隨著中國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和影響力的迅速提升，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會議、政策走向等都成為國際研究者關注的焦點。2022年召開的黨的二十大不僅是中國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各國的關注重點。筆者使用Factiva數據庫以“黨的二十大”（20th Party Congress）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檢索時間為召開會議前后的15天（即2022年10月11日至2022年10月25日），檢索內容為與黨的二十大相關的新聞和評論。通過檢索結果對比發現，黨的二十大召開前15天有效相關新聞及評論為275篇，會議期間相關新聞和評論數量激增至788篇，其中高頻詞匯涉及party congress、central committee、new politburo、common prosperity、powerful leader、leadership reshuffle等。通過對國際社會關于黨的二十大新聞及其評論分析可知，國際社會非常關注黨的二十大之后中國領導層、社會經濟、政治、外交的發展方向，具體表現為對中國式現代化理念的詮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發展方向的規劃、中國共產黨對外政策以及中國對全球格局的影響等方面。綜觀國際社會對黨的二十大的報道，以客觀中立為主基調，但仍有一些帶有敵視、偏見的報道和評論。

2.2 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評價

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建構和意識形態引領一直是國外研究的熱點問題。國外學者多從領導人思想和黨的內部管理制度兩個維度展開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荷蘭萊頓大學Frank N. Pieke認為習近平總書記致力于民族復興、反腐運動以及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目前正在努力重新定義自己，不僅是中國的執政黨，而且是全球的重要政治力量[9]。英國學者Kerry Brown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的反腐承擔了巨大的政治功能，將儒家傳統文化和共產主義相結合，通過激勵、懲罰和制度來管理官員[10]。加拿大學者Ashley Esarey討論了中國共產黨干部行政能力的新發展，認為中國地方官員為了維護社會發展，利用微博網站（微博）來提升影響公民和進行快速信息管理的能力[11]。美國共產黨秘書長克里斯托弗·赫拉利（Christopher Helali）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解讀，給予了高度肯定[2]。著名英國學者、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表示，在當今世界各主要國家中，很難再找到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這么成功的政黨[12]。

2.3 對中國的影響力的評價

中國政府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全球事務，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美國共產黨原主席John Bachtell撰文指出，中國的發展對全球經濟、國際關系和社會主義的未來產生了巨大影響[13]。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非常駐研究員Jonas Parello-Plesner認為中國用傳統文化軟實力（Soft Power）推進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14]。菲律賓《馬尼拉公報》新聞主編伊莎貝爾·德萊昂認為中國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發展模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令人驚嘆[15]。巴西國際關系中心高級研究員塔蒂亞娜·羅西托（Tatiana Rosito）認為：“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過去20年的世界?！盵16]除了肯定中國發展取得的成就之外，有些學者也對中國充滿了誤解。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學者則用“銳實力”（Sharp Power）一詞來分析中國在波蘭、拉美、非洲的影響力，其研究充滿冷戰思維[17]。

國外學者逐漸意識到，讀懂現今的中國就必須讀懂中國共產黨，他們試圖通過研究中國共產黨探尋中國革命成功和改革發展奇跡背后的密碼。這些學者的研究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實用性和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所在國家的對華戰略制定。

3 中國的話語回應

國外對中國的研究經歷了從漢學（Sinology）到中國學（China Studies）的轉變，從最初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關注，轉向對中國共產黨重大問題的關注和未來走向的預測，此種趨勢隨著中國的崛起進一步加強。國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是國外中國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研究的本質是認識把握中國共產黨成長壯大和領導執政的規律。我們必須全面審視國外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研究，才能有針對性地構建中國的對外傳播策略，從而增強中國的國際話語權。

3.1 高度重視國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

國外學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形象，是我們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這關系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以及國外戰略制定。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共產黨，既有客觀的評價，也有文化誤讀。因此，我們應該對國外研究進行批判性閱讀。國外的研究讓我們以他者文明為鏡審視自己，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發現自己的優勢和短板。除了接受正確的、客觀的評價之外，我們還應高度重視國外研究中的負面評價。只有準確把握國外的研究，才能掌握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塑造的話語權及主動權，有針對性建構中國話語體系。

3.2 加強中外學術交流，建立中國學術界走出國門的長效機制

講好中國故事需要深厚的學術底蘊和學術支持。我們應加強中外學術交流，建立中國學術走出國門的長效機制。多領域多方式講述中國故事，需要高校和研究機構發揮作用和優勢，加強國際學術交流，通過論壇、訪學、會議等形式及時了解國外的研究動態。我國應以中國學術“走出去”為戰略選擇，加大國際學術交流力度，努力擴大中國特色理論學術對外影響力和話語權[18]。學術界、出版界和新聞傳播界要協同合作，形成能夠具有中國問題意識的學術語言，講好中國共產黨帶領國家發展的故事，讓中國思想、中國理論和中國歷史文化更好地被世界理解。

3.3 建構中國特色國際話語傳播體系

中國對外傳播應該根據國外研究的特點，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區受眾的關注點進行。由于文化差異，國外學者存在對中國共產黨誤讀的現象，我們應該根據他們文化誤讀的根源，進行有針對性的回應。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國際傳播工作。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盵19]我們應根據國外研究和輿情選擇素材，有針對性地進行傳播。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我們必須立足中國實際，植根于優秀的中華民族歷史文明，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相結合，構建完整的中國特色國際話語傳播體系。

3.4 強化國際傳播中的話語主動權

拓寬話語表達渠道，暢通路徑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積極主動地將中國共產黨形象轉“他塑”為“自塑”。我們應該采用多平臺、多形式，有針對性地構建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強化中國的敘事能力，掌握話語主動權。新時代，我們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20]，“要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21]。2013年10月，中國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截至2019年4月，成員總數達97個，成為成員數僅次于世界銀行的全球第二大多邊開發機構，提升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因此，我們在進行外交、經貿、文化等活動時，應立足中國本土，以生動形象的素材，對外講述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發展的生動故事。

4 結語

對于新時代的中國而言，國際形象塑造是中國對外傳播應有之義，特別是在美國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中美關系日趨緊張的情形下，這個任務更加艱巨[22]。國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思想話語和認識維度，有助于我們突破自身的視域盲點，深化我們對世情黨情國情的認識。我們應該針對國外的研究，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從理論上建立中國特色的共產黨研究理論框架和話語體系，提升我們的國際話語權，為構建中國共產黨的良好國際形象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