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歷史·世界:解讀徐則臣《北上》的三個維度*

張景蘭,唐書晴

(江蘇海洋大學 文法學院,江蘇 連云港 222005)

1990年代初,一大批懷著夢想來到北京等大都市尋求發展的人們,在追求與奮斗的道路上深切體驗到了個體生命與社會關系的緊張,都市生活中日趨加劇的壓力使他們的生活充斥著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出生于江蘇東?？h、后輾轉來到北京的“70后”作家徐則臣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小說創作成為他探索人生疑惑的方式和尋找精神家園的路徑。他在《北上》扉頁引用了拉美小說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的一句話:“過去的時光仍持續在今日的時光內部滴答作響?！逼鋵?今天的疑惑或許也能在過去找到答案。于是,在為京杭大運河“作傳”的長篇小說《北上》中,徐則臣不僅在宏大的時空架構中敘述有關運河與民族國家的榮辱興衰史,而且融入了自己對人生與社會關系的深入思考。小說塑造了幾代運河兒女的形象,將個體命運置于時代大動蕩、大變革的背景下,通過與運河息息相關的人物百年間的命運遭遇來展示不同時代的人生困境,揭示了在巨大的社會變遷中個體的命運沉浮與艱難抉擇。小說以跨越百年的歷史視野,從縱向的敘事維度表現了在戰爭殺戮中的人性覺醒、政治動蕩中的精神創傷和經濟騰飛中的精神失落與追尋,于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展示了個體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同時,《北上》以運河文化為空間載體,以別具一格的“他者”視角來講述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百年史,濃縮了近現代中西文化碰撞與交流的歷史過程,以開放包容的世界視野對本民族歷史文化進行辯證理性的審視,其中既反映出作家從新的時代高度重述歷史時所表現出的民族自省與自信,也包含了其對全球化進程中深度交融又緊張沖突的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復雜問題的思考與回應。

一、社會困境與個體追求

20世紀初的中國處于飽受屈辱又被迫接受西方現代性的轉型階段,列強入侵,社會動蕩,內憂外患,大廈將傾。在這樣的社會困境里,涌現了大批具有強烈危機意識和革新意識的進步知識分子,探索著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徑,他們對自我價值的追求既體現了傳統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與上下求索,又受到西方現代思想的影響而敢于“出走”和行動。

《北上》歷史敘事部分的重要人物謝平遙就是處在光緒年間歷史巨變時期的進步知識分子。謝平遙原在位于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下屬翻譯館做英語翻譯,但他并不滿足于這份薪俸不錯的工作,而是選擇在一次次的“出走”中尋求報國門路。他時刻關心政局,把人生意義的追求完全投入“救亡圖存”的民族大義中,并且他對“干點實事”的想法有著近乎執拗的頑強。他先是主動要求調至位于淮安的漕運總督府,在運河邊周旋于負責漕運的長官與洋人之間,借此替卑微懦弱的中國官員暫時挺直腰板,為中國船只爭取一點利益;后被“發配”到造船廠,服務于所謂的“外國專家”,工作帶有幾分“討好”性質,而這種有損民族氣節的工作讓謝平遙日漸失望與無奈。在那個內憂外患的社會里,“干點實事”難于上青天,荒涼的淪陷感如野草一樣在他內心瘋長。當義和團的紅衣黃衫飄滿北中國時,翻譯館同事李贊奇的電報為如坐針氈的謝平遙指點了迷津:“待不住別硬待,該動就動起來?！盵1]13“干點實事”的想法再次被點燃,他決定接替受傷的李贊奇去陪伴來中國旅行的意大利青年小波羅(保羅·迪馬克)考察京杭大運河,去尋找更加廣闊的新生活,也從另一種意義上實現“去京城見證一個偉大時代的到來”的心愿。謝平遙為實現報國之志幾次“出走”,體現出時代變局中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與價值追求,即“對于所屬時代的走向有一種預見能力”[1]37,敢于走出舊環境,探索新生活。然而,在晚清社會困局中,中華民族變革圖強的道路艱難曲折,謝平遙的人生追求自然也不順利,他沒有感受到新生活帶來的生機,反而被舊步調羈絆著通往新世界的步伐,理想與激情在日日無奈中逐漸凋落。在陪同小波羅北上的路途中,謝平遙看到的是政局的動蕩和詭譎、民眾的苦難與蒙昧,“干點實事”的想法在一路的焦慮與困惑里慢慢消解了。如同魯迅筆下的呂緯甫、魏連殳一樣,謝平遙是風雨飄搖的晚清社會里壯志未酬的求索者,而他由青年時期的熱情和憤怒到中年時期失落和彷徨的心態轉變,反映出那一代進步知識分子典型的心理路程。謝平遙特別喜愛龔自珍的詩句:“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誰分蒼涼歸棹后,萬千哀樂集今朝?！盵1]55他從龔詩中獲得深深的內心共鳴,其中所表達的失意與焦慮也是20世紀初率先放眼世界的先進知識分子共同面臨的心理癥候,謝平遙們成為殖民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雙重陰影下培育出來的“社會焦慮癥患者”——他們既受到西方先進思想的吸引,又難以擺脫封建思想的強大慣性,成為兩種文化系統強烈沖突的承受者。

跨越百年之后,運河船民邵秉義一家也是“社會焦慮癥患者”,雖然時代不同,但邵家也面臨著與時代巨變相伴而來的現實困境。改革開放帶來科技的進步,各行各業都在求新求變求快,傳統的船運顯得笨重緩慢,難以滿足市場需求,汽車、火車、飛機等新的運輸方式快速發展,逐漸成為貨物運輸的優先選擇,船運面臨著邊緣化乃至消亡的困境,這也就意味著大批船運從業者將陷入失業的慘境,邵秉義一家就是其中的縮影。同時,現代工業的快速發展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運河斷流、河域污染等現象愈發嚴重,又從另一個方面加速了河道運輸的隕落。徐則臣當然注意到這一社會問題,他以邵家的船民命運來映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在21世紀初的中國,運河的黃金時代悄然湮滅了,世代跑船的邵家只剩邵秉義一人堅守船民生活,出生和成長在船上的兒子邵星池則有一種強烈的焦慮感,他對父親說:“河床在漲,河面在落,我們的船只能越來越小。一看到岸上的汽車火車越跑越快,我就有種被世界遺棄的感覺?！盵1]93在舉行了一場船民的婚禮——父親最后的心愿——之后,邵星池不顧父親的堅決反對,毅然從船上“出走”,放棄家族傳統,上岸安家,他要跟上時代的發展,尋找與當下社會相契合的生活方式,扭轉陷入困境的船民身份,實現發家興業的愿望。然而,與謝平遙相似的是,邵星池也未能打破早已融于骨血中的慣性思維,他執拗地想要賣掉“天星號”輪船,上岸開辦修船廠,為此典當了凝聚邵家百年歷史與信仰的意大利羅盤。但問題是他的創業方向依然是與運河相關的產業,既然船運已經衰落,那又有多少需要修理的船只來光顧他的修船廠呢?不出所料,修船廠生意冷清,邵星池的“出走”以失敗告終。生活在社會發生深刻裂變的時代,邵星池毫無準備地被卷進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沖突中,為了生存與發展,他在這巨大張力的沖擊下做出了“出走”即拋棄過去傳統生活方式的抉擇,但幾經掙扎、努力,還是歸于失敗,幾乎陷入窮途末路的危機,而父親邵秉義雖然頑強堅毅地守護著延續幾代的船民生活傳統,在反對兒子上岸的同時卻也無力面對殘酷的現實困境,連他潮濕的骨縫中都流露出心酸無奈。邵氏父子的命運正是這個時代巨變中許許多多普通人命運的寫照。徐則臣作為當今社會快速發展的在場者和書寫者,沒有以進步主義的宏大敘事去高唱時代贊歌,而是關注時代變革中普通人的生存境遇與精神面貌,正視社會轉型過程中伴隨而來的人與社會的緊張關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社會不同時期的社會問題與個體生存的艱難,表現了大時代背景下渺小個體的追求與迷惘。

《北上》選取了兩個相隔百年、發生了天翻地覆變化的不同時代為背景,但在敘寫運河兒女的生活命運方面又都著力展示了他們所面臨的時代巨變和社會困境。無論是謝平遙生活的20世紀初,還是邵星池生活的21世紀初,都是中國社會經歷巨大變動和快速轉型的歷史時期,政治的巨大危機與經濟的快速發展帶給謝平遙和邵星池這兩個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個體生命相似的困境。謝平遙與邵星池都是在憂慮、迷惘甚至虛無中艱難生存、尋找出路的普通人,實際上,當生存成為難題,實現自我價值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此時精神上的價值追求讓位于現實的生存需求,以往對價值追求的堅決性和意志力逐漸消退。陪伴小波羅北上的任務結束后,謝平遙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士人追隨康梁變法的余緒,擁護革命黨、反對袁世凱,半生投身于報國事業,卻始終壯志難酬,郁郁不得志。最終,謝平遙或為保全性命或因心灰意冷,放棄了理想抱負,回到清江浦度過余生。當運河成為夕陽產業,與之相關的產業鏈嚴重受挫,邵星池的修船廠也不例外。慘淡的業務不僅無法為邵星池帶來盈利收入,也擊碎了他追求新生活的理想,甚至令他陷入更加艱難的生存困境,只得重返運河尋找生活的新可能。這兩個時代的不同個體雖然能夠以理性、清醒的眼光看待社會的變化,并通過走出原地的方式應對困境,但又都為了生存不得不臣服于現實環境,向融于肌體中老舊的文化慣性折腰屈服,陷入艱難“出走”而被迫“回歸”的命運循環。

當然,二者身份不同,時代迥異,面臨的具體困境自然不同。謝平遙所處的年代,中國封建社會被堅船利炮轟開,西方現代性強勢襲卷中華大地,洋務運動、變法維新等老樹結新芽的嘗試屢屢碰壁,社會秩序混亂,家國命運無常,謝平遙一生的漂浮與追求自然受制于此。經過百年的曲折前行和現代化歷程,21世紀初的邵星池面臨的是家族傳統和自我發展如何趕上快速變化的時代步伐,深陷于個人家族傳承與社會時代發展的矛盾中。因此,謝平遙與邵星池的“出走”雖然都具有一種時不我待的焦慮感,但謝平遙終究沒有實現“去京城見證一個偉大時代的到來”的愿望,而邵星池最后還是贖回了祖傳的羅盤,預示著邵星池船民身份的回歸。

二、社會變遷與歷史溯源

中國自進入近代以來,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中國“于是走上了由被動到主動、由局部到整體、由表面向深層的漸變之路”[2],這種變化并非斷崖式轉變,而是以一種“新陳代謝”的方式逐漸完成轉型。如今的中國仍處在一個“變”的時代,如何對待舊傳統與新文化的問題成為持續的熱點,而如何在新舊交替中不迷失個體與民族的自我也成為新的時代課題。徐則臣的《北上》在回望中華民族百年以來艱難轉型與變遷史的基礎上,也對“變”與“應變”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小說在敘述故事和塑造人物中突出了在百年社會變遷中的家族命運與精神情感的歷史傳承,探尋人物家族與自我的根脈與來路。相應地,徐則臣以不同以往的敘事視角重述了這段歷史,對于宏大遙闊的歷史畫面,他并沒有正面展開敘述,而是選擇以小見大的敘事方式,通過個人生活中的瑣碎細節來展現歷史浪潮帶來的跌宕起伏。如此一來,小說淡化了時代變遷中的政治色彩,體現了“70后”一代作家消解宏大敘事、突出個體生命的創作傾向。

1900年前后,中國進入百年激蕩期,維新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接連發生,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社會陷入動蕩混亂之中,百姓深受多種災難,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小說《北上》中寫到:謝平遙一生受維新變法影響,為了報國的志向而北上,又為了避險逃命而南下;老陳一家受雇于小波羅而駕駛屋船北上,卻因害怕在義和拳手下失了性命,中途撂下眾人不辭而別,折返南逃;供職于邵伯閘的覃海,為人正直且愛指摘時弊,因暗中委派漕船護送數名康黨至杭州而被下了大獄;山東孫家澆旱地時,與鄰居趙滿桌家發生爭執,因德國傳教士的介入而被斗得家破人亡,這才有了孫過程兄弟投奔義和拳;天津風起淀居民為躲避義和拳皆閉戶上鎖,楊柳青年畫世家秦家生意興隆,因收洋人馬福德作徒弟而遭到競爭對手袁家告密,被“扶清滅洋”的拳民投入火海,老秦夫婦雙雙殞命,秦家獨生女秦如玉與洋人小伙馬福德一起逃離家園……徐則臣著力描述了這類相對于重大歷史事件而言似乎無足輕重的普通人的命運片段,展現了當時社會局勢的混亂和個體命運的無常。另一方面,《北上》作者又通過“強勁的虛構”表明:對于謝平遙、秦如玉等人而言,社會動亂導致其流離轉徙,但只要生活在運河河畔,對故鄉與家族的情感就有所寄托,生命就有了落根之處。與宏大事件相比,這些微小的個人生活印記同樣具有與京杭大運河息息相關的民族史意義。

《北上》敘述了與大運河相關聯的五個家族在百年歷史中的滄桑變遷,敘事重點聚焦社會動蕩的20世紀初與和平繁榮的21世紀初,其中也穿插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動蕩中運河子孫在歷史曲折進程中所遭受的生活磨難與精神創傷,揭示出幾十年前那段非理性政治的危害性。在追溯大學教師孫晏臨的家族史時,提到孫家和攝影的世代淵源。當年孫過程獲得小波羅的照相機,孫晏臨的小祖父孫立心受父親的啟蒙,愛上攝影。孫立心有兩位喜歡畫人體肖像的畫家朋友,因模特資源奇缺而決定互畫,但他們是一男一女,不能面對面畫,而只能對著照片畫,于是他們請求孫立心幫忙拍一些裸體藝術照,以供他們習畫使用。這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與道德風氣下是絕對不被允許的。但在創作欲望的強烈驅使下,孫立心仍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果不其然,他們的藝術創作遭到強烈的批判:“畫女人裸體,乃是地地道道的流氓行為;給裸體女人戴上印有五星紅旗的面具,又是什么意思?表達政治上的不滿還是某種隱喻?”[1]180最終,孫立心和男畫家二人以流氓罪被捕入獄。孫立心一生的前途命運就在特殊的社會浪潮中葬送了,從此以后他再也不碰相機,孤身一人抑郁終老。周海闊的祖父在同一時期也遭遇了相似的迫害,在那個非理性的年代里,教授意大利語的祖父一夜之間成為“反動學術權威”,沒日沒夜地被拉出去批斗,苦不堪言,痛不欲生。當時的主流話語是禁欲與斗爭,個人的生命只能被裹挾在社會風潮中飄蕩。然而,周海闊祖父在個人興趣與家族傳承的影響下成為一名外語教授,孫立心毅然決然地選擇追求藝術創作,這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人生選擇,使得作品在動蕩曲折的歷史敘事中閃耀著堅守自我意志與文化傳承的精神底色。令人痛惜的是,也正是由于對自我與文化的堅守,孫立心被迫放棄了攝影事業,周海闊祖父痛失家傳之物(意大利記事本),承載歷史文化、見證家族命運的物件毀于那動蕩的年代,造成了自我精神與家族(民族)文化的斷裂。

為了實現自我與家族(民族)溯源的敘事目的,徐則臣別具匠心地為小說設置了一個圓形結構,借助相機、羅盤、記事本等老物件使原本風云流散的人們因運河的感召在21世紀再次重逢,續寫前輩遺留的緣分。21世紀的中國早已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高歌猛進,運河子孫生活在和平繁榮的社會環境里,經歷著各自的人生軌跡。謝平遙的后代謝望和繼承了其先祖知識分子的衣缽,成為電視節目制作人,在其創作的《大河譚》系列節目中突出表現大運河的歷史文化底蘊;孫過程的后代孫晏臨是大學教師兼攝影家,她用相機來記錄運河的歷史瞬間,她的“時光與運河”攝影系列作品以運河本身及運河流域的風土人情展現這一文化空間的強韌生命力;出生于意大利語世家的周海闊是周義彥的后代,他經營著坐落在運河沿岸的“小博物館”連鎖客棧,客棧收藏了許多參與當地歷史發展、日常生活和精神構建的特色老物件,意圖用文物拼貼出運河城市的歷史足跡;獲得意大利羅盤的邵常來從廚子轉為船民,羅盤就流傳給一代又一代邵家子孫,盡管第四代邵星池曾一度放棄船民生活方式轉而上岸發展,最終依然選擇回歸運河和船運。此外,馬福德的后代馬思藝一生居住在運河沿岸,年老后堅持改回寓意特殊的原名“馬思意”,是對其意大利祖父的思念與追溯,其子胡念之成為與歷史、古文物打交道的考古學家,受命處理運河沉船的考古工作。機緣之下,這些百年前祖先結下緣分的運河子孫在小博物館客棧相遇,展開了一場關于自我來路的浪漫家族史探源。謝平遙、孫過程、周義彥、邵常來等家族祖先仿佛穿越時空,在后輩的日常生活中再次鮮活起來,而他們的傳奇與情誼又在年輕人身上得到了接續,又一次形成了聯系緊密的情感共同體。

然而,《北上》并非以簡單的“大團圓”作為百年故事的結局,而是以質地細密的文字反映了在經濟文化飛速發展的當下,運河子孫遭遇的不同形態的煩惱和困境,事業、家庭、生存、發展等暗流涌動的壓力成為新一代年輕人面臨的人生問題:孫晏臨因父母催婚而離群索居,周海闊、邵星池為事業苦惱,謝望和與胡念之深受家族歷史的困擾……這些都體現出徐則臣始終著眼大時代中的個體存在的創作態度。如果說孫晏臨面臨的煩惱是傳統觀念與個性自由的矛盾、邵星池面臨的是產業轉型與家族傳承的矛盾,那么胡念之、謝望和對自我來路和家族史的困惑則屬于當代人精神世界的迷惘與探尋。徐則臣應對這種情況的方式是進入歷史,追溯歷史往往成為人物尋求精神支點與歸宿的路徑。當謝望和因電視臺的領導認為斷流的大運河沒有可挖掘的商業價值而中斷紀錄片《大河譚》的拍攝后,他毅然決然地選擇辭職單干,重回運河畔的故鄉,最終完成了運河系列紀錄片,也完成了父親的夙愿——回鄉祭祖尋親。在淮安老家,謝望和見到了與父親一生不和的伯伯,了解到厚重的家族歷史和苦澀的父輩恩怨,也幫助伯伯與獨在異鄉的父親謝仰山消除誤解,重歸于好,謝望和也因此厘清了家族譜系,領悟到自我內心對大運河的奇妙歸屬感。胡念之困惑半輩子的身世問題隨母親的離世而成為他人生中最大的疑團,而當他在那封丟失已久的意大利家書中看到太姥爺馬福德的名字時,忽然間解開了封閉自己一生的精神牢籠,明白自己的長相成為家族例外的原因。在復雜多變的當今社會里,落地生根的踏實感成為當代人普遍的心理缺失,小說在反映社會變遷史時,也通過家族史的尋回來使人物進行自我溯源,尋找到內心深處的精神原鄉。

在徐則臣的筆下,從20世紀初北上的先輩,到21世紀南下的后輩,這些運河兒女盡管隨著社會變遷而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命運,卻始終和大運河息息相關,即使是謝平遙的后代事業發展到了北京,馬福德的后代竭力隱藏其意大利血緣的身世,但最終依然在冥冥之中回歸到了運河的精神家族中:謝望和在電視臺工作計劃受挫后獨立完成《大河譚》,并找到了自我與家族血脈的源頭;胡念之在嚴守家族秘密的母親去世后,借助一封家書解開了心中纏繞已久的死結。小說描述的這兩個人物的精神履歷也折射出當代中國人內心向精神原鄉皈依的渴求,他們身上流淌著運河兒女世代培植出來的文化基因,而重回大運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代國人的尋根之旅與文化返途之旅”[3],這或許也是大運河申遺成功的意義之一。就如同“最后一位船民”邵秉義最初對兒子上岸決定的反對、對船民婚俗的堅持、對代表家族信仰的羅盤的珍惜,這不僅是一種傳承家族歷史文化的表現,更蘊含著當代人的集體情感需求、歷史符號隱喻及認清自我來路的深意。

三、世界視野與民族認同

在兩次鴉片戰爭及辛丑事變后,中國被迫卷入全球化,貧瘠而富饒、落后又智慧的古老中國顯露在世界目光下。正是基于這樣的事實與認識,徐則臣在《北上》的歷史書寫中別有新意地塑造了意大利人迪馬克兄弟這組“他者”形象,在“他者”的歷史敘事中體現出作家放眼世界的歷史理性與時代高度,使“北上”與“南下”的故事在中外兩種聲音里緩緩道來,展現不同國度的人們圍繞大運河來尋求精神家園的過程,同時又從差異性目光中展示古老落后而又富饒智慧的傳統中國,在民族危機的大背景下傳達出民族自省與民族認同,體現了一種世界主義的價值觀。所謂“世界主義”,它“堅持的是亦此亦彼的原則。陌生者不是被作為威脅、分裂、顛覆的力量被排斥,而是作為補充和豐富的因素被正面評價”[4]18。然而晚清以降,西方列強恰恰是以“威脅、分裂、顛覆的力量”強行打開封閉的中國?？杀氖?只曉“天下”而不知“世界”的國人在經歷了無數屈辱與傷痛后才逐漸醒來,艱難蛻變。當代作家在書寫這段歷史時,大多數著眼于國族內部視角的表達,從受害者的角度控訴侵略者的罪行。徐則臣則獨辟蹊徑,他運用中西方雙重敘事視角,不僅書寫本土文化遭受的沖擊,也展現了國民對外來文化的接受過程;不但聲討西方列強發動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還表現戰爭雙方的生命個體反對暴力、渴望和平的共同心愿?？梢哉f,《北上》在對近代中國屈辱歷史的敘述中包含了全新的思考,試圖從恐怖、戰亂、血淚中挖掘出作為共同體的人類最本質的情感,“達到人類認識自我、表現自我的目的”[5],表達了從文化沖突走向文化融合的人類共同體意識和世界愿景。而徐則臣對人類共同體意識的表達,實際上是對全球化發展帶來諸多紛爭、沖突的當下問題的回應,體現了“世界主義”所倡導的和平友善、平等包容的全球秩序和價值理想。

《北上》通過意大利人小波羅等外來視角與謝平遙等本土視角的交互與對話,展現出不同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和激烈碰撞。富有意味的是,在小波羅兄弟等“他者”敘事中雖然偶有優越感溢出,但他們對華夏文明的態度主要以欣賞和接受為主,毫不吝嗇地贊美中國:運河流域的自然景物與人文景觀展現出詩意的別樣中國,邵伯閘的精密構造蘊含中華民族的古老智慧,楊柳青年畫承載著運河沿岸獨特的民俗文化審美趣味……而作為民族“自我”的晚清中國國民,對西方文化卻表現出強烈的恐懼與排斥。小說中這樣敘寫:小波羅來到中國后穿上長袍馬褂,頭上續了根假辮子,愛吃辣椒、愛喝茶葉,以主動融入的姿態在中國游走。然而,當小波羅提出為運河邊的中國百姓在油菜花地拍照時,圍觀的“看客”都因恐懼而拒絕,只有一個死囚在官員的強迫下冒著將死的決絕做了嘗試。大清帝國的長期封鎖導致國民精神封閉愚昧,百姓對外國人的認知僅停留在民間文化的想象里,甚至流傳“洋教士會挖掉小孩和婦女的眼睛、心肝用來做藥引”之類的謠言。在這樣的臆想中,相機被神秘化為能攝人心魄的武器,小波羅的熱情邀請幾乎未得到回應,其原因便有跡可循了。小波羅與中國民眾面對陌生事物的不同反應展現出當時的中國和現代文明的嚴重脫節。

不過,在徐則臣筆下,這隔絕中西雙方的文化壁壘并非無法打破。小說的歷史敘事以小波羅來中國“考察運河文化”并尋找弟弟馬福德為線索,這使得以小波羅的眼光和行蹤帶有文化交流的性質。雖然北上同行的中國成員大多是船夫、挑夫、廚子等底層百姓,他們和那些認為相機會攝人魂魄的“看客”一樣處于封閉蒙昧的精神狀態,但徐則臣卻著力刻畫了一個同時擁有中西方思想文化視野的核心人物——謝平遙,他在中西兩方起到文化溝通的作用,成為兩種社會文化的人形通道,使得中國和世界有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此外,跨文化對話的完成還需要特殊的空間為媒介,《馬可·波羅游記》中提到的京杭大運河——是民眾賴以生存的大河,也是滿足外國人浪漫幻想的神奇大河——正是最好的選擇,大運河作為別有深意的空間意象,成為聯結中西文化的紐帶,如此一來,1901年小波羅沿運河北上的過程也就具有了西方文化在中國傳播、碰撞和接受過程的意味。小說中寫到:小波羅因義和拳民的“報仇”行動而腹部受重傷后只能臥在船上,一天二十四小時跟運河平行著躺在一起,“白天聽它濤聲四起,夜晚聽它睡夢悠長”,此時的他切身感受到運河沉郁澎湃的生命力,也領悟到崇尚自然的中國傳統生命哲學。當小波羅彌留之際,他特意將隨身攜帶的相機、羅盤、記事本等貴重物品贈與大家,還向謝平遙提出“請將我葬在通州的運河邊上”,得到首肯后用盡最后的力氣握住謝平遙的手,動情地稱呼他為“兄弟”。北上的中國同伴也在謝平遙架起的溝通橋梁上逐漸消除了對小波羅的偏見,從內心接受了這個單純熱情的外國小伙。當小波羅生病時,他們真心實意為他祈福;當小波羅垂死時,他們流下不舍的淚水。小說要表達的是,盡管中西文化存在隔閡乃至沖突,但基本人性是相通的,在觸及日常的生命情感時,人與人之間可以不分種族和國家,作為平等鮮活的人而產生情感的共鳴與文化的溝通?？梢钥闯?徐則臣試圖在民族危難的政治背景下把小波羅與侵略者身份隔離開來,構建以運河為紐帶、以謝平遙與小波羅為中心的脫離政治因素與種族偏見的文化交往空間,由此既揭露恃強凌弱的侵略戰爭的罪惡,也反思盲目狹隘的民族主義排外心理,呼喚人類作為共同體平等交往、尊重對話的文化理性?？梢哉f,以小波羅、謝平遙為代表的北上一行人的交往不僅是作者理想的人類社會圖景的縮影,也是世界主義所倡導的人類道德的寫照。

比起小波羅,小說對其弟弟馬福德的人生敘事更具有文化融合的意涵。當馬福德還是費德爾·迪馬克時,馬可·波羅描述的東方古國神秘的京杭大運河就已令他魂牽夢繞。于是,馬福德跟隨意大利軍隊以侵略者的身份來到他朝思暮想的東方神州。在那場血腥的侵略戰爭中,年輕的馬福德看到這樣的場面:尸橫遍野,血流成河,死者不分國籍,躺在同一片土地上,他“明確認識到己方發動戰爭的非正義性,在面對戰爭給兩方造成的生命吞噬時,既震撼也羞愧”[6]。當他愛上善畫楊柳青年畫的中國姑娘秦如玉后,更加渴望脫離戰場。他不顧義和拳民的報復、村民的仇視與秦如玉家人的反對,和如玉相愛、私奔,逃到遠離戰爭中心的運河邊安家,這一對不同國度、不同種族的情侶在互相陪伴的平凡生活里撫平了那些因酷烈戰爭而造成的心靈創傷。漸漸地,馬福德的文化身份發生了新變化,意大利人費德爾·迪馬克終于成為“有點像外國人”的中國人,大運河的浪濤將費德爾·迪馬克浸染為中西文化的統一體:他穿著大襠褲和布鞋,喝燒酒時“吱兒”一杯又一杯;他也身體力行地讓如玉習慣了西方的日常文化,如親吻和擁抱。馬福德身上的文化特質——既保留西方文化特色,又接納中華文化——正是中西文化由沖突到交融的生動體現。21世紀,隨著中國的主動開放與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馬福德秦如玉式的文化結合體更是屢見不鮮。百年后的瑞典青年西蒙·格朗瓦爾同樣娶了中國姑娘,成為一名蘇州女婿,他以拍視頻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古老的“水邊中國”,這與馬福德選擇生活在中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可以說,《北上》圍繞大運河的也是中華民族的百年歷史建構了一個人類社會交流交融的理想圖景:來自意大利的小波羅兄弟和生活在運河邊的中國百姓因運河而相識,因相伴而結緣,甚至侵略國的逃兵愛上了受害國的姑娘,中西不同國度、種族和文明的人們從隔膜偏見到尊重友愛,從敵人、仇人變成兄弟、愛人。這樣的故事情節顯示了作者詮釋那段屈辱歷史的新思維,顯示出“70后”作家的世界眼光和文化理性。21世紀的中國早已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獲得巨大發展,在融入世界進程中取得長足進步,徐則臣用當下的文化心態去反思歷史上的屈辱與蒙昧,并從中捋出一條本民族的“自我認同”與世界眼光相融合的現代化路徑。小波羅與謝平遙的結交、馬福德和秦如玉的結合都是基于個體生命與共通人性的情感關系,是基于平等、尊重、友愛、包容的人類道德的獨立個體,而不是附著于國家、種族、階級等宏大概念的政治符號。徐則臣從人類共同體的價值立場來反觀戰爭和歷史中的個體與人性,讓一群異質文化的人們在一條河上尋找到遠離戰爭和死亡的精神家園,在世界視野中獲得民族認同,傳達了一種帶有烏托邦性質的、未有而應然的人本主義、世界主義的價值理想。

四、結語

徐則臣的《北上》在百年歷史與世界視野的宏大結構框架下,著力描寫了大時代中普通人的境遇與命運,揭示了時代巨變帶給個體的人的生存與精神困境,在敘寫與運河相關的五個家族成員的因緣際會和精神傳承中表達了對家族與民族的歷史探尋與文化尋根情結。與以往的民族歷史敘事不同的是,小說還通過百年前的意大利人小波羅和當今的瑞典青年西蒙等域外視角分別參與兩個時代的敘事,體現出徐則臣以世界視野對民族歷史與文化進行辯證理性審視的意識,使大運河成為一種文化意象和精神家園,傳達了反對野蠻與戰爭、倡導交流與對話的共同體意識和世界主義的人類社會理想。小說將歷史敘事與當下敘事交錯進行,敘事重心在過去,在當下敘事中時時向歷史溯源,但其深層思想內核卻指向當下,折射了當今社會的文化心理問題——浮躁與碎片化的社會需要借助文化尋根來找到精神棲息地,在個體、家族與民族歷史的追尋中獲得自我的精神歸宿,在世界視野中獲得民族認同,以平等交流、包容和平的人類共同體思想來回應全球化進程中的矛盾沖突和人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