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精英“光環”的消解
——現代大學作家筆下的大學教師形象研究

于 萌

（中國民航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266075）

隨著大學教育的發展，民國時期一批有作家背景的知識分子進入大學，創作了一批直接表現大學生活的小說，并以反諷的筆法塑造了大學教師的形象。在他們的作品中，很少從正面褒揚大學教師，如楊振聲《他是一個怪人》、靳以《生存》、許杰《誘惑》等刻畫大學教師安貧樂道、堅守正義的作品數量非常少，大部分作品聚焦負面的大學教師形象，如魯迅、廬隱、陶晶孫、老舍、葉圣陶、沈從文、廢名、靳以、王西彥、陳翔鶴、李青崖、方敬、錢鐘書等一批曾執教大學的作家都從批判的角度塑造過大學教師。

擁有大學教師兼現代作家雙重身份的知識分子，卻對大學教師群體極盡嘲諷之能事，這一現象本身就值得思考。葉圣陶任教武漢大學時，在致友人的信中推心置腹地說：“大學殆是一騙局，師生互騙，學校與社會互騙……弟以作小說人之眼光觀種種現狀，頗得佳趣。若連續任教師三年，當能作一小說，以大學為對象，令教育專家爽然自失也。即弟自己亦騙局中之一員。弟何所知乎?而人以為有所知，同業與我商談，學生就我問業。當斯時也，亦復儼然自以為有所知，正顏莊語，‘像煞有介事’。另一個‘我’在旁，不禁竊笑?！盵1]“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盵2]“一旁竊笑”的“我”是如何表現“正顏莊語”的“我”，以及他們為何以諷刺的筆法批判大學教師群體，這其中又存在哪些特點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負面的刻寫：德才俱失的“大學教師”形象

哲學家費希特認為學者應成為社會的榜樣、真理的獻身者，在一切文化方面都應當比其他階層先進，“代表他的時代可能達到的道德發展的最高水平”[3]。這同樣是社會和民眾對大學教師這批精英知識分子的想象，然而在曾擔任過大學教職的現代作家筆下，我們恰恰看到了一批智識淺陋、道德陵夷、喪失了崇高理想的大學教師形象。

首先，擁有大學執教經歷的現代作家（以下簡稱大學作家）將諷刺的筆觸指向了那些沒有真才實學的大學教員。在他們描繪的大學校園中充斥著學養不足、業務水平低下的濫竽充數者。魯迅是最早描寫大學生活的現代作家之一，他的《高老夫子》《端午節》等小說，對所謂學者名流卻毫無真才實學的現象作了辛辣的嘲諷。高老夫子因為鼓吹國故而登上賢良女校的講壇，實際上卻是個腹內空空、不學無術的投機騙子。王西彥在《獸宴》中生動地塑造了一批大后方的教師，他們水平低下，只把教書當作副業，而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喝酒、唱戲、“吃方條子糕”上。學識不足在一些擁有留洋背景的高級知識分子身上也屢見不鮮。沈從文《道德與智慧》里留學歐美的教授除了懂得“一樣專門學問”[4]，其余什么都不會。靳以在其多部小說中都對此現象做過辛辣的諷刺，如《殘陽》中的文學教授在課堂上連一首完整的雪萊詩都背不下來；《人間人》中的留美教授劉文涵，在牛津旁聽只帶回了兩樣東西——抽煙斗和“牛津音”?！督淌凇分械闹厣m然留過洋，卻沒有下功夫學習，以致上課時在學生的嘲笑中臉色發白如臨大敵，課下也因解答不了學生的種種提問只能滿臉堆笑求學生不要刨根問底。

其次，大學作家筆下的大學教師根本沒有崇高的教育理想和責任意識?！赌寥恕分泻翢o同情心的教育家楊禮彬、《到上海去謀職》中敷衍學生的新教師都是典型的代表。葉圣陶的《席間》通過一場歡送宴，將一群大學教員的丑態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在這批人心中，大學的意義不是為國家造就人才，而是維持教員的生活，他們應對大學欠薪的辦法就是“拿六折的薪水，教六折的功課”，不編講義，糊弄學生，對教育事業極為冷漠。在面對學生“請編點兒講義吧”的請求時，教授子衡居然說：“我是一塊二角半一點鐘，每課不缺席，也就天地良心了，你們還要要求講義么？”學生聽得目瞪口呆。大學教師的師道尊嚴也在對學生的冷酷敷衍中喪失殆盡。

再次，大學作家筆下的大學教授道德淪喪。大學作家刻畫了一批混跡于高等學府中間虛偽庸俗、重利輕義、人性墮落的高級知識分子形象，將他們的偽君子、假道學以及靈魂中的污垢和陰暗面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眼前。靳以《俘》中的教授，勾引女學生明目張膽地談起師生戀。陳翔鶴創作的《傅校長》表面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實際上包養情人，挪用公款?！秶恰分械娜偞髮W模仿西方大學的導師制，卻在一幫道貌岸然的教授手里變成“未結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學生的導師”的制度，西方現代思想在與傳統腐朽勢力的碰撞中被扭曲成別有用心之人欺世盜名的工具。在他們高級學歷和新式思想掩蓋下的是虛偽的靈魂。老舍在《犧牲》中塑造的大學教授毛博士，其人性的病態已經到了讓人不堪卒讀的地步，除了金錢、洋服、女人、結婚、美國電影，對其他都不關心。這批本應是社會最高級道德承載者的人已經極為市儈化，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和前途?！度碎g人》中的教授劉文涵，最上心的事就是校長夫人生日送什么禮，對于全國水災沒有一點同情之心，只是擔憂大水沖毀鐵路，趕不上祝壽。還有一些大學教師以升官發財為最終目的，如李青崖《工具》中參與議員競選的大學校長洪孤博士、《獸宴》中只求升官發財的大學教授華大容等，他們像奸商一樣唯利是圖，將學歷視作資本，一旦有機會就想方設法索取回報。對此靳以犀利地諷刺大學教師“正如同一個善于經營的商人，已經化去了相當的數目，造成了自己的身分，現在是等著利潤的歸返”[5]。

最后，大學作家筆下的大學教師骨子里的虛弱不堪，無法克服生命中的困境，最終妥協以至喪失崇高的理想。廬隱《秦教授的失敗》描寫留洋歸國的秦元素抱著改革社會的夢想擔任大學教授，發表鼓舞人心的演講激勵了一批青年學子站起來反抗父權，但他自己卻在父親的斥責和淚水中不斷妥協，輕易地同意了包辦婚姻。在《病人》中，郝立明是一位曾留學英法的歐洲史研究專家，他認為自己沾染了都市病，希望在鄉下接受療救，于是堅持從上海到內地鄉下教書。但他傲慢、極富優越感又講究生活享受，開始的新奇過了之后，在妻子不滿和孩子生病的情況下，郝教授還是妥協了，從那個叫嚷著知識分子應該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的斗士，變成了一個垂頭喪氣，說著“一切都聽憑她做母親的作主張”[6]的失敗者。沈從文《八駿圖》中以人性的治療者自居的達士先生，最后竟也無法克制被“?！焙汀包S花”吸引的欲望，暫時拋棄了深愛的未婚妻?！秶恰分械姆进櫇u在一群欺世盜名的教授中間，還保有一絲人的尊嚴與良知，他不屑與這群無恥之徒為伍，卻又意志薄弱無力擺脫，最終在一步步的妥協中墜入悲劇的深淵。將大學教師從極富理想到沉淪萎靡的轉變展現得最細致的是葉圣陶《英文教授》。該小說描寫了哈佛大學哲學碩士董無垢，從熱血青年轉變為麻木懦弱的“老鼠”的故事。董無垢剛歸國時，充滿了抱負與希望，處處透露著生命的朝氣，但從他妥協娶了一位毫無活力的女人開始，他骨子里的軟弱開始快速蘇醒，在親眼看到了為革命獻身的烈士們血肉模糊的尸體之后，他徹底被大革命的屠殺嚇破了膽，再也不敢抗議，悲觀失望卻無力改變的他最終皈依佛教，靠燒香拜佛麻痹懦弱的靈魂，最后“蜷伏在大學的一個角落里象地板底下的老鼠”。這些激烈或者謙恭的知識分子，無論以何種面目出現，骨子里都是虛弱不堪的。在強大的社會現實、親人的淚水、敵人的炮火以及個人的幸福面前，他們不斷妥協，一步步喪失了曾有過的崇高而神圣的理想，喪失了偉大生命應具有的光彩。面對腐舊陳敗的現實，戰亂流離的家國，他們留下的只是一聲如秋天落葉般微小又毫無意義的嘆息。

二、為何批判：時代產物與個人體驗

作為典型的精英知識分子，大學作家在描寫學者名流時，多采取丑化甚至污名化的方式，聚焦于負面的大學教師形象。這類諷刺基調的作品持續了整個現代文學30 年。同為大學教師，現代作家之所以對高級知識分子給予諷刺和批判，既有共同的背景，也與作家獨特的個體經驗有關。下面從思想根源、現實背景和作家自身三個方面來加以闡釋。

（一）民粹思潮的影響

晚清以來，伴隨著中國人救亡圖存的改革運動，民粹主義也隨眾多文化思潮涌入中國社會，對近代中國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民粹主義的概念復雜，有著多面性和易變性，但有一點比較統一，那就是民粹主義有反知識分子的傾向。20 世紀第一個十年，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就強調推翻貴族文學，創立平民文學。伴隨著民粹主義的廣泛傳播，19 世紀20年代形成的“勞工神圣”觀念深入人心，隨后左翼文學和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傳播，使得文學創作者對底層民眾給予深切的同情，而將批判的矛頭普遍對準社會上層，如靳以崇拜人民群眾中存在的巨大智慧和力量，而對教授名流充滿了“怨念”和反感，在感情上并不認同自己是其中的一員，在他眼中：“一貫看不起教授……別人用生命來從事創作，他們卻靠別人的創作來吃飯，把自己養得好好地，過著優越的生活?！盵7]文學作為反映時代思潮、折射社會情緒的載體，其中必然浸潤著人們的思想和態度。民粹主義的傳播，平民文學的推廣，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思考問題的方式，民眾以一種自帶光環的方式進入現代作家的視野。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中，作為民眾對立面的精英知識分子成為被貶斥的一方，就不難理解了。

（二）現實大學的黑暗和學人的鄙陋

現代作家對大學教師的批判是有現實依據的。魯迅認為民國的教育界并不清高[8]，老舍寫過一篇記錄學校日常生活的散文，名曰《真正的學校日刊》，其中寫到主任給校長夫人送禮，教師在課堂上相互詆罵等不良現象[9]。很多作家在撰寫小說時直接對這些現象進行藝術加工，繼而展開批判。葉圣陶在小說中對當時大學的現狀做過赤裸裸地揭露：“你不要把大學看做怎樣莊嚴怎樣了不起的所在；一個大學就是一個大世界。甲教授在A 一講堂講他的那一套，乙教授在B 三講堂講他的那一套；這和人人笑在三樓表演口技，王美玉在二樓唱文明新戲情形相同?！盵10]葉圣陶描寫的絕不是個別情況，在《圍城》中，錢鐘書讓方鴻漸了解“中國戰時高等教育是怎么一回事”的同時，也同樣讓讀者了解了其中不可告人的秘密。所有崇高的理想、節操，以及精深的科學和脫俗的藝術，這些大學和學人應該具備的特質在《圍城》中全部被消解殆盡，剩下的只是丑陋污穢和欺世盜名。大學生態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得學位是把論文哄過自己的先生；教書是把講義哄過自己的學生”。大學如此，置身其中的大學教師也存在學識不足、品德低下的狀況。曾在武漢大學執教的朱東潤在自傳中介紹過多位教授，其中一位“羅教授”開始時因為著名學者的身份吸引了很多學生前來聽課，但因沒有真才實學，以至“窗臺上的學生不來了，門框邊的學生不來了，甚至教室內的學生也不一定來”[11]176。19 世紀30 年代，曾有青年在報上作打油詩《獻給X 博士》調侃教授：“聞公之名驚天動地，當公之來歡天喜地，聽公之講昏天黑地，愿公之去謝天謝地?！盵12]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在推崇留洋博士、學者名流的民國學界是一個較為突出的現象，而這也體現在了小說作品中。大學作家筆下的大學教師形象很多是有現實原型的，如葉圣陶《英文教授》的原型是其好友的哥哥；老舍所寫的毛博士極為丑陋夸張，但他明確地說過“《犧牲》里的人與事是千真萬確的”[13]；靳以《俘》中已婚教授背著妻子利用帶學生去杭州旅行的機會和女學生公然談情說愛，并被好事同學拍下照片，與現實生活中徐悲鴻和女學生在杭州被拍下親密照片如出一轍。

與中小學教師啼饑號寒地教書育人相比，當時的大學老師過著相對富足的生活，坐擁優越的社會地位，因此整個社會對大學教師的學識和道德水平都有著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對很多作家來說，大學是神圣的象牙塔，當他們進入大學執教，看到諸多問題甚至是令人不齒的現象時，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精神沖擊，原來那些本應擁有精深學識和高尚道德的教授不過也只是“人間人”而已。葉圣陶曾說：“大學里的教授，學問為學生的先導，人格為學生的模式，從這些概念上想，該是怎樣一種人可以知道了。而近來聽見有公然喝打的教授，有揮眾動手的教授……學問是什么，人格是什么，飛散了，飛散了，散得無影無蹤?！盵14]面對這種情況，現代作家采取諷刺的筆法，對很多丑陋的大學現象和學人加以鞭撻，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大學作家對自身邊緣地位的反擊

在重視學術研究成果的大學環境中，學歷過低又缺乏傳統學術成果的現代作家，往往會遭受學院同儕的排擠和譏誚。沈從文被劉文典諷刺四塊錢也不配拿的故事曾廣為流傳，葉圣陶遭受過更為惡劣的對待，1938 年葉圣陶到學風保守的武漢大學執教，頑固派根本看不起新文學。朱東潤曾回憶此時的葉圣陶：“不是什么大學畢業……而且曾就寫過幾本白話小說，這就成為他的罪狀?！盵15]在傳統學術評價體系下，文學創作不被當做成果看待，還會被視為“罪狀”。在這種環境下，很多以“文名”進入大學場域的作家不能被大學場域真正地接納，無法在其中確立適合于己的位置，有時也無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于是他們在忍受奚落的同時開始在創作中試圖反抗，更加傾向于以一種諷刺的態度呈現大學和學人的負面形象。葉圣陶的《席間》中，唯一沒有學歷資質的大學教師小陸認真敬業，但他卻受到眾人的挖苦嘲弄，在席間人的心中，這位老師好好教書也只是為了混一個資質，好拿著大學教授的幌子到處行騙。在老舍《犧牲》中，毛博士知道梅先生不是博士卻和自己拿一樣薪水時便寫信質問校長，而老舍也借梅先生之口發出了“美國博士值幾個子兒”的不滿。畢業于復旦大學國際貿易專業的靳以在大學教授文學也曾遭遇質疑，在小說《殘陽》中，他描繪了一位文學教授的憤憤不平：“那些沒有到過國外沒有進過大學中的文學系的居然也在狂妄地討論著研究著文學上的諸問題?！盵11]234而實際上這位教授淺薄無知，下筆不能成文。這其實也是靳以借由自己的筆而做出的反擊。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任何文學作品的產生都是作家與社會互動的結果，“‘作者’（出身、教育程度、角色、地位、生活方式等）和‘社會’（讀者、大眾媒介、效果、責任、影響、批評等）這兩個題目不宜分而論之，因為這兩個復合體始終相關，或者是相蘊于內，或是相形與外”[16]。作為身處象牙塔之中的知識分子，大學作家熟諳大學的生存環境，對于大學體制的弊端以及人事的糾葛也有著切身的體會，而他們在大學中所處的邊緣地位直接體現在了他們的文學創作和對大學教師的塑造中。

三、深刻與片面：負面大學教師形象的意義和問題

（一）塑造負面大學教師形象的意義

葉圣陶曾說：“對于不滿意不順眼的形象總得‘諷’它一下。諷了這一面，我期望的是在那一面，就可以不言而喻?！盵17]大學作家雖然在作品中消解了精英知識分子的“光環”，但知識分子強烈的責任意識和使命感也深深地嵌入了他們的批判中，訴諸筆下則是冀圖揭露黑暗的現實，引起人們的反思以及探索進步的道路。大學作家通過作品與丑惡和腐朽做斗爭，在暴露和批判中尋找意義，尋求變革。這也是他們聚焦負面大學教師形象，不遺余力地加以諷刺的“那一面”。身兼教職的現代作家對大學教師的諷刺是與整個社會和時代密切相關的，他們從多重角度出發對大學以及大學教師展開諷刺與批判，內容涉及個人、教育、社會以及中西文明之間的沖突。這種諷刺帶有鮮明的時代傾向，構成了一部近代大學教師的丑態史，并以此參與了社會的改革和現代國家的建設，為轉型中的社會尋找價值重建的良方。

大學作家對學者教授的批判帶有明顯的啟蒙、反封建和促進社會變革的意識。他們對叫囂著“做新小說的就沒有一個規矩人”[18]的頑固派的無情嘲諷，對自私冷漠的國民劣根性的猛烈抨擊，都是希望“引起療救的注意”[19]。他們冀圖通過塑造的大學教師形象，無論是高老夫子、金其駿、傅校長這些披著新思想外衣的復古派，還是秦元素、董無垢這樣企圖與腐朽反動抗衡卻最終屈服的新式知識分子，警示世人面對黑暗現實時應該擁有堅定的勇氣。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是較早描寫精英知識分子的作家兼大學教師，他參與教育事業很重要的目的是為新文化運動開辟新的戰場，為新的事業培養更多的進步青年。這種強烈的啟蒙意識也蘊含在他的作品中，他筆下反面的大學教師形象正是他作為一位新文學斗士立場的顯現。靳以、陳翔鶴、王西彥、陶晶孫等左翼作家重點批判大學教師對國家社會的冷漠和對為民族復興流血犧牲的進步青年的殘忍。他們筆下的教授對學生被捕毫不關心，即使日本兵在崇文門上架起炮了，警察都打死學生了，他們仍然在“雅會”中喝茶吃點心讀詩。他們對大學教師的諷刺、批判具有強烈的社會意識，渴望喚起大學教師應該有的承擔和民族血性。

還有很多作家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大學教育的弊端和人性的背光面。大學作家在作品中對大學教師偽君子、假道學的揭露，對大學市儈化、商業化的不滿，對青年學子麻木怠惰的痛心，其實都體現了深入大學內部的作家對整個大學教育事業的反思與擔憂。在他們的描繪中，大學已經墮落為有錢就能進的游戲場。學生為了混資格，老師為了混飯吃，當大學教授和學生都將教育當做攫取利益的投資，大學不再是神圣的象牙塔，而是裹滿了商業氣息的名利場。大學教師的虛偽墮落和沽名釣譽為大學教育蒙上了深深的陰影，以葉圣陶為代表的現代作家站在教育的立場，從宏觀的層面思考大學教育體制的問題，其小說《投資》《感同身受》都真實再現了當時大學的不良現象，反映了整個大學教育存在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民國時期大學作家對“大學教師”的批判顯示出了宏闊的視野和深厚的文化內涵，滲透著深刻的現實批判意義和文化反思意識。老舍、錢鐘書在揭示人的生存困境的同時，也意識到傳統中國的舊世界落后保守且頑固，正在過度成熟中慢慢腐爛?！稜奚分械拿┦恳恢碧岢绹木?，骨子里仍然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的夫為妻綱的陳舊觀念，而西方的現代精神被他簡化為享樂主義，進而轉化為極端的利己主義?！秶恰分械姆进櫇u看到了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卻缺乏足夠的反省意識，最終淪為現代精神與傳統觀念沖突下的犧牲品，正如溫儒敏在談到《圍城》的獨特性時所說：“《圍城》……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點，或探求知識者的道路，而企圖以寫‘新儒林’來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反省”[20]。

（二）塑造負面大學教師形象存在的問題

大學作家對大學教師的諷刺有其深刻性和積極的社會意義，但也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身兼教職的作家本是大學有機體中的一份子，然而由于大部分長于創作的作家在大學場域中處于較為邊緣的位置，使他們在創作時較多地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加以批判，這本身就會在創作中埋下諸多隱患。除了思想根源所帶來的先入為主的創作自覺使創作者無法轉換立場，作家的人生經歷、情感好惡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判斷也會反映在創作中。

自身的好惡很多時候會妨礙作家對人物的塑造。當作者帶著主觀偏見對現實生活進行藝術加工時，往往無法全面地理解人物，以至于不能發掘人物靈魂深處的復雜性。這在包括老舍、沈從文在內的很多優秀作家身上都有體現，比如這些作家往往會對底層人物注入更多的理解與溫情，塑造的形象也就更加血肉豐盈和更見人氣，而與之相比，他們塑造大學教師形象時，受自身情緒影響往往會對其刻意丑化，使大學教師形象失去了一些真實感。在現代文學三十年間，描寫大學教師的作品數量并不多，雖然在個別人物塑造和人性發掘上深刻而傳神，但與描寫底層人物的作品相比無論是思想深度和藝術成就，都要遜色得多，如在沈從文心中，教授都是些“吃肉睡覺打哈哈”[21]的蠢人，靳以描繪的文學教授也是腦滿腸肥，“說是一個學文學的人不如說是一個飯店的掌柜”[22]，《獸宴》中的學校簡直就是惡劣道德和精神墮落的淵藪，而錢鐘書毫不節制文學才華，肆意嘲弄筆下的學者名流，以至于被人批評“僅有否定一切的笑與冷嘲”[23]。而且“把個性單純地歸結為某種品質，不能不導致‘性格’的片面”[24]。不深入其中加以體察而以先入為主的觀念表現人事往往會遮蔽人物性格的復雜性，使人物簡單化、蒼白化。以老舍的《犧牲》為例，老舍曾說《犧牲》中所寫的都是真人真事，但署名清華大學弱纓的人在關于《犧牲》的短評中寫道：“我覺得這個故事不是一個現實的故事……現實的博士教師就在這兩種同流合污的沒落文化中過著一種輕松舒適不長進的無聊的生活。所以我認為本篇是失敗的?！盵24]弱纓作為一個對大學情況較為熟悉的人，認為小說是不真實的，這也說明作者人物塑造的失敗。

優秀的作品，其成功處往往體現在對時代本質的揭示上，大學作家對大學教師的諷刺從某種程度上揭示了時代的一角，卻不足以呈現時代的本質，從這一角度看，他們筆下的諷刺其實是一種片面的深刻。正如葉圣陶所言：“我的敘述當然不能超越我的認識與理解的范圍；認識與理解不充分，因而使敘述出來的成為歪曲變態的形相，這樣的事情是不能免的?！盵25]作家的作品必然浸潤著他們的立場和心態，很多描寫也無法超越自身的局限。

具有雙重身份優勢的作家并未向讀者呈現全面的大學教師形象，畢竟在國家動蕩、戰亂頻生的民國時代，大多數大學知識分子肩負著“文脈”傳承的歷史重任，撐起了這個國家不屈的脊梁。正如費希特所說的：“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里去尋找道德善良呢?！盵3]在本身就是大學教師的作家筆下，我們卻很少看到對知識分子的正面頌揚，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文學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