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視域下的民國大學教科書編譯運動（1931―1949）

張 林

（阜陽師范大學 物理與電子工程學院，安徽 阜陽 236037）

民國時期新舊思想激蕩交匯，各種思潮的碰撞導致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發生，而1931—1949 年由各大民營出版社發起、國民政府教育部參與的大學教科書編譯活動就是其中之一。這場運動緣于學人對教育全盤西化的批判和對中西方文化傳統及社會現實差異的重新審視，以改革中國高等教育，特別是大學教科書的使用結構為主要目的。在此期間，相關學者在編譯教科書時，有意識地加入或強化中國元素，不僅有力改變了大學教科書的使用結構，還增強了學生的文化自信心。編譯活動開展過程中，參與者對本土文化深厚的情感得到充分表達和顯現，這場運動實際上也是民國學人建構文化自信的一次嘗試。

一、編譯活動的緣起——對教育全盤西化的批判

中國近代教育始于清末，1922 年“壬戌學制”的頒行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礎，大大加速了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然而，借鑒美國學制制定的“壬戌學制”也導致中國教育領域出現了全盤西化的傾向。自20 世紀20 年代中期開始，對教育全盤西化的反思和批判不斷見諸報端，成為1931 年后大學教科書“中國化”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對教育制度全盤西化的批判

1922 年“壬戌學制”頒行未久，就有學者注意到該學制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和實際需要，指出要想讓新教育在中國開花結果，必須對其進行“中國化”改造[1]。這種針對學制全盤西化的批判，以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新教育中國化”運動最具代表性。

1923 年，舒新城在《中華教育界》發表《論道爾頓制精神答余家菊》，批評中國新學制實際上是對外國學制的模仿，而學制改革也僅是模仿對象的變化：“我國倡新教育雖已數十年，但自戊戌至今，所有的教育，幾完全是外國的。初學日本，近仿美國，將來或有大仿英、法、德……教育制度之日亦未可知?！彼麖娬{了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指出探索適合中國的教育方法才是當務之急：“此時我們所當急于預備者，不在專讀外國書籍，多取外國材料，而在用科學的方法，切實研究中國的情形，以求出適當之教育方法……使中國的教育中國化！”[2]

1925 年，高覺敷在《囫圇吞棗式的美國化的教育》中指出，中國的教育者在“未了解東西洋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得失”之時，就貿然介紹和模仿美國學制，必然導致新學制的改革成為一種囫圇吞棗式的學習和借鑒，進而在實際教學中對中國的學生、教師和學校等造成極大、極多的困擾；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尊重中國社會現實，客觀對待西方學制[3]。同年，李璜在《本國化的教育與外國化的教育》一文中也對中國教育的“美國化”提出批評，他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重要價值，在教育改革中應該發揚光大，而非棄之不用：“我們如果不學淺薄者流，去自己以為中國人是個野蠻民族，或是已經衰竭殆盡而毫無回顧的價值與可能，則我們不能不承認中華民族能夠支持五千年，在世界文化史上占一重要位置，當然有他獨到的精神，以為一切行為的中心。這種精神如果能夠發揚光大起來，我們覺得比在外面去借得來的要能夠生效適用……我們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的精神不值得一回顧嗎？我們祖宗為我們遺傳下來的理想不值得一發揮嗎？我們這四萬萬人經過五千年的可貴文化的教訓，四五千萬里溫帶沃野的養息，智慧道德都不弱于人，而豈便對于世界人類沒有一種使命嗎？我們的教育家須留意到這一點……為抵抗外力以求保衛我們可貴的這個文明種族……為補足實力，以求傳布我們祖宗所遺的理想?！盵4]

1928 年，莊澤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國化》中系統總結了教育制度全盤西化的種種弊端：一是不符合“中國的國民經濟力”，在當時中國能夠接受新教育的大多是中產階級以上家庭，大多數青少年無法正常按照“壬戌學制”的規定入學；二是不“合于中國的社會狀況”，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制度推廣于農業社會的中國，學校教育內容幾乎與社會生活完全無關；三是不能“發揮中華民族的優點”，全面引入西方教育制度導致廣大師生忽視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可取之處、產生了嚴重的信仰危機；四是不能很好地“改良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人不善于創造和組織，而教育的全盤西化沒有起到挖掘中國人創造性的作用，反而加重了中國人的依賴性和惰性。因此，要使新教育融入中國并很好發揮作用，就必須從上述四方面改革[5]。

“新教育中國化”的興起既喚起了中國教育界對全盤西化的反思，也促使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審視，更為之后大學教科叢書編譯活動的開展提供了歷史契機。

（二）對引進西方教材的批判

“壬戌學制”頒布以后，西方教材的引進漸成規模，大量西方哲學、經濟學、自然科學類教材在翻譯后被應用于教學，部分甚至未經翻譯就被直接采用，且這種現象在高等教育領域尤為普遍。自20 世紀20 年代中期開始，在對教育制度全盤西化開展批判的同時，一批學者也開始反思西方教材大規模引進帶來的一系列教育問題。

1925 年，培恩在《基督教教育之應中國化》一文中指出，高中以上學校所用教材，大多依賴外國，大學生幾乎所有課程都由外文教授。他對這種現象進行了批評：“以中國學校，而以外國文為工具，不獨不適實用，且亦有損國體?！迸喽髡J為：“今日吾國之所以不能不仰仗外國教材者，以中國教材散漫無稽，既無統計，又乏報告?？疾炱D難，調查費時，斷非三數人或一二學校，所得收羅編制，如各地教會高等學校，能竭力提倡籌備，竟得用本國教材教授，以國文為工具，使吾國高等教育得中國化，則教會學校之造福中國學子者，為何如耶？”[6]培恩較早注意到了全面引進西方教材的弊端，并且意識到了編譯中文教材、采用中文授課與高等教育“中國化”之間的重要聯系。

同年，丁緒賢在《晨報》發表文章，指出了大學普遍采用西方科學教材的弊端：“單就教科書說吧，中國大學里科學書籍，要用西文原本……要知從選擇原本，就發生了許多問題：(1) 關于專門科學，淺近的教科書多得很，高等的畢竟難得，隨便指定一種做教科書，恐怕與學生程度不合；(2) 程度合了，恐怕預先無人負責去訂，臨時又遍買不著；(3) 去訂了，買著了，恐怕外洋來的科學書籍，普通價值，每本總在五元以上。假定一位學生同時去買此類教科書和參考書好多本，恐怕金錢上太不經濟吧！”[7]丁緒賢還認為，雖然科學無國界，但是每個國家的科學教育目的并不相同，“中國人應讀的科學書籍，性質上和材料上應該隨之加以改造”，否則一味盲目地引進西方科學書籍，只會造成“遷地弗良”，無法發揮出科學書籍的真正價值，也無法達到改造和發展中國科學教育的目的。

1931 年初，在教育界擁有極高聲望的蔡元培于上海大東書局新建大廈落成典禮上發表了《國化教科書問題》的演說，全面分析了引進西方教材的弊端：一是“靡費時間與腦力”，我們之所以學習和閱讀西方書籍，原本只是為了通曉其文字所代表的知識，如今為獲知識而花費青年學子“五六年的光陰，最活潑時期的腦力”來掌握其語言文字，是最不經濟的辦法；二是“與國情不適合”，西方教材中解釋知識點所用的例子都取材于本國，“用這種書教中國學生，學習時不免有隔膜惝恍的弊病”，而且由于各國學制不盡相同，教材層次難免參差不齊，中國學生使用其進行學習時容易產生混亂；三是“足為普及教育的障礙”，使用外文教材授課，需要花費學生大量的精力、時間和錢財，這些都不是貧寒子弟能夠承受的，這會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繼續發展的一個重大障礙[8]。

總之，學者們對引進西方教材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價格昂貴、實際教學費時費力、不利于中國高等教育進一步發展等方面。事實上，無論是對教育制度全盤西化的批判，還是對大規模引進和使用西方教材的反思，都基于中國當時的社會現實，既是對高等教育“中國化”的一種渴望，也是對中華文化長遠發展的思考。這些知識分子并不反對引入西方教育，只是主張在發展現代教育的同時，融合傳統和現實，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教育制度，同時樹立學生和教師對中華文化的自信，這些主張在此后的大學教科書編譯運動中得到了很好體現。

二、編譯活動中對本土文化的重視

1931 年，在蔡元培呼吁下，商務印書館最先著手籌劃編輯“大學叢書”，之后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文通書局、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等出版社均啟動了中文大學教科叢書的編輯；20 世紀40 年代初，國民政府國立編譯館開始編輯“部定大學用書”，將這場教科書編譯運動推向了新的階段。在持續近20 年的編譯活動中，學者們竭力推動大學教材的中文化——這是大學教科書編譯運動的最主要目標，同時在教材編寫過程中，非常注重對西方元素的刪改和對中國文化的挖掘，在教科書中融入了大量中國元素，強化了對本土文化的研究。

（一）強化對本土文化的研究和挖掘

在1931 年之前，很多高校以教師自編講義為基礎，冠以“某某大學叢書”或“某大學某學院叢書”進行出版，如“北京大學叢書”“大同大學叢書”“東南大學叢書”“清華大學叢書”等[9]，然而這些叢書不僅數量少，而且缺少規劃，無法滿足全國高校的教材需求。1932 年，商務印書館有鑒于“凡在大學肄業者，或以經濟關系，而無書可讀，或以文字關系，而事倍于功”[10]231，開始籌劃編輯“大學叢書”。商務印書館首先邀請50 余位專家組成“大學叢書委員會”，由委員會根據高校教學需求，擬定《大學叢書出版目錄》，然后根據該目錄，商務印書館或選擇已版著作再版，或通過公開征集、約請編著等形式出版新作，再版和新出版教材皆冠以“大學叢書”之名。由于當時國內高校課程設置并未統一，叢書委員會便“參酌國內外各大學一覽及課程表等折衷草定”[11]各科目教材。從《大學叢書目錄》的科目設置可以看出，叢書委員會非常重視本土文化挖掘，如在文學院用書中設有“中國戲劇史”“中國文字學”“中國音韻學”“中國小說史”“中國畫史”“中國美術史”“中國音樂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倫理學史”等科目，法學院用書中設有“中國法制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經濟史”“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國財政史”等科目，教育學院用書中設有“中國教育史”科目，農學院用書中設有“中國農業史”科目。在教材出版方面，商務印書館以豐厚的稿酬鼓勵學者對本土文化進行研究，再版和新出版了一批影響深遠的教材，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陳顧遠《中國法制史》、程樹德《九朝律考》、唐慶增《中國經濟思想史》、陳青之《中國教育史》、王力《中國音韻學》、潘天壽《中國繪畫史》、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

繼商務印書館之后，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文通書局和國立編譯館等也開始編譯大學教科叢書，這些叢書在編輯方式上與“大學叢書”相差無幾，其主持者和參與者也都特別注重對本土文化的挖掘。各出版社不僅鼓勵學者對本土文化進行研究，還不計盈虧地資助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著作的修訂再版，如中華書局再版了《中國社會經濟史》《墨學源流》《中國聲韻學通論》《中國古代哲學史》《中國政治史》《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國木本植物屬志》等，世界書局再版了《國學研究》《中國財政制度史》《中國文學史》《中國商業史》《先秦學術概論》《中國憲法史》《中國民族史》《中國哲學十講》等，國立編譯館再版了《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史學史》《中國教育史》《中國文化史》等，正中書局、文通書局等出版社再版了《中國田制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字學概要》《中國古代教育史》《中國經濟史》《中國政治思想史綱》等。

在籌劃和編譯過程中，叢書編輯者也時常流露出對中國社會現實和本土文化的關注。商務印書館“以為吾國專門學術之不能長足進步，原因雖多，而缺乏本國文之專門著作，實為主因之一。加以近年因金貴關系，學生負擔過重，更無力多購西文參考圖書”[10]231。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鑒于我國過去各學校采用歐美教本，以價格奇高，一般學子，無力購買；且依賴外國教本，不適我國國情，終非善策。故際此國步艱難，百業凋零，仍不惜巨資，編纂大學用書，以為倡導”[12]。陳顧遠在編寫《中國法制史》時寫道：“國內除少數法學者耆宿外，無有從事于中國法制史之著述，而學校所備以為課本者，每多譯自東瀛之作。學術原無國境，譯本亦何所嫌？然以中國人于中國大學中，研究中國法制史，竟以譯本為主，終覺未安。況中國法系居世界法系之一，其發揚光大，責在國人?！盵13]序

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陷入長期戰亂和動蕩局面，學生購買能力下降、物價飛漲等導致各大出版機構編輯的大學教科叢書幾乎都是虧損狀態。以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為例，前后出版的300 余部教材中，只有薩本棟的《普通物理學》和王世杰的《比較憲法》盈利，其余都是虧本[14]，但商務印書館依然以版稅15%的稿酬繼續約請專家編寫教材[10]233；世界書局以出版“鴛鴦蝴蝶派”小說起家，20 世紀30 年代初為編輯出版“大學用書”，不計成本地以高報酬向學者約稿，最終“稿費較大而銷數則極少，為該書局開始經濟困難原因之一”[15]。盡管虧損嚴重、困難重重，但各大出版社還是大力資助學者的本土文化研究，如“中國法制史”一科，當時國內“大學文法課程中，向有‘中國法制史’之目，實則往往僅備一格而已?！煞篇氶_此課者，則又列入選修門……辦學者輕其事，教學者益懈其責，修學者至于虛應故事，而心不在焉”[13]序。商務印書館明知該科不受教師和學生重視，教材出版之后銷量必然不會理想，但是依然將該科目列入資助出版計劃，不難表明其弘揚中國文化的熱切愿望。這一時期，各大出版機構編輯出版中文大學教科叢書的努力以及在此過程中對本土文化的重視，是它們作為傳播文化的重要載體，勇于擔負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歷史責任的體現。

（二）在教材中融入中國元素

在大學教科書編譯運動中，物理、化學、生物等理工科目的教材是最難融入中國元素的，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的自然科學知識大多不成系統，不僅相關成果數量少，而且分布散亂，現代科學的產生、發展也與中國并無太大關系，因此可供編譯者使用的素材十分有限。但是，還是有許多編譯者或對西方理工科教材進行刪改，使其更符合中國國情，或竭力在理工科教材中增加中國傳統科技成果、融入中國元素，以增強學生的本土文化自信心。

劉仙洲在編寫《熱機學》時，雖然參考了“美國密西干大學①Allen 與Bursley 兩教授合著之熱機學（Heat Engines）”，但是由于美國是一個發達的工業國，所用熱機燃料多為石油，而中國作為一個落后的農業國，所用熱機燃料多為煤炭，因此他對參考教材進行了大量刪改，“盡量加入中國材料”，特別是燃料一章，用煤炭替代石油，以更符合當時中國國情、更利于學生學以致用。劉先洲還在序中強調：“吾國人研究燃料之應用，自應以吾國所產之燃料為主?！盵16]自序時任教育部次長的顧毓琇在為其作序時也指出：“工程之原理，雖中外殊無異致，但材料方面，似亦顧到本國情形，庶幾合于實際之應用……可能范圍內，加入本國材料?！盵16]序這表明，改造西方科學教材以使其符合中國國情已是教育界和政府的共識。

夏堅白編寫的《應用天文學》非常注重對中國天文學成果的利用，他借用古詩句“一寸光陰一寸金”“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等來說明中國古人對時間的認識[17]48；引用牛郎織女的傳說來介紹中國古人對“織女星”“牽牛星”的觀測和認識[17]128。他還在書中單列一節，詳細說明中國標準時區的劃定[17]61。在介紹恒星時，他會附上中國典籍記載或民間流傳的傳統稱謂、典故及寓意等。此外，書中例題設置大都以中國為中心，如“設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山東濟南平太陽時為11 時00 分00 秒，求其相當之恒星時”[17]77。

該時期的教材編寫雖因中國古代重要科學成果分布零散、搜集整理困難而對其融入十分有限，然而編譯者已經意識到挖掘和宣揚中國科技成果的重要性。丁緒賢是最早提倡科學教材“中國化”的學者之一，其對中國科技史有濃厚的感情，雖然在編訂《化學史通考》時并未融入中國化學史，但他在序中強調：“沈先生（沈兼士）嘗幫我調查中國點金術的起源，胡先生（胡適）曾為這件事借些佚書給我看。所要聲明者，本書對于這種問題，中國化學史的問題，因為時間、材料和篇幅的關系，不能有所論列，但很希望將來再專門去討論?！盵18]

嵇聯晉在編寫《動物學大綱》一書時，為說明中國古人在動物學領域開展過多種研究，引用了大量中國古代典籍：“（動物學研究）就我國而論，代有名人……如漢代陶朱公著《養魚經》、卜式著《養羊法》，晉代郭璞著之《爾雅注》與《山海經》、張華著《禽經》，宋代秦觀著《蠶書》、傅肱著《蟹譜》，明代黃省曾著《獸經》、黃稚登②著《虎經》、楊慎著《異魚圖贊》、屠本著《閩中海錯》，清代王晫著《龍經》、趙彪詒著《談虎》《說蛇》、陳鼎著《蛇譜》、方旭著《蟲薈》、程石鄰著《鵪鶉譜》、郝懿行著《記海錯》、褚人獲著《續蟹譜》、陳芳生著《捕蝗考》、趙佑著《毛詩鳥獸草木魚蟲疏校正》、胡世安著《異魚圖贊補閏集》等，皆其最著者也?！盵19]5為了肯定中國古代的動物學研究成果，他還特別強調：“日本昔亦取法我國，設有本草學，明治以后，始轉效歐美?！盵19]5-6 這些內容對增強學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

在科學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西方的背景下，在最難挖掘和利用中國元素的理工科教材中融入和介紹中國古代科技，是大學教科書編譯者挖掘先賢科技智慧、尋求文化自信的嘗試。

三、編譯活動對現代教育發展的影響

持續近20 年的大學教科書編譯活動，不僅催生了一批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學術專著，強化了對本土文化的研究，還改變了外文教科書充斥大學課堂的局面，促進了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同時為之后中國教育和學術的發展指引了方向。

（一）推動中國學術發展

這一時期各大出版機構編輯和出版的大學教材很多都成了學界名著，關于中國本土文化的研究更是成為領域內的開創之作，對相關學科的發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如郭紹虞所著《中國文學批評史》，被朱自清譽為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開創之作”，當時“寫中國文學批評史有兩大困難：第一，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煙海的書籍里披沙揀金去；第二，得讓大家相信文學批評是一門獨立的學問，并非無根的游談……得建立起一個新的系統來。這比第一件實在還困難”[20]107。雖然在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問世之前，國內也有人寫過同名著作，但為“隨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結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東西，說解也只是順文敷衍，毫無新意，所以不為人所重”[20]107。與前人著作不同，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是在花費近10 年時間搜集資料的基礎上完成的，自成一系，“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20]107，對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王力《中國音韻學》是中國語言學研究的名著，他在書中“對傳統音韻學的名詞術語作明確恰當的分析與解釋，首次打破了‘絕學’的枷鎖，把音韻研究引上了科學的道路。他的漢語語法研究，也是直接服務于教學，又得益于教學的。他對漢語史的研究，是在語言學園地里的新開拓，不僅填補了語言學研究的一個空白，而且填補了高等院校語言課程的一個空白”[21]。王力還指出，“大學教師要靠寫書教學生，而不能靠買書教學生”[22]，鼓勵大學教師通過研究來實現教材的自主化。

程樹德《九朝律考》是中國近代法律史學的奠基之作，該書從浩如煙海的文獻中對漢、魏、晉、梁、陳、北魏、北齊、北周、隋9 個朝代的法律資料進行了搜集整理，并以此為基礎對各個朝代的律令狀況做了詳盡的梳理和考證，復原出了上述朝代法律發展的大體脈絡，創制了中國古代《律系表》。另外，其對中國古代法律發展得失的評論，為近代以來中國法制建設借鑒古代經驗奠定了基礎[23]。

陳青之為改變中國教育史“由日本人撰寫”的局面，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投入巨大精力籌劃《中國教育史》的編寫，終于在1934 年完成，全書54 萬余字，由商務印書館資助出版。該書是眾多《中國教育史》中公認影響最大、學術成就最高的一部[24]。方授楚《墨學源流》也是墨學研究繞不開的重要著作，不同于胡適、梁啟超將墨學視為對抗儒學、改造國民的工具，他系統探討了墨學的核心價值與關鍵問題，辯正了墨學發展史上的一些誤解和謎團，《墨學源流》的問世有利于了解墨學價值，對墨學發展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25]。

（二）促進高等教育的“中國化”

1931 年9 月，受中國政府之邀，國際聯盟組成教育考察團對中國教育進行了全面考察，其在考察報告《中國教育之改進》中猛烈抨擊了中國教育的“美國化”傾向，指出中國教育界“將美國教育與現代教育制度視同一物”，極大影響了教育的持續發展，力倡中國教育向“中國化”方向發展[26]。國際聯盟的調查報告與蔡元培、莊澤宣等人的觀點不謀而合，說明改變教育“美國化”、實現教育“中國化”已是當時國內外教育學家的共識，并成為中國教育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中國教育“美國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教育制度照搬美國，這一點從“壬戌學制”的施行就可以窺知；二是高中以上學校幾乎都使用美國原版教材，1933 年任鴻雋曾對國內大學所用理科教材進行過調查，發現數學、物理、化學及生物四科英文原版教材占比均在85%以上，而且大多引自美國[27]；三是高校教學多用英語，由于大范圍使用英文教材，導致教師教學多用英語，這一點在時人的回憶及評論中多有體現。因此，除了修訂學制，編輯中文大學教材就成為實現高等教育“中國化”的關鍵。

在大學教科書編譯運動期間，由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國立編譯館等出版機構編輯和出版的大學教材數量接近900 部，其中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材最多，其“大學叢書”共計300 余部；中華書局和世界書局出版的“大學用書”均有100 余部；正中書局出版的“大學叢書”及“大學用書”也有60 余部；國立編譯館雖然宣稱編輯的“部定大學用書”有300 余部，但受戰亂等的影響，實際出版的只有百部左右；其他出版機構，如文通書局、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等出版的大學教材也有近百部。

這些叢書幾乎囊括了當時大學的所有科目，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外文教材獨霸大學課堂的局面，其中有些著作出版后迅速取代了外文教材，得到大范圍的推廣和使用。如薩本棟所著《普通物理學》，“書成便被各大學廣泛使用，很快取代了以往的英文教科書，并獲得中國高等教育界的普遍贊賞……在國內流行達20 余年之久”[28]；張含英所著《水力學》，自出版后每年都會重印一次，每次印數都超過1000 冊，幾乎完全占據了國內高校相關專業的課堂；嚴濟慈所著《普通物理學》，因“材料豐富……說理透徹，言簡意賅……且能前后照應”，出版之后受到了學界的熱烈歡迎，被大量訂購[29]；鄭作新著《普通生物學》，出版之后同樣被廣泛使用，前后再版達7 次之多[30]。相較于理工科教材，文史法科等中文教材的使用更為廣泛，《中國音韻學》《九朝律考》《中國法制史》《中國教育史》等都成為很多高校的規定教材。這些中文教材的推廣大大降低了高等教育對外語教材的依賴，不僅加速了高等教育由“美國化”向“中國化”的轉變，還有助于高等教育的發展。

近代以來，由于對外反侵略戰爭的接連失敗，中國人開始對傳統文化表現出極大的懷疑，逐漸喪失了對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信任感，體現在教育上就是教育制度、教學方法、知識體系以及課堂教材的全盤西化。眾所周知，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是對其文化生命力持有的堅定信心，對于民族的未來至關重要。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來自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來自于對西方不良文化的自覺抵制。民國時期的大學教科書編譯運動起源于對教育全盤西化的批判，在編譯教科書的過程中，學者們對傳統科技和文化進行了挖掘和利用，推動了傳統文化和高等教育的發展，因此該運動既是一場高等教育改革活動，更是民國學人基于對自身文化的感情而尋求和構建文化自信的努力。

注釋：

① 即今美國密西根大學。

② 應為王稚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