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人的文化融合與身份建構

楊 藝 村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 102400)

雷祖威是美籍華裔作家中的佼佼者。其作品量少而精,僅有一部長篇《野蠻人來了》,一本短篇小說集《愛的痛苦》收錄了11篇短篇小說。他的作品描繪了華裔,尤其是華裔二代,在美國的生存現狀:華裔青年作為接受了強勢美國文化的年輕一代,與堅守中國文化的父輩之間始終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年輕一代在美國生活,距離他們相隔太平洋的祖先越來越遠,慢慢接受了自己作為美國人的身份。

雷祖威曾這樣表達了自己的創作旨趣和基本主題:“我的作品是通過寫作的行為,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而具有政治意味,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要求分享某種權利。我認為一些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重新定義了美國華裔男性的形象,他們擴大了華裔或亞裔美國作家所表達的題材和主題。我的作品清晰地表達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華裔美國人的掙扎?！盵1]在對美國社會現實的系統性分析中,雷祖威揭示了華裔二代與原生家庭的矛盾,在婚戀關系中的挫折,以及在更廣闊的社會舞臺上受到的壓抑,在敘述中多角度、多維度建構了華裔青年的雙重身份。他們始終處于夾縫之中,同時受到兩種文化的沖擊,因此具有了獨特的生命體驗。

一、母國文化身份的繼承與疏離

第一代移民完整地保留了中國的傳統思維與觀念,雖然身處異國他鄉,他們仍舊抱團取暖,堅持以固有的方式生活。他們把中國的人生哲學帶到了美國,在新的環境中重新定義了生活的認識和理念。出生于這樣的家庭中,華裔二代也受到了中國文化的規訓,他們雖然在學校里接受了美國式的教育,但在早期中國家庭中的經歷也持續影響著他們的人生態度和人生選擇,他們自以為是美國人,卻在無意識中建構起了屬于中國的身份印記。小說集同名小說《愛的痛苦》描述了華裔青年與母親之間若即若離的關系以及兩代人的沖突與和解。

第一代華裔始終堅守著中國文化的陣地,無論在美國待了多久,他們仍然持有中國傳統的觀念和態度。龐太太在美國生活了四十多年,但是“她一定出于某種極大的意志力量,居然堅持不學英語”[2],由于完全不懂英語,龐太太對美國文化近乎是無知的。她住在唐人街,“遇到朋友們聊起廣東話來就沒完沒了”[2]2。而她的兒子阿偉,中文程度“充其量才不過是個早熟的五歲小孩那樣”[2]4。一直處在自己的文化堡壘中,龐太太自我建構起了與孩子們交流的屏障,語言的隔閡導致了他們完全無法交流的痛苦。對龐太太而言,語言不僅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種文化和身份標識,她對英語的拒斥,是建立在對中國文化的強烈認同上的。在她看來,使用英語生活是對中國文化的背離,會引起強烈的身份焦慮。她跟隨丈夫來到異國他鄉,丈夫死后,也唯有語言,能時時刻刻提醒她的“根”在何處。

龐太太熱切地希望兒子娶一個中國姑娘,她嘗試說服阿偉的弟弟,也就是她的三兒子比利娶一個中國女孩,并說,“她會記得我的墳墓,帶上食品和紙錢來悼念我的。要是光靠你,我死后也要挨餓了”[2]13,這其中滲透著中國濃厚的鬼神觀和祭祖傳統。但是這種思想和意識是永遠無法被華裔青年所理解的,盡管他們在原生家庭中接受了中國文化的熏陶,但是由于缺少真實的文化環境與生活土壤,他們對于故土的禮儀與文化,無法擁有直觀的感受,因此他們也完全不能理解父母的思維方式。甚至于憑借他們的漢語水平,都不能理解父母想要表達什么,因此也更不可能同情和關照父母的感受。

龐太太的兒子,阿偉,從主觀上竭力追求美國主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他作為“本星球上具有責任心的公民”[2]2,時時刻刻關心著政治、環境等一系列世界問題,并常常對母親的只顧吃穿的小農意識加以批判。然而,早期在中國家庭中的生活經驗,讓他無意識中受到了中國文化的規訓,接納了異質的意識形態體系影響。父親去世后,他又情愿和母親住在一起,踐行起了“父母在,不遠游”的準則,他的女友要求他搬出去住,并稱呼他為“媽媽的孩子”,他也無動于衷。當新女友與母親發生沖突時,他沒有嘗試調和矛盾,而是覺得“和她們兩人都說不清”[2]10。但女友開始不尊重母親時,他又開始不自覺地維護母親,暗想道,“正如漁民常說的,你反正也不是個長久廝守的人”[2]10。阿偉性格中矛盾的一面,就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他在思維方式上與美國文化高度融合,踐行著美國的社會規則與道德倫理,摒棄甚至貶斥中國的傳統文化與社會觀念,儼然以“美國人”自居。但是,在潛意識深處,他仍然被童年時期父母言傳身教的中國式的行為準則所影響和塑造,孝道倫理被深深植入了他的心里,在婚戀的選擇上,他向母親的觀念妥協了。

由此,雷祖威繪制出了華裔二代在美國的真實面相。他們渴望融入白人社會,在主觀上認可并堅守美國主流價值觀,以本地人自居,拒斥與父母在觀念和思維上的捆綁,不認可自己的中國身份。但是在客觀上,童年的生活環境和生存體驗又浸染了他們的生命底色,在他們成長的歲月里持續地施加影響,使得他們避無所避,華裔青年在美國社會中,受到中國身份的牽絆,在思想和行為上同時被兩種文化犁下了痕跡,陷入了兩難的困境之中。

二、婚戀的男性氣質與身份焦慮

由于渴望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華裔青年往往將白人女性視作理想的伴侶。通過與白人女性的結合尋得一種歸屬感,緩解身份認同的危機,這可以看作是華裔青年完全西化的一種途徑。正如雷祖威在訪談中說,“如果你和白人女性約會,就會有某種授權的意味,尤其是對亞裔美國人來說。人們總是在談論‘閹割’?！盵1]207得到白人女子的青睞,是華裔青年證明自身魅力和男性氣概的一種方式,也是他們成功融入主流社會的標志。但在雷祖威的筆下,華裔男子和白人女性的戀愛、婚姻,無不是以悲劇告終。在短篇小說《生日》中,華裔青年華萊士與離異的白人女性西爾維婭的愛情以西爾維婭回到前夫弗蘭克身邊而結束。

華萊士的父母一直希望他能夠找一個中國姑娘,但是華萊士對白人女性有一種癡迷。在開車來父母家的路上,他從收音機聽到了加利福尼亞兀鷲瀕臨滅絕的訊息,于是他就想到:

我便想象自己是一只處在進化盡頭的兀鷲。我感到血管里汩汩地流淌著原生漿液,眼盯著同類中最后一批雌鷹,我的整個身體顫抖著。我知道該去尋偶交配了,但我不知道該怎么干。對啦,我該先挑個對象。但哪一個好呢?我把她們逐個打量了一番,僅存三只了。她必須有優秀的基因才行。最后,經過仔細地考慮,我選中了——她,一只長著金黃色尾羽的雌鷹。然后,我聽到了父親的聲音:“不,不是這個,是那個?！盵2]47

金黃色尾羽,隱喻白人女性金黃色的頭發,毫無疑問,華萊士認為在黑、黃、白三個人種中,白人是更高等的人種,擁有更優秀的基因。而作為華裔,處于“進化盡頭”,暗示著華萊士對華裔血統的輕視。華裔的血脈已經無法再繼續“進化”,因此就需要一個白人女性來改良基因。這不僅僅是華萊士的看法,也是雷祖威筆下,近乎所有華裔青年男性所秉持的觀念。

華萊士希望能尋得一個白人女子作為伴侶,即便是像西爾維婭這樣離異又帶著一個孩子,也在所不惜。他在與西爾維婭的相處中,時刻扮演著一個討好者的角色。西爾維婭要試探他對于自己的感情,叫他去偷她的前夫弗蘭克的收音機,華萊士看到“收音機隨著一個身材結實得像重量級拳擊手的男子進了一家健身俱樂部”[2]46。冒著“重重挨揍”的風險,華萊士偷到了收音機,當他提醒西爾維婭“那個男人的拳頭比我的腦袋還要大”時,西爾維婭卻刻薄地笑著說,“弗蘭克不會傷害他沒娶的人”[2]46。此時,任何人都能看出,西爾維婭其實是在戲耍華萊士,但華萊士卻認為,“她那時還在從婚姻失敗中慢慢恢復,因此不相信別人所說的一切,尤其是事關愛情”,直到西爾維婭出走,華萊士還在一直等待著她,他堅信“一旦她心口的創傷愈合后,她會回家的”[2]45。直到華萊士在弗蘭克家的窗戶上看到西爾維婭回到了這里,回到了她前夫的家,他才真正死心。

美國的男性氣質往往充滿侵略性和力量感,“暴力與成功的聯系在美國根深蒂固”[3]。美國崇尚的是強壯的、有征服力和侵略性的男性氣概,男性的財富、地位和身體形象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華裔處于美國社會的邊緣,只能做諸如開洗衣房之類的工作,因此他們大多不可能擁有財富和地位,只能長期處于社會底層。同時,華裔二代雖然在美國長大,接受美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教育,但早期在中國式家庭中受到的訓誡卻持續地把他們推向中國式的性格特點,他們往往更加內斂、膽小和怯懦。如張敬鈺所言,“在美國持久的地緣文化背景下,雷祖威小說中的主人公總是發現自己缺乏霸權的男子氣概?！盵3]67華裔男性發現自己不符合美國意識形態所崇尚的男子形象,是中國文化對男性的不同期待所造成的。張敬鈺在評論中反復強調中國“文”和“仁”的價值判斷,含蓄委婉、溫和理性,是中國傳統哲學和倫理體系對理想人格的期許。由此塑造的華裔男性,會經常性地發現自己無法勝任美國化的“男人”角色,他們會表現得更“女性化”,甚至于在美國,很多女性都比他們更加剛強和富有人格魅力。正如趙建秀(Frank Chin)所說,“亞美歷史上,黃種男人常常被再現為女性化的異類,他們缺乏男子氣概,女性化,柔弱,沒有膽識與創新,不夠積極,缺乏自信與活力?！盵4]當華萊士和西爾維婭抱怨弗蘭克的拳頭比他的腦袋還大時,弗蘭克高大、自信的身影完全籠罩了他瘦小文弱的身軀,華萊士的男性氣質受到了閹割,而這也不可能是西爾維婭所需要的真心。西爾維婭情愿回到一個曾經家暴她的男人那里,也不肯和華萊士這樣的男人一起生活,足見得美國價值觀中對男性力量和個性的追求。

在《愛的痛苦》中,阿偉作為華裔男性,同樣有著男子氣概的焦慮。他的第一任女友,曼迪,與他的母親龐太太相處融洽,她學習了漢語,又對中國傳統習俗有深入的了解,穿著也大方得體。龐太太對阿偉說,“如果你娶一個不是中國人的姑娘,她倒是正合適?！盵2]6曼迪和阿偉分手后,又在和一個日本人交往,阿偉想到,“我不知道自從她離開我以后她是怎么度日的。當她需要那點玩意兒時,她也和伊藤玩同樣的把戲?……京島說過現在是該改變了,光激發男子氣的麝香已經不行了?！盵2]7他對來自于同一文化圈的日本男子表達了擔憂,他們在與白人女性相處的過程中,往往很難擁有自信和活力,總是在白人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下瑟瑟發抖。

男性氣質的性別想象是由美國白人霸權形象構成的,他們是白人、異性戀、肌肉發達、有財產[5],所以《野蠻人來了》的主人公斯特林不得不仰視那些擁有男子氣概的模型,而留給他的只有自我厭棄。他認為標準是羅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他不止一次地站在浴室的鏡子前,把這位演員的照片舉到他的臉上,衡量他的自我缺陷程度[6]。他完全把美國白人男性的優越感內化了,在俱樂部,他的工作場所,他盯著米開朗基羅的大衛的復制品,仔細觀察每一寸,將自己和大衛比一比。然后他困惑了,“但如果他是理想中的男性美,那我該怎么辦呢?”[6]因此,路易向我們展示了一幅率直但暗淡的畫面,即在斯特林的世界里,沒有一個與他相似的男性氣質模型[5]82。男性的形象是由白人塑造的,作為一個華裔,在這樣的世界中始終是一個異類,他無法定義自己,也無法定位自己。他與白人男性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因此他也陷入了徹底的身份焦慮。除了知道自己來自于遙遠的大洋彼岸,他在成長的過程中無法對自己的身份有一絲了解,因此被白人女性貶低和調笑時,他感受到無能為力的痛苦。這也導致他放棄了父母為他尋覓的完美妻子Yuk,極力追求白人女子布莉斯,最后飛蛾撲火。

華裔二代雖然在美國生活,也習慣了美國的處事方式,但他們處于邊緣地帶,在經濟生活和社會文化中,永遠沒有他們的一席之地。他們找不到榜樣,也得不到力量。并且,在性格和行事準則上,他們被原生家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中國傳統對男性的期許植根于他們的生命中,故而當他們試圖和白人女性交往時,會驚訝地發現自己無法遮蓋的缺陷。他們急于和父母,和中國的傳統劃清界限,好一步邁入美國主流文化的大門中去,但是當他們真正和白人互動時,卻總是能感受到嚴重的身份危機,仿佛突然之間就成為了他們曾經輕視的中國傳統的一部分。

三、生存危機與新身份的建構

作為華裔,如何能真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是雷祖威一直思考的問題。他從小在白人社區長大,他認為“這樣的一段經歷使他在看待作為華裔美國人的自己、父母以及兄弟時有了一個新的視角”[1]198。他在很小的時候就注意到了自己和旁人的不同,這也深深影響了他的創作。雷祖威持續關注著二代華裔的生存危機,他們如何在文化夾縫中構建自己的身份,是他著力表現的問題。作品《遺產》蘊含著雷祖威對華裔身份的思考,他描述了一個華裔女性艾德娜在美國的生活,她樂于作一個激進人士,卻也為她的行動付出了代價。最后在吳太太的小屋內,她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基因”,認同了自己的中國根。中國身份不再是牽掣華裔在美國生活的羈絆,反而成為了最大的助力。

艾德娜是一個完全美國化了的女性。她受教育程度很高,著裝新潮,經常參與政治活動。一天夜里,他們居住地的婦女健康聯合會遭到轟炸,第二天清晨,她和一行人奔赴現場抗議轟炸。艾德娜接受了電視采訪,晚上就在電視節目里侃侃而談。她毫不顧忌地談論,說“轟炸是恐怖主義之舉,受總統慫恿,又被司法部長包庇”[2]188。她自認為做得“令人稱道”,一些朋友們也為她的“政治勇氣”和“嚴正的道德感”而祝賀,但同時也有一些匿名電話說要燒掉她的家,并割掉她的子宮[2]188。她的父親艾德塞爾和她說,“當中國人不在電視上表演烹調時,我們知道有麻煩了?！盵2]189艾德娜的教育經歷告訴她言論自由,但是她顯然沒有把握好所擁有的自由邊界。緊接著,她所工作的學校打來電話,說教務會將在下次會議上討論她的事情,在此以前她將不能在校區教書。艾德娜從前是一個“消極活動者,一個鼓掌者,一個愛湊熱鬧的普通老百姓”[2]189,只參加政治活動,不喊口號。而她第一次轉為“積極活動者”時,還沒有來得及享受自己戰斗的成果,政治就已經顯露出尖利的獠牙。很顯然,此時此刻在美國,這并不是華裔應當插手的事務,當人們發現一個華裔在公共場合侃侃而談,說一些富有爭議的言論時,他們會感到錯愕和憤怒。從幕后走向臺前,同時也預示著極大的風險。

時隔幾天之后,艾德娜在路上又迎面碰見了記者。記者陰魂不散地追逐著她,請求她說一些婦女們支持的話,而她已經不能再冒上電視的風險了。艾德娜于是沖進了隔壁吳太太的房子。中國式的小屋給予了她庇護,隔絕了“自由、民主”的外在空間帶來的危險。她在那里看到了滿屋的箱子,想到了她的母親從曾經延綿不絕的飛災橫禍中培養出的“藏東西的本能”,同時也因為節約而得以給女兒留下了上千塊錢的遺產。在吳太太家的照片讓她回憶起了自己家里的照片,照片上祖母巨大而粗糙的手。這雙手又和母親的手重疊了,她聯想到母親的手,那雙粗笨的手曾經對她施以教訓。想到母親的嚴厲苛責的同時,她也意識到了母親所經受的苦難,兒子女兒孫子都死了,她一直在痛苦中堅強地活著?！叭绻龥]有失去兒子,或者如果我是她的第二個兒子,她的這雙手可能永遠不會這么粗大、這么難看?！盵2]205當艾德娜終于重獲自由時,她再一次朝院子里看去:

這一次,我看到的不再是最微小的東西,我的視線越過了難以逾越的距離:薄霧籠罩的灰色山脈、籠中的小鳥、稻田里分開腿勞作的女人。好一副中國南部的景色……這是纏繞在我的DNA中的謎,是我基因的最初顏色,它就是我的遺產[2]208。

閱讀中,我們一直認為遺產是指母親給艾德娜留下的錢物,而直到最后一刻,我們才了解到,遺產指的是中國的基因。在吳太太的小屋內,艾德娜聯想到了自己母親的境遇,之前的困惑都迎刃而解,她從這時才真正理解了中國文化的內核,發現了,反思了中國女性所具有的堅韌、勤勞的品格,和中國人在各種極端情形下艱難求生的韌性。她認可了她作為中國人的文化身份,由此也承認了她身上所具有的中國基因。

雷祖威并沒有停留在華裔對中國身份的認可,在《野蠻人來了》的最后,他以隱喻的形式提出了華裔真正進入美國社會的可能性策略。在殯儀館的廚房里,斯特林試圖為兒子摩西找一份合適的零食。他把手頭的每樣東西遞給摩西,但摩西接連拒絕了。突然,斯特林想起了父親放學回家時給他做的零食。這一段故事沉浸在食物的比喻中,斯特林由此完成了從試圖融入美國意識形態到歸鄉的旅程[5]81。斯特林通過制作并食用父親的燉餅干,建立了與摩西的聯系。有趣的是,這道食物既不是中國菜,也不是法國菜,而是他父親從一個生活貧困的移民單身漢那里學到的。在這部小說中,斯特林既沒有通過正宗的中國菜獲得中國人的身份,也沒有拋棄自己的根,成為一個流浪者。因此,種族認同應當被認為是一個特定群體基于個人和家族的歷史以及實踐來建構的[5]81。正如路易所言,“我甚至可以說,迄今為止,這些關于轉變的想法也是讓自己成為華裔美國人的一種方式,就像弗蘭克·陳(Frank Chin)最初提出的觀點,即我們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創造出來的?！盵1]210美籍華人的概念是被創造出來的,而不是自然存在的,所以中國人不需要用這個概念來框定自己。他們必須理解自己是擁有多種族遺產的角色,不應被中國或美國的文化傳統所束縛,而應該創造自己新的、自主的文化,融合中西文明,成為美國社會的新部分。雷祖威對這樣一種文化形態的思考仍舊是模糊的,因此他只能通過隱喻的方式表征自己的態度,即完全追求西化或回歸中國傳統都是不可取的。華裔應當建構屬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而這種身份是不同文化碰撞、融合、變化的結果,是由多種傳統組成的,因此也更具有包容性。

亞美歷史學者高木在《他岸來的外邦人》一書的結語中寫道,“今天,亞裔美國人所處的美國和早期移民進來的美國截然不同。他們不再是反異族通婚法的目標……盡管如此,他們在許多方面,仍舊痛苦地發現自己受到不公正對待,仍舊被視為‘他岸來的外邦人?！盵7]第一代移民在中國時就受到了嚴峻的生存考驗,舊時代的封建政權培養了他們任勞任怨的品格,因此,即便美國有諸多不公,他們也甘于忍耐。而新一代的華裔青年在美國出生,自小接受了自由平等的教育,因此當理想和現實發生巨大碰撞時,他們往往不知該何去何從。美國與中國的巨大差異讓他們時時刻刻感受到撕裂,他們積極追求著美國身份,卻又被中國身份牽制。在這種雙重身份的重壓下,雷祖威通過《遺產》和《野蠻人來了》,給予了一種解決策略?；谀w色和文化,華裔青年需要對自己的中國身份有真正的了解和承認,同時也不被中國的傳統和觀念所束縛和捆綁。在美國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中,華裔要找到屬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不單單是盲目追求完全的西化。追求完全西化只能永遠活在白人的陰影之下,而將自己封閉在中國傳統的囚籠中又阻斷了溝通和交流。只有在中西之間找到平衡,才能夠形成華裔自身的身份認同,以此在美國立足。正如西華盛頓大學俞寧教授所說:“接受自己與生俱來的本色而不再追求所謂‘真正的美國人’的感覺,才能與造成歷史不公的形形色色因素作斗爭,才能為自己現在所在國的社會健康發展做貢獻。而這也毋寧說是要重新定義美國文化中的真正主流;理清它,保護它,使它不受充滿歧視與偏見的假主流的污染與篡位?！盵8]雷祖威對未來的美國華裔充滿希望,在他看來,種族將不再是中國人和美國社會之間的裂痕,而是他們得以立足美國主流社會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