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空間的聯結到聯結的空間:一個魯東郊區集市的空間重構研究

劉 念,李 建 宗

(青海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青海 西寧 810007)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自然經濟的補充,我國傳統集市深度嵌入于民眾日常生產生活,在地方社會的運行與整合中扮演著復雜的角色,因此,針對集市的研究往往呈現出多層次、跨學科的特征。追溯中國集市研究學術脈絡,則不難發現施堅雅(G.W. Skinner)的巨大影響力。施堅雅批判地吸收了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廖什(A. L?sch)、楊慶堃、楊懋春與費孝通等國內外學者的市場研究成果①,從實證調查資料中提煉中國集市空間層級的結構特征,追溯集市時空結構形成的社會過程,展現了中國市場在社會研究中的范式價值[1]。施堅雅將地理與經濟因素視作形塑中國社會結構的決定性因素,而文化、政治等因素則被放置在市場結構的背面,體現出明顯的形式主義傾向[2]。追溯施堅雅模式理論基礎——“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則可以發現,該理論以理想地表假設以及新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為前提,將空間歸為一種可被精準量化及模型化的研究客體,在高度模型化的理論中,空間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以及各類空間在堆疊中所呈現的統一性被極大地簡化與遮蔽了。施堅雅曾在《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中對中國鄉村基層集市的未來發展做出過預測:“傳統時代市場體系的‘發展’所依賴的密集過程使市場區域的面積隨著新集鎮在這個地區的不斷增加而持續縮減,而集鎮轉化為現代貿易中心所依賴的過程卻使市場區域的面積隨著舊市場的關閉而不斷擴大?！盵3]施堅雅認為,中國農村“中間市場”(intermediate market)與“中心市場”(central market)的輻射范圍會不斷增加,并最終在基層市場的消亡中轉化為現代貿易中心。但從現實情況來看,集市的發展狀況顯然要復雜得多,物質性與結構性空間遠不足以展現集市空間的全部面向,更無法完整解釋集市存續的原因,集市空間在抽象的結構空間之外還有一個廣闊而復雜的世界,它同樣具有現實意義。正如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言:“如果空間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成為生產關系再現的場所,那么它也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對抗場地?！盵4]

當今學術界對社會空間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列斐伏爾的理論框架,其對空間的總體性的闡釋以及對空間實踐的闡發彰顯了空間主體、本體與客體的三元辯證關系,拓寬了空間研究的現實可能。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始終伴隨著這樣的現實底色:“自然空間(natural space)已經無可挽回地消逝了,雖然它當然是社會過程的起源,自然現在已經被降貶為社會生產力在其上操弄的物質了?！盵5]空間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因此,空間的歷史可被社會關系,尤其是生產關系的性質所區分與命名,這為我們提供了分析社會空間的現實支點。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市場化與城市化的加速推進伴隨社會空間急劇變遷。今天的集市空間呈現出強烈的“斷裂感”,這種斷裂感既是歷史性的也是現實性的。從歷史上看,鄉村集市扎根于自然經濟而存在,而城市則是市場經濟與政治、文化的中心。與鄉村相比,城市往往更具行政勢能優勢,城市周邊的鄉鎮及其市場體系在城市發展規劃過程中常常扮演著被整合的角色,許多鄉村集市空間也從原來的地方中心變成了需要被整合的邊緣。從現實角度看,集市中的實踐個體往往會同時受到現代市場規則與傳統社會關系的影響。社會流動性的增強使集市實踐主體可以時刻在文化圈與貿易圈的中心與邊緣間流動[6],集市參與者的日常生活實踐與空間生產過程變得更為復雜。面對這一現實,空間所關聯的豐富理論資源以及當代社會空間理論對空間辯證性的關照讓集市空間有了連接“城市—鄉村”與“實踐主體—社會空間”這兩組對立概念的可能?？臻g宏觀層面與微觀層面的同一性關系被進一步強調,實踐主體與作為實踐對象的空間之間的連接則以生產之名獲得了可被觀測的支點。

本文將以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市郊集(化名)為例,梳理這一地處城市外緣空間的傳統集市社會空間的重構脈絡。集市所在的市郊鎮背山靠海,近年來,城鄉融合發展趨勢顯著。市郊集興起于清中期[7],1949年以前,在地方經濟發展與居民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1949年以后,市郊集轉型為以政府主導的物資交流會。20世紀80年代以來,集市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快速擴張,并于1991年、2004年及2016年三度位移,目前集市位于城市郊區城鄉結合地帶地鐵站旁的一片空地中。市郊集于2012年入選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近年來,媒體力量的介入以及地方交通建設讓集市知名度大幅提升,城市消費者已日益成為集市消費主力。

二、集市之外:集市連接的空間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網絡社會的崛起》(TheRiseofTheNetworkSociety)中提出了“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與“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概念。在地方空間中,人們的實踐與地域性緊密相連,空間的形式、功能與意義都在物理空間框架內展開。在流動空間中,流動是“支配我們的經濟、政治與象征生活之過程的表現”[8]?？臻g被接入了一個以信息流動為基礎的網絡中?！暗胤娇臻g”與“流動空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歸納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市郊集連接空間的部分特征。

(一)連接地方空間的集市

市郊鎮依山傍海,極具區位優勢。一位居住在距市郊鎮三十多公里外山區的村民曾回憶自己20世紀60年代的趕集經歷:

俺趕集都說個“前七后八”,從藏馬莊走到塔山頂有十七里,從塔山頂到集上有十八里。塔山頂上棵白果樹(銀杏樹),算是個神樹,這片有不少人去拜。俺去集上一般帶著花生、嘎子(葛根)和煙葉子,換人家的海貨,拿著這些海貨再帶著去六汪賣,六汪也是個山埝(山區),俺去那賣海貨換地瓜干養孩子。俺剛去趕市郊集的時候在路上碰見過個擇驢蹄子的,他是東王家夼村的,俺家離那也近。他看俺幾個是新來還過來跟俺搭話哩,說現在集上咱山后頭(塔山西)的人來得多了,人家欺負不著咱了。那擇驢蹄子的說話辦事兒真不糙,俺村這幾個趕集的碰上他就和他一塊兒,咱山后頭的人在集上碰著了都能拉拉呱。俺那時候趕集得跟大隊請假說回娘家,要不逮著了就是投機倒把。還有個離俺家近的集叫市美集,市美集沒那么些海貨,自行車這些稀罕件也沒有。俺也上市美賣貨認得的人就多了,有一回俺嘎子賣賤了,俺兄弟又找的熟人要回來,還跟人打仗哩,得為(因為)我賣賤了。集上的人跟俺說,那是叫販子買了,人家在市美買了再上市郊集賣。孩子他爺(父親)愿意上市郊集直接賣給使嘎子做漁繩子的,不容易賣賤②。

楊慶堃《鄒平市集之研究》中將集市分為“基本集”和“輔助集”,“基本集”用于滿足人們“日常生活中消費和生產的普通需要”,輔助集則“既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但同時也供給生活中的特殊需要”[9]。通過訪談對象的陳述,大致可將市美集視作“基本集”,將市郊集視作“輔助集”。市郊集的特殊地位源于其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與優越的交通條件,盡管市郊集輻射空間內人們的生產性質與生活方式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但在趕集人心中,這一空間并不是一個在意義上完全均質的空間。在市郊集的輻射空間中,塔山是一個重要的坐標,它不僅是地理的高地,更是意義與經驗的高地。愛德華·雷爾夫(Edward Relph)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的意象就是地方的認同,而對其意象背后的社會結構展開思考,就是理解地方認同的前提條件?！贝送饫谞柗蜻€提出“意象能夠在具有意義的事物與概念之間的關系里提供較為穩定的秩序,所以意象可以被人們用來詮釋信息與指導行為?！盵10]趕集人的地方認同與作為地方意象的塔山深刻綁定,這并不只是趕集人對特殊客觀現實產生心理映像的結果,它還反映了趕集人指向實踐的能動目的?！扒捌吆蟀恕闭且环N依附于塔山而傳播開來的行為指導,它構成了趕集人對趕集路上的空間的穩定認知,幫助人們理解自己的空間位置。塔山這一意象借助“白果樹”符號以及“前七后八”等地方經驗而流傳開來,成為市郊集輻射空間內的地方認同分界點。

集市是一個充滿競爭性與流動性的場域,趕集人需要在博弈中爭取自己的位置?！皳耋H蹄子的”正是基于這一需要而喚醒了其他山后趕集人的地方認同,由此,“山后頭的”作為一種社會關系延伸到了集市,在集市空間內形成了一種地緣差序格局。趕集人對地方的認知與自己的生產生活實踐經驗相互綁定,形成較為穩定的社會關系,構成形塑市郊集社會空間的重要力量。而隨著現代市場體系的完善以及農業生產水平的提升,塔山以西的農民已經不再需要通過市郊集滿足調劑余缺或謀生的需要。今天市郊集的農民攤主更多來自丁石洼、瑯琊、大村以及高戈莊等周邊村莊③。山后趕集人基于地方認同而生產出的那片社會關系空間已然從市郊集中消失了,集市所連接的社會空間逐漸轉至城市區域。

(二)連接流動空間的集市

與20世紀60年代相比,今天的市郊集無疑更具流動性。2018年底,市郊地鐵站投入運營,每到“逢四逢九”趕集日,便會有大量城市居民乘地鐵趕集,13號線地鐵也因此被當地人戲稱為“趕集專線”。此外,網絡媒介的影響進一步擴散,吸引了大量城市消費者。與地方空間相比,網絡空間的無邊界性與流動性讓它在制造關系方面有著更多的可能性。在媒體不發達時期,人們需要通過親臨集市或者口耳相傳的方式才能獲得有關集市的經驗。而在今天的集市中,網絡空間支撐起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論及的“跨距離互動”,交通建設則為保障“現場卷入”互動提供了現實條件[11]。

流動性提升給集市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輻射空間異質性的提升。前現代社會集市輻射范圍內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具有較強同質性,區隔集市參與者的主要變量為人們的地方身份自覺。當市郊集與城區關系加深后,城鄉生產關系的差異給集市場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改變,而發生在集市中的空間博弈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城鄉關系格局。以波普金(S.Popkin)為代表的形式主義學者認為:“小農是一個在平衡長短期利益后,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的合理的生產抉擇的人?！盵12]伴隨地方社會流動性的提升與城市消費者的介入,具有更高消費能力的城市消費者愈發受到攤主們的重視。目前市郊集由私營企業進行管理,市場化管理方式催化了集市攤販對盈利的需求,在此層面上,城市對鄉村市場、經濟與文化上的整合已然發生。正如卡斯特所言:“由于我們社會的功能與權力是在流動空間里組織,其邏輯的結構性支配根本地改變了地方的意義與動態。由于經驗關聯于地方,因而抽離了權力,且意義逐漸與知識分離。結果是兩種空間邏擇之間的結構性精神分離,構成破壞社會溝通渠道的威脅?！盵8]39

流動空間構建了市郊集參與者新的實踐邏輯,進而也引發了集市權力關系洗牌。集市買賣雙方博弈狀況是觀測集市社會空間結構的窗口,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對摩洛哥塞夫魯集市進行考察的過程中就關注到了買賣雙方的博弈方式,他認為集市中的信息往往呈現出系統性的稀缺和不對稱,“照顧老主顧”與“砍價”行為是縮減信息搜集成本以及抵御信息不對稱的有效手段[13]。前文中訪談對象所描述的那個“貨賣賤了”的事例也是集市信息不對稱的體現,但在地方空間中,買方與賣方之間的一系列地緣或血緣關系的交疊使雙方始終處在一種非正式監督之下。但在今天,買賣雙方的博弈環境已然變化,筆者曾在集市中目睹過兩次買賣紛爭。

第一次為海鮮干攤主與消費者的紛爭。一位外地消費者通過向其他攤主詢價的方式發現自己買的魚干在產品質量相同的情況下每斤售價比其他攤位多出二十余元,消費者決定退貨,但遭到攤主拒絕,消費者無計可施。第二次為海鮮攤主與一位年輕消費者的紛爭,消費者發現攤主使用了“鬼秤”。攤主提出以退貨作為解決方案,但消費者并不滿意,同時要對攤位進行錄像并在網絡社交平臺曝光,海鮮攤攤主向該消費者鄭重道歉并贈送了一袋舌頭魚,消費者就此作罷④。

不同于傳統地方社會的集市,在今天的市郊集中,多數消費者并不會成為“老主顧”,“一錘子買賣”已經成為大集上做生意的新常態。在監管相對松散的情況下,攤主們的逐利動機得到了繼續伸展的空間。在另一事例中,海鮮攤攤主對社交媒體的影響力有著清晰的認知,信息的流動性為城市消費者提供了新的的權力來源,誰掌握了流動空間的話語權,誰就可以在集市場域內占據更高的權力位置。在集市參與者的實踐過程中,流動本身已然是實踐邏輯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在流動中愈發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社會位置,對相關行為所帶來的結果也產生了更加清晰的認知。

當然,對地方空間與流動空間的區分只是一種“理想類型”分析,為的是更清晰地梳理重構集市空間的變遷過程,現實中的市郊集始終是一個混雜多元的空間。也正是在這種多元空間格局背景之下,集市中不同主體的實踐活動呈現出愈發分化的趨勢。

三、集市之中:日常與非日常的實踐

(一)實踐中的消費者

現代市場體系對包括空間在內的資源整合的需要已然成為影響市郊集參與者的實踐邏輯的重要現實背景。大衛·哈維認為:“資本跨越地球表面的地球流動,極大地突出了那些可能吸引資本的空間的獨特品質。把各種社群跨越地球帶入相互競爭的空間的收縮意味著地方化的競爭策略,以及意識到了使一個場所變得特殊并賦予它一種競爭優勢的特質的增強了的感受。這種反應更加強烈得多地留意場所的證明,在一個日益同質化卻分裂的世界之中建立和標明自己獨特的品質?！盵14]這一點也體現在在市郊集空間中,集市入口處的巨大招牌以及集市中充斥的“傳統”“特色”等字眼,都在試圖彰顯市郊集的時間厚度與空間特殊性。

集市的南側鄰近公路與地鐵站,是消費者進入集市的一側,俯瞰集市時可以明顯發現集市南側與北側的人流量與攤位數對比狀況。集市南側攤位主要售賣海鮮以及包括海鮮燴餅、羊肉湯和爐包等特色小吃,攤主們對食材進行現場加工,消費者們則在攤位旁的桌上品嘗剛出鍋的小吃。段義孚認為:“地方是運動中的停頓,包括人類在內的動物會停留在一個能滿足某些生物需求的地方,停頓使一個地方有可能成為一個感受價值的中心?！盵15]依靠品嘗特色小吃這一實踐活動,地方要素穿透人們的感官成為人們身體的一部分,地方作為一種感受被進一步強調,這使集市小吃格外受到城市消費者的歡迎。據常年趕集的攤主介紹,市郊集的海鮮燴餅、羊肉湯以及爐包攤位在附近地鐵線路開通后便呈現出明顯的擴容趨勢。滿足了城市消費者需求的南側集市空間也將城市消費者所帶來的社會關系一并固定在了這個位置上。

20世紀60年代的集市參與者大多對集市中商品的使用價值有著深刻而完整的認知,集市是嵌入于他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們可以依據自己的生產生活經驗在心中勾畫出商品生產與使用的價值鏈條。而現代市場中的商品生產與流通則往往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歷經漫長產業鏈的商品以完善而又多元的面貌呈現于消費者面前。與商品的使用價值相比,商品交換價值更能被其生產端與銷售端所體認,現代消費者在面對濃縮了繁復生產工序的商品時則更是無力完整感知商品背后生產者們的實踐意義?，F代市場的消費者們已日益習慣于對商品意義的片面化思考,齊美爾所闡述的“文化悲劇”已經普遍地發生了[16],在此社會背景之下,貼近生產實踐全貌的農村集市的特殊性得以成立。

一位市郊集的年輕消費者曾這樣表達過她對趕集的看法:“我感覺海鮮燴餅做法挺家常的,味道也沒讓我特別驚艷,這邊的東西也沒便宜到哪去,就是看看熱鬧感覺挺有意思的?！雹莨P者在市郊集進行調查的過程中經常會聽到城市消費者們類似的表達。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地消費那些被媒體與市場所塑造的符號,瑣碎與懸浮成為日常生活的常態。而集市這樣一個可通過城市消費者們所熟悉的消費方式抵達的他人日常生活空間,無疑可以成為城市消費者們脫離日常的理想空間。城市消費者出于對非日常實踐的需求而傾向于選擇能帶給他們更多實踐感與新鮮感的商品,繼而有選擇性地為集市空間注入了經濟活力。除此之外,集市中城市消費者們的消費行為本身也具有文化屬性與象征意味,伴隨著城市消費者們的消費實踐所一同到達集市的還有現代消費文化。在這個消費符號的生產與復制變得異常容易的時代,集市中的攤主并沒有太多與之抗衡的動機。

(二)實踐中的攤主

相對應地,市郊集南側攤主有著明顯的服務于城市消費者的意識,筆者曾向從前趕集的老人詢問早年市郊集售賣海鮮燴餅與羊肉湯的情形,但許多老人對這兩種小吃十分陌生,經過詳細溝通,老人們才理解到:海鮮燴餅其實是“燴火子”,而羊肉湯則與早年“馇鍋子肉”類似。攤主們主動遠離容易使城市消費者產生理解障礙的相對傳統、具有地域性的農業社會文化語境,重塑了自己的語言。列斐伏爾曾這樣闡釋過異化:“異化是一種與‘他性’關系的結果,這個關系使我們成為‘其他’,即與這種‘他性’的關系改變了我們,把我們與我們自己撕裂開?！盵17]以現代消費文化為他性,列斐伏爾所論述的“異化”已經在市郊集中深刻地發生了。雷爾夫認為,地方的本真態度意味著“人對地方的意義、象征與特征能夠給予真切的回應”,[10]124地方的非本真態度,即“無地方感”(no sense of place),則意味著“對地方的深度象征意義缺乏關注,也對地方的認同缺乏體會?！盵10]131對于城市消費者而言,接觸這些被切斷文化語境的語言往往意味著他們無法在集市空間內部獲得所謂“地方的本真態度”。在網絡空間中,市郊集進一步與“人間煙火氣”“網紅打卡地”和“非遺大集”等易被復制的去語境化流行符號綁定。這些符號的傳播為攤主帶來了實際收益,令攤主們也紛紛加入到了對符號的復制中,在脫離日常社會性的空間下,消費者們難以經由被斬斷文化之根的語言抵達真正的“地方”。

市郊集北側商品仍以農副產品、低價工業化產品以及農業生產工具為主,更能展現農村消費面貌。北側攤主對商品意義的理解與自己的日常生活實踐緊密相關,他們往往對商品的使用價值有著深刻感受。筆者曾在集上目睹過幾位年輕的城市消費者在北側攤位購買衣物的場景:攤位售賣的是農村集市中常見的衣物,這些衣物的樣式有別于城市年輕消費者以往的服裝審美。幾位年輕消費者選擇了幾件顏色鮮艷的秋褲和花坎肩套在了身上,隨后邊互相打趣邊拍短視頻。而攤主則不斷強調衣服實用耐穿,最終兩方達成交易。攤主與消費者各自的日常生活經驗間有著巨大隔閡,集市流通商品原本連續地嵌入于買方與賣方日常生活的意義鏈條在現代化進程中被斬斷了。如果將時間線繼續延伸,可以預見,隨著當地城市化建設的進一步推進,農民消費者所形成的市場會繼續縮小,而市郊集原本連接農民消費者與攤主日常生活實踐的社會空間也將進一步萎縮。

四、結語

市郊集對地方空間與流動空間的聯結體現了其歷史面向的空間變遷,而當下集市內部的社會空間秩序則可被視作是城鄉社會空間關系的映射?，F代化進程中,集市等傳統社會空間的再生產與現代性日常生活產生緊密聯動,這一過程始終包含著歷史因素,只是這種歷史因素不是歷史傳統的直接繼承,而是不斷再生產著的社會現實的重構因素[18]。在理解如今同質化、碎片化特征愈發顯著的社會空間時,對“連貫”與“斷裂”的闡釋應當成為理解空間歷史過程的一體兩面。

從集市外部視角出發,進入集市的城市消費者有著理解具有意義與歷史積淀的“地方空間”的需要,人們對碎片化、同質化的日常生活的抵抗正逐漸成為滋生多元社會空間的土壤。集市空間流動性的增強為消費者多元身的份建構提供了條件,而集市也在當代日常生活的縫隙中找到了生長空間。從集市內部視角出發,市場化、工業化與城市化摧毀了維系傳統集市的經濟基礎與社會結構,集市逐漸成為現代市場體系的一環。集市服務于鄉村地方社會的屬性不斷地被市場邏輯所沖擊,逐漸“脫嵌”于地方社會居民原生的生產生活需要,集市的“市場性”不斷地擠壓和摧毀著“地方性”的空間,也消耗著傳統集市發展的可能性?？傊?當代傳統集市社會空間轉型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平衡和融合外部“地方性”期待與內部“市場性”需要的過程。

【注釋】

① 參見[美]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史建云,徐秀麗,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施堅雅以克里斯塔勒與廖什所提出的中心地理論為基礎劃分了中國市場層級。相關內容參見施堅雅前書第5-11頁。施堅雅在研究中多次引用楊慶堃在《華北地方市場經濟》中的論述,吸收并改進了楊慶堃對中國集市的結構劃分。相關內容參見施堅雅前書第8頁、第57頁注釋12。楊懋春在《一個中國村莊:山東臺頭》中強調了基層市場在整合地方社會與廓清集鎮輻射范圍等方面的作用,同時提出“市鎮共同體組織”將充分適應中國農村未來轉型發展,施堅雅以此為基礎分析了人民公社的現實影響。相關內容參見施堅雅前書第152-153頁。施堅雅在分析中國經濟單位與政治單位分布位置關系的過程中批判地吸收了費孝通在《中國紳士:城鄉關系論文集》中對駐防鎮與集鎮關系的論述。相關內容參見施堅雅前書第9頁、第58頁注釋15。

② 訪談對象:FXA,女,82歲;訪談時間:2023年1月30日;訪談地點:山東省濰坊市諸城市饒子阿村。

③ 根據筆者田野調查資料整理得來。

④ 此處內容為筆者對田野調查資料的概括。

⑤ 訪談對象:FX,女,22歲;訪談時間:2023年2月19日;訪談地點:山東省青島市市郊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