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批判詩學”的品質
——趙勇《走向批判詩學:理論與實踐》試評

路 遙,李 自 召

(太原師范學院 文學院,山西 晉中 030619)

紓解西方文明帶來的思想壓力,是近代以來智識之士的肩頭重擔,要求中國思想不斷更新。落實到文藝理論場域,一種重要表現是理論話語持之以恒的建構,即立足中國當代文藝實踐,在對馬克思主義文論、西方文藝理論、中國古代和現代文論等理論資源充分理解、消化和吸收的基礎上,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藝理論話語。2022年10月,趙勇的學術論著《走向批判詩學:理論與實踐》現身,拉開了批判詩學的序幕,這正是為回應時代難題而提出的一種新的文藝理論構想,是對中國文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該書理論篇、實踐篇和訪談篇的架構兼顧理論與實踐層面,嚴肅而活潑地闡述了為何要走向批判詩學、什么是批判詩學、批判詩學如何實踐等一系列問題,彰顯出批判詩學介入、批判、居間、超越和創造等品質。

一、介入:批判詩學的實踐品格

文學批評運作于理論與實踐之間,唯有當實踐性成為理論的固有品格時,文藝理論才真正影響生動活潑的文學實踐活動。介入作為趙勇批判詩學的一個重要維度,是吸收融合阿多諾批判詩學的實踐性智慧和薩特的文學介入主張形成的價值取向,意欲挖掘出作家、學者的知識分子潛能。

阿多諾的內在批評是一種意識形態批評方法,從作品的形式入手進行分析,揭示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性、復雜性和含混性,挑明事實真相,粉碎幻象。在古希臘語境中,詩即制作,“涉及音樂和節律”“從沒有到制作出什么東西來”[1]。詩學多指文學理論,黑爾姆林發掘詩學文學理論之外的實踐含義,認為阿多諾的批判是干預文化境況的施行話語。批判詩學引入內在批評,關注“如何做事情或如何創造作品”[2],并把阿多諾的批評實踐當作一個高標——“既發明理論又運用理論,既從事批評又反思批評”[2]301,在具體實踐中實現理論批評化和批評理論化。

詩學關乎實踐,語言則涉及行動,薩特的《什么是文學?》為介入文學辯護,指出“語言是行動的某一特殊瞬間”[3]“說話就是行動”[3]18,作家揭露某一情境時也在改變處境,介入并超越當前世界,趨向未來。讀者的閱讀和作家的寫作都是介入,出于一種自由豪情,是揭示和創造行動。文學介入的哲學理據是薩特的存在主義,以人的行動來確定人的特性,惟有實踐才是至關重要的,行動包含著某種社會狀況和人的主觀能動性,“實在只存在于行動之中”“人只是自己行為的總和”[3]170。作品是作家揭示世界、超越處境、籌劃自由的事業,文學作品作為精神產品具有解放性,人們采取行動的最終意義是尋找自由。趙勇將文學介入視為薩特“從文學介入政治實踐過渡的橋梁”“作家與知識分子角色轉換的中介”[4]。在特殊歷史語境下,受馬克思主義傳統和群體價值觀的影響,薩特顛覆和改寫了知識分子在負面判斷中與大眾劍拔弩張、勢如水火的關系,建構出一種含情脈脈、唇齒相依的新型關系,這與知識分子意識形成和身份建構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實踐活動中,薩特把作家與讀者的關系轉換成知識分子與大眾的關系,強調占領大眾媒介,征服讀者群。作家通過改變原有的話語系統,以通俗化的方式向大眾表達思想,進入公共領域,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從而成為知識分子。

批判詩學借鑒薩特“以作家身份向自己的讀者傾訴”“以知識分子角色對陌生的大眾發言”[2]68～69一分為二的思路,吸納阿多諾“由表而入里,因內而觀外”的內在批評方法,并進一步強調知識分子的角色扮演問題,使其與中國復雜的現實語境和文論格局相貼切。隨著文學活動轉型和文學公共性消失,知識分子的介入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作者和讀者要介入社會,批評者、理論家更要干預現實,運用文藝理論進行批評實踐即他們的制作行為,以自由批判精神激活中國文學批評的生氣,知識分子應自覺承擔起責任和使命。

二、批判:批判詩學的根本立場

批判的前提是介入,介入的目的是批判,兩者在批判詩學中形成互動關系。批判性,是人文學者應具有的學術立場,也是一種文藝理論當蘊含的內在品格。趙勇借鑒薩義德的眼光——批評是“對抗”“對生命質量的提升”[2]302,將批評和批判的共同詞源Kritik解讀為“明事理,辨是非,分好壞,做決斷”[2]29,并引用阿多諾的“錯誤的生活無法過得正確”[2]21,表達對中國文學批評現狀的不滿。

首先,相對于媒體批評和讀者批評的眾聲喧嘩、百花齊放,學院批評顯得喑啞和沉寂,缺乏生機與活力。20世紀80年代,學院批評否定印象批評主體張揚、宏大敘事而興起,但重大歷史事件和復雜的文化格局、“為學術而學術”和“價值中立”的理念、學術話語的自律等阻斷了其介入現實的通道,使其成為一種無奈的退守,自覺遠離社會現實,把文學問題還原為學術問題,失去反抗的力量。知識化、學術化和規整化“消解或去除了文學批評激進的美學鋒芒”[5],令批評家喪失了提出重大問題的能力。其次,文學批評缺乏文體意識,內容空疏,形式呆板。作為一種文學語言體式,文體“背后反映作家的創作個性和時代的、民族的精神”[6],“作家通過他們的文體,寫出作品的氛圍、情調、韻味和色澤”[6]279。學院批評軟弱無力,植根于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論文體難辭其咎,這個學院知識生產和學術訓練的產物,如今成了問題形式,裹挾并綁架了文學批評,令后者成了學術論文的附庸。文學家需要真正徹底的文體意識的覺醒,文學批評也亟待一場文體革命。批評邊緣化深層次的威脅是真正批判精神的流失:回顧中國現代批評史,五四一代的啟蒙者開創出魯迅式毫不妥協的批判精神;1949年后歷次運動形成的“革命大批判”取代魯迅式批判,政治批判遮蔽了批判精神;80年代,具有擔當意識的知識分子推動新啟蒙運動,啟蒙、批判與現代理性三位一體;90年代,隨著自我清理和反思,知識分子間的共識破裂,批判主體瓦解。批評借用解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資源,變成追求即時反應快感的智力游戲,知識分子發生“從‘立法者’向‘闡釋者’的角色轉型”[7],無力承擔批判的重任。

由蒙田發明,盧卡奇、阿多諾等強調的論筆體是批判詩學引入的異質文體意識和文體樣式。阿多諾的論筆體是和他哲學話語配套成龍的美學形式,強調嘗試性和實驗性,既有哲學思維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又具有非連續性,以斷片的方式思考,面對具體作家作品發言。趙勇的批判詩學將中國式隨筆體、雜文體與論筆體有機接合,在論文寫作中吸納其氣質、情懷和客觀精神,植入隨筆的思維和筆法,達到思想性和文學性的完美融合。他有意以論筆形式進行批評實踐,理論篇和實踐篇實際上是嘗試批判詩學的新文體。

批判詩學視批判為一種面向社會、文化和文學進行觀察、分析的基本視角,并以馬克思、恩格斯唯物辯證法武裝之下的“詩意的裁判”為古典形式——批判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石,批判意識和批判精神是馬克思、恩格斯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武器;以阿多諾建立在詩與社會對抗性基礎之上的“藝術辯證法”為現代樣式——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和美學思考向著藝術和大眾文化兩極延伸,形成美學分析和意識形態分析兩種致思路徑和研究通道。批判詩學強調培養懷疑意識和批判意識,訓練說真話的勇氣和技巧,在為學不作媚時語的狀態下行文運筆,呼吁知識分子汲取批判元氣和力量,在時代和歷史發展的潮流中適時調整批評的姿態,保持一種捍衛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生命力、穿透力的清醒狀態。

三、居間:批判詩學的方法和路徑

在兩極之間進行居間思維,是批判詩學的方法和路徑,主要有三種理論來源:一是從童慶炳溯源到恩格斯的“亦此亦彼”的辯證思維方法,在“非此即彼”之外的恰當之處承認“亦此亦彼”,通過中介使對立雙方相互聯系。二是從阿多諾追溯到康德的“二律背反”的矛盾思維方式,呈現問題及矛盾的不可解決性,讓理性處于困窘和搖擺狀態,令哲學反思深化。三是伽達默爾和巴赫金等人的“間性思維”,強調交往和對話,互通有無。批判詩學力圖化解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矛盾,吸收各自的長處,努力在辯證思維中尋找一條中間道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

居間——介于兩者之間或處于某種中間狀態的思維方式早在中國先秦和古希臘已有所涉及。在《論語·先進篇第十一》中,子貢詢問孔子對子張、子夏的評價,夫子先各自點評道“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后給出“過猶不及”這一深層次的教誨。與之一貫的中庸思想,同樣強調合乎中道、不偏不倚,恰如其分、各得其所。在柏拉圖的《會飲》中,第俄提瑪教導蘇格拉底有關愛欲的知識:愛若斯介于美與丑、好與壞、不死的與會死的之間,既非這也非那,而是神、人來往交談中介的大精靈,“居于兩者之間,精靈正好填充間隔,于是,整體自身自己就連成一氣了”[1]75。作為豐盈與貧乏的孩子,愛若斯總處于有智慧和不明事理之間,活在一種兩極之間不穩定的境況之中?！睹乐Z》和《理想國》區分了知識與意見,前者是認識事物本質獲得真知,后者則是意想事物,只看到現象,正確的意見處于知識與無知之間。作為模仿藝術,詩歌針對人的靈魂中非理性的部分,實質是摹仿各式各樣的意見。批判詩學致力于“矛盾”“之間”“搖擺”,思維路徑與古人的智慧有暗合之處,又凸顯流動性、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更符合后現代的思想文化語境。

批判詩學的理論預設和操作方案介于阿多諾的藝術自主與薩特的文學介入之間。由于不滿法國近代以來的文學且憂慮當下的現實處境,薩特旗幟鮮明地提出文學介入,讓文學與既定的讀者群形成關聯,有用是他判斷文學價值的一個重要標準,文學必須介入社會現實,作用于世道人心。阿多諾則針鋒相對地倡導藝術自主,強調藝術日益獨立于社會的特性,并努力讓自主性和社會性保持一種平衡,他認為藝術的存在本身便是對社會的批判和對抗,只有自主的藝術才具有社會性,介入觀念從外部貼近藝術,主題先行,意味寡淡,而自主藝術則以特別的方式、特殊的形式構造重組藝術,使其爆發巨大能量。對于趙勇批判詩學來說,文學介入與藝術自主不僅無法截然分開,而且不能有所偏廢:一方面,“只有在藝術自主的前提下,所謂藝術創新或形式革命才可能出現”[2]118;另一方面,文學介入“體現著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和價值追求”[2]121,也是一種批判。批判詩學介乎兩者之間,既沉浸于作品之中又超拔于作品之外,尋找作家(學者)與知識分子角色扮演、形式創新與通俗表達、內在批評和外部批判之間的平衡和張力。

批判詩學融合藝術自主和文學介入,品評作家的創作和知識分子的批評實踐;結合馬克思主義批判傳統和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審察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聯系法蘭克福學派的視角與當代中國視野探究本土問題,凝視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呈現出一種全面、開放、融合的居間性視野。

四、超越和創造:批判詩學對文化詩學的反思和拓展

批判的目的是超越,并進一步有所創造。批判詩學拓展了童慶炳的文化詩學,其誕生是對已有的中國文藝理論“理論脫離實際”“封閉和孤立”“學術研究淺表化”[6]293～295等不良傾向的批判和反思,是在前輩文藝理論家“追求當下性”“加強學科關聯性”“提倡歷史語境化”[6]296～299等破解思路上新的理論概括和體系總結,以應對新的歷史條件和現實文學文化問題。

文化詩學話語的現實背景,一方面是市場經濟、商業化浪潮和大眾文化沖擊造成文學沉寂,另一方面是文學理論話語生產和體系建構的嘈雜帶來學術的萎縮。在學理層面,則是應對兩種思潮:一是語言論轉向中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促使文學敘事學變革,重視文本細讀和敘事技巧;二是歐洲文化批評理論和日常生活審美化結合下文化社會學研究繁榮。文化詩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文學,以審美為中心,重視審美文化屬性,強調分析作品要進入歷史語境,要有過細的文本分析,并把兩者結合和關聯起來,從微觀和宏觀雙向拓展,從文本批評走向現實干預,“不僅能夠‘入乎其內’——在文學的語言之維、情感之維上,研究文學的語言、形式、敘事結構、人物形象,體驗作品深層的審美意蘊,還能夠‘出乎其外’——在文學的文化之維上,通過‘互文性’的互動參照,在歷史語境的追問中解釋文本背后所隱藏的作家的審美理想及其價值意圖”[6]462。

在趙勇看來,文化詩學的核心命意特別倚重文學,釋放審美內涵,但偏重高雅文學、美文學或純文學,其審美世界以古典人文主義價值觀為精神底色,以古典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為主要審美對象,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和之美為審美理想,與當下的現實形成了某種矛盾或錯位?！皩徝乐行恼摗背錆M純正、高雅的古典主義氣息,沒有正視審美的復雜性,自成一體后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斷了文化詩學介入現實的通道,其思路與理路勢必要摒棄許多文學文本與文學現象,很難面向現實、關懷現實。

批判詩學拓展的思路首先是把審美中心論的單維結構變成“審美/非審美(反審美)”或“詩意/非詩意(反詩意)”的雙維結構。面對古今中外思想交匯下新的文化景觀,審美在當代社會發生變遷,出現多種形態,批判詩學調整身位,著眼于審美與非審美、詩意與反詩意、純文學與大眾文化之間。其次,在方法論上協調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關系,研究對象選取、研究方法運用、研究路徑采納等方面向后者學習,批判詩學兼重鑒賞式批評和意識形態批評,落腳于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交融。立足于文藝理論新的歷史方位和現實遭遇,批判詩學對文化詩學進行了超越,未來將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進一步夯實并釋放各種理論資源。

五、結語

作為一種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并舉的研究范式,批判詩學以介入為實踐品格,以批判為核心立場,以居間為方法和路徑,以超越和創造為理論追求,其方法論兼重鑒賞式分析與意識形態分析,并結合阿多諾的論筆體和中國式隨筆體、雜文體發展新文體樣式,其價值觀取向則是薩特的文學介入與阿多諾的藝術自主的融合創新,強調知識分子的角色扮演問題,要求知識分子持批判性立場有效介入社會現實。批判詩學是趙勇診療中國文學批評現狀并反思其學術道路形成的創造性的文藝理論話語,《走向批判詩學:理論與實踐》一書的命名,已點明一種行進的姿態。理論篇精妙嚴肅,實踐篇有血有肉,訪談篇通俗易懂,透露出作者謀篇布局下的真情實意:批判詩學的構想不是偶然,而是集百家之長、融百家之思所成的一家之言;其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一個逐步推進的歷程;此外,已經有了具體的實踐操演,并逐漸生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