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來中共三大研究述評

田 密

（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廣州 510275）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馮鐵金考證馬林的相關信函后指出中共三大的召開時間應是1923年6月10日至19日[1]，本文采用中共黨史學界普遍認同的觀點，即中共三大召開時間為1923年6月12日至20日），為期九天的大會，對國共兩黨的合作模式進行了深入探討，通過了11項重要的決議。中共三大以后，打開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新天地，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大革命運動。這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對于中國革命而言、對于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而言，都有著深刻的意義。關于中共三大，學術界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在中共三大召開100周年之際，對學界近30年來關于中共三大研究的文獻進行梳理，聚焦關注度頗高的五大主題進行綜合述評，為進一步深入研究中共三大提供參考。

一、中共三大的研究現狀

對中共三大的研究是對中共會議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包括中共三大的會址、主題、評價、人物、與共產國際關系五個方面。近三十年來，學界從國民大革命以及中共會議史的視角，從大歷史觀視野整體上對中共三大的研究相對薄弱，而從各個角度對中共三大的各種細節剖析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據不完全統計，相關學術論文多達近千篇，舉辦過數十次相關學術會議，出版了系列相關會議論文集。

（一）關于中共三大會址的研究

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包括中共三大歷史陳列館、“春園”（原中共中央辦公所在地）、會址遺址及舊民居5 號樓組成。關于“三大”會址的研究，近年來學者們主要圍繞會址考證、會址何以在廣州兩個方面展開。

1. 中共三大會址考證

關于中共三大會址的調查研究，經歷了絕密檔案資料查證、“三大”親歷人物回憶與實地考察、考古確認等漫長過程，最終才確證廣州市東山口恤孤院后街31 號（現為恤孤院路3 號）是中共三大會議遺址?？甲C過程中，首先是絕密資料浮出水面。由廣州市紀念館博物館革命委員會組成的5人專門調查小組，于1972年前往中央檔案館拷貝“三大”絕密檔案12 份。但這些檔案對于會址考證工作的幫助微乎其微。其次是“三大”親歷人物的回憶以及實地考察。調查小組召開了7 場討論會，訪問了19 位老革命同志。其中，“三大”親歷者徐梅坤老先生回憶會址的北邊能見“逵園”，南面是“春園”，東邊是“簡園”，會址是磚木結構的兩層普通民居[2]。最后進行了考古的最終鑒定。2006年，廣東政府作出了重建中共三大紀念館的決議[3]，考古所派出一支考古隊，對中共三大會址進行了挖掘，找到了三大會址房屋的地基，這也從另一方面證實了徐梅坤的回憶，中共三大會議地址得以確證[4]。

2. 中共三大何以選址廣州

中共三大何以選址廣州，學術界從多個視角作了剖析和解釋，歸納起來有二點理由：

第一是共產國際的安排使然。1922 年5 月，利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匯報中指出“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廣州”，因為“廣州具有合法條件，有最先進的工人運動，是國民黨的活動中心，能夠與國民黨進行廣泛合作”[5]。同年7月11日，馬林也指出：“我們在廣州有充分的行動自由，只能在這里公開舉行黨的代表大會和勞動大會”[6]239。1927 年7 月18 日，共產國際商議決定中共中央“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并與馬林同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7]。然而，尚連山、蘇巖群在解密中共三大的檔案后指出，“一開始維經斯基是反對中共中央遷往廣州的”[6]321。

第二是廣州的自身優勢使然。一方面，廣州地區革命形勢比較好。廣州是孫中山先生“政治實踐”的發源地，是民主革命活動的策源地，是中共最早的發祥地之一，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8]24，這為中共三大在廣州的召開奠定了輿論和思想上的基礎。在香港海員大罷工勝利的推動下，“廣州工人階級紛紛組織工會，使得廣州成為全國工人運動最發達的地區之一”[9]。這就為中共三大在廣州的召開奠定了階級基礎。另一方面，廣州當時具有相對寬松的政治條件?！皬V東，特別是廣州，成為一個在政治上比較自由的地方，是可以正當從事革命活動的地區”[6]239。1922 年5 月，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以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8]25，都為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準備了重要的政治條件。

（二）關于中共三大主題的研究

“參加中共三大的代表共三十余人，他們代表全國420名黨員”[10]。這次會議的核心主題是討論共產黨員如何加入國民黨的問題。中共越來越感受到“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是“目前革命之需要”[11]93。在中共三大上，確立了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模式[11]100，破解了國共合作的重大難題。有關國共合作主題的問題，學界主要圍繞以下3個方面展開：

1. 國共合作的原因

國共合作是在復雜的國際環境和嚴峻的國內環境中實現的[12]。探討國共合作的原因，學者王學斌[13]從三個角度分析國共合作是必然，“第一，從國際角度來看，促進國共合作是蘇聯東方戰略的需要；第二，從中共角度來看，中共建黨初期實力較弱，聯合國民黨等大黨勢在必行；其三，從國民黨角度來看，與中共合作一方面有利于國民黨注入新鮮血液，另一方面也可以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冷玉健[14]也認為國共兩黨合作是當時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歷史必然。孟慶春[15]分析當時國情指出，“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主次地位的變化, 決定了國共關系的發展變化”。

2. 國共合作的難題

第一次國共合作“對大革命的來臨作了必要的準備和鋪墊”[10]134-135。第一次國共合作并非一蹴而就、一拍即合的，是經過多方不懈努力和各自折衷后的結果。據記載：“中共三大大會討論中，發生激烈爭論，馬林認為全體共產黨員、產業工人都應該參加國民黨，‘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張國燾和蔡和森則反對，認為這樣會消解共產黨的獨立性”[10]135。李振武[16]通過分析，為我們立體地呈現了國共合作中彼此妥協與磨合的歷程，“中共先后經歷了三次十分重大的政策性轉變，從中共一大拒斥，到中共二大提出的‘黨外聯合’到西湖會議勉強接受‘黨內合作’最后到中共三大確立所有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3. 國共合作的方式

合作的組織形式是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焦點問題。以馬林為代表的共產國際主張“黨內合作”，而以張國燾、蔡和森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主張“黨外合作”。經過磋商，最終達成一個共識：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在評價“黨內合作”和“黨外合作”兩種合作方式時，歐大軍[17]指出：“‘黨內合作’這種組織形式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能夠順利實現的關鍵”，但是，姜帆則從這種特殊的“黨內合作”形式中看到了中共要求獨立性的主張。姜帆[18]分析了中共在“三大”之前、之中、之后為自主決策作出的努力，論證了中共早期領導人獨立自主的思想。

（三）關于歷史評價的研究

中共三大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基礎，也是國民革命的新出路。不置可否，中共三大有著彪炳千古的歷史貢獻，但也有一定的歷史局限。對于中共三大的評價，學界歷來有爭議。

1. 中共三大的歷史貢獻

中共三大的召開，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歷史的偶然，在中國革命進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學界目前對于“三大”的歷史貢獻主要從兩個維度展開：

第一，從革命進程來看。蔡和森[19]曾提出“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實行改組，這證明第三次大會之政策是正確的”。劉家賀[20]78主張“中共三大確立了國共合作的方針，促進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國民革命，成為了大革命的起點”。游慧冰[21]92從中共三大確立的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著手，指出“這個方針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推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和中國大革命的高潮的形成”。

第二，從黨的建設來看。劉家賀[20]80-83指出“中共三大加強了黨的建設，壯大了黨的隊伍”。游慧冰[21]94認為“三大首開黨內民主集中制之先河，為我黨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李君如[22]也表示“中共三大在黨的制度建設，組織建設等方面都有獨特貢獻，為后來黨的自身建設累積了寶貴的財富”。曾慶榴[23]接受光明日報采訪時也曾提到，“中共三大是黨史上開統戰工作先河的會議”。鄧紹根[24]則從新聞宣傳視角來闡釋中共三大的歷史貢獻，中共三大之后“黨管宣傳”有了機構和制度上的保障。

2. 中共三大的歷史局限

中共三大雖然極大地推動了革命的發展，推進了民主革命的進程，成就了國共兩黨“雙贏”的局面。但是我們黨當時尚處于幼年時期，由于主客觀條件的制約，對于中國國情和革命情況了解不夠深入，在中共三大上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認識仍存在歷史局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指出：“大會未提及工人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爭取領導權問題。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會議對國共兩黨及其所代表的階級力量作出了片面的估計”[10]136。汪晴[25]評價中共三大的歷史局限：“過于強調合作的一面，而忽視了斗爭的必要性；側重于政治工作，而對軍事力量重視不夠；對存在于中國的軍閥政治缺乏更深層次的認識；國共合作中忽視帝國主義對革命陣營的分化?！?/p>

（四）相關人物的研究

總結近30 年來學界對中共三大相關人物的研究，本文分別從國際方面、中共方面、國民黨方面三個角度選取個別典型熱點代表人物進行綜述。

1. 共產國際代表人物

馬林對中共三大的作用尤為突出，其與中共三大的關系也是學界研究的熱點。盧茂飛[26]指出“馬林對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吳敏娜[27]也充分肯定了馬林對中共三大的歷史作用，“廣州是馬林孕育形成國共合作思想戰略的發源地”。曾慶榴[28]則客觀全面地評價道：“馬林促進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黨內合作’的認同，開辟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渠道，但對馬林的中國活動進行綜合分析，他在中國問題上的觀察和判斷，還有片面性的幾個錯誤和缺陷?！?/p>

2. 中國共產黨代表人物

在中共三大相關人物的研究中，學界對中國共產黨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較多，尤以對陳獨秀與張太雷的研究為重。

第一，關于陳獨秀的研究。陳獨秀“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29]。學界對于陳獨秀的思想評價問題存在爭議。有些人認為陳獨秀促成了國共合作，極大地推動了革命的發展，“陳獨秀是國共兩黨革命統一戰線形成的主動探索者”[30]。王海琳[31]則客觀地指出，“對陳獨秀政治思想的合理內容應給予肯定，對于他所謂‘國民革命的公式’等,要從特定歷史條件出發進行客觀評價”。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這是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開始形成的時期，“北伐革命失敗的原因是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路線”[32]。然而，楊奎松[33]卻提出，“陳獨秀對國民黨的妥協是迫于共產國際的壓力，右傾機會主義導致大革命失敗的責任不應該歸咎于陳獨秀”。

第二，關于張太雷的研究。張太雷曾多次在共產國際及蘇聯駐華代表中任助手、翻譯，是黨內最早主張并實踐革命統一戰線思想的領導人之一。楊琳[34]指出“張太雷為中共三大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積極化解東西方種種矛盾以及溝通協調黨內意見分歧，促進中國革命發展”。張太雷作為中共三大代表以及馬林的翻譯兼助手，他在促成國共合作和革命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的確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包惠僧[35]曾回憶：“鮑羅廷指導中國共產黨和國共兩黨在聯合戰線上的工作，張太雷幾乎全部都參加了謀議?！?/p>

3. 中國國民黨代表人物

“那時全國地方未受到反革命軍閥的干擾，唯有廣州”[36]，“孫中山把廣州打造成了當時中國南方革命運動的中心；孫中山積極推動‘黨內合作’，為中共三大的召開做了準備”[37]。同時，李超[38]也提出“孫中山先生晚年接受共產國際的幫助是中共在廣州舉行三大的一個重要背景”。李俊彥[39]更是高度評價“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孫中山的理論和實踐發展的結果”。然而，楊奎松[40]卻更加客觀的評價道，孫中山最開始同意與共產黨合作主要是因為希望得到共產國際與蘇聯的援助。

（五）“三大”與共產國際的研究

1923 年1 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指示：“國民黨有必要與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合作”“在當前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11]93，正因為共產國際的撮合才有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笆枪伯a國際把在成立時就宣布不與任何政黨發生關系的中國共產黨推向與國民黨合作之途的”“在馬林全力爭取下，中共三大完成了歷史使命”[41]。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中共中央文件，共產國際關于國共合作問題及對中共三大的指示，主要有兩個文件：“《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的決議》（1923年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1923年5月）”[11]93-104。這兩份指示文件對隨后召開的中共三大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三大”之后的一系列文件，都是按照此指示貫徹執行的，推動了國共合作以及大革命的進程。但是，與此同時，劉琦[42]提出共產國際對大革命的失敗同樣要承擔歷史責任，“共產國際在指導大革命的過程中存在著根本性的失誤:第一，關于國民黨性質的誤判；第二，在‘國共合作’中的右傾”。

二、中共三大的研究評價

近三十年來，隨著新史料的不斷挖掘，學者們通過多視角，借助多學科結合的方法，不斷對中共三大這一課題進行分析和闡釋，拓展了研究領域，拓寬了研究視野，促進了中共三大研究向多領域、多層次和多維度發展。

(一）目前研究的特點

第一，史料新出，為深化細化中共三大研究提供重要條件。隨著考古的不斷發掘以及史料的不斷豐富，對于中共三大的剖析更為立體，可以根據史料對更多的細節進行推敲考證，使得研究成果更具科學性。中共三大會址的確定是經過眾人的艱辛勞動，層層檢驗，步步確證，才定位于現今的廣州市東山口恤孤院路3 號，史料的考證以及考古的發現為建立中共三大舊址紀念館提供了科學依據。另外，國內外檔案史料的陸續公開，有助于更為具象豐滿地了解中共三大召開的過程始終，有助于更為生動鮮活地還原相關人物，從而對中共三大的整體把握更為全面客觀。例如，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中共中央文件中關于中共三大的檔案文件，清晰地呈現了共產國際對中共三大的影響以及作用。

第二，態度客觀，為中共三大研究科學化提供價值導向。近年來，學界對中共三大的研究注重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尤其是在中共三大的歷史評價以及中共三大相關人物方面的研究更加注重客觀性、全面性。例如，對中共三大的評價，以往學界都注重其積極性評價，而近年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就指出了其局限性。在評價陳獨秀在中共三大前后的思想時，有學者指出：一方面，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陳獨秀為黨的“三大”順利召開以及中國革命的發展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看到他思想中的合理部分：另一方面，又應該客觀地看待他因歷史局限性而在思想上存在的不夠成熟的地方?？创R林時從整體視角出發，有學者提出馬林在中共三大上所做的工作及其貢獻是不可忽視的，也應該得到肯定。然而，作為一個不懂中文，對中華傳統文化缺乏認識的外國革命家，其對于中國的具體國情和革命形勢等方面的認識與理解，仍然是比較片面和粗淺的。

第三，知古鑒今，為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歷史啟示。研究過去的歷史，是為了給今天的發展提供借鑒。中共三大是中共發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近年來學界有關第一次國共合作研究已取得了扎實的成果，學術界從不同角度不同維度對國共合作進行研讀，涌現出了大量優秀作品，加深了人們對國共合作的理解，促進了人們對于統一戰線的進一步認識。尤其是統一戰線作為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史經驗之一，載入《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其地位被重申之后，學者們更加注重對統一戰線的初步嘗試——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研究，使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研究碩果累累，充滿了生機活力。此外，一方面，中共三大對當時黨的力量的壯大以及黨的建設有卓著成效；另一方面，為黨的長久發展與建設奠定了基礎，如中共三大對制度建設、組織建設、黨管宣傳等方面的貢獻傳承沿用至今，為新時代黨的建設提供了藍本。

（二）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當然，就近三十年學界對中共三大的研究成果來看，也存在不足之處。

第一，論文較多，專著較少。近年來學界對中共三大研究的論文近千篇，但是相關著作卻寥寥無幾，楊苗麗撰寫的《中共“三大”》算是其中之一。涉及中共三大的著作，絕大部分把其作為中共會議的一部分出現，單獨成書的較少。這意味著學界對中共三大的研究更多的是放在中共會議整體范圍內進行考察，對其進行深度解剖研究的較少。

第二，研究視域較窄，研究范圍不夠全面。學界對于中共三大重要人物的研究砥志研思，研究的人物之多、范圍之廣，尤其對馬林、張太雷、毛澤東、陳獨秀、孫中山等人與中共三大的關系問題研究頗深，涌現了許多新觀點、新視角。但是，目前為止，對中共方面代表人物的研究較為豐富與豐滿，對共產國際和國民黨方面的代表人物關注較少。例如，對共產國際維經斯基的研究、國民黨鄧演達等的研究，仍然值得進一步關注。

三、中共三大的研究展望

關于中共三大的研究是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梳理近三十年來學界對中共三大的研究，把握研究動態，有助于推進中共三大研究向縱深拓展，也有助于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歷史啟示。在新時代的視野下，時代發展要求我們不斷重新審視已有的研究成果，綜合多種研究方法，拓展多種研究路徑，從不同視角分析中共三大。雖然近三十年來對于中共三大的研究碩果累累，成績斐然，但是仍然存在需要反思和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

一是應運用更為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梢匀诤隙鄬W科，打破學科壁壘，多角度、寬視域的解讀中共三大，從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的交叉融合中透視中共三大帶給我們的歷史啟示。例如，分析中共三大的相關人物時，目前學界更多的是從時代背景、社會背景的大視角去剖析，而從其個人的角度分析的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引入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知識與方法，透視歷史人物的個人性格等主觀因素對于中共三大及其相關歷史事件的影響。同時，注重比較研究方法、文獻梳理等方法的結合，有助于拓展研究深度。例如，國外對于中共三大的態度與評價，在對待重要人物時中西方不同視角的比較等都還有挖掘探究的空間，在對比中有助于更加全面、完整、立體地還原和認識中共三大的本真以及相關細節和過程，這樣才能更加客觀地研究中共三大。此外，對于相關研究文獻的梳理，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現學界對其研究的現狀與關注熱點，但是，目前學界對中共三大研究文獻的梳理不多，相關的文獻綜述寥寥無幾，這也是本文的寫作初衷，希望通過對近三十年中共三大研究的文獻進行述評，為之后的相關研究貢獻綿薄之力。

二是應加強對相關爭議話題的研究力度。問題總是在爭議中經過不斷探究最終得到解決，就像中共三大會址就是在不斷的質疑、考證中得以最終確認的。目前關于中共三大的一些問題，例如，對“三大”應該劃歸在中共創建時期還是大革命時期；陳獨秀是否完全贊同“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等問題仍然存疑，等等，需要進一步加強研究的持續性，提高關注度。存在爭議的問題，一方面，顯示了學術研究的多樣性與發展性，只有從不同視角分析同一個問題才會看到同一問題的不同方面，才會有不同的學術觀點與學術聲音；另一方面，隨著考古的發掘以及時代的發展，也會出現新的視角和新的觀點。對于目前中共三大還存在的爭議問題，未來將隨著史料的不斷挖掘以及考古的不斷證明，逐漸形成一定時期內的學術共識。例如，關于陳獨秀是否完全贊同“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所有”的問題將會隨著相關文件、材料的出現而逐漸清晰并且有定論。

三是應遵循研究服務于現實的原則。對中共三大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厘清中共三大這一歷史事件的脈絡，客觀多面的探究中共黨史；另一方面，知古鑒今、學史明智，研究中共三大是為了發現歷史發展規律，尤其是政黨執政規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黨的建設提供歷史啟示。例如，中共三大推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啟了統一戰線的先河，梳理其中的歷史經驗，對新時代加強統一戰線工作，促進祖國統一，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是大有禆益的。此外，中共三大對農民問題的認識，較之中共一大和中共二大達到了新的高度，這將對新時代鄉村振興以及穩固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提供歷史啟示，推動新農村建設。研究歷史是為了探尋規律，從而更好地服務于現實與當下。接下來，對中共三大的研究應結合新時代的實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提供理論支持，讓理論真正地指導實踐，服務于實踐，而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

中國三大促進第一次國共合作，加快了大革命的進程，是中國共產黨會議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對于中共會議史的研究包括中共三大的研究，將是學術界未來關注的重點問題。一方面，我們要梳理中共會議包括中共三大的歷史脈絡，更加客觀地呈現其原貌；另一方面，要以史為鑒，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歷史經驗借鑒。未來，對中共三大的研究，將隨著史料的不斷發掘、重要文件的解密以及考古的發展而產生新的認識，這就要求學術界對中共會議史尤其是中共三大持續研究，提出新觀點，運用新視角，得出新理論，以新理論指導新的實踐，以理論創新推動實踐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