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前期中國報刊論政觀念中的現代化因素

李 濱

（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南長沙 410081）

晚清前期，在時間劃分上一般指1840-1895①以晚清前期作為本文考察的時間范圍，主要是基于這一段時期在報刊思想史有其相對獨立的特征。1840年鴉片戰爭開啟了西學涌入的通路；而1895年后隨著戊戌維新運動的興起，思想文化進入狂飆突進的時代，中國思想史發展進入重大轉型時期。而1840-1895年可謂報刊思想發展中緩慢漸變期，傳統思想文化與現實君主政治強力影響著彼時報刊思想的內容和話語呈現；新的思想元素也開始夾雜其中，成為后續思想發展的鋪墊。年。隨著新式報刊的引進，西報知識也逐漸傳播開來，并對先進國人的報刊觀念產生影響。然而這一時期的報刊觀念受君主專制和傳統文化的影響，在話語表述上往往與中國傳統的相關思想或文化設施進行類比，呈現出本土化特征。就報刊論政這一具有鮮明現代性的新聞活動而言，也常常被類比為中國傳統清議，而不被視為一種監督政治的現代傳媒實踐。盡管如此，西學的涌入，以及國人與西方交往的加深，仍然使彼時的報刊論政觀念呈現出新的特征，區別于傳統的文人論政（即“清議”）觀念。從中國文人論政思想的發展歷程看，這一變化無疑是重要的，有必要予以深入審視。

這一時期，報刊思想論述的主體主要有來華傳教士、商業性外報主辦或參與者以及早期維新派人士。本文重點分析他們在報刊論政觀念方面出現的現代思想元素，并對這種報刊論政觀念的發展變化予以意義審視。

一、晚清前期西報知識的來源及途徑

洋務運動期間，外人在香港、上海和天津等地創辦了大量現代報刊，如1845 年在香港創辦《中國郵報》；1850年在上海創辦《華北捷報》；1864年在上海創辦《字林西報》。影響較大的商業性中文報紙，則有《申報》1872年創刊于上海，《時報》1886年創刊于天津，《新聞報》1893年創刊于上海。19世紀40年代至90 年代，外人先后創辦超過170 種中外文報刊。1895 年前，國人自辦報刊較少，外人辦的報刊占了絕大多數。戈公振統計指出：“我國人自辦之日報,開其先路者,實為《昭文新報》,《循環日報》次之,《匯報》、《新報》、《廣報》又次之。今碩果僅存者,唯《循環日報》耳?！盵1]121

洋務運動時期，以來華傳教士為主體的外來辦報者的西報知識來源毋庸贅言，而國人的西報知識主要來源于他們所接觸的報刊活動。外人在華辦報往往會雇傭國人作為助手，如黃勝、王韜、韓應陛、蔣敦復、李善蘭、沈毓桂、吳子讓、陳靄亭等，就先后在外人在華創辦的報刊或書局任職。外人的辦報經驗和模式成為國人的主要借鑒，以致國人初辦報刊多在形式上模仿外報，甚至假托外人的名義發行[1]22。在外報的示范和啟迪下，一批先進的國人開始自辦報刊。黃勝、伍廷芳、容閎、何啟、王韜等先后開始其辦報經歷。與來華傳教士的交往成為另一條途徑。傳教士報人李提摩太、林樂知、花之安和甘霖等，與早期維新派即有較為密切的交往。王韜、鄭觀應，甚至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與傳教士的報刊活動有確鑿的交集。此外在歐美留學、游歷，也給部分國人帶來直接的西報知識閱歷。如容閎、鄭觀應、馬建忠、王韜、何啟等都先后有過出國經驗。

對西報知識的了解，成為國人報刊論述的重要基礎。早期維新派在闡述其辦報主張時，往往以介紹西報運作經驗或社會影響等開篇，如陳熾的《報館》一文，首先即介紹“泰西”報館在西國由最初被禁止到“聽其開設”的過程，以強調在國內興辦報刊的重要性[2]。這種表述思路幾乎成為彼時維新派論報的基本模式。

二、西報知識對晚清前期報刊論政觀念的影響

晚清前期的報刊論述者雖然大都援引古代清議等相關思想資源來闡述報刊論政問題，從而與西方現代報刊理念拉開距離，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們接觸的西報知識的影響。故他們的報刊闡述中，也自然呈現出一定的現代思想元素。

一是在對西報知識的闡述中體現現代報刊論政理念。介于晚清的君主專制現實，戊戌及戊戌之前的報刊闡述者極少明確主張在國內照搬西方民主政治下的報刊實踐，轉而從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發掘話語資源，以做出順應中國接受語境的報刊論斷。然而在對西報知識的介紹時，則往往相對準確客觀，較少使用附會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資源的方法。

來華傳教士較早介紹西方報業的相關知識。如《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1833 年即以中文報紙身份發表《新聞紙略論》，簡要記述了西方報紙的產生發展、以及西國的出版自由問題。傳教士花之安的《新聞紙論》中，也介紹了英國泰晤士報的出版情況?！跺谶冐炚洹返膭摽蜓詣t描述了西報的新聞性及信息傳播效力：“中國除邸抄載上諭奏折，僅得朝廷舉動大略外，向無日報之類。惟泰西各國，如此帙者恒為疊見，且價亦甚廉，雖寒素之家亦可購閱，其內備載各種信息，上船之出入，要人之往來，并各項著作篇章，設如此方，遇有要務所關，或奇信始現，頃刻而四方皆悉其詳，前此一二人所僅知者，今乃為眾人所矚目焉?！盵3]同時，傳教士們也零星談及西方報業的職業規范理念?！缎侣劶埪哉摗分屑摧^早介紹了西國新聞法制和言論自由問題：“后則各國任人可自告官而能得準印新聞紙，但間有要送官看各張所載何意，不準理論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須如此各可隨自意論，諸事但不犯律法之事也”，“此三國為至多，而其理論各事更為隨意，于例無禁，然別國亦不少也?！盵4]言論自由和新聞法制已是現代民主社會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古代君主制度下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開明專制”觀念有著本質區別。

《申報》的新聞論述中，也不斷有對西報情況的介紹。1873 年，在《論各國新報之設》中，即介紹了英美等國新聞紙之于國家的意義以及由弱轉強的創辦經驗，并強調了報刊言論自由的重要性：“民之為此紙也，上則朝廷廣大之利弊，下則閭閻纖小之善惡，無不可以暢論。泰西之操政柄者，藉以得悉時事，興利除弊，裕國便民。新聞紙之有益于世，誠不謬矣。西人有言曰，大概而論，治人者與治于人者其智愚賢否相等，治人者少治于人者多，上得取益于下，少得收益于多，勢亦甚宜，即民之欲宣隱微，亦以新報。故新報之不可無，為上下可以相通，遠近可以相達相勉相戒以輔成國家政事也?！盵5]反復以有益于國家社會的淺顯之理證之，而其要旨在于主張言論自由。雖未觸及公民政治權利這一現代言論自由內涵的核心層面，但在彼時已是十分難得。1874 年，該報介紹西方報館發達的原因：“蓋泰西各國，上下一體，不但官與民不甚懸殊，即君與民亦不相暌隔，故每遇事，可以盡情議論，直陳無隱。言雖出自民間，意可達于君上。君既不以直言為逆耳，民自不因直言生戒心。至于官更無論矣?！盵6]作者意在分析報館盛于西國而不行于中國的原因，但指出君民平等制度下的新聞言論自由是西報發達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對現代言論自由的本質有所分析和闡發，這就與中國傳統君主制度下的開明納諫思想顯著地區別開來了。

晚清維新派亦有對西報知識的介紹。王韜較早分析了西報的政治影響力，指出這些報紙在傳情達意、明辨是非曲折等方面的顯著作用，以致其觀點常常被政府所采納[7]29。他富有文學性地夸贊西國泰晤士報等報紙的發達，指出西國報紙主筆“絕倫超群”，其言論“無一不為庶人清議”，而泰晤士報更是“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因為其主筆總能反映“人心之所趨向”[7]171。王韜的這些論述中雖引用了清議等傳統話語，但他指出了西國政府對報刊言論的重視，“視其所言以為準則”，而原因則在于報刊言論往往是民意的反映。這就初步揭示了現代民主制度下傳媒、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關系。相對來說，鄭觀應在這一方面的闡述更為詳盡和明晰。鄭觀應也從民主的角度介紹了英法等國重視報紙“清議”的原因：報紙能夠據事直書，實事求是反映國民心理，深得民眾信賴，以至于當政者必須“多所折衷”“不敢違背”[8]75。

在《日報》篇中，鄭觀應尤其深入地介紹了在民主政治實踐中報紙與民眾、政府的應然關系。一方面，報紙搜集各方面的最新情況，尤其是及時介紹政治人物的言論和事跡，“凡獻替之謨，興革之事，其君相舉動之是非，議員辯論之高下，內外工商之衰旺，悉聽報館照錄登之從違，故日報盛行，不脛而走”[8]75-76。以促進民眾見識和思維能力的進步，并具備一定的對政治人物、事件的分析甄別能力；另一方面，在議員選舉中，由于報紙的廣泛報道和公開傳播，候選人的品德才能為社會所熟知，從而使選民能做出合理抉擇，有利于“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實現他們的理想抱負，同時也保障國家政治機器的良性運轉。有鑒于報紙在民主政治實踐中的這種重要作用，鄭觀應主張遍設日報：

雖然，公舉議員陪審之法固甚善，亦由泰西學校多、教育人才之盛所致，矧其無處不設日報館，無人不觀日報，中外之事老少咸知。我國學校尚未振興，日報僅設數處，公舉議員之法，殆未可施諸今日也。蓋議院為集眾是以求一當之地，非聚群囂以成一哄之場。必民皆智慧，而后所舉之員乃賢；議員賢，而后議論措置乃得有真是非[8]62-63。

應該說，鄭觀應對西報這種政治潛能的觀察和分析是十分深刻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日報就是“泰西民政之樞紐”[8]76。

何啟、胡禮垣在《新政真銓》等著作中也反復強調了日報在西方民主政治中這種所用，報紙、民眾和政府的關系邏輯與王韜、鄭觀應的論述十分近似：日報反映了民眾好惡，且思慮精純，當政者不能不予以重視[9]。

二是對現代報刊論政理念的直接闡述。林樂知在對中國的辦報建言中，介紹了報館對“國政”和“人員”進行言論監督的職能，同時主張報館工作人員須秉持實事求是、大公無我、獨立自主的立場[10]。這就有別于從君臣之倫出發的新聞論述話語。1881 年由英國傳教士闞斐迪主辦的《甬報》，罕見地反對視報刊為“諫言謗書”和“街談巷議”，認為君尊臣卑，“新聞紙”不能自由議論是中國報業不發達的重要原因：“蓋中國自秦漢以來君國之權甚尊，臣民之分甚卑。處士清談盛朝不取，庶人末議禁典所嚴。從未有如新聞紙之有事必書，無辭不達，足為世人之口碑，而比史書之直筆者。雖中外通商已久，新聞紙創于中國近十余年，而中國人之視新聞紙非曰諫言謗書，即曰街談巷議。流布不能日廣者，職此之故?！盵11]作者實際上已間接點出，只有在現代出版自由制度下，傳媒業才能真正發展和繁榮。

《申報》則已觸及到報刊言論的公共性、報業的商業性和公益性等問題。1874年，《申報》因評論楊月樓案而受到官方“嫌惡”，由此發表了一番有關報刊言論與“輿論”“公論”、政府等相互關系的議論：“查本館之所以特啟官之嫌惡者，蓋于楊月樓一案，以為問官應當依照大清律例懲辦，似不應于未斷之先而加慘酷之嚴刑也。且其言固出自各處人民之公論，亦非本館之私議而云然也。然本館因列其論于報中認同官憲遂于本館而生嫌……而新報之申怨亦求公而已，即彼此措詞偶爾歧異，亦不過細微之事耳。夫民固可操縱議之權，能縱議即護民之舉，倘因一時之議論兩不相合而欲使中國公論之報，盡歸諸各官私論之言，此行也，不但背于眾理，而亦失輿論之公矣。凡為民者，豈能有申理之情而為眾情之輸服乎？蓋此時之共為籌辦而異時已不能挽回，何其謬與？”[12]作者顯然將“公論”“輿論之公”置于應然的首要位置，如報刊言論反映的是公論，則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即使是政府亦不能干涉，并將政府的主觀意見強加于報刊。該文雖反復征引“子產不毀鄉?！钡牡涔室詾槊駡蟮难哉摽臻g辯護，但此處直接將反映“公論”“輿論之公”作為報刊言論合法性的理據，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西方現代傳媒觀念元素?！渡陥蟆吠瑫r也談到了報業的商業性和公益性的問題。在《論本館作報本意》一文中，首先毫不諱言地強調其辦報的商業動機：“夫新報之開館賣報也，大抵以行業營生為計，故其疏義以僅謀利者或有之，其謀利而兼仗義者亦有之。若自夸己美，惟以照義風人而用是以開者，雖曰有之，吾亦不能信矣……本報之開館，余愿直言不諱焉，原因謀業所開者耳?！蓖瑫r，該報也強調，盡管出于商業利益會考慮到華人讀者的情感偏向，但也不會因此處處“諂譽本國”，反而有時會從長遠、根本利益角度指出中國的問題和缺陷，并積極引介西國“善法”，因為“本館則以為國為民方為忠國忠君利民之事也?！盵13]

晚清維新派也有現代報刊論政觀念的表達。相對來說，何啟、胡禮垣等人的論述最為顯著。在何啟、胡禮垣看來，《春秋》的意旨與近代報刊的這些基本特點完全一致：

天下之理，其實際必須求之于民者二：一則別是非，一則決可否也。別是非而必求之于民，何也？曰：以民于其事無與者也。今泰西聽訴所判曲直必以陪員為之者，以陪員于所聽訟在己為天與焉者也。今泰西立政是否可行必籍議院斷之者，以議員于所立之政在己為有與焉者也。相關者切，此之謂也。蓋忘一己之私，即所以為公陪員之判案是也。合眾人之私，亦所以為公議員之定政是也。合陪員議員之心，以彰明其事者，則日報是矣[10]313。

何啟、胡禮垣聯系西方近代憲政民主實踐中如何實現公平正義的一般認識原理，來闡述報刊工作的基本準則?！霸诩簽樘炫c焉者也”，指的是不關個人利益，只與“天”，即公理或道義有關；“在己為有與焉者也”，指的是關系到個人原則或利益?！巴患褐健?，即超越個人私利，只從公理或道義出發；“合眾人之私”，指充分考慮各人利益，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他們認為日報對事實的是非與好惡評價，就必須將這兩大準則結合起來。何啟、胡禮垣實際上就用現代化的思想重新解釋了《春秋》的意旨，也即“日報之體”，就是報刊工作的本質特征。故他們雖仍有附會式的話語表達，但其思想內涵則已超出中國傳統政治傳播觀念的范圍。

三、晚清前期報刊論政觀念融入現代化因素的意義

由于君主政治和傳統思想文化的制約，晚清前期的報刊觀念發展呈現出鮮明的本土化特征。盡管如此，報刊論政這一現代新聞實踐中最為顯著的部分，受到了彼時論報者的突出關注。同時由于西報知識的傳入，報刊論政觀念中傳統與現代元素交雜。在現實的實踐層面，尤其是向當局的辦報建言中，往往以傳統清議觀念附會現代報刊論證行為，以強化報刊論政的合理性、必要性；而在偏向于知識介紹中，則往往以西報知識為底蘊，報刊論政觀念中包含了更多現代思想元素。事實上，這些現代化因素也很難在彼時的報刊生態中施行，因而即使是外報的辦報告白中，也少見有直接明確的現代辦報理念宣示。

晚清前期報刊論政觀念中的現代化因素，主要表現為一種新知引介，或者說明辦報重要性的佐證。鄭觀應在《日報》篇中對西方民主政體下民眾、報刊、政府三者關系的介紹，對當時的中國來說一定程度上就帶有“空想”性質。然而從思想史的視野看，其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這種內容超前、表達相對委婉的話語形態，構成了后續思想突破的鋪墊和氛圍，成為報刊思想史發展中必要的一環。如鄭觀應總結的“泰西民政之樞紐”觀點，畢竟是國人對西方議院制民主實踐下報刊運作基本機制的較早認知，并且作為一種新知介紹，對后世影響極大。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政治民主化、近代化成為國人的明確訴求，報刊與民眾、政府三者的關系也自然必須在憲政民主的秩序下獲得新的理論和現實調整。鄭觀應對報刊論政的闡述往往帶有引介的話語性質，但其對日報如何參與西方民主政治實踐的深入分析，已然成為近代以來媒介民主話語的重要緣起。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后提出報館乃“政本之本”“教師之師”的觀點，似亦可追溯到鄭觀應的相關論述。

當然，對于大多數晚清前期的論報者來說，其報刊論政思想中現代化因素，從表述動機看基本上仍與其鼓吹西學，呼吁師法西洋政教的整體目標一致。鄭觀應強調報刊在西方民政中的“樞紐”地位，無非是希望國人充分認識到報刊的巨大政治動用，從而接納并大規模創辦報刊，以發揮報刊在國計民生中的積極作用，最終實現國家的富強。而對于現代思想元素的價值理解，似乎在彼時即已存在目的與手段的認知和選擇難題。當然，王韜、鄭觀應等對西報知識的介紹，雖未要求付諸現實，但無疑體現了他們的時代高度。至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和嚴復等人的西學知識已更為深入，他們此時報刊闡述重點，已非對西報知識的簡單介紹，而更加關注報刊在現實的維新運動中所能發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