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的文化自覺

石 娟，黃曉鳳

(1.西華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9；2.西華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9)

黨的二十大報告擘畫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宏偉藍圖，鄉村教育振興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建設一支“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有發展”的鄉村教師隊伍是振興鄉村教育的關鍵。然而，已有的諸多研究發現鄉村教師隊伍建設存在師資補充困難、教師流失嚴重等問題，尤以新生代鄉村教師為甚。[1]鄉村教師的離職行為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學者們從教師的個體特征、薪資待遇、工作環境、學校組織、發展空間等多個維度研究教師流失的影響機制，[2]為建構支持鄉村教師隊伍穩定發展的政策性工具提供了學理依據。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教師流失是內外因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源泉，外因是事物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發揮作用。既往有關鄉村教師流失的諸多研究鮮少關注鄉村教師留任與鄉土文化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力量，能夠塑造個體在社會實踐活動過程中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影響個體的行為選擇。鄉村教師如果不能接受、認同并適應鄉土文化，那么再多的激勵性和保障性的外部政策都將收效甚微。

新生代鄉村教師是接受過良好高等教育并在知識資本、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等方面具有城市化特征的特殊群體，[3]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雖工作面向鄉村場域，但居住地點卻在縣城或市區，時空差異限制了他們充分地接觸從教地的鄉土文化，導致他們雖能以自身的跨文化資本優勢為鄉村教育和鄉村社會注入活力，但同時也面臨城鄉文化沖突所帶來的鄉村教學生活的不適應性，長此以往這種不適應性逐漸演變成為引發他們離職行為的導火索。誠然，新生代鄉村教師的離職行為固然深受薪資待遇、教學環境和職稱評聘傾向性政策等外源性因素影響，但是經由鄉土文化培育的根植個體內心深處的身份認同、教育情懷和為鄉信念等內發性因素，才是影響新生代鄉村教師“去與留”的根本因素，這些根本性因素生發于教師專業發展的全過程。鑒此，分析并明確新生代鄉村教師文化自覺的內在意蘊及教師專業發展所面臨的文化困境、建構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文化自覺的突圍路徑，對促進新生代鄉村教師“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有發展”、提高鄉村教育質量、實現鄉村教育賦能鄉村振興，具有一定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一、新生代鄉村教師文化自覺的內在意蘊

費孝通先生最早提出“文化自覺”這一概念，他指出“文化自覺這一概念可以從小見大，其意義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盵4]據此，新生代鄉村教師的文化自覺是指新生代鄉村教師明晰執教地鄉土文化來龍去脈的基礎上，認同鄉土文化與“鄉里人”身份，形成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互融共生的理性自覺，自覺推動建立適合現代社會發展的鄉土文化的同時，為鄉村社會發展培養鄉土人才。

(一)從“城市人”到“鄉里人”的身份認同

從“城市人”到“鄉里人”的身份認同是新生代鄉村教師文化自覺的第一層內涵，這是由引導新生代鄉村教師切實認同自身的身份以提高鄉村教育質量的時代訴求所決定的。所謂新生代鄉村教師身份認同是指新生代鄉村教師“通過反思和判斷社會人員、環境對鄉村教師角色的看法與體驗，形成自己對一角色的感知、理解和意義的闡釋”，[5]而新生代鄉村教師自身如何理解并闡釋鄉村教師這一職業將直接影響師生關系的穩定性、教師專業發展的內驅力和教師任職的滿意度等多個方面，最終影響著鄉村教育質量的成效。新生代鄉村教師雖生于鄉村、長于鄉村、勞于鄉村，但經過離土離農導向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城市生活經歷的影響與熏陶，他們對于鄉土的情感逐漸淡化，加之他們經過教師招聘考試的篩選機制成為國家公職人員、獲得城鎮戶口，自覺或不自覺地完成了“城市人”的身份轉變，而這一身份視域下的新生代鄉村教師更多地將自身工作視為謀生的手段、工作的“跳板”，這種內心隨時準備遷徙回城的愿望的外顯行為使他們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備考諸如公務員等其他崗位上，這也就意味著他們摒棄了自身作為鄉村知識分子的教育責任和社會責任。顯然，新生代鄉村教師“城市人”身份認同影響鄉村教育質量的提高，鄉村教育賦能鄉村振興的時代訴求催生新生代鄉村教師“鄉里人”身份認同。

新生代鄉村教師的“鄉里人”身份認同是情感認同、責任認同和行為認同的統一體，能夠引導新生代鄉村教師樹立為鄉信念、正視并履行自身肩負的教育責任和社會責任，成為新生代鄉村教師“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有發展”的前提。作為新生代鄉村教師，既需要成為鄉村教育的熱愛者，深入挖掘鄉村教育優勢，對鄉村教育保持熱愛與期望，又需要成為學生全面發展的促進者和鄉村文化振興的參與者，為鄉村社會發展培養鄉土人才的同時，傳承優秀鄉村文化，塑造鄉村文明新風尚。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強調新生代鄉村教師“鄉里人”身份認同并非強行要求他們居住在鄉村，原因在于追求更好的生活是理性人的正常選擇而無可厚非，倘若強行要求新生代鄉村教師回歸鄉村生活，這對于新生代鄉村教師是一種不公，我們強調新生代鄉村教師“鄉里人”身份認同的關鍵點在于引導新生代鄉村教師無論身居何處都能心系鄉村發展命運，認可鄉村教育的價值，并扎根鄉土文化和鄉土社會開展教育工作、參與鄉村建設?！拔幕系淖杂X可以給人以身份上的認同，使人清楚‘自己是誰’，知道自己‘從哪里來’，應該‘到哪里去’”,[6]對鄉土文化的明晰認知是新生代鄉村教師“鄉里人”身份認同的基礎，新生代鄉村教師需要自覺掌握執教地鄉土文化的來龍去脈，積極開發鄉村社會的自然資源、生產資源和社區資源，主動將鄉土資源融入日常教育教學，促進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形塑鄉土文化自覺和“鄉里人”身份認同。

(二)從“城鄉沖突”到“潮土共生”的理性自覺

從“城鄉沖突”到“潮土共生”的理性自覺是新生代鄉村教師文化自覺的第二層內涵，這是由引導新生代鄉村教師樹立正確的文化價值觀，為建立適合現代社會發展的鄉土文化奠定認識論基礎的現實需求所決定。新生代鄉村教師的文化自覺根源于其理性自覺，所謂理性自覺是指新生代鄉村教師在文化選擇上能夠始終以理性的方式觀察、思考，并做出分析和判斷。[7]作為我國歷史上平均學歷最高一代的鄉村教師，新生代鄉村教師親歷過城鄉文化的熏染，具有較強的跨文化生存能力，他們理應能夠自覺建立一種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新型城鄉文化觀，秉持“去粗取精”的原則，推動城市文化和鄉土文化的雙向發展。反觀現實，部分新生代鄉村教師身陷城鄉文化沖突泥淖，面對先進的城市文明，他們看不起養育自身成人的鄉村，他們對自身所攜帶的鄉土文化烙印感到自卑，拼命洗刷掉自身有關鄉村的印記，全身心地投入追逐城市文化的旅程。[8]實際上，文化認同給人以身份認同，上述圖景表明，新生代鄉村教師未能建立正確的城鄉文化觀，盲目追求城市文化的行為實際反映了他們的文化選擇，即他們更傾向于城市文化而不愿承擔建設鄉土文化的重擔，曾經生養他們的鄉土文化成為被否定和拋棄的對象。這一文化選擇也干擾著他們的“鄉里人”身份認同。

新生代鄉村教師“潮土共生”的理性自覺是指新生代鄉村教師能夠辯證看待城市文化和鄉土文化的優勢與不足，“將鄉土文化的‘土性’與城市文化的‘潮性’相結合，以鄉土文化的質樸、自然凈化城市文化的浮躁、虛榮，以城市文化的進步、文明褪去鄉土文化的迂腐、迷信”，[9]實現城市文化與鄉土文化的互榮共生。城市文化與鄉土文化代表了當前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兩種形態的文化狀態，二者雖存在較大的現實差距，但并無優劣高低之分，二者分別在不同領域承擔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擔。具體來看，鄉土孕育了中華五千年文明，鄉土文化所蘊含的“尊老愛幼”等道德倫理觀念、“天人合一”等自然主義情結、以及“守望相助”等人際交往原則，[10]不僅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更是成為城市文明發展的精神養料；城市文化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質，是我國向世界展示活力多彩現代中國城市形象的名片，更是能夠沉淀新生代鄉村教師的文化底蘊，成為建立適合現代社會發展的鄉土文化的重要基礎。鑒于此，面對城鄉文化張力而排斥鄉土文化的新生代鄉村教師，亟需建立起對鄉土文化的重疊共識，以達成文化“潮土共生”之理性自覺。所謂“重疊共識”是指以文化具有差異性的認識論，發現并接受相異文化的特殊性，建立起對不同文化的理解。[11]新生代鄉村教師需要深刻體悟鄉土文化所蘊含的文化真諦，認可鄉土文化的獨有價值，自覺掌握執教地區鄉土文化的來龍去脈，以理性自覺建立對城市文化與鄉土文化的深刻理解，他們需要立足于建立適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新型鄉土文化的遠大目標，理性審視、批判汲取城市文化的“潮性”，辯證看待、批判繼承鄉土文化的“土性”，達成“潮土文化”互融共生的理性自覺。

(三)從“離鄉離農”到“回鄉為農”的實踐自覺

從“離鄉離農”到“回鄉為農”的實踐自覺是新生代鄉村教師文化自覺的第三層內涵，這是由引導新生代鄉村教師正視并肩負自身身份的專業性和公共性以服務于鄉村振興的現實需求所決定的。認識源于實踐，文化自覺是一種文化價值觀，更是一種文化實踐論，實踐自覺是文化自覺的旨歸。實踐自覺要求新生代鄉村教師基于理性自覺的基礎上，主動對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進行批判性實踐與創造性追求，以建立適合現代社會發展的鄉土文化。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傳承創新關鍵靠人”，賡續鄉土文化離不開有擔當的文化人和有堅守的本地人。[12]鑒此，新生代鄉村教師的實踐自覺不僅是推動鄉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更是培養能夠堪當賡續鄉土文化重任的鄉土人才，這是由新生代鄉村教師身份兼具“專業性與公共性”[13]的雙重屬性所決定。新生代鄉村教師的專業性指向“教書育人”的天職，旨在為鄉村社會培養建設者和接班人，新生代鄉村教師公共性指向鄉村學校和鄉村社會，旨在“發揮鄉村教師新鄉賢示范引領作用，塑造新時代文明鄉風，促進鄉村文化振興”。[14]令人遺憾的是，新生代鄉村教師作為實現離土、離鄉、離農的第一代，他們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城市化特征，諸如物理空間上向城市靠近、主觀情感上認同“城市人”身份以及行為選擇上偏愛城市生活方式，[15]這種“離土離農”的現狀不僅影響著鄉村教師隊伍的穩定性，更是淡化了新生代鄉村教師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新生代鄉村教師“回鄉為農”的實踐自覺是指他們依托專業素養，自覺為鄉村社會發展培養時代新人，自覺推動鄉村文化振興。新生代鄉村教師“回鄉為農”的實踐自覺既是優良傳統的延續，又是觀照現實的舉措。傳統上，鄉村教師借助鄉村知識分子的形象，踐行教書育人活動，成為能夠傳道受業解惑的“學生之師”，同時弘揚鄉土文化以教化民眾，成為能夠影響鄉村精神生活的“一村之師”。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16]鄉村振興歸根到底是人才的振興、文化的振興，培育和留住一批又一批具有扎實學識和為鄉信念的人才是鄉村振興的關鍵，營造積極向上的文明鄉風是鄉村振興的基礎，這就要求新生代鄉村教師扎根鄉土文化，肩負教書育人本職工作，同時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推動鄉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營造文明鄉風。由此，新生代鄉村教師需要清醒地認識自身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改變“離鄉離農”的職業規劃，在“回鄉為農”的實踐中踐履其專業屬性和公共屬性。一方面，新生代鄉村教師需要充分挖掘鄉村教育優勢，善于利用鄉村學校小規模教學優勢，提高教學質量，善于以鄉土文化培植鄉村學生的鄉土情感和鄉土信念，提高育人質量，為鄉村社會發展培育優質人才。另一方面，新生代鄉村教師需要自覺參與鄉村振興戰略，以自身專業素養爭做鄉村文化的建設者，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營造鄉村文明新風尚。

二、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的文化困境

(一)鄉土身份迷失：懸浮城鄉身份的“漂泊者”

新生代鄉村教師淪為懸浮城鄉身份的“漂泊者”，本質上是深受城鄉張力擠壓的無奈。一方面，盡管國家給予新生代鄉村教師諸如薪資待遇、發展空間和工作環境等多方面的扶持，但是仍有部分新生代鄉村教師無法從鄉村社會生活獲得歸屬感、不能從鄉村教育工作獲取價值感，他們難以真正融入鄉村社會場域。另一方面，新生代鄉村教師又因工作地點和人際關系等在鄉村，他們也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確認“城市人”身份。新生代鄉村教師囿于這種懸浮于城鄉社會的“漂泊者”身份，身陷城鄉張力的兩難困境，迷失了鄉土身份，更是產生了身份認同迷惘。

第一，新生代鄉村教師心理歸屬感失落，深陷鄉土身份迷失之困境?！敖淘卩l里、住在城里”是新生代鄉村教師工作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他們除正常工作時間身處鄉村外，其余時間大都身居城市，這種工作生活方式雖能夠為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便利，但同時也從根本上切斷了他們與鄉村社會和鄉土文化的聯結，加之語言方面的差異更是影響著他們與鄉民的交流，出現了新生代鄉村教師與鄉民互不溝通、互不了解的局面，最終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與鄉村社會的情感聯結少之又少、與鄉土文化的聯結日漸斷裂，并在城鄉兩地的奔波中，逐漸迷失鄉土身份。正如一位受訪教師所言，“鄉下的同事覺得你是個城里人在鄉下上班，家里人說你是城里人卻在鄉下上班，搞得好像鄉下的一樣。這搞得我兩頭沒有歸屬感?！盵17]新生代鄉村教師因心理歸屬感失落而造成的鄉土身份迷失，更是進一步導致其公共精神式微，他們無法正視并肩負自身作為鄉村知識分子所承擔的建設鄉村的責任。

第二，新生代鄉村教師自我價值感缺失，深陷鄉土身份迷失之泥淖。新生代鄉村教師的自我價值感源于他們對于自身進行價值判斷的基礎上所產生的對自身重要性的肯定與接納的心理傾向，[18]同時鄉村社會成員的認可對新生代鄉村教師的內在價值體認有著至關重要的累積效應。[19]新生代鄉村教師接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他們在教育教學工作中易于接受并主動踐行新型教育思想和教學理念，但令人遺憾的是，這與長期以升學離農為導向的鄉村教育相矛盾。正如一位受訪教師所言，“我曾躊躇滿志并想方設法地在課堂教學中落實新課改的三維目標，卻被認為是花里胡哨的東西，在成績是硬道理面前，鮮有領導或同事的支持與認可，最終是孤軍作戰甚至成為孤家寡人?！盵20]顯然，新生代鄉村教師的教育理念難以融入鄉村教育，當新生代鄉村教師無法獲得專業自主反被鄉村學校場域所規訓時，他們不禁產生“我的價值在哪”的困惑與迷惘。同時，深受鄉村社會成員以功利性的城市價值取向作為主流價值判斷標準的影響，鄉村社會成員將新生代鄉村教師的工作視為沒出息、沒錢賺、沒前途的“三無”職業，[21]新生代鄉村教師淪為鄉民和學生眼中低收入的“社會競爭淘汰者”，[22]新生代鄉村教師無法真正獲得鄉村社會成員的信賴與尊敬，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的自我價值感日漸消弭，最終新生代鄉村教師在自我與他者的否定中迷失鄉土身份。

(二)鄉土素養匱乏：欠缺鄉土文化的“局外人”

鄉土素養是由鄉土知識、鄉土情感和鄉土實踐構成的統一體，鄉土素養既是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的核心，又是新生代鄉村教師鄉土文化自覺的關鍵。職前的教師教育和職后的在職培訓是新生代鄉村教師鄉土素養得以養成的重要階段，但城鄉同構的師資培養體系忽視了新生代鄉村教師的鄉土素養需求，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的鄉土素養式微，淪為欠缺鄉土文化的“局外人”，極易陷入城鄉文化沖突的窘境，影響著新生代鄉村教師“潮土共生”的理性自覺的建立。

首先，“去鄉土化”的教師教育，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的鄉土素養先天不足。新生代鄉村教師任教鄉村，特殊的場域環境對新生代鄉村教師的知識、能力和情感等專業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城市教師不同，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素養除了應該具備教師的普適性素養之外，還需要具備鄉土素養。新生代鄉村教師大多經由地方師范院校培養，然而，現行大多數培養單位只按照國家教師教育課程標準開設課程，各培養單位采用城鄉教師“一刀切式”的人才培養方案，面向鄉村培養師范生的課程體系并未針對鄉村教師專業素養做出適時地、動態地調整，這也就忽視了面向鄉村培養師范生的鄉土素養需求。既往研究多已指出，我國教師教育課程同質化較為嚴重，以鄉村為主題的課程和教材建設不足，[23]難以培養面向鄉村師范生的鄉土知識、鄉土情感和教育能力等，影響師范生的鄉土情懷等正向情感的建立。職前教育階段是培養面向鄉村師范生對鄉村現實問題深入了解并形成理解的關鍵階段，這一階段的“去鄉土化”培養，一方面，造成面向鄉村培養的師范生對鄉村的諸多問題認識不清、了解不深，難以形成鄉土素養，淪為欠缺鄉土文化的“局外人”；另一方面，他們對比城鄉文化時，因缺乏鄉土文化自信而對鄉土文化持拒斥的態度，陷入城鄉文化沖突，產生逃離鄉村的沖動。

其次，“離土性”的在職培訓，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的鄉土素養后天失養。面向新生代鄉村教師培訓內容的應然之勢是培訓者將鄉村生活、鄉土文化、鄉村學生發展特點和鄉村家庭教育等多方面結合起來納入培訓課程體系，幫助新生代鄉村教師在真實場域中獲得專業發展的后援力量。然而，當前面向新生代鄉村教師的在職培訓表現出鮮明的城鄉同質化傾向，即教師培訓無視教師專業發展的城鄉差異，以城市教師專業發展代替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24]上述城鄉教師培訓同質化傾向突出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新生代鄉村教師培訓目標定位不明確。當前，面向鄉村教師的培訓目標與城市教師培訓目標沒有實質性差別，對鄉村教師培訓的目標缺乏必要的設計與調整，忽視了鄉村地區的實際教育情況。實際上新生代鄉村教師在不同于城市學校教育環境的鄉村學校從教，他們的培訓需求自然也不同于城市教師的培訓需求。比如，與城市學校不同，我國鄉村學校面臨的問題之一是留守兒童問題，新生代鄉村教師面向這一特殊群體不僅需要掌握有效教學的方法、關注留守兒童的心理狀況，更需要和家長多溝通交流，但是現有的鄉村教師培訓鮮少涉及有關留守兒童問題的針對性培訓，[25]二是新生代鄉村教師培訓內容缺乏針對性。作為較為徹底地實現“離土、離農、離鄉”第一代并具有城市化特征的新生代鄉村教師，先天的教育與成長環境導致他們本就缺乏對鄉村教育實際的深入了解，當他們面向鄉村從教之際，鄉土素養的供需矛盾更為突出，他們亟需借助在職培訓獲取專業發展力量。令人遺憾的是，當前大多數新生代鄉村教師培訓多由大學教授和研究機構研究員擔任，他們雖有較高的專業水平，但對于鄉村教育教學實際情況的了解較為有限，他們有關教育教學能力的培訓內容多為教育教學理論。一位受訪教師曾坦言，“學習的這些理論知識過于高大上，無法運用到實際當中，參加過多次的培訓，但是對于自己的教學能力沒有多大的提升?！盵26]城鄉同構的培訓體系缺乏培訓目標和培訓內容的針對性，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無法獲得自身專業發展所需的養分，加劇鄉土文化“局外人”的角色體驗。

(三)學校文化落伍：鄉村文化振興的“邊緣人”

鄉村教師參與鄉村建設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獨特文化現象，自覺為鄉村社會發展培養鄉土人才、主動參與鄉村文化建設是新生代鄉村教師的應有擔當。然而，迷失的鄉土身份和“離土性”的養訓體系，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參與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不足，更為遺憾的是，鄉村學校落伍的學校文化，不僅制約著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更是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公共屬性旁落，他們逐漸淪為鄉村文化振興的“邊緣人”。學校文化是學校歷經長期教育教學實踐所積淀形成、為學校絕大多數成員普遍認同并遵守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主要包含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27]當前我國鄉村學校的部分學校文化因素，諸如單一化的評價制度、過重的教學負擔等，正逐漸成為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的文化阻力。

其一，單一化的教學評價制度，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開發鄉土文化資源的動能式微。新生代鄉村教師作為鄉土文化的傳承者與建設者，理應自覺參與開發鄉土課程資源，主動將鄉土文化資源融入日常教育教學。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當前鄉村教育質量考核評價很少單列鄉土文化資源開發，難以有效發揮評價的教育功能，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提煉鄉土文化的內生動力不足。[28]與此同時，深受鄉村學?！翱际裁唇淌裁础钡墓k學理念影響，新生代鄉村教師忙于提升鄉村學生的應試知識和技能，難以將學校已有的或有待開發的鄉土文化資源融入課堂教學，難以涵養鄉村學生的為鄉信念。綜上，“去鄉土化”的鄉村教師評價制度，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很難自覺深挖并利用鄉土文化資源實現鄉村學生全面發展和自身專業發展，很難主動基于鄉村學生的鄉土生活經驗開展有效教學，鄉村教育教學只能變成一場幾乎沒有終點的追趕城市學校教育的文化苦旅，新生代鄉村教師為鄉村社會發展培養鄉土人才的育人使命自覺難以為繼。

其二，過重的教育教學負擔，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無暇參與鄉村文化建設。教學負擔過重一直是我國教師隊伍建設的難題，當前我國鄉村教師隊伍存在老齡化、低學歷和結構性缺編等問題，而新生代鄉村教師作為鄉村教師隊伍的主力軍，不免被動地多承擔一些教學性工作和非教學性工作，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很難抽身參與到鄉村文化建設中去，逐漸淪為鄉村文化振興的“邊緣人”。新生代鄉村教師教學性工作負擔過重的突出表現是因鄉村學校專任教師不足，造成新生代鄉村教師多班、多學科、多年級教學，甚至部分新生代鄉村教師包班教學，導致新生代鄉村教師教學工作時長偏高、工作總量偏多。新生代鄉村教師非教學性工作負擔過重則表現為他們成為學生校內外安全的保障者、上級檢查驗收的對接者、各類材料的填報者以及行政任務攤派的承擔者，[29]上述諸多角色已然常態化、固定化，消耗著新生代鄉村教師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他們的正常教育教學工作也深受影響。不難發現，當前新生代鄉村教師的教學性工作負擔和非教學性工作負擔過重的現實問題，正干擾著他們安心從事和高質量地開展教育教學工作，同時嚴重擠壓他們促進自身專業發展的時間和精力，他們更是難以抽出時間和精力開發鄉土文化資源、參與鄉村文化建設。

三、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文化自覺的突圍路徑

(一)重塑新生代鄉村教師身份認同，激發教師專業發展內生動力

身份認同是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的內生動力。無論新生代鄉村教師身居城市或是鄉村，他們只有形成身份認同，才能真正將自己視為“鄉里人”，深刻認識并主動踐行自身所肩負的教書育人、賡續文化和建設鄉村的時代使命。針對新生代鄉村教師心理歸屬感和自我價值感缺失的問題，各相關責任主體應多措并舉，重構新生代鄉村教師的心理歸屬感和自我價值感，借以重塑新生代鄉村教師身份認同，激發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的內生動力。

第一，地方政府健全人文關懷體系，幫助新生代鄉村教師重構心理歸屬感。人文關懷是對個體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正視與回應，健全的人文關懷體系有利于提高新生代鄉村教師的安全感和歸屬感，同時也是涵養新生代鄉村教師鄉土情懷的前提，原因在于只有扎實的支持性制度，才能衍生出新生代鄉村教師的鄉土情懷，才有新生代鄉村教師甘于扎根鄉村。一方面，地方政府應進一步有效落實《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提出的相關要求，全面保障新生代鄉村教師的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等需求，及時解決他們投身鄉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后顧之憂。譬如為解決新生代鄉村教師“教在鄉里，住在城里”的兩棲生活難題，地方政府應撥付專項資金在校內或學校周邊建設功能齊全的教師周轉房，同時統籌提高地方教育水平和醫療水平。前已述及，城鎮化進程中，新生代鄉村教師的生活場域由鄉村走向城市是必然趨勢，但這并不代表我們可以忽視提高鄉村社會的物質生活水平，相反，我們更要著力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才能讓新生代鄉村教師擺脫“城鄉兩地奔波”被動選擇的困境，改變鄉民對新生代鄉村教師職業“污名化”的看法。另一方面，各相關主體應重視新生代鄉村教師的內心情感體驗，疏通新生代鄉村教師與鄉民的溝通交流媒介。如各“村兩委”牽頭建立新生代鄉村教師與鄉民的互動交流機制，幫助新生代鄉村教師在與鄉民的不斷接觸中建立并夯實鄉土情感和鄉村人際關系。

第二，重塑鄉村教師知識精英的正面形象，強化新生代鄉村教師自我價值感。我國城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是不爭的事實，突出表現之一是，與城市教師相比，鄉村教師的文化資本占有相對匱乏、教師專業發展更是處于弱勢地位。鑒于此，提升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話語權、營造尊師重教的社會氛圍從而重塑鄉村教師知識精英的身份，是應對當下新生代鄉村教師自我價值感缺失的重要舉措。首先，新生代鄉村教師需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動增強“鄉里人”身份認同。面對城鄉張力的不斷擠壓，新生代鄉村教師需要深刻認識到鄉土性是鄉村教師的本質屬性，主動尋求專業人員援助汲取鄉土文化，夯實鄉土情感，自覺開發在地化課程資源，促進自身專業發展。其次，鄉村學校賦予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自主權。所謂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自主是指新生代鄉村教師能夠以自身的專業素養從事教學工作、獨立做出判斷、掌控自己的教學活動方式與過程，不受他人干擾、控制，以實現自身的專業理想。鄉村學校需要構建良性的支持性環境，賦予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自主權，激發新生代鄉村教師的工作熱情、投入感和獲得感。最后，鄉村社會亟需延續中華民族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營造鄉民敬師、學生愛師的社會氛圍。馬斯洛需求層次論認為，個體除正常的生理、安全、歸屬與愛等缺失性需求外，還具有尊重和自我實現的成長性需求。其中，尊重需求的滿足，既能使新生代鄉村教師對自身專業發展充滿信心，又能使他們對鄉村社會發展充滿熱情。鑒于此，鄉鎮政府需要建立并落實鄉村教師榮譽制度，通過表彰大會和融媒體等途徑廣泛宣傳獲獎教師事跡，營造積極的社會輿論；鄉村學校建立新生代鄉村教師與學生家長的多元溝通渠道，使家長能夠理解、認可并配合新生代鄉村教師開展家校共育工作，構建良好的互動平臺。

(二)聚焦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特質，合力提升教師鄉土素養

新生代鄉村教師的工作地點面向鄉村，特殊的場域環境要求打破城鄉教師同質化的師資培養體系，扎根鄉土實施差異化教育。正視新生代鄉村教師的鄉土特質，需要將鄉土素養貫穿人才培養過程始終，尤其突出師范生鄉土情懷的培育。

首先，在選拔招生階段，依托現代信息技術實現定向選拔與精準選拔并舉，遴選具有鄉土情懷的師范生。生于斯、長于斯的師范生，具有與生俱來的鄉土情以及鄉土適應能力，這種先天優勢能夠幫助他們快速適應鄉村教育教學生活。各培養單位應“推進本土化培養，面向師資補充困難地區逐步擴大鄉村教師公費定向培養規?！?。[30]為進一步增強定向招生的有效性，各培養單位應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實現精準選拔，采用生活敘事和案例分析等多種方式有機結合，精準測評生源家國情懷、個性氣質和從業意向，選拔出真正熱愛鄉村教育、甘愿扎根鄉村的師范生。

其次，在職前培養階段，增設鄉村領域課程，建立鄉村教育實踐基地，厚植師范生鄉土情懷。針對師范生培養同質化問題，各培養單位應當制定分類化的培養方案。[31]其中，面向鄉村培養師范生的課程設計除一般性課程外，還應包括鄉村領域課程，即鄉村發展史、鄉土文化史和鄉村兒童發展特征等知識類課程以及鄉村教師職業信念、鄉村教師社會責任等情感類課程，兩類課程能夠幫助師范生深入了解鄉村社會、初步建立對鄉土文化的理性認識并能夠強化師范生的使命教育。除增設鄉村領域課程外，各培養單位更需要重視師范生的鄉村教育實踐，加強師范生深入鄉村學校的見習和實習，幫助師范生通過教育實踐直觀真實地了解鄉村學校和鄉村社會，激活內隱于師范生內心的鄉土情感。

最后，在職后培訓階段，緊扣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需求，革新面向新生代鄉村教師的在職培訓目標和內容。為提升新生代鄉村教師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亟需構建省、市、縣教師專業發展基地，以師德師風和鄉土情懷為抓手，走“融合高等學校教育理論、中小學實踐和鄉村文化的混合式培訓路徑”，這一培訓路徑強調高校教師與中小學優秀教師組成指導團隊，為新生代鄉村教師提供整合的理論與實踐指導，同時強調培訓的文化適應性，關注城鄉文化差異。[32]新生代鄉村教師培訓走混合式培訓路徑的首要問題是培訓者利用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和實地調研等多種方式收集一線新生代鄉村教師培訓需求，制定針對性的培訓目標和內容。針對性的培訓目標和內容可以進一步提升新生代鄉村教師對鄉村教育的理解，增進他們開發與實施鄉土文化資源的能力，提高他們的鄉土素養，同時促進鄉土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三)變革鄉村學校文化，推動新生代鄉村教師參與鄉村文化振興

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的文化自覺離不開身份認同的構建和鄉土素養的培育，以及由此衍生的鄉土情懷，但前提是鄉村學校需要營造良好的學校文化氛圍。鄉村學校的學校文化現狀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正如美國教育家約翰·古德蘭所說，“沒有更好的教師就不會有更好的學校，但沒有教師可以在其中學習、實踐和發展自身的更好的學校，也就不會有更好的教師”。[33]鑒于此，鄉村學校亟需變革當下有礙于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的部分學校文化。

其一，建立公平性的教學評價制度，推動新生代鄉村教師踐行鄉土文化行為。鄉村教育不同于城市教育，為確保教育公平，理應將鄉土元素納入鄉村教師考核評價體系，拓寬新生代鄉村教師專業成長路徑。地方教育行政部門應以《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為改革指南，舍棄升學率為新生代鄉村教師考核評價唯一依據的評價傳統，堅持師生全面發展與特色發展，鼓勵新生代鄉村教師投身鄉土文化挖掘與整理工作，提倡新生代鄉村教師自覺將鄉土文化融入日常教育教學，倡導新生代鄉村教師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新時代鄉村精神文明建設。與此同時，地方教育行政部門開展教師職稱評審時，優先考慮鄉土文化建設者和鄉風文明建設者，實現教學評價改革引領新生代鄉村教師參與鄉村文化振興。

其二，減輕新生代鄉村教師教學性與非教學性工作負擔，確保新生代鄉村教師開發教育性鄉土文化資源的時間與精力。探討新生代鄉村教師減負問題，首要明確的問題是開發鄉土文化資源、參與鄉村文化建設并非新生代鄉村教師的非教學性工作，究其原因在于新生代鄉村教師實現有效教學的前提在于扎根鄉土文化。同時新生代鄉村教師肩負“新鄉賢”角色并有限度地參與鄉村文化建設，[34]是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政策訴求。一方面，在減輕新生代鄉村教師教學性工作負擔上，地方教育行政部門需要拓寬鄉村學校師資補充渠道，著力補齊當下鄉村教師隊伍面臨的老齡化、低學歷以及結構不良等多方面的短板，盡快吸納一批又一批高素質的師范生加入鄉村教師隊伍，以緩解當下新生代鄉村教師隊伍的教學性工作負擔。如適當擴大公費師范生招生規模，加快培育音體美等短缺學科教師以及教師編制數量適當傾斜鄉村。另一方面，在減輕新生代鄉村教師非教學性工作負擔上，地方教育行政部門需要盡快厘清并明確新生代鄉村教師的非教學性工作的內容界限，確保新生代鄉村教師的時間與精力回歸本職工作。針對前文提及的新生代鄉村教師需要保障學生安全、對接上級檢查驗收、填報各類材料以及分攤行政任務等非教學性工作的問題，一是需要明確新生代鄉村教師作為專業人員的本質屬性，避免隨意增添與教育教學無關的非教學性事務；二是鄉村學校適當增設非教學性人員，幫助新生代鄉村教師分擔難以避免的非教學性事務。如此一來，新生代鄉村教師的教學性負擔和非教學性負擔得以有效緩解，他們將擁有較為充足的時間和精力開發具有教育性的鄉土文化資源，厚植鄉村學生的鄉土情懷，同時，參與鄉村文化建設，營造鄉村文明新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