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人類

米 川

技術社會視角的現代性批判是今日理解“技術與人”關系的重要論域。有一天當我逡巡舊書架的時候，兩卷本的《過時的人》搶入我眼前，這書德國哲學家京特·安德斯的大作，是批判技術哲學的經典著作。

“普羅米修斯的羞愧”是安德斯提出的一個劃時代的科技哲學隱喻。其含義雖不至是“解碼性加密”，卻有其時代語境的“意義”：一是人不如自己創造的機器（指具有高度自主性進化能力的現代機器體系）；二是“普羅米修斯的差異”（指自然人的演化不如機器的演進）；三是現代機器體系的“自主性”日益強大，成為“類主體”，人很可能成為機器人的候選人或新的機器型號。簡言之，“普羅米修斯的羞愧”在于人類的“過時性”。半個多世紀以前就有此等認識，安德斯果然有兩把刷子，不愧為是胡塞爾、海德格爾的弟子。說到安德斯所處的機械化社會，不由得想起我國上世紀七十年代一部驅迫性的流行京劇《海港》中一位老工人的唱段：“看碼頭，好氣派，機械列隊江邊排。大吊車，真厲害，成噸的鋼鐵，它輕輕地一抓就起來……”

然而，從VUCA 到BANI，安德斯還是“過時了”。他如果看到今天OpenAI 的迭代和人形機器人所帶來的“恐怖谷理論”和新盧德主義幽靈，他的“羞愧”度不僅會成指數級增加，更可能要變為“普羅米修斯的恐懼”或“技術的異化”：技術日益呈現為一種失控的獨立力量，人類把創造歷史的自主性托付給了技術，但是當技術成為社會的首要組織原則時，社會本身就會陷入技術邏輯的宰制。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技術已不可逆轉地作用于人類，造成了人的異化。羅薩更是指出了現代技術社會人與“空間、物、行動、時間和自我”五種新的異化形式。無處不被量化分析的“數字人”的趨勢，也使得教育的“數字異化”成為時代的宿命。

“羞愧”勢必產生自卑，而自卑是要超越的。歷史上技術哲學家提出了“技術的人文重構”之道。從芒福德的“自我反省”、海德格爾的“詩意地棲居”到哈貝馬斯的讓技術回歸生活世界、伊德的在具體的生活世界中反思技術的意義，以及拉普、芬伯格等等，都從“人文”的角度尋求進路或方案，都包含了價值矯正、倫理制約、風險控制等內容。人是技術化了的人，技術是人化了的技術。

技術是人的存在方式，人與技術鏡像相生。人類不再是唯一的主體或智能體。今天，技術已成為當代最深刻的政治，技術與人的問題是當下最根本的問題，技術哲學應當是當代“第一哲學”。超越“普羅米修斯的羞愧”需要我們重新回到技術本體論，回到技術哲學的“人類對自然改造”的邏輯起點，遵循人與技術的內在關系，在實踐活動中實現“人與技術的互構”。

身處時空折疊的場景，最尷尬的莫過于身體進入新時代，心理還在過去時。馬斯克說，硅基數字人作為一種“后人類”進入人類社會勢必帶來系列社會問題，但馬斯克還是膚淺了，殊不知，在技術社會的巨大“座架”下形塑出來的“碳基機器人（數字人）”才是人類最大的危險和悲哀。

斯蒂格勒說，技術既是解藥，也是毒藥。海德格爾指出“哪里有危險，哪里也生救渡”。馬克思說“人的類特性恰恰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自由是人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而實現的自我超越和自我進化。也唯如此，我們才可以避免經驗的自戀、涂層的自負和人類中心主義的自大；也唯如此，我們才敢“相信明天的天空會更蔚藍”，更深的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