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法治文化的基本內涵及時代意義

陳 智 宇

(洛陽市司法局，河南 洛陽 471000)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引導全體人民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這一論述深刻闡明了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的重要性。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我們黨不斷取得理論創新的成功密碼。在法治中國建設偉大進程中，更加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同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緊密結合，努力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注入更多源頭活水，是新時代法學理論研究的重大課題。

洛陽是蜚聲中外、名重天下的世界古都和歷史文化名城，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被稱為“華夏之源”“最早中國”。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誕生的河洛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源頭和主干，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作為河洛制度文化的基本內核——河洛法治文化也同樣孕育、形成和發展于此。河洛法治文化是中國古代河洛地區產生的法治思想、法治理論、法律制度、法治實踐等法治文明的總和，是河洛制度文化的基本內核和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法治文化的源頭和主干。推動河洛法治文化研究，對加快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法治文明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華法治文化最早孕育、形成和發展于河洛地區

法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河洛地區是我國最早進入文明形態的區域之一，孕育了我國最早的法治元素，誕生了河洛法治文化。河洛法治文化濫觴于史前，奠基于三代，完備于周秦，成熟于漢唐，余緒于宋元明清，傳承有序，脈絡分明。

(一)我國最早的法治形態萌芽于河洛地區

在距今大約7 000～4 700年，河洛地區進入仰韶文化新階段。這一階段基本與三皇五帝傳說相對應，而三皇五帝活動的區域基本都在河洛地區。三皇時期，河洛地區已率先出現法的基本要素——習慣和規則。傳說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司馬貞《三皇本紀》記載，神農氏“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渡叹龝ぎ嫴摺费裕骸吧褶r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彼^義禮就是基本的社會規則，刀鋸就是指最初的刑法。五帝時期，河洛地區已經出現了原始法律形態即五刑和專門管理機構，以及“士”官職。帝堯晚期，舜乃“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1]29帝舜命皋陶作士，開啟了我國歷史上以法為政的時代。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盵1]46“皋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1]50。

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法治神獸傳說也最早誕生并流傳于河洛地區。王充《論衡·是應》記載：“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苯衤尻枡璐h仍有以獬豸為面具的獨角獸歌舞表演，被列為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我國最早的法律制度奠基于河洛地區

夏、商、周時期，河洛地區率先進入國家形態，法律作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隨之產生?！蹲髠鳌ふ压辍酚涊d：“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闭f明已有專門的成文法及相應的司法制度?！吨芏Y·秋官司寇第五》記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编嵭橹髯ⅲ骸坝杏菔显皇?，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盵2]1873這說明國家均已設立刑官。特別到了周代，中央政府在大司寇、小司寇下邊還設了士師、鄉士、遂士、縣士、司刑、司刺、司圜、掌囚等官職，說明周代已經形成了層級清晰、分工明確、組織嚴密、互相制約的司法管理體系。

我國最早的監獄出現于河洛地區。早在虞舜時，刑官皋陶就曾建造監獄，戰國典籍《尸子》言“聽獄折衷者皋陶也”，皋陶是我國古代的獄神?！吨駮o年》記載，夏朝第七代王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夏桀還曾將商族首領湯囚禁在夏臺。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說，“獄名，夏曰鈞臺”，即在今天的河南禹州境內。商末，“帝紂乃囚西伯羑里”[1]151。羑里在河南湯陰縣。到了周代，監獄分為拘押徒刑的圜土和拘押重犯的囹圄。鄭玄在《周禮·秋官司寇第五》“遂士”后注：“其職云掌四郊，四郊有六遂之獄故也?！?964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偃師發掘東漢刑徒墓地500多座，位于漢魏洛陽故城的西大郊村[3]。

(三)我國早期的重大法治事件大多發生于河洛地區

兵刑之法起源于河洛地區。法既起源習慣和規則，也起源于最初的部落戰爭和諸侯征討。有了戰爭，軍令和軍法也隨之誕生?！秶Z·晉語六》記載，“君人者，刑其內成而后振武于外，是以內和而外威。夫戰，刑也”?！秶Z·魯語上》也說，“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鉆鑿；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這說明在夏商周時期對內用刑和對外用戰本質是一樣的?！渡袝じ适摹酚涊d，夏啟繼位后，諸侯有扈氏發生叛亂，啟率兵征討，大戰于甘地。關于甘之戰的發生地，有學者指出在洛陽豐李鎮甘泉河流域的古甘國[4]。此外，《湯誓》的發生地陑，《泰誓》的發生地孟津、河朔，《牧誓》的發生地牧野等，也都在河洛地區。

周公制禮作樂作刑于洛陽。武王滅商之后，周公奉命營建洛邑?！渡袝ぢ逭a》說：“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痹谥贫Y作樂的同時，周公借鑒上古及夏商治政經驗，在五刑的基礎上又作九刑：墨、劓、刖、宮、大辟、流、贖、鞭、撲?！蹲髠鳌の墓四辍酚涊d了魯國大夫臧文仲的一段話：“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鳌妒拿吩唬骸畾t為賊，掩賊為贓，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兇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盵2]4041可以說，周公制禮作樂作刑真正奠定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制基礎，為我國三代時期的禮樂文明向秦漢之后的禮法文明的轉變創造了條件。

鄭國、晉國鑄刑鼎也發生在河洛地區。春秋時期，一些諸侯國為適應封建社會新型生產關系，先后制定本國法律，成為我國古代法制史上的標志性事件。魯昭公六年(前536)三月，鄭國大夫子產鑄刑鼎，成為諸侯國立法的首次記錄。公元前513年，晉國大夫趙鞅、荀寅也鑄刑鼎?！蹲髠鳌ふ压拍辍酚涊d：“冬，晉趙鞅、荀寅率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蔽鲿x學者杜預注：“汝濱，晉所取陸渾地?！盵2]4614陸渾在今洛陽嵩縣。

(四)我國法家代表人物和法治理論大多誕生和形成于河洛地區

春秋戰國時期，河洛地區進入百家爭鳴時代，以推動社會改革為主的法家代表人物和以刑名法術為代表的法家理論，逐步走向政治舞臺的中心。鄭國大夫子產鑄刑鼎、作丘賦，開鄭國法治改革之先河，與其同時期的鄧析作竹刑，成為我國歷史上有記載的私人制定律法、幫人代理打官司的第一人。戰國時代，法家理論逐步在河洛地區形成流派。韓國的申不害是法家重要創始人之一，著有《申子》一書。韓國滅掉鄭國后，韓昭侯用他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諸侯不來侵伐”[1]2263。主持魏國變法的著名法家代表人物李悝是魏國安邑人，曾著《法經》，是戰國時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主持秦國變法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是衛國人，其思想集中體現在《商君書》中。還有幫助秦始皇統一六國的丞相李斯，為楚國上蔡人?！妒酚洝だ钏沽袀鳌费裕骸懊鞣ǘ?，定律令，皆以始皇起”“斯皆有力焉?！彼谏锨囟赖摹缎卸截煏分薪ㄗh秦二世要“明申韓之術，行商君之法”。由此可見，李斯也是繼商鞅之后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

(五)河洛地區的古代法治文化遺存

目前，河洛地區仍有不少古代法治文化遺存。一是洛陽周公廟。該廟是紀念西周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周代洛陽城的締造者、中國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周公姬旦的祠廟，又稱元圣廟，始建于隋末唐初，現為全國四大周公廟之一，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二是宜陽縣甘棠村的召伯聽政處。召伯姓姬名奭，周文王的庶子、周武王的弟弟?！妒酚洝ぱ嗾俟兰摇酚涊d：“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碧茝埵毓潪橹髯ⅲ骸罢俨畯R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盵1]1877今宜陽香鹿山鎮甘棠村有“召伯聽政處”碑，為清雍正二年(1724)河南府尹張漢題寫、宜陽縣知縣郭朝鼎立。三是洛陽契約文書博物館。該館現有文物藏品6萬余件，主要包括房田契約、訴狀、合同、分單、遺囑等司法文書數十種，是研究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宗法制度、法律法規、社會生活和民風民情的重要實物。四是法治類墓志碑刻。河洛地區長期作為我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上地下保留了大量的墓志碑刻，其中具有法治、司法、刑獄、契約性質的數量可觀，年代從秦漢至明清。例如，1990年在河南偃師城關北窯村出土東漢永平十六年(73)姚孝經磚銘，是截至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一件買地券。據《東漢時期墓券的內容與類別》一文介紹，目前國內已經公開發表的東漢墓券108件，其中洛陽出土30件，占總數的27%。東漢洛陽刑徒墓地共出土刑徒磚832塊，對徒刑犯的姓名、籍貫、罪名、刑期和死亡時間等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內容涵蓋永初元年(107)四月至永寧元年(120)共13年時間。還有，2008年在洛寧縣發現的清道光十六年(1836)的“村規民約”碑，在孟津區發現的清道光十一年(1831)的“獄空三載”碑。這些都為研究河洛法治文化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二、河洛法治文化與河洛文化的關系

文化既有物質層面、精神層面，也有制度層面，而制度則是文化的基礎和內核，在文化的發展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河洛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始終引領中華文化發展潮流，與其先進的制度文化是分不開的?！兑住吩唬骸耙魂幰魂栔^之道?！比绻f禮樂制度是河洛制度文化的“陽”，那么法律制度則是河洛制度文化的“陰”，二者相輔相成、相生相依。河洛文化的發展一直影響和規定了河洛法治文化的發展方向，同時河洛法治文化又為河洛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法制基礎?？梢哉f，河洛法治文化是河洛制度文化的基本內核和重要組成部分。

以“河圖洛書”為代表的易經文化是河洛法治文化的思想源頭?！昂映鰣D，洛出書，圣人則之”。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是河圖洛書的發源地，是易經文化起源、發展的搖籃。易經既是河洛文化的思想源頭，同樣也是河洛法治文化的源頭。在易經六十四卦中，就有一些卦象、卦辭和最早的刑、法有關?！睹韶浴吩唬骸俺趿喊l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边@說明刑罰對于國家治理的必要性?！对A卦》有“訟，有孚。窒惕。中吉。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體現了中國古代息訟無訟思想?！稁熦浴吩?，“初六：師出以律”，強調了法律對軍隊出師作戰、嚴肅軍紀的重要作用。此外，《噬嗑》《豐》《賁》《旅》《中孚》《解》《豫》等卦中都蘊含了許多法治思想[5]。特別是易經所包含的陰陽互補的辯證思維、陰陽五行的運行法則、陰陽和合的價值理念等，對河洛法治文化中德法相依、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出禮入刑等思想，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司法制度方面，我國古代長期實行的秋刑制度，也與四時五行有很大關系?！蹲髠鳌は骞辍氛f，“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抖Y記·月令·孟秋之月》記載：“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盵2]2972在案件審理方面，西周時期實行“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等五聲聽獄制度，要求刑官從言辭、神情、呼吸、聽覺、目光等五方面去了解當事人的心理活動，這也是陰陽五行理論在司法實踐中的具體運用[2]1887。

禮樂文化是河洛法治文化發展的思想基礎，河洛法治文化又為禮樂制度、禮法制度、宗法制度的確立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6]1028。周公在洛陽制禮作樂作刑，創建了我國古代社會的禮樂制度、禮法制度和宗法制度，目的是“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既有“禮經三百”，又有“威儀三千”，充分體現了周公敬天以保民、制禮以序民、作樂以和民、寬政以惠民、省刑以恤民的政治思想。禮中有樂、禮即樂，禮中有法、禮即法，宗中有法、宗即法，禮樂一體、禮法一體、宗法一體，這是河洛法治文化也是中華法治文化的獨特現象。到了漢唐時期，不僅“引禮入法”，說經以解律，而且還創造了“《春秋》決獄”的司法模式，禮樂成為最高的立法依據和司法標準，長期影響我國的司法實踐。與此同時，在禮樂制度影響下的法治理論、法治體系又為封建社會禮樂制度、禮法制度和宗法制度的長期穩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儒家思想在相當長時期內規定了傳統法治的走向，法治的完備進一步鞏固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西周初立，周公被封于魯地。周公在洛陽制禮作樂作刑，其后人即以禮樂政刑制度治理魯國。春秋時期，孔子習得禮樂，并來洛問禮求教，是為儒學之初興。兩漢時期，儒學成為統治階級的主流價值觀，這一轉變影響中國古代法制的走向。西晉時期，杜預、張斐在為《晉律》作注疏時，強調要重“理”任法、以禮率律，使引經入律的理念得到強化。近代學者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說：“古代禮律關系密切，而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創建晉室，統制中國，其所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盵7]115

天人合一思想對河洛法治文化產生重要影響，河洛法治文化又對統治階級君權神授、君權天授的思想作了進一步強化?！疤齑瓜?，圣人象之；河出圖，圣人則之?！币蕴鞈?、天人合一的思想成為中國古代的重要價值判斷，同時也淪為統治階級維護皇權的工具。中國古代統治階級高度重視“天命”“天理”，以“天命”“天理”為制定法律的最終依據，樹立了“則天立法”的最高原則。因此，《尚書·皋陶謨》中有“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的記述?！稘h書·刑法志》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制五刑?！边@說明統治階級在制定刑罰時，往往以天理、天象為準則。而在這一準則指導下的法律，又進一步維護了天意不可違、皇權不可犯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地位?！犊鬃蛹艺Z·五刑解》記載：“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p>

三、河洛法治文化的基本內涵

在河洛地區誕生的河洛法治文化，不但是河洛制度文化的內核，更是中華法治文化的源頭和主干，古圣先王為其開綱立目，周公姬旦為其奠基集成，刑名法家為其黻黼堂奧，儒家文化為其導引前行，法制理念先進獨特，法學理論自成體系，歷代法典系統完備，長期成為古代社會的制度之基，始終居于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重要地位。

(一)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核心價值

法產生于階級社會，必然受到統治階級思想的主導和影響。夏商周三代，敬天保民成為統治階級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妒酚洝は谋炯o》記載：“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碓唬骸?！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蓖ㄟ^皋陶與大禹的對話可以看出，他們雖然認為刑法的作用在于“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但其目的還在于惠民、安民。此外，《尚書·大禹謨》中“德為善政，政在養民”、《尚書·五子之歌》中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以及《尚書·康誥》中的“用保乂民”“用康保民”等民本思想一脈相承。民本思想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正因如此，我國在古代立法、司法實踐中才有了重民、寬民、恤民的原則。

(二)禮樂政刑、四位一體的治理結構

中國古代統治階級既重視禮樂的教化之體，又重視政刑的管理之用，四者相互依存、互為補充、缺一不可，形成我國歷史上獨特的社會治理模式?！妒酚洝窌费裕骸岸Y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政刑，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于治道也?！薄稘h書·禮樂志》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誖，則王道備矣?！钡蹐蛑畷r，“流共工于幽陵，放兜于崇山，遷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1]34?！肮耪叩蹐蛑翁煜乱?，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1]1382。這些都說明，中國古代在治國理政中既重視禮樂的教化作用，又重視政刑的規范作用。

(三)以德為先、德主刑輔的法治理念

自古以來，統治階級就認為，治國之術有二，一是德，一是刑，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韓非子認為治理國家的手段，便是刑賞結合：“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眹幸庾R采用賞罰督責官吏、管理百姓，是為“刑德二柄”：“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眲⑾颉墩f苑》言：“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并湊，強國先其刑而后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后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賞，刑罰之甚者至于誅?！蔽鳚h洛陽人賈誼在《新書》中也說：“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痹诘屡c刑的關系上，始終堅持以德為先、德主刑輔，將刑罰作為國家治理的最后手段。

(四)明刑弼教、明德慎罰的司法原則

《尚書》是我國最早記錄帝王之政的經典，其中蘊含許多重民生、慎刑罰的法治思想?！端吹洹酚涊d了虞舜“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的恤刑思想，《大禹謨》記載了虞舜“明于五刑，以刑五教”的明刑弼教的思想以及皋陶“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寬刑思想。這些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被歷代統治者所沿襲和繼承?！渡袝た嫡a》記載，周文王“明德慎罰”“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最終能夠順應天意、民心歸附、一統天下。在這一司法原則的指導下，歷代都實行寬刑慎罰的法律制度?！吨芏Y·秋官·司刺》就制定了“三刺三宥三赦”的定罪量刑制度，“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2]1902。也就是說，國君在審理大案要案時，必須和群臣、群吏甚至是百姓反復計議，然后定罪判決，以示審慎?！端鍟ば谭ㄖ尽吩u價“周王立三刺以不濫，弘三宥以開物”，出現了“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余年不用”[1]171的政治局面。

(五)條律完備、傳承有序的法典制度

法典制度是我國古代法治文明的重要特征?！短坡墒枳h·名例律》記載，戰國時期魏國人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說明至少在戰國時期，我國已有成文系統的法典，后來的秦律、漢律等無不承襲其制。曹魏末年，晉王司馬昭修訂律令，史稱《晉律》或《泰始律》。唐永徽年間，唐高宗李治命長孫無忌組織人員編寫《永徽律》12篇、502條，亦即《唐律疏議》，成為我國封建社會法律的集大成者。宋建隆四年(963)編修《宋建隆詳定刑統》，經宋太祖下詔刊行天下，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刊印頒行的法典。此后的《大元通制》《大明律》《大清律》也都因循傳承了這一重要制度[7]171。

(六)法平如水、唯明能信的法德思想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法”做了最為貼切的解釋：“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边@說明，我們的祖先在造字之初，便賦予了“法”字法平如水、唯明能信的道德價值?！妒酚洝の宓郾炯o》《尚書·舜典》中記載舜命皋陶作士，要求他做到“惟明能信”“惟明克允”?！渡袝ひ骛ⅰ芬灿涊d“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我國古代形成了比較完善、豐富的法德思想，概括起來是：清正廉潔，公平公正，法不阿貴，公私分明等。在《慎子·君臣》中，戰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認為，君主治理國家要做到“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在《韓非子·有度》中，韓非子主張“以法治國”“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春秋時期，晉國的大理獄官李離因過失錯判人死罪，晉文公有意赦免他的死罪，但他卻說，“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1]3771，遂以自殺謝罪。在《后漢書·董宣傳》中，東漢洛陽令董宣因執法不避皇親國戚，被漢光武帝稱為“強項令”。今洛陽老城區仍有董公祠、董公槐等遺存。宋代司馬光在上書皇帝《論正家上殿札子》中說：“仍敕公主，若屢違詔命，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边@些都體現了我國古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觀念。

四、河洛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河洛文化與黃河文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從地域上講，河洛文化是黃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從歷史定位上講，河洛文化則是黃河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源頭和主干，長期處于主導和正統的地位。河洛法治文化作為中華法治文化的源頭和主干，也同樣具有根源性、系統性、獨特性、創新性、先進性等文化特征。

根源性。所謂根源性，一是指在諸種文化中發端時間最早，對文明發展方向有引領作用；二是指作為文化核心的思想富于原創性。河洛地區孕育了我國上古時期最早的法治形態，產生了我國最早的法律制度，發生了我國古代重大的法治歷史事件，形成了我國最早的法家學說，河洛法治文化無論是在制度、思想還是精神層面，都具有鮮明的原創性、引領性。

系統性。河洛法治文化的系統性主要體現在河洛大地上誕生了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形成了系統完備的法家理論，建立了連續不斷的制度傳承，產生了豐富多樣的司法實踐，而且這些思想、理論、制度、實踐一脈相承，延綿不斷，自成一體，具有系統、完整的東方法學話語體系。

獨特性。河洛法治文化誕生于河洛地區，根植于中華大地，深受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浸染和滋養，經過不斷發展完善，最終發展成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它既不同于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也不同于印度法系和伊斯蘭法系，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和中華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蘊。中華法系形成于中國本土，但其影響力遍及東方相鄰國家，并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產生影響。特別是《唐律疏議》作為代表性的法典，成為東亞各國的“母法”[8]。

創新性。法律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也必須因時因地而制、不斷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吨芏Y·秋官·司寇》中記載，司寇的職責是“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韓非子對這一思想做了更為全面地闡發：“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边@就是說，制定法律只有隨時代的需要而變化，才能實施有效治理。從這一角度講，我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既有傳承，也有創新。虞舜夏商時期作五刑，周公因之而作九刑。魏國李悝“集諸國刑典”制《法經》，漢代蕭何在此基礎上增加戶、興、廄三律，編成《九章律》。這些都是中華法治文化創新性發展的典型代表。

先進性。自古以來，我國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積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華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在司法原則上，我國早在《尚書》中就提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罪疑唯輕的概念，這比西方的疑罪從無的原則早了2 000多年。在西方，歐洲到了18世紀才真正確立了“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司法觀念和司法規則。再如，召伯甘棠聽訟創立了中國古代獨特的司法審判和司法調解模式，真正實現了罷訪息訟、定紛止爭。還有，我國在西周時期就建立了“五聲聽訟”的司法制度。這些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和司法實踐在當時都是非常先進的。

五、河洛法治文化研究的時代意義

河洛法治文化有著弦歌不絕、體系完備的法治歷史、法治思想、法治理論、法治人物、法治事件，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蘊含中國古代治國理政智慧，體現了中華民族獨特、先進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推動河洛法治文化研究，深入挖掘其蘊含的中國特色、時代價值以及與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契合性，對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加快建設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中華民族現代法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是有利于深化河洛文化研究。河洛文化研究30多年來，學術成果豐碩。但在制度文化研究方面還有欠缺，特別在河洛法治文化方面仍是一個新領域。推動河洛法治文化研究，有利于河洛文化的多學科交叉交流，有利于豐富河洛制度文化的新內涵，有利于從時代價值出發找到更多河洛文化研究的契合點和切入點。

二是有利于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創新轉化。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法學話語體系，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必然要求。深化河洛法治文化研究，有利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加快構建新時代中國法律話語體系和理論體系，為法治中國建設提供更多文化底色和中國特色。

三是有利于提升洛陽在中華優秀法律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近年來，河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部署，提出建設黃河法治文化帶的重大戰略。洛陽作為河洛法治文化的主要起源地和核心區域，應加快建設一圈(河洛法治文化圈)、二區(黃河法治文化傳承發展核心區和黃河法治文化價值弘揚地標區)、三帶(生態法治文化帶、水利法治文化帶、景區法治文化帶)，努力打造黃河法治文化帶主地標城市。要認真研究梳理河洛法治文化的基本內涵、理論體系和時代價值，搞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努力叫響河洛法治文化品牌，促進法治洛陽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