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會空間的擴展：北京奧運會的城市社會學分析

焦若水　胡　浩

（1.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北京 100872；2.上海大學房地產學院，上海 201702）

摘 要：在當下的研究中，圍繞經濟、文化、體育諸角度的奧運會研究都未將城市本身作為研究的主體，研究認為，在后奧運時期，城市本身特別是城市社會空間應該逐步成為研究和實踐關注的主要論題，北京應該取代奧運成為研究的主體，從城市本身出發，以全球化、國家治理和市民社會空間的優化多個層面的出發來思考奧運會對于北京城市形塑的歷史效應，從深層次實現人文奧運的理念價值，擴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階層交流與共享，促動社會結構的優化，實現社會建設和諧的重要目標，從此種意義上講，公共空間與社會空間必將成為后奧運時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關鍵詞：城市空間；北京奧運會；和諧

中圖分類號：G80-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3612(2008)12-1598-04

The Emergence of Urban Social Space: Urban Sociology Analysis of Beijing Olympic Games

JIAO Ruo瞫hui1, HU Hao2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702, China)

Abstract:Most of research of 2008 Olympic Games focuses on economic and culture study. The paper based on urban sociology especially from transition to space in neo瞮rban sociology, and analyzes Olympic Games' social effect to Beijing urban space, it's important to highlight historical effect globalization, state governance and social space of Olympic Games, and introduced Manuel Castells's viewpoint that regard city as collective consume.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perceptive of social space is helpful to expand our study optimization of urban social space of Beijing city from culture, market and society, so we can realize humanistic Olympic spirit at deeper level, expand range of urban public goods co瞫hare and communication, and give an impetus to optim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hence helpful to development of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urban space;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harmony

對于城市的研究，素來有城市經濟學、城市地理學、城市社會學三駕馬車的說法，相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會學更加注重于對城市空間中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研究，從而發現物理空間的社會意義。從這樣一種角度來審視北京奧運會對于整個北京城市發展的影響，就可以發現當前關于中國2008年奧運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體育學、經濟學和管理學，但是如何發揮奧運會對于城市社會空間的優化，特別是在奧運會結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奧運場館建設對于北京城市深層發展的研究還相當的初步。換言之，北京在奧運會結束之后將恢復其城市社會生活的常態，奧運會對于北京城市發展的影響應該回歸到城市本身的社會空間之上，我們只有將關注點回置到城市社會空間本身的邏輯之上，從城市自身的整體邏輯來思考奧運對于北京的發展，強調人在城市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強調人與建筑互動的社會空間的價值，發現城市如何更好的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務，唯有如此，北京奧運所倡導的人文奧運理念才能在長久的歷史發展中留下應有的影響。

1 奧運對北京城市空間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規劃爾后營建的城市，北京的傳統建筑格局真正體現了建筑是對文化最為生動的反映這樣一種認知，在長久的封建社會和城池建設歷史上，歷朝都城大都一般因為沿用前朝舊址，城市格局難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時，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規劃，完全以《周禮》為范本，第一次比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兩朝又仿照《周禮》，增建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等，形成今日以中軸線為核心的城市空間格局。^[1]北京舊城城市中軸線很有特點，可以說是世界城市建設史上的奇跡，舉世無雙，中軸線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主線，也是北京歷史文化遺存的精華所在。梁思成先生是這樣贊美中軸線的：“一根長達八公里，全世界最長、也最偉大的南北中軸線穿過全城。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而產生；前后起伏，左右對稱的形體或空間的分配都是以這條中軸為依據的；氣魄之雄偉就在這個南北引申、一貫到底的規模?！?sup>[2]

建國后，在各種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傳統空間遭到了巨大破壞，改革開放以來，北京的城市雖然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但是城市空間本身的不合理擴張也是飽受批評，而北京的城市發展又是發生在中國社會轉型最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發達國家城市化中產生的問題集中的壓縮式出現在北京的城市空間生產之中，2008年奧運會是影響北京城市空間變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間生產藉此更多的被納入到“國際大都會”或者薩森所說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當中去。因而，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當年進行奧運會場館設計時設計評審委員會提出，奧林匹克公園規劃設計方案應注重的內容包括:功能布局應充分滿足奧運會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長遠發展；要體現生態、環保的概念；交通系統及交通組織規劃應有利于賽時和賽后的使用，重視公共交通系統的建設；空間形態應體現北京城市特色，強調中軸線的特殊意義；應具有較強的分期建設與市場化融資運作的可操作性?？陀^而言，最終實施的稱之為“人類文明成就的軸線” 2008年奧運會建筑設計相當完備而精細的呼應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認為是:以環境為導向，體現了中國傳統城市規劃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氣勢，尋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這一設計方案還被認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設”的創新之舉，是北京繼承歷史文化傳統、保護古都風貌與現代化建設有機結合的典范。^[3]

從某種程度上講，在奧運場館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歷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實踐中使建筑能更好的為社會生活服務將成為最為主要的問題，因為空間的產生、發展和形變都是人類作用的產物，尤其是對于城市這樣一個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間，“空間乃是社會的一個切面，跨越社會的所有領域，是社會存在與運作的展現和結果，以及憑借和中介，我們無可想象一個沒有空間而能存在的社會，空間一開始已然是社會空間”。^[4]我們著力去發現奧運建筑之后城市的社會空間顯得非常重要。費孝通先生就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問題曾經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文化自覺的要義在于它是為人的，而不應該舍人救所謂的文化，文化是要來保存人的，而不是讓人來保存它?！?sup>[5]對于城市來講，文化上的關照最終同樣要在城市空間的主體——人的價值的實現上得以達致。我們可以看到，2008年奧運會的場館在北京城市空間分布于相當大的范圍，由于場館的建設是一個固定化的過程，對于整個城市的社會文化結構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建筑的社會意義將逐漸在社會生活中顯現出來。從任何意義上講，奧運會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間上的影響在整個北京城市史上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北京的城市空間在經過建國后和改革開放以后的種種變形之后，在奧運會的設計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奧運會實際上對北京城市空間進行了某種全新的解釋。這種解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賦予了多重的意義，已經成為一個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間，但我們以往的解讀僅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間，其實，在短暫的奧運會結束之后，真正賦予其公共空間品質的恰恰是我們極大忽視了的市民對于這一空間的利用。

2 社會空間：奧運空間形變的社會學視角

北京奧運會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連挑剔的西方媒體也贊譽頗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們對奧運會巨大的資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們社會管理體制發揮的作用更不容忽視。在奧運會結束之后，延續或者擴大奧運會的后續效應就需要我們將這樣一個投入巨大的經濟項目有機的融入到社會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一部分。根據北京市的城市社會區定量數據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強度區主要在城市中心區，包括東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區，人口和家庭戶密集，居住小區價格最高，房地產業發達，機關團體和企事業單位等高度集中，商業服務業網絡繁華，同時老齡人多被撫養人比例高，就業率相對低。在二環到四環之間，由于近期居住小區的修建和舊城居民的搬遷，出現人口聚集的趨勢，尤其在北三環和北四環之間及東四環和東三環之間，人口比較稠密；在北四環、西四環、東四環及南三環的外圍區域人口則相對稀疏。從土地利用強度因了得分空間分布看，以東城為中心，向西北、北和東北方向發散，呈同心圓分布模式。同時這種同心圓結構又具有不對稱的特征。^[6]整個奧運會的場館分布雖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場館建設在了大學等這樣一些利用率比較高的區域之內，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場館的分布依然相當的緊密，這樣一種專門化的空間分配，有其優越之處，但同時在社會公眾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

主要的問題表現在奧運會的場館設計功能分區與公眾利用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相對于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我國城市中公共領域的發育狀況還非常的初步，2008年奧運會本來是加大以體育運動類公共設施來發展公共領域的一個良好契機，如果我們不能對城市空間的設計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間中深刻蘊含的社會意義，不能不說是北京2008年奧運會對人文奧運精神深層闡釋的一個缺憾。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何使奧運會成為優化北京城市空間結構而不是成為城市發展的包袱，應該是整個奧運規劃中最為核心和關鍵所在，說到底,城市空間最后必然是社會關系的外在體現。

社會生活的空間輪廓對社會中的生產性質、治理、認同和群體等方面都有很大影響,反過來,這些方面對社會生活的空間輪廓也有很大的影響。^[7]正因為如此，城市地理學從社會學功能學派那里吸收規范，將社會經濟階層、階層競爭群體和城市土地空間分配達成一致，賽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磯的社會區》首次提出城市社會區的概念，將人口普查區在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家庭狀況(城市化)和分隔(少數民族狀況)三個基本框架下劃分出社會區的類型。而社會學的研究則經由列斐伏爾，直接而深入的以社會空間為主題展開對城市的空間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詳細論述了“社會空間辯證法”的展開過程，“我所概括的理論……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種（或某種）空間話語，而是要把各種不同的空間及其生成樣式全都統一到一種理論之中，從而揭示出實際的空間生產過程”。以往人類考察的只是空間中的生產(Production in Space),而現在應該轉向考察空間自身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這種空間的生產在當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經濟生產如果將重心置于空間生產的話，那么，空間，包括與它相關的一切，都會成為剩余價值的中介和手段?？臻g是帶有意圖和目的被生產出來的,是一個產品，空間生產就如任何商品生產一樣，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產出來的。因而,空間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種歷史的、自然的元素澆鑄而成的,它是社會的產物,“社會(空間)就是(社會)產品。^[8]列斐伏爾對當代城市研究的影響是深遠的，當代所謂的“新都市社會學”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爾、卡斯泰爾和后繼者哈維、索雅的推動下強勁復蘇，并波及到整個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之中。高特第納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會學》一書提出城市研究的“社會空間視角”(Social Spatial)，進一步深化了這一概念的內涵，將“社會空間視角”具體表述為:(1)空間與社會因素(階級、教育、權力、性別、種族等)的關系；(2)空間與行為因素的關系,強調空間與行為的互動；(3)空間與文化、心理因素的關系，特定的社會文化是空間意義的基礎與淵源所在。^[9]

3 空間、人文與城市互動的建構

我們的城市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空間改造運動，被創造的空間（created space）替代實在的空間（effective space）是工業化城市的發展軌跡。^[10]在這樣一種視角下來看奧運會對于北京城市空間的影響，就需要進一步的來分析人文奧運所具有的深層價值，人文奧運絕對不是簡單的將傳統文化與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簡單對接，其終極價值在于對人的重視，始終將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這樣的視角下來審視奧運會場館在城市空間中的定位，重新回顧雅各布斯的觀點就顯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來，現有的、為人們所堅信不移的城市規劃理論根本就是偽科學，“經年之學和數不勝數微妙復雜的教條原來建于一派胡言之上”?；羧A德的“花園城市”不過是一筆購銷了大都市復雜的、互相關聯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處理城市功能的方法僅僅是分離或分類，認為好的規劃就是一系列靜態的行為。而聲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則是“最知道怎樣把反城市的規劃融進罪惡堡壘的建筑師”，他的夢幻之城不過是一個“垂直的花園城市”，而對于城市到底是如何運轉的，在這樣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規劃中除了謊言，什么也沒有說。^[11]

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奧運會使北京對于整個社會的發動到達一個相當深入的程度，而處于發展上升期和民族主義逐漸復蘇背景下的社會也相當主動的融入到這樣一種動員當中來，奧運會的舉辦因而被賦予了諸多體育之外或者說奧運之外的社會文化意義。在北京奧運會的舉辦過程中，始終交織著兩種強烈的深層意識，一方面，中國在近現代以來的種種波折，現代化成為社會意識的一個深層動力，滲透到體育運動之中，奧運會成為一種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民族復興的一種集體表演，中國的奧運會舉辦有著其他國家所不具有的舉國體制和表現，顧全大局，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利益，以國家目標為最高目標，“全國一盤棋”，上下一條心，“國內練兵、一致對外”，從為國家整體競技體育發展所做出的貢獻等等成為我們耳熟能詳的對于奧運會的宣傳和解讀；另一方面，作為一項全球性的體育盛事，奧運會又深深的受到了經濟利益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在消費主義大潮的席卷之下，連奧運會本身也被商業化了，這與奧運會本身的精神相違背，卻好像又是一個無法逆轉的悖論。

奧運場館的建設本身具有很強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對于普通的房地產開發如果說在市場經濟的邏輯下還能得到一定的認可的話，那么對于舉國體制下奧運會公共產品的利用則有了更多的社會關注，圍繞著奧運會之后的集體歡騰之后則有可能產生一種對于公共物品區隔的集體不滿。因為一方面奧運會設施的后期利用面臨著金融上的壓力，從一開始奧運的經濟帳和文化帳是結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財政壓力之下，奧運會場館的賽后利用如果體現出過多的經濟考慮，將不但會被批評為與奧林匹克精神相違背，為普通的民眾所詬病，而且在社會空間上造成城市各階層住區隔離和城市公共物品區隔化。文學對于社會的變遷總有著最為敏感的反映，從此種角度來看，奧運會的紀錄片《筑夢2008》選擇以原奧林匹克公園搬遷戶一家展開的敘述可以說相當恰切的把握了奧運會與基層民間社會之間的微妙而深刻的關系。

在對中國城市公共空間的分析中，有學者認為：“在這個空間架構下，公共二字意蘊，被閱讀為公家的（權威性）、大家的（商業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動了類同中世紀以實質生活社會網絡為取向的城鎮紋理和公共空間中的市民性的內涵；事實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種氏族、社區聚集的意思；所謂公共空間，應該就是類似我們傳統社會中的廟隍活動本質和社會性的象征意義?！部臻g在我們的社會里，被擠壓退縮在社區的邊緣茍活著，是底層的、甚至是違章的”。^[12]這樣一種對空間生產的邏輯進入到對于奧運會場館的利用之后，對奧運會的解讀就必然出現某種片面化的形式。我們可以發現，在奧運場館的定位上存在著被各種利益所遮蓋的盲區和誤區，從根本上來講，奧運會是應對于整個世界日益一體化和碎片化下對于人類共通的一種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種努力，由顧拜旦親自起草的《奧林匹克憲章》中又深入地強調:“奧林匹克主義是將(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種品質均衡地結合起來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種人生哲學”。在新的世紀北京承辦的奧運會同時又被賦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義，中國對于這樣一種普世性的文明應該做出自己獨有的貢獻，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層次上以奧運會為契機對北京城市空間、人文與城市互動的建構發展一種良性的關系，成為一個深層次的挑戰。

4 奧運：北京城市空間優化的歷史契機

由于奧運經濟前期的場館建設是一種非生產性投資,近五屆以來奧運會的投資的直線上升為舉辦城市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體育場館閑置、奧運村樓宇銷售困難、基礎設施使用率不高、投資難以得到回報等使奧運會舉辦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負擔，^[13]因而，對于北京奧運會場館的利用從一開始主要集中在了對于經濟效應的考慮上，甚至到了現在，也鮮有論及作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個城市空間布局對于城市社會經濟更為深層的影響，特別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為整個城市不同階層的人來共享的問題更是被極大的屏蔽了，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反觀關于奧運會如何來促進城市社區體育發展的倡導和號召公眾對奧運會深度參與總顯得有點底氣不足。實際上，如果說19世紀的社會科學為時間說糾纏的話，那么在20世紀空間將取代時間成為了社會科學分析的有力工具，對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我們對空間的分析還應該有著更為強烈的人文關懷，尤其是要特別的注重對于社會空間優化的重視，將文化精神與功能分區二者統籌到社會空間的建設之中，因為，對于北京奧運會來說，沒有什么比讓最多的民眾來在長周期中共享奧運會優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諧的城市空間，更能體現“人文奧運”這一理念。

歷史的實踐證明，奧運會是“發展激素”，既能增進經濟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經濟中的負面因素，如何從更為全面的視角出發，從社會空間的視角加強對后奧運北京城市空間的優化，對于中國社會轉型中某些結構性因素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大衛?哈維說過，西方后工業都市中長期的居住區隔強化了社區意識，從而取代了階級意識。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階級意識的銷蝕，置換為中性的社區意識，意味著歷史變革的動力被空間規劃所阻隔。^[14]由于歷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較為典型的單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個中心、旺地緊缺，房價難以控制，而且在內城和文化區的住區隔離現象日漸嚴重。目前，北京在單中心格局一時難以改變的情況下，奧運會正是一個推動城市深層結構調整的絕佳機會，以更為完整與長遠的視角來探求奧運會對于北京城市空間的影響，則可借奧運會之力，既有效的優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間，極大的增強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競爭力和核心地位，對形成以北京為核心的城市帶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又能有效促進城市社會空間的和諧，擴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階層交流，從深層次上促動社會結構的優化，實現社會建設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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