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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介評

2008-04-21 03:23
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 2008年1期
關鍵詞:歷程時期年齡

趙 波

摘要: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是一種以人的生命歷程為視角,用非正式社會控制(社會資本)解釋童年時期、青少年時期以及成年時期的違法犯罪行為的一種理論。同時,該理論認為刑事政策應當注重犯罪預防而不是剝奪犯罪人的能力,應當重申預防性的社會政策。該理論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以及研究結論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和關注。

關鍵詞: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人生歷程;非正式社會控制;刑事政策

中圖分類號:D917文獻標識碼:A

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是由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羅伯特·J.桑普森(Robert J.Sampson)和馬里蘭大學刑事司法和犯罪學教授約翰·H.勞布(John H.Laub)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并論證的一種用非正式社會控制解釋童年時期、青少年時期以及成年時期的違法犯罪行為的一種理論模型。他們在哈佛大學教授格盧克夫婦(Sheldon and Eleanor)1950年《青少年犯罪揭秘》(Unraveling Juvenile Delinquen-cy)的原始卷宗資料以及后續研究資料的基礎上,對資料進行重新整理、確認和增補,并進行重新分析和論證的基礎上提出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該理論以人的生命歷程為視角,用非正式社會控制(社會資本)解釋童年時期、青少年時期以及成年時期的違法犯罪行為,認為犯罪根源于社會結構中的不利地位,與家庭、學校和工作的非正式社會紐帶(聯系)的弱化以及個體與可提供社會資本的社會機構之間的社會關系的破壞。

一、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產生的背景

(一)理論背景——生命歷程理論及發展犯罪學理論

生命歷程理論是一種將社會歷史和社會結構聯系起來闡述人類生活的理論,認為人的發展是社會性組織和社會性影響的結果,它不僅僅關注人的一生中早期的生活經歷,而且更關注社會結構、社會互動對人的一生的重要影響,以及生活機會對個人發展的影響。強調生命事件發生的社會時間和角色變換的先后次序對個體的作用,由此構成個體特定的生命軌跡,從而影響著個體未來的發展。所謂生命歷程,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隨著時間變化而出現的,受到文化和社會變遷影響的逐級年齡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它關注的是人生經歷、時間選擇以及構成個人發展路徑的階段或事件的先后順序。軌跡和變遷是目前生命歷程范式中基本的分析主題,它們相互作用就產生了生命歷程中的轉折點,而轉折點有可能改變生命軌跡的方向。生命歷程理論還分析了違法犯罪行為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認為統計資料表明,許多在兒童期出現的反社會行為的人在長大以后并沒有繼續產生偏離行為,而且成人犯罪中的大多數人也沒有少年犯罪的歷史。這說明在人的一生中個體會發生很大的變化,犯罪的連續性特征僅僅是反社會行為的偏態分布。在生命歷程中許多生活事件阻止了成年越軌行為的產生,例如,在成年期通過工作和婚姻而形成的社會凝聚力對于生命歷程中犯罪的變化具有重要意義——成年人與工作和家庭的聯系越緊密,犯罪和越軌行為就會出現得越少。成年期的婚姻生活作為一種保護性機制阻止了越軌行為的出現,發生在成年期中的許多生活事件可以修正孩童時代所經歷的不幸。在成年生活中存在著許多生活機會,這有可能改變早期不幸的生活經歷,從而改變了生命軌跡的方向。但是,任何生活事件例如婚姻本身并不能增加社會控制,只有通過婚姻所體現出的親密的家庭關系才能增加社會聯結,從而減少生命歷程中的越軌行為的出現。同樣的道理,工作本身并不能增加社會控制,而工作所帶來的對工作的責任、義務和忠誠感增加了社會的凝聚力,從而有助于減少犯罪行為。犯罪的穩定性是狀態依賴所產生的,表現為行為的連續性,包括累積型連續和互動型連續。累積型連續與社會標簽理論具有一致的內容,即初級越軌可能進一步誘導出次級越軌。由于社會結構對越軌行為者不利,從而減少了越軌行為者的生活機會,減少了他們與學校、朋友和家庭的親密聯系,從而反過來增加了未來犯罪的可能性?;有瓦B續的一個例子是,一個大發脾氣的孩子有可能誘發老師和父母也對他大發脾氣,這又進一步誘發了孩子的反社會行為。

發展犯罪學理論是研究生命過程中犯罪生涯的變化的理論,主要探索犯罪人的年齡因素,認為不同的因素對不同年齡的犯罪人可能有不同的效果。與傳統犯罪學理論主要探討犯罪與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之間的關系而不考慮犯罪人的年齡因素是不同的。因此,發展犯罪學的理論以人的生命歷程為背景來解釋犯罪行為。所謂“生命歷程”是指個人從童年到青少年、成年最后到老年的整個生命發展過程。發展犯罪學理論探討的發展因素包括生物方面、社會方面和心理方面的變化。在發展犯罪學看來,一些因素可以解釋在童年期或青年早期開始的犯罪行為,而另一些因素可以解釋在青年后期或成年期開始的犯罪行為;一些因素可以解釋個人開始進行犯罪行為的事實,而另一些因素可以解釋個人在很長時期內連續實施犯罪行為或者很快就停止實施犯罪行為的事實。此外,發展犯罪學理論重要的是一種方法論的變革,在犯罪學研究中從橫向研究方法改變為縱向研究方法,以此來探究犯罪原因,解釋對個人犯罪起作用的各種因素。

(二)數據資料來源——格盧克夫婦的研究資料

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建立的實證數據資料主要是哈佛大學的謝爾登-格盧克和伊琳娜·格盧克夫婦于1950年的經典研究UJD(UnravelingJuvenile Delinquency青少年犯罪揭秘)的原始案例卷宗以及隨后18年對資料里的1000個樣本對象所作的跟蹤調查報告。格盧克夫婦的研究設計包括年齡在10-17歲的500個違法犯罪男孩和500個非違法犯罪男孩兩組共1000個樣本對象,兩組樣本對象的年齡、種族、智商大體相同,都居住在波士頓的低收入地區。后續資料的收集分別是在1000個樣本男孩的14歲、25歲以及32歲,包括了樣本對象自我報告的數據、樣本對象的家長報告的數據以及老師報告的數據??傊?,格盧克夫婦收集的資料來源廣泛且涉及面廣,內容豐富。在此基礎上,桑普森和勞布對格盧克夫婦的數據資料進行重新整理和確認,并從大量的警察局、法院和勞教所的檔案中搜索了每個樣本對象的違法犯罪數據對格盧克夫婦的數據資料進行增補和重新分析。

二、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的內容

(一)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的核心內容

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是以人的生命歷程為視角,發展了青少年犯罪和犯罪的縱向研究,構建了解釋童年時期、青少年時期以及成年時期的違法犯罪行為,并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論證和分析其理論觀點的一個理論模型和體系??偟膩砜?,該理論模型和體系包含三個方面的核心內容:第一,家庭和學校的非正式社會控制能夠調整個體的結構

性背景因素(包括家庭居住的擁擠狀況、家庭破裂、家庭規模、低的家庭收入及社會經濟地位、父母的域外出生身份、高的居所流動性、母親的職業狀況、父母的犯罪/飲酒狀況),這反過來可以解釋童年時期和青少年時期的違法行為。第二,從童年時期到成年時期的各個不同人生階段中,反社會行為都具有很強的連貫性。第三,不計童年時期犯罪傾向的個體差異,成年時期的家庭、工作等非正式社會控制紐帶(即社會資本)可以解釋人在不同人生階段的犯罪性的變化。并且認為,一個人從童年開始到以后的人生歷程中是走向違法犯罪還是保持遵紀守法,成人社會關系紐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作用。他們認為,犯罪并非根源于種族歧視,也并非僅僅根源于毒品、犯罪團伙和槍支這些今天所面臨的政策困擾,而是根源于社會結構中的不利地位,與家庭、學校和工作的非正式社會紐帶(聯系)的弱化以及個體與可提供社會資本的社會機構之間的社會關系的破壞。

(二)青少年違法犯罪原因與行為的穩定性和變動性

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用家庭、學校、同伴和非正式社會控制來解釋青少年違法犯罪。通過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他們發現,對青少年違法犯罪產生的最強、最連貫的影響來自于家庭、學校和伙伴的作用。在家庭關系中,跟青少年違法犯罪行為緊密、直接相關的因素包括父母管教不嚴、威嚇的和嚴厲的懲罰以及與父母之間的疏離關系。與家庭關系相比,學校關系在抑制違法犯罪行為上的作用更大。另外,除家庭和學校外,跟不良同伴之間的親密關系有明顯的促進違法犯罪的作用。盡管如此,在進一步的分析后他們發現在違法犯罪行為的因果鏈中最重要的還是家庭和學校中的社會關系。同時,他們還發現結構背景因素對違法犯罪沒有直接影響,但是卻受到非正式社會控制的調整。此外,早期就表現出反社會傾向的問題兒童的確更有可能在將來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各種非正式社會控制過程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他們在青少年時期的違法犯罪行為。當那些把青少年和社會聯系在一起的社會紐帶——無論是家庭還是學?!饾u弱化時‘,違法犯罪的可能性就會增加。消極的結構條件(如貧困或家庭破裂)也會影響違法犯罪行為,但是這種影響大部分是通過家庭和學校的社會關系變化來實現的。

他們認為,以往通過集中對青少年進行調查的年齡與犯罪的犯罪社會學研究關注了青少年時期的違法犯罪,卻忽視了童年時期的個性以及童年時期行為與成年時期行為之間聯系的理論意義。而實際上,童年時期的不良行為與犯罪行為一樣,在人的一生中具有很強的連貫性。同時,犯罪學家沒有足夠重視成年時期的終止犯罪與犯罪向非犯罪行為轉化的現象。因此,研究者所忽視的不僅僅是童年時期的生活,還忽視了對成年早期的與社會變遷相關的以及成年時期的終止犯罪的因素的解釋。另外,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數研究者所關注的要么是宏觀層次的社會結構變量,要么是微觀層次的社會結構的作用,沒有將二者結合起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人生所有階段的社會結構環境與非正式社會控制協調作用之間的聯系。而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把童年時期與成年時期納入到犯罪與年齡的研究范圍,綜合考慮了童年時期、青少年時期以及成年時期整個人生歷程中行為的連貫性/穩定性與變動性。在人生的許多領域中,成人時期的行為都跟童年時期的違法犯罪行為或其他形式的反社會行為密切相關。根據有關成人發展與非正式社會控制的社會學理論,他們發現成人階段的工作穩定性和婚姻依戀程度與這一階段犯罪行為的變化顯著相關——成人跟工作和家庭之間的關系越緊密,將來發生違法犯罪行為的幾率就越小。同時,他們通過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來支持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的中心觀點:人生歷程中的所有行為都具有穩定性和變動性,其中所發生的變動性整體上與成年時期的工作關系和家庭關系有關。具體而言就是,較低的工作穩定性和薄弱的婚姻依戀程度增加了違法犯罪的可能性,而較高的工作穩定性和牢固的婚姻依戀程度則會減少違法犯罪的可能性。

(三)非正式社會控制

以往犯罪學上所有的有關社會控制的研究都集中在青少年或者官方的正式的社會控制機制方面,如逮捕、監禁等,結果導致大多數的犯罪學研究都未能分析從兒童時期至成年時期的非正式社會控制過程。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認為應當以年齡為基礎區分個體的生命歷程,并主張那些重要的非正式與正式的社會控制機構會在生命的不同階段發生變化。例如,在兒童時期與青少年時期的主要的社會控制組織是家庭、學校、同齡群體以及青少年司法系統。在成年時期,高等教育或者職業培訓機構、工作以及婚姻變得更為突出,青少年司法系統也被成年司法系統所替代。成年時期主要的社會控制組織包括工作、婚姻、父母子女關系、投資以及刑事司法系統。

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系統地研究了所有年齡階段的違法犯罪與非正式社會控制之間的關系,強調生命歷程中各年齡階段的非正式社會紐帶的重要性,因此,兒童時期、青年時期及成年時期的非正式社會控制構成了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的核心。該理論的主要原則來源于社會控制理論的中心觀點:當個體與社會聯系的紐帶弱化或者破裂時,犯罪及違法行為就會發生。他們將生命歷程中各個階段的個體之間的社會關系(例如父母一子女、教師一學生以及雇主—雇員)稱之為社會投資或社會資本,認為社會資本和非正式社會控制都與社會結構相聯系,并假定社會資本來源于強大的社會關系(或強大的社會紐帶),社會資本在人生歷程的不同階段都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要經歷到。無論是作為孩子在家庭中,作為青少年在學校中,還是作為成年人在工作中,這都表明了在個體水平上的社會關系的重要性。如果表明這些社會關系是相互依賴的,那么它們就是個體在生命軌跡的變化過程中所獲得的社會上和心理上的資源。如果這些經歷是積極的,就會促進自我,增強個體可以獲得的心理智慧,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給他們的自我評價、自尊、自信感以強大的社會支持。

(四)刑事政策

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中人生歷程的觀點對現在一些特定的刑事政策提出了看法。認為現在的犯罪控制政策的主攻目標——無論是毒品還是暴力——是不分年齡地把罪犯監禁起來。對于屢教不改的累犯,還提出要給予長期的監禁。結果,國家的最高刑罰——死刑制度——正在恢復并運用得越來越多。這樣的犯罪對策認為對個人的威懾或者監禁能夠防止他們進一步實施犯罪。但事與愿違,雖然許多城市的關押率和判處率都是空前的,但犯罪率還是上升。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他們認為一種可能性就是現在的犯罪對策在無意間起到了引發犯罪的作用。因為刑罰(主要指關押和監禁)將對罪犯今后的職業和工作穩定性產生極大的不利影響,長期的監禁切斷了犯罪人的社會聯系(如婚姻、工作),而這些聯系是使他們停止犯罪的轉折點。而低收入、失業和不完全就業進而會增加家庭破裂的風險。因此,監禁

導致家庭中的男性失業,進而可能導致家庭破裂,從而再間接使其將來違法犯罪的幾率增高。

在對數據分析的過程中,他們展示了監禁可能對違法犯罪產生的長期的發展效應,長期監禁斷絕了犯罪人通往終止犯罪的希望之路。無論青少年時期還是成年時期,監禁的時間長短都對工作穩定性有消極作用,進而導致將來的違法犯罪。因此,為了避免刑罰的負面影響,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監禁后,犯罪人必須有機會重新和各種社會組織如家庭、學校和工作建立聯系,恢復社會控制紐帶和正常的社會關系。

鑒于上述的分析,他們認為,刑事政策應當注重犯罪預防而不是剝奪犯罪人的能力,應該重申預防性的社會政策?,F在占主導地位的事后控制手段不僅忽視了犯罪發生的社會結構背景,而且也忽視了那些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即家庭、學校和工作等),而這些社會組織能夠產生社會資本從而提供非正式的社會控制。當然,他們并不是說在所有的案例中監禁都是不必要和不應該的,更不是說監禁對犯罪沒有任何抑制作用,而是認為刑事政策的基礎并不能完全依靠刑事司法體系所提供的正式社會控制。所以,應該要用一種更加綜合和長遠的觀念來建立新的刑事政策,必須考慮到形式政策與就業、家庭凝聚力以及城市社區內的社會組織之間的聯結。

三、對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的評價與啟示

(一)借鑒一種研究方法——縱向研究以及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

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縱向研究以及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所謂縱向研究,又稱縱貫研究,就是對所研究的現象或事實進行較長時間的、前后一貫的、系統的考察研究。其注重于一段較長時間內的不同時刻點上對研究的對象進行若干次系統考察與搜集資料,以期從事物發展的動態過程中把握事物發展變化的歷程與趨勢。因此,它是一種具有系統性、持續性、完整性與深刻性的研究方法。從方法論的角度分析,它注重事物發展動態過程中具體考察研究對象的現實狀況及其歷史發展軌跡,以期使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縱貫研究與橫剖研究相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地描述所研究對象發展、變化的歷程及其趨勢,進而從動態過程中把握事物的變化發展的特點及其規律性。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建立的實證數據資料——格盧克夫婦的研究資料,是在1950年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在長達18年之久(至1968年)的時間跨度內,并在1000個樣本對象的14歲、25歲和32歲三個時間點上收集、整理、分析而成的。桑普森和勞布對這些實證數據資料進行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定量分析過程中,把多元變量分析、OLS線性回歸分析、協方差結構分析、泊松參數分析、負二項式回歸分析、ML邏輯回歸分析等大量的社會學、統計學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犯罪學的研究之中,豐富了犯罪學的研究方法,也使研究結論更科學、合理。同時,定性分析進一步增強了定量分析結果的說服力,使人們相信:在人的生命歷程中,犯罪行為和越軌行為既具有穩定性和連貫性,又具有變動性,而行為的穩定性和變動性都與成人時期深嵌于家庭和工作關系之中的非正式社會控制紐帶緊密相連。

(二)學習一種研究視角——生命歷程視角

生命歷程研究不僅有利于對特定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而且還能超越社會生活研究中宏觀分析與微觀分析的長期隔離狀態,并具有對各理論學派、學科加以綜合的潛力。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就是桑普森和勞布以人的生命歷程為視角,在整合了互動理論、社會進化發展理論、社會控制理論、強制理論、重新整合羞恥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等多種理論的基礎上建立的一種解釋童年時期、青少年時期以及成年時期的違法犯罪行為,解釋人的生命歷程中犯罪和越軌行為的穩定性和變動性以及與成人社會紐帶之間關系的理論模型。這種理論把童年時期與成年時期納入到犯罪與年齡的研究范圍,綜合考慮了童年時期、青少年時期以及成年時期整個人生歷程中行為的連貫性/穩定性與變動性,以及與家庭、學校、工作等社會組織所能夠產生的社會資本從而提供非正式社會控制之間的密切關系。這種以人的整個生命歷程的研究視角,展現了犯罪研究的一個新的窗口,拓展了人們對青少年違法犯罪原因及對策的研究,也開啟了犯罪與刑事政策關系研究之門。

(三)關注和運用一種研究結論——非正式社會控制與刑事政策的緊密關系

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在對實證資料數據進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過程中發現,兒童時期的反社會行為、青少年時期的違法犯罪行為通過薄弱的社會關系紐帶與成年時期的犯罪和越軌行為聯系起來,社會關系紐帶所提供的非正式社會控制可以解釋人在不同人生階段的犯罪性的變化,犯罪的根源就是這種非正式社會控制的弱化以及個體與可提供社會資本的社會組織之間社會關系的破裂。要防止犯罪的發生,就要強化非正式社會控制,重新恢復和發展個體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密切的社會關系。因此,刑事政策應當注重犯罪預防而不是剝奪犯罪人的能力,應該重申預防性的社會政策,尤其是重視那些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即家庭、學校和工作等)所能夠提供的非正式社會控制對犯罪預防與控制的極其重要的意義。應當說,這種研究結論是比較科學、合理的,因為它建立在對大量的實證資料數據進行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基礎之上。這種研究結論也值得我們關注和運用。

的確,“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薄盁o論是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預防犯罪行為的發生要比處罰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更有價值,更為重要?!惫诺涞男淌抡哂^念,強調的是通過對刑罰的人道的、合理化的運用來打擊和控制犯罪,把解決犯罪問題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唯一的刑事懲罰,還沒有跳出刑法或刑罰這個“小圈子”去思考犯罪的應對之策?!艾F代意義上的科學的刑事政策觀念不再把刑罰視為最為有效的或唯一的犯罪防止之策,而是要求跳出刑法或刑罰這個“小圈子”之外,另尋一種比單一的刑罰報應或刑罰威懾更為有效的、科學的預防犯罪之策?!敝塾陬A防、強調科學、不惟刑罰,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的刑事政策的基本特點。它雖然不舍棄對犯罪的事后懲罰和正當報應,但是,其基本取向和著眼點卻是預防犯罪。預防犯罪是現代科學的刑事政策的核心。從價值判斷上說,預防重于懲罰,刑罰之外的其他旨在消除犯罪原因與條件的反犯罪策略和手段——尤其是公共政策、社會政策,優于刑罰;對犯罪的事后懲罰和正當報應,是犯罪預防的一個輔助手段和次選手段。

犯罪的根源在社會,控制犯罪的責任也在社會,有效地遏制犯罪必須全社會參與,只靠刑事司法系統的正式社會控制想要有效控制犯罪是不可能的。西方警學家認為,對于控制犯罪來說,警察只是刑事司法的一部分,刑事司法系統又是政府的一部分,而政府不過是社會的一部分而已。美國學者科菲曾經指出:“公眾參與犯罪預防不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須的,刑事司法系統能否成功地對付大量的違法犯罪,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公眾的參與活動?!?/p>

責任編輯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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