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笙與清末偵探小說的本土化

楊緒蓉

內容提要清末，周桂笙從熱衷于翻譯偵探小說到自著《上海偵探案》，在“輸入新文明”的過程中，將西方偵探小說歌頌偵探與法制的模式，一變為致力于暴露中國社會與司法的腐敗，揭露偵探的貪瀆顢頇，并將偵探小說與傳統的公案、譴責等小說品種合流，開創了偵探小說本土化的先聲。周桂笙從海外偵探小說翻譯到本土化理論及創作的探索，正是中國小說現代化必經中西新舊融合之路的一個實驗。

在中國古代，本無“偵探小說”這一名目。自1896年《時務報》首度引進亞瑟·柯南·道爾的《英包探勘盜密約案》以來，西方的偵探小說經由選擇、翻譯，模仿、改造到自創，在中西新舊的交融中不斷地本土化。在這偵探小說本土化的過程中，周桂笙(1873--1936)的工作值得特加注目。他從1903年開始翻譯法國作家鮑福的偵探小說《毒蛇圈》，到1907年自創《上海偵探案》，自覺將外國偵探小說的思想和藝術觀念融進中國的譴責與公案等小說類型之中，探索了偵探小說本土化之路，為推動中國小說的現代轉型作出了顯著貢獻。周桂笙從翻譯偵探小說到本土化創作的探索，正是中國小說現代化必經中西新舊融合之路的—個試驗。

一中西差異之理論認知

據說“偵探小說”這個概念就是由周桂笙首先提出的。他對西方1841年剛開始冒出的這類小說很感興趣，不僅在譯著方面一時用力最勤，亦在理論上作出了重要貢獻。

周桂笙13歲就入上海廣方言館，后又進中法學堂，先后學習法文與英文，有較好的外語基礎。他自1900年應《采風報》主編吳趼人之約，開始在“公馀之暇，時有譯述”。他首譯阿拉伯文學名著《一千零一夜》，即獲時人稱贊“此書開譯之早，允推周子為先，而綜觀諸作，譯筆之佳，亦推周子為首?！敝?，他就一發而不可收，廣泛地翻譯科幻、冒險，滑稽、言情、政治、教育等多種題材的小說，體式涉及長篇、中篇與短篇，語言用過文言與白話，文體旁及寓言、童話與民間故事。而在眾多譯事中，他對偵探小說情有獨鐘，除最早譯《毒蛇圈》而一炮打響之外，還翻譯過《歇洛克復生偵探案》、《失女案》、《雙公使》、《妒婦謀夫案》、《八寶匣》、《失舟得舟》、《左右敵》、《海底沉珠》、《紅痣案》、《含冤花》，以及《福爾摩斯再生案集》中的《阿羅南空屋被刺案》、《陸圣書院竊題案》、《虛無黨案》等，關涉到法國、英國、美國等多國的作家作品。這就無怪乎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稱他是偵探小說的“譯作能手”。實際上，他不但是當時偵探小說譯與著的能手，而且在偵探小說理論探索上也一時獨步文壇。

早在1904年，周桂笙在《歇洛克復生偵探案弁言》中就清醒地指出，中西小說“迥不相侔”，其中“尤以偵探小說為吾國所絕乏，不能不讓彼獨步”。對于西方何以能產生偵探與偵探小說，他從中西社會政治制度之不同人手，敏銳地道出了個中緣由：

泰西各國，最尊人權，涉訟者例得請人為辯護，故茍非證據確鑿，不能妄入人罪。此偵探學之作用所由廣也。而其人又皆深思好學之士，非徒以盜竊充捕役、無賴當公差者所可同日語。用能迭破奇案，詭秘神妙，不可思議。偶有記載，傳誦一時，偵探小說即緣之而起。

假如說這里還說得較為簡略的話，他后來在《上海偵探案引》中就闡述得更為詳明。他認為西方實行“三權鼎立”、“司法獨立”之后，“行政的只管行政，司法的只管司法”，而其法律又“極尊重人權”：“一個人犯了罪，還須由他自己好好兒的自愿供出來。沒有定案的人犯，從來不許加刑的?！边@就導致審問案情極難：“你若沒有真憑實據，查出來對付他，你哪里想折服得他?”于是，不得不探索“另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妙法盾乎其后，任你奇奇怪怪、千變萬化的案情，任你能言善辯、千狡萬刁的罪犯，他自有神出鬼沒的手段，使得你抵賴不過，自愿直說出來”。這一妙法，就是倚賴信用偵探。偵探于是乎產生，成了一種“專門的職業”。雖然當偵探的“未必皆是全才，但以普通而論，則大都總是大學堂的畢業生，于格致科學，必有幾項專門。不怕煩勞固不必言，還要不貪功、不圖利，肯熱心公益，舍身社會”?？傊?，在周桂笙的心目中，偵探是西方科學、民主與法制的產物，偵探小說就是西方法律文明的載體。

而與此相反，中國長期處于封建專制社會之中，“大凡刑法不平，官吏貪污”，皆緣于刑名歸行政兼理?！澳切┎恍さ娜?，一做了官，便可擅作威福，任意欺侮百姓”。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根本不可能有現代意義上的偵探，當然也就不會有偵探小說。但當時，有些人不明此理，往往將偵探小說與我國傳統的公案小說混同起來，其中就包括他的好友吳趼人。就在周桂笙作《上海偵探案》前一年，吳趼人出版了《中國偵探案》單行本。這冊《中國偵探案》搜集了中國古今奇案數十種，將其“重加撰述”，權作“中國偵探案有記事專書的濫觴”。但這在周桂笙看來，它只是“斷案”而不是“探案”。對此，他明白地辨析道：

《中國偵探案》……其間案情，誠有極奇極怪、可驚可愕，不亞于外國偵探小說者。但其中有許多不能與外國偵探相提并論的，所以只可名之為判案斷案，不能名之為偵探案。雖間有一二案。確曾私行察訪，然后查明白的，但此種私行察訪，亦不過實心辦事的人，偶一為之，并非其人以偵探為職業的，所以說中外不同，就是這個道理。

這里不但說明了中國古代沒有偵探小說的原由，而且辨明了偵探小說與公案小說的根本區別。

在此基礎上，周桂笙進一步探討了偵探小說的藝術特征。在《歇洛克復生偵探案弁言》的開篇，他即指出當時流行的新小說體式的不同特點：

泰西之以小說名家者，肩背相望，所出版亦月異而歲不同。其問若寫情小說之綺膩風流，科學小說之發明真理，理想小說之寄托遙深，偵探小說之機警活潑，偶一披覽，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

“機警活潑”一語，雖然說得簡略，但對偵探小說藝術風格的概括還是比較中肯的。下文他又專論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所破各案，往往令人驚駭錯愕，目眩心悸”，這話正可作為“機警活潑”的案語。后來，周桂笙在翻譯法國偵探小說《紅痣案》時，又說：“近世所傳偵探小說。莫不由心所造。其善作文者，尤能匠心獨運，廣逞臆說，隨意布局，引人入勝。大率機警靈敏，奇詭突兀，能使讀者劌心怵目，駭魄蕩魂，可驚可喜，可泣可歌，恍若親歷其境，麗莫知其偽?！币陨弦牡囊馑际且恢碌?，主要揭示了偵探小說布局曲折、情節緊張、懸念吊詭、引人入勝的藝術特點。周桂笙對偵探小說結構、風格等文體特征的準確把握，代表了早期偵探小說研究的優秀成果。

雖說當時偵探小說剛剛傳人，人們對它的認識尚不能深入，但周桂笙卻著鞭在先，積極進行了學理層面的探討，這是難能可貴的。比如，他在翻譯首部偵探小說《毒蛇圈》時，就敏銳地指出其敘事方式與中國傳統的小說有所不同，并作出了理論闡述：

我國小說體裁，往往先將書中主人翁之姓氏來歷，敘述一番，然后詳其事跡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詞章、言論之屬，以為之冠者。蓋非如是則無下手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