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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與荒誕:《骨》中唐人街的時空政治與華裔的主體建構

2009-02-01 01:34李貴蒼
外國文學研究 2009年6期
關鍵詞:萊拉唐人街安娜

李貴蒼 馮 潔

內容提要:當代著名華裔美國作家伍慧明的處女作《骨》,呈現了一個時空倒錯、囿閉而又必須認可為“家”的荒誕的唐人街。本文集中討論在時空錯位和荒誕的政治態勢中,唐人街對不同代華裔主體建構的意義,目的在于發現空間的意義是如何從時間的二元化衍生而來,即通過分析時空的意義,揭示小說人物在限(陷)入錯位時空、在場與缺席等等兩極之間之后,如何在唐人街這個“壓力源”之中建構自己的主體性。

關鍵詞:《骨》時空倒錯唐人街主體性

作者簡介:李貴蒼,文學博士,博導,浙江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主要從事英美文學研究;馮潔,汕頭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英美文學研究。

在書寫華裔于唐人街時空夾縫中成長經歷的傳統敘事中,第二代移民的華裔作家伍慧明在其處女作《骨》中,一反以黃玉雪為代表的華裔先驅作家力圖展示唐人街異國風貌的筆調和借助寫作機會充當文化大使的愿望,真切而又真實地再現了華裔美國(人)的生存現狀和主體建構的時空視域,為讀者建構了一個時空倒錯、荒誕、異質、囿閉而又必須認可為“家”的唐人街。

由于“空間不再是一個無形、抽象的概念,而是能承載各種文化、政治和主體心理現象的實實在在的意象”(Cavallaro 170),唐人街,用拉康的話說,成了一個“想象”(imaginary)。時空的交錯不僅彰顯了華裔與唐人街剪不斷、理還亂的矛盾情緒,更突現了他們主體性形成的特殊性和特異性。本文將基于小說以幾乎散漫隨意的片段式回憶對唐人街展開的時空建構,集中討論在時空錯位和荒誕的政治態勢中,唐人街對不同代華人的意義建構,目的在于發現空間的意義是如何從時間的二元化(binarize)衍生而來,即在時空的范疇內構思主體如何在身體上和心理上陷/限于過去與現在、現在與未來、回憶(歷史)與現實、在場與缺席等的兩極之間,以及不同人物的徒勞應對。此外,小說離散倒錯而走向自然回歸的敘事“時間”特色,隱隱透著作者對文化身份和對唐人街作為“家”的概念的反思與和解。

小說敘述者同時也是梁家大女兒的萊拉在開篇就指出:“在這個國家(美國),舊金山就是我們最老的家,是我們的發源地,我們的新中國”(№4)。然而,這個“家”和“新中國”在留美的華人移民看來,已不再是積極意義上的真正“度過的”空間(1ived space)一即曾為他們躲避種族歧視的庇護所和棲息地。實際上,它已成為承載華人移民長期揮之不去的記憶、空中樓閣般的夢想、幻滅感、以及種種矛盾的思想和情感的雜合體。誠然,由幾條街道組合而成的舊金山唐人街,曾經使多少移民初次涉足美國的那一刻燃起了創業辟新的激情,寄托著無限的希望與夢想。然而,殘酷的現實告訴他們:無論他們如何投入畢生的精力建設耕耘,它仍舊是一片了無活性的貧土,大多數的商業活動接連失敗,華人在“希望之鄉”的生活步履維艱,到頭來只能將“等待死亡作為最后的愿望”(Ng 181)。

按理說,位于舊金山市中心的唐人街有其難以比擬的地理優勢,本可以敞開胸懷接納不同文化,在盡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的同時兼容并蓄,從邊緣走向中心,然而,小說中的唐人街始終排斥包括主流文化在內的其他文化的影響。它為了保持社區的穩定與和諧,移植了中國舊有的傳統和價值觀,因此,它在文化形態上盡管不是中國文化的自然延續,但實質上還是遠在大洋彼岸的祖國特有的家族型社會的翻版。于是,共有的記憶,對故人的懷念、對失敗和挫折的不甘、無從告知和確認的歷史和家族故事等等,籠罩著唐人街陰沉的老巷,使它顯得與時間脫節的同時卻又與空間無限糾結。就物理時間的特性而言,時光不可能倒回到遙遠的過去,然而所感知的時間在人物生活中似乎靜止不動了。換句話說,在幾乎所有人物和建筑的身上,時間的流動性被固化了。在人們的現實存在中,這必然帶來人們空間感的變化。按照Bachelard在《空間的詩學》中所說的,時間流動性的缺失導致的是空間感的無處不在,而這種令人窒息的“無處不在”的感覺是被“記憶復蘇的”(Bachelard 9)。在唐人街這個不容妥協的狹窄的空間里,由于嚴酷的現在必須與難忘的過去對抗,因此“缺席”與“在場”的糾結便無法打開。生活在唐人街的華人掉入了時間布下的陷阱,每個人的存在問題,特別是華裔的主體分裂和身份危機等問題,都因為這樣的糾結面臨著最嚴峻的考驗。

作為表現特定空間內一唐人街一生存考驗和體驗的典型代表,《骨》中的梁家就是被“卡”(stuck)在了那些未圓的夢想、過去長年累月囚犯般的勞作經歷、精神失落、損失、謊言和挫敗等悲慘記憶的陰影中。而在這些令人心碎的家族往事里,二女兒安娜的猝死是梁家人悲痛欲絕和不斷自省和懺悔的主要原因。安娜謎一般的死使得她在《骨》中充當了“激發歷史意識”的媒介(Lee 294),也就是說,從時間的角度上看,它至少已經產生了將梁家和整個唐人街“被困”的經歷,乃至整個華人族裔被壓迫排擠的隱性歷史串聯起來的多米諾效應。對小說的敘述者萊拉來說,妹妹安娜自殺的悲劇成了“追溯一切”的根源(Ng 50)。因此,她提出的首要問題就是“當初該怎樣做才能拯救安娜?”解開這一生死攸關的問題,不僅是她以倒敘的方式重構唐人街紛繁復雜的現實的動機,也為精神絕望的全家人提供了唯一勉強度日的動力,因為探索安娜的死因實際上也是他們探索自己文化身份和主體形成的一部分,更是建構“唐人街”想象空間所必需的。

安娜的死牽動了整個唐人街,于是,唐人街的文化和種族時空政治得以以倒錯的方式展現在讀者面前。由于空間可以是分析身份政治的一個主要范疇,安娜的死更使受過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與道德倫理觀熏陶的敘事者萊拉充分意識到:血緣關系和她既是家中長女又是華人的集體性身份的重要性。雖與妹妹們同母異父,萊拉深信“構成家庭的不是血緣,是時間”(Ng 3),即共同的生活經歷是她和其他人的認同淵源。對于妹妹的死,她懷著強烈的負罪感,迫切希望找出問題的答案。她發誓要在全家人決定與安娜和過去訣別、重新回到唐人街的現實空間之前,鍥而不舍地翻查過往歷史的每一刻,以便釋放出他們難以忘卻的記憶。從這個意義上講,舊金山的唐人街在小說中被建構成一個通過記憶而強調和延續家族史特殊的具有歷史內涵的空間,因為家族史在這里經過整合而成的文化記憶能鞏固社群成員的集體性身份,“給他們注入一種集體意識和時空維度的單一感”(Assmann 32)。用丹尼爾·貝爾的話概括,唐人街里生活的華人構成典型的“記憶性社群”,“是共有一種有道德意義的歷史的互不相識的人的小團體”(貝爾164)。失根的老一輩們為了維持對遠方家鄉的印象,也為了維系家庭成員之間的紐帶,將家族史進行強化記憶,要后輩們勿忘自己身為華人的首要身份。于是,在唐人街長大的萊拉自然而然能深刻意識到家族記憶的重要性:“我們對那個古老國家的事情知之甚少。我們重復著祖先與叔父們的名字,但他們對我們一直像陌生人。家庭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每個成員都有過一段故事,知曉這段故事可以使我們同歷史連接到一起”(Ng 36)。

強烈的歷史意識驅使她追憶歷史來填補自己可能的“過失”?!坝洃洝痹诤笾趁駮r代的

移民經驗中,不僅能“讓現在充滿力量”(Ng 89),以便對抗現實的嚴酷性,也能“給未來的企盼和夢想增添庫存”(Bachelard 6)。所以,盡管她知道“積聚的記憶無法讓祖父和安娜復活”,但回憶至少能讓他們仍然活在現實生活中,也使他們在將來“不至于對死去的親人感到陌生”(Ng 89)。如同杰夫·特威切爾一沃斯所說:“敘述中的一些混亂結構旨在擴大記憶中心及其與現在的聯系”(2)。正是在搜集和拼湊這些零亂無序的記憶碎片的過程中,萊拉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歷史敘述并賦予唐人街蒼涼的歷史維度。為了替父親找出合法的身份證件來辦理退休手續,疲憊不堪的她無意間發現了一只隱藏繼父失敗的人生經歷的舊箱子。那一刻她好似一位時間派來的使者,在唐人街那些“內在故事”幾乎灰飛湮滅的時代(№145),竟然挖掘出了一段丟失了的“歷史文本”,在解構和顛覆了由官方書寫的貌似合理、實則掩人耳目的“有效歷史”的同時,揭露了其文化霸權的種族主義的本質。頓時覺醒的歷史意識不僅提醒她把眼光轉移到被涂抹篡改的過去,也使她認清自己作為“契紙兒子”的養女這一特殊身份的現實。為了保持良好清晰的記憶,她只能強迫一種“滯留意識”,把延綿不斷的過去強留在自己的腦海里:“我所擁有的只有記憶。我要記住這一切”(Ng 61)。然而,正如胡塞爾所說:“我們與現在距離越遠,過去的時間物體的混合性和延續性就越大,結果,時間物體就變得越模糊”(Husserl 33)。時間的模糊進一步導致唐人街時空政治在種族政治學語境下的荒誕。利昂的“證據”搜集經歷充分說明了這點。為了應對變化無常的美國法律和移民政策,利昂保留了各種官方證件和信件,因為他堅信這些“資料”可以繼續幫助他掩蓋通過謊言而獲得的公民身份的合法性。然而,以“健忘”著稱的移民局在準許他人境的五十年之后,卻“慷慨”出臺了“坦白政策”,以著眼于現在、不追究過去為由,再次拒絕了他的公民申請?!疤拱渍摺闭勤w健秀揭露的虛偽的“種族主義的愛”的核心,它旨在否定抹殺華人整部艱辛、壓抑的移民史,用排華“游戲”給華人套上的又一枷鎖(趙健秀30)。處身于由謊言、記憶、混亂和遺忘構成的唐人街,萊拉陷入了身份的疑惑和對唐人街時空荒誕的畏懼之中。

透過以萊拉為代表的年輕一代批判的眼光,唐人街就是時間錯位和歷史倒置的荒誕的化身。代表著華人生活的梁家在這個令人窒息的地牢里患上了幽閉恐懼癥。在這塊被主流社會孤立的隱秘飛地上,他們和整個華人社群一樣,不得不在唐人街畫地為牢,既沒有人身自由,也沒有精神生活。萊拉的父母利昂和杜爾西和許多早期移民一樣,結合并不是因為相愛,而是出于結束單身生活、得到公民身份、減輕經濟負擔、傳宗接代等等其他的理由。在荒誕的唐人街上,只有真正的愛情和婚姻更荒誕。小說中的杜爾西攜萊拉初到美國本土時,為了改變被前夫拋棄的厄運,在唐人街一家制衣廠當裁縫,但度時艱難,無奈之下決定嫁給唐人街的老單身漢利昂??墒?,他們婚后還是入不敷出,夫妻倆滿懷希望經營起來的洗衣店因被合作伙伴騙錢而破產,最終只能各操舊業:利昂出海謀生,杜爾西又當起了裁縫,“苦力”成了他們永遠的代名詞。與繼父有著深厚感情的萊拉憶起利昂出海的感受時說道:“他耗的不是時間,而是汗水”(Ng 181)。盡管這些年的勞作使他們在美國“居有定所”,但是“時間似乎沒有發生明顯的、指向目標的變化”(Cavallaro 181),美國夢依然離他們很遙遠;而如萊拉細心觀察到的,在血汗工廠沒日沒夜地打工倒使母親老了很多:“每一針一線的前進代表著時間在流逝”(Ng 163)。面對這些,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懷著對過去的追悔和承諾繼續生活,并將它們當作一種精神負擔和空間懲戒傳授給下一代。

唐人街這個本該屬于年輕人的世界幾乎被老一輩悠久的、傷痕累累的過去和過時的價值觀吞沒了,而在努力適應這個不合時宜的荒誕世界的艱難歷程中,年輕人總也無法擺脫一種“有家無歸”(unhomeIiness)的孤獨感和恐懼感(Bhabha 13),這種不可名狀的疑懼使他們成了坐困愁城的“他者”。以萊拉來為例,探究安娜的死因以及事后該如何挽救父母瀕臨破碎的婚姻幾乎占據了她所有的時間,她也因此被卡在了代表過去的家庭和代表未來的未婚夫梅森的兩個世界之間,迷失了時間與方向。她是這樣記敘自己被時間捉弄的遭遇的:“在我的腦海中,安娜跳樓前后那段時間里所發生的事都模糊不清了。一切發生得不是太快就是太慢,時間似乎是被什么東西猛地向前推了一下,又像是突然被拉住了”(Ng 122)。物理時間似乎被修改了,這種改變帶來了一種身心上的“疼痛”,使年輕的她對時間流逝的感知變得困難起來,記憶也變得模糊了。面對眼前棘手的現實,她怨恨時間停滯不前,“急速向前奔流一會兒,然后上漲,又突然間靜止下來,不動了”(Ng 135);每當找到一個可以獨處的空間來緩釋“疼痛”時,她又害怕能占為已有的時間太短暫。對于時間的掌控她顯得無能為力,以至于時?;孟搿澳軗碛腥澜缢械臅r間”來應對現實中的所有問題(Ng 137)。無論她用何種辯證的眼光去分析、妥協,唐人街仍是揮之不去的“過去”的棲息地,即使已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單身漢社會”也沒有被時間消解。在萊拉生活的20世紀90年代,“(它)的幽靈也并沒有完全從唐人街上空銷聲匿跡,它在華人后裔中造成的傷痛至今仍然記憶猶新”(薛玉風34)。躲到記憶的庇護傘下仍對治愈現實無濟于事,那么,即便她能窺破世事,面對安娜自殺的遺憾以及伴隨而來的其他傷心往事還是她最無法承受的十字架。也許是血緣關系帶來的共鳴,萊拉和妹妹尼娜都認為安娜的悲劇正是由于囿居唐人街幽閉恐懼癥日積月累的結果:“在唐人街,在家里,安娜是中間的女兒,所以她就被擠壓在了所有麻煩的中間”(Ng 139)。唐人街被建構成了一個“壓力源”。由家庭、鮭魚巷和整個唐人街因時空錯置而形成的苛刻現實構成的巨型壓力網摧垮了有著強烈家庭意識的、堅強樂觀的安娜。她埋藏于心底的真實感受和愿望成了萊拉面對外人的難言之隱,她也因此成為姐妹們感知唐人街歷史和矛盾現狀的對象和投射她們“被困”境遇的影像。

隨著其空間異質性發展被不斷強化,唐人街已陷入了一種絕境,就像利昂在五十年之后再遭移民局拒絕一樣,用萊拉的話說,唐人街上的一切都“像在原地打圈圈”(Ng 4),沒有變化只有重復,沒有出路和希望,只有沮喪和無奈。萊拉在多次家訪唐人街居民學生后感嘆道:“每次來到他們這些狹窄的單元房都讓我很沮喪。它們時刻提醒我,其實多年以來我們家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居住……每天我總會被提醒著周圍一成不變的一切,無論是過日子還是撫養后代,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艱難”(Ng 17)。唐人街是個死胡同,小說中的梁家意識到他們必須尋找突破,而方式只有一個,那就是“走出這一暗無天日的洞穴,脫離它,把尋找未來作為目標”(Weil 221)。一如唐人街在現實中不是真正的“洞穴”一樣,所謂的“走出”表達的不過是一種與唐人街昔日生活決裂的態度而已。

梁家所有人都在安娜死后尋找回避唐人街現實的“出口”,希望到新的空間里得到不同

的時空體驗。經歷了事業、家庭和婚姻上的失敗之后,利昂白天靠搜集修理廢品療傷度日,夜里做回國的殘夢,偶爾借出海排遣心中的苦悶,從在海上經歷與風浪的搏斗找回做男人的自信和“完整”(Ng 150),找回他在唐人街現實中體驗不到的成就感。作為家里最叛逆的女兒,尼娜選擇了與唐人街最直接的決裂方式:去紐約當空姐和導游,遨游在不同的時區和與陸地幾乎隔絕的天上。母親在尼娜的陪同下回香港探親,回來后津津樂道親戚的艱難以得到心理上的平衡。不忍拋棄家庭的萊拉則周末出去與梅森約會,漸漸擺脫唐人街的空間懲戒,為自己的未來尋找出路。雖然在梅森那里得到了身心上的撫慰和自由,但體驗的是“睡在別人家臨時床鋪上”的尷尬(Ng 120),始終無法從幾乎就是“新家”的此時此地建立起對家的認同。她甚至在原以為更適合自己的西餐廳里體驗到了瞬時的恐曠癥(agoraphobia),覺得自己因膚色和外表在周圍充滿西方情調的環境襯托下是個極不協調的“外來人”(Ng29),一個游離于“陌生人社群”里的“詭異他者”(Ahmed 6)。在來自家庭和未婚夫的多重而持續的壓力下,萊拉已經習慣了憂慮,能夠理解尼娜周游世界背后的實質是自我流放和“內心深處的孤獨”(Ng 113),即使在母親從香港回來后全家人團聚的溫馨時刻,她也擔心“很快,對安娜的死的悲痛會像飛行后的時差調整一樣讓他們返回到現實中來”(Ng 101)。走不出唐人街的萊拉不一定永遠擺脫不了“在家”卻“無家”的心理困惑?;裘住ぐ桶驮凇段幕奈恢谩防镏赋龅奈幕咄ǔsw驗的“不像家”的恐懼和不安,但“歸家”的愿望永遠存在,即便這種愿望存在于想象之中。

萊拉這種恐懼和不安的心理體驗恰恰反映出她在潛意識里是心系唐人街,甚至可以說她已接受了唐人街時空政治導致的困局的事實。但是,只要她能認識到唐人街即便是荒誕的、異質的、囿閉的黑洞,它仍然是她最根本意義上的“家”的所在地,她無疑會認同這個“家”。在經歷了幾番心理斗爭之后,她對唐人街作為“原家”(the“real”Home)的認同也逐漸深刻了。根據薩拉·阿哈米德(Sara Ahmed)的說法,“原家”是個人認定為源頭的地方,在那里,個人愿意承認自己“在家”,但“原家”卻又是讓個人必須仰賴他者、悅納異己的地方(Ahmed 77)。如梁家三姐妹都經歷的,在“原家”里主客易位的“他者”感受往往成為移家遠走的誘因:安娜以自殺的方式;尼娜選擇了遠走高飛,但萊拉也許能夠通過回憶找到“家”的感覺,因為她不想在唐人街以外的地方發現自己“錯置的身體”(Ahmed 39)?;貞浭顾貥嬃怂霸诩摇钡慕涷灒骸斑@些昔日的聲音讓我平靜了許多,他們使鮭魚巷又恢復了往日帶給人的那種輕松感。這些熟悉的聲音像蠶繭一樣將我裹住,讓我得到安全,使我感到是在溫暖的家里。時間停止了,我想起我們姐妹三人曾在一間屋子里嬉笑、哭喊、打鬧,然后又和好的情景。周圍四面薄薄的墻圍起來就是一個充滿溫情的世界”(Ng 129)。

百轉千回,“家”還是往日千方百計想逃離的再熟悉不過的唐人街景象。她只有自覺地進行回憶并重構對家的認識,才能于平凡之中見真淳,才能靠近她記憶的中心,建構自己“原家”的“想象”。循著迂回的記憶路標,“失憶”的她在小說接近尾聲處找回了那段在唐人街和諧的時空體驗,離散的記憶終于得到了回歸。她也終于明白,那些飽含艱辛但為了夢想腳踏實地、百折不撓的奮斗歲月才是她最珍貴的時空“瞬間”,永遠賦予她信心和力量。這種傳承的意義,無論以用游客們純屬獵奇的“遠觀”態度,還是用尼娜一走了之的態度,都是體會不到的。它需要冒著“近觀的危險”(Ng 145),才能領會到。安娜的自殺、丟失的遺骨、利昂的舊物、“單身漢社會”的陰魂,這些不光彩的“內在故事”既是唐人街存在的事實,又是唐人街時空倒錯的歷史見證,就像掛在梁家門口上的名不副實的門牌UPDAIRE(厄普戴爾)一樣,在萊拉看來已無需糾正,因為“這是(她)的地址,(她)的家,(她)住的地方”(Ng 183)。

萊拉最后明確了有一個自己可以回去的“家”之后決定搬出唐人街,與梅森開始新生活,這不僅是與母親妥協的結果,更是因為她找出了處理過去、現在、未來的方法之后的結果。作者伍慧明在接受采訪時承認,對安娜的死也許很難做出權威的解釋,但她在唐人街自盡的舉動可以看作是“告別”(1eave-taking)和“回遷”(immigration),而她選擇跳樓的樓層“十三”和她們家鄉方言里的“拾生”(to live)諧音。萊拉正是從這種以回歸而“拾生”的象征意義得到了啟發,用散亂片段式的敘事預設了唐人街時間斷裂的前提,為自己創造了一個不同的居間的時空維度。在那里,“過去一現在一未來”這三者歷時線性的對立被解構了,她反而不但“有了在過去、現在、未來之間穿梭和轉換的自由”(陸薇167),更將這三者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這種構想也正好呼應了巴巴倡導的文化的多樣性和間際性(cultural multi-plicity and hybridity)的內涵。巴巴認為,認真解讀“不同”才有可能創造一個時空同一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就是所謂的“第三度空間”(the third space),為更深入的對話協商提供了契機。強調不同和殊異才得以使民族主義者相信并接受華裔的文化雙重身份,并肯定文化的多樣性和間際性存在的事實。也許在全球化高速發展的今天提倡美國“大熔爐”式的“四海為家”理想會更適時,但通過對《骨》時空政治的解讀,我們認為,作為記載華裔美國生存現狀的譜系,唐人街是突現華裔主體性發展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是一個新的起點,呈現著變化的可能性。正如清代詩人查慎行寫到的那樣:“一雁下投天盡處,萬山浮動雨來初”。唐人街的時空政治將不斷延續,生活在其中的華人也將不斷建構自己的主體性。

責任編輯:王樹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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