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靈魂》中族裔價值與經典傳統的結合背離與偏移

張 瓊

內容提要：美國本土裔作家埃德里克發表于2004年的長篇小說《四靈魂》繼續著作家獨特的文化探索，并隱射著少數族裔創作與經典傳統之間結合、背離、偏移的關系?！端撵`魂》在復仇的經典主題之下，揭示著本土族裔的心理與現代主流價值的交鋒。其中，族裔的地域文化概念逐漸偏離人種與生物學特征，聚焦于心理和道德倫理層面，從而激發了人們對文明的深層思考。通過敘述方式、文化態度、歷史記憶、情感表達，作品的特質不斷彰顯，文明診治的目的呼之欲、出。

關鍵詞：本土裔美國文學埃德里克《四靈魂》經典

作者簡介：張瓊，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學。

當代本土裔美國文學①(美國印第安文學)受到各種文學與文化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從美國印第安人的立場來看，18世紀后期至今的本土文學表現了一種努力適應雙語語境的態勢”(Padget 19)，而埃德里克(Louise Erdrich，1954-)就是其中一位很有代表性而又極富個性特色的本土作家，她的父親是美籍德國裔，母親是印第安齊佩瓦族后裔，埃德里克作為少數族裔作家的文化身份一直引發族裔研究的爭議。她于2004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四靈魂》(Four Souh)，在重復抒情散文體式的創作及神幻主題的同時，繼續進行文化探索，也在和主流文化某種微妙的關系下，不斷顯示出少數族裔創作與經典傳統之間的結合、背離與偏移。

從表象看，小說延續了埃德里克第三部小說《軌跡》的情節，讓這個不斷在各種作品中出現的迷人女子弗勒·芘拉杰(Fleur Pillager)走上了一條復仇之路，并從情節的主副線中不斷揭示本土文化的傳奇色彩。復仇的主題在精巧的敘述中不斷展開，而新的本土族裔元素和創作風格也逐漸顯現。作品游刃有余地揭示著本土族裔的心理與現代主流價值的交鋒，而對兩者的關系，作家一直保持著一種獨特的態度。值得深思的是，交鋒的兩者呈現出日益互動的關系。誠然，本土族裔的文化特色始終呈現出迷人、神秘、原始的魅力，而那些讀者以為早已熟知的本土人物，卻在這種本真文化與現代文明的交織中品嘗著愛情、親情、復仇、回憶所帶來的迷狂、困惑，甚至是代價。因為有這樣的故事，有這樣一批埃德里克式的族裔作家，當代美國文學甚至當代美國文化得以不斷被重塑、擴展和定義。

小說中，弗勒與兒子最終通過牌局賭回了故宅和土地，但本土文化中的回歸主題卻仍然使族裔色彩帶上了令人捉摸不定的神秘性。有一點作家或許也很清楚：族裔的地域文化概念在文學創作中已逐步偏離人種與生物學特征，而聚焦于心理和倫理道德層面，集體似乎逐漸讓位于個體，個體則在主流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體現著一種認同與背離的矛盾關系，也指向某種對族裔認識的偏移。因此，這部小說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雙重文化語境中，族裔文化與經典傳統之間的某些背離和偏移，也更進一步指出這種傾向性下的深層意義。小說看似重復地敘述著富有異域色彩的生活故事，但是各人物的敘述卻表明，族裔個體在當代社會的文化語境中，究竟是如何體驗生活，接受、質疑，甚至是反抗文化作用力的。弗勒、波麗、納納普什等人的生活狀態，同時展現了他們通過知己察人和知人察己來認識世界的過程。此外，埃德里克歷來以女性體驗為創作的基調，在情節刻畫上強調以族裔、階層、性別的獨特角度來展現個體身份，以個性描述引發共性思索。

從個體的局部生活體驗出發似乎是埃德里克的創作特點，而普遍意義的思索往往需要細致的解讀來表達。由此，如果我們從分析小說人手，從本土文化對主流文化的親和、背離和偏移的關系這一視角來看待問題，這一過程就驗證了族裔研究者所提出的論點：“(族裔)是一個集體變化的過程，而非海德格爾式的集體存在概念。因此，族裔的可理解性是與其構成和人們對它的認識相關聯的，并且，這一理解也是暫時而偶然的。事實上，它就是一種動態的自我認同”(Dissanayake 388)。

首先，《四靈魂》的復仇、流浪與回歸主題，契合了主流文學創作的特征，而各個主要人物輪唱式的敘述視點轉移手法，也體現了現代性。小說各章分別以三個主要人物白人波麗、印第安后裔納納普什以及納納普什的妻子瑪格麗特輪流承當第一人稱敘述。故事以弗勒與毛瑟一家的復仇和情感糾葛，以及弗勒的回歸為主線，以納納普什和瑪格麗特之間充滿嫉妒、報復鬧劇的夫妻關系為副線。從復仇主題看，印第安本土族裔居民曾遭受了美國白人在經濟、土地和文化上的殖民侵略，甚至是文化滅絕，而弗勒從小說伊始就懷著尋找當年損毀和侵占她故園的仇人的復仇決心，來到毛瑟的家宅。然而，這一復仇過程卻交織了各個人物復雜的心理糾結。從波麗的敘述中，讀者從“殖民者”視角(或者說是權威主流文化的角度)了解到，毛瑟并非是一成不變的純粹惡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傷，妻子普拉茜德是個妄自尊大的性冷淡者，而妻姐波麗則是脾氣乖戾的老處女。由于缺乏正常的性生活，毛瑟會定期發病。因此，弗勒改變了暴風驟雨式的謀殺手段，或許也出于自己都無法解釋清楚的心理糾結，她采取了勾引毛瑟的漸進復仇方式，逐漸從洗衣女工爬上了家庭總管的位置，并生下了一個孤僻、智障的兒子。

故事以納納普什極富本土色彩的敘述開篇：“就是那個晚上，她(弗勒——引者注)用了母親的秘密名字‘四靈魂，來喊自己，呼喚心靈。她的名字就叫四靈魂，她要去的地方需要這個名字”(2)。因為，對印第安人來說，人的名字超越了年代，可以撫慰人的靈魂，也可以毀滅人。名字可以旅行，帶人回家，帶給人記憶和失落的文明。另一個敘述者波麗則認為，“我覺得，對文明人而言，印第安人可能真的很莫名其妙，在思維與行為上，與我們就像野狼和獵犬那樣有差距”(14)。納納普什的敘述明快、滑稽，充滿神秘色彩，具有說唱特色，而作為種族主義者的波麗則給了讀者一種截然不同的敘述風格：自命不凡、嚴謹、自律，甚至自省。這兩種敘述的聲音輪換交替，顯現出兩者之間的反差與不和諧。然而，隨著故事的推進，波麗的敘述產生了漸變，從原來的冷漠和充滿優越感，變得仁慈，具有了母愛的光輝。弗勒的懷孕使波麗消除了蔑視和敵意，一向渴望有孩子的波麗甚至對撫養小孩充滿了憧憬。同時，在納納普什的敘述中也產生了喜劇所特有的荒誕變調：他懷疑妻子瑪格麗特出軌，假想了一個終身的情敵，穿插了一段今日情敵曾生吞納納普什親妹妹的悲劇，并荒謬地導演了一出復仇鬧劇，從本土視角詮釋了愛情、忠誠、傳統，以及印第安族裔被殖民的歷史。

當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看到波麗與弗勒相互理解和產生感情，看到弗勒似乎消失了對種族侵略的憤怒時，他們或許會逐漸淡忘弗勒的復仇初衷?？墒?，故事發展又出現了一波轉折：毛瑟一家的經濟突遭變故，弗勒帶著兒子回到了印第安保留地，并最終在智障兒子的幫助下，以漂亮的牌局絕處逢生地奪回了故土。讀者不禁發現，主流文明與族裔文化又出現一次交鋒，而作家最終讓弗勒在族裔的神秘儀式中回歸，讓流浪母題以圓弧線的形式回到族裔文化的回歸主題，從而以反諷的手法披露了她自身在文化態度上對美國文明的背離和偏移。

同樣，在小說文本內外，本土與主流文化之間始終發生著某種結合、背離和偏移。埃德

里克承認，有許多美國作家如?？思{、韋爾蒂等都深刻影響過她。不難發現，在埃德里克的作品中，無論是多重聲音的敘述手法，還是那些交錯著平常與古怪個性的人物，都有著?？思{的影子(Bataille 277)。她選擇的故事背景是北達科他州，與?？思{一樣，她始終將目光投射在一塊有限的土地上，“除了北達科他，沒有其他地方更讓我覺得熟悉，也沒有其他地方的人民會更讓我牽掛”(Bataille 278)。事實上，不少美國經典文學作品如《白鯨》、《哈克貝利·芬歷險記》、《嘉莉妹妹》、《了不起的蓋茨比》等展現了主人公離開家鄉去尋找生命意義，而這些作品常常有意或無意地顯現出殖民擴張或文化同化的姿態。與此相對立的是，本土裔文學創作大多更具有向心力，不傾向于外化擴張，主人公最終會回家，無論是真實的還是隱喻的回歸，溯源成為小說人物探尋知識的基本模式(Bevis 16)。因此，從弗勒最初丟開女兒，離開家鄉尋找仇人，到與仇人結婚生子，到當丈夫破產離開妻兒，弗勒最終帶著兒子回家，并拿回自己所失去的東西，這一系列的情節發展均標志著某種潛在的反抗。

小說伊始，納納普什就告訴讀者，女主人公弗勒用母親的名字“四靈魂”來汲取力量和信念，這充分揭示了本土族裔文化中名字所承載的象征意義與神秘力量，而另一位敘述者波麗則以“文明者”的姿態與視角，講述了自己受到本土文化潛移默化的改變和影響的過程。這兩種“文明”始終交織，讓讀者在神秘靈魂與平凡人性之間穿梭。更具啟示意義的是，納納普什常常用他的質疑來顛覆主流文明的侵襲，在他的理解中，“天花會很快地毀滅我們，肺結核會慢慢耗蝕我們，酒精使我們愚蠢，宗教信仰干擾我們的靈魂，但是官僚主義最險惡，它最終拖垮了我們……伴隨著條規而來的是另一種痛苦，牧師稱其為獲取，即貪欲，我們的語言中沒有一個詞語可以來形容這種想擁有自己所不需要的東西的欲望”(76)。這里的價值判斷，在埃德里克的許多創作中反復出現，它讓讀者領悟到：真理和事實總在文字和文化的對立面。于是，在小說的尾聲，納納普什和妻子瑪格麗特用古老的部落儀式，希望喚醒弗勒的靈魂，凈化和康復她的心靈內境，而這一舉動，從某種程度上看，也是對主流文明的一種背離和偏移。

更為微妙的是，在處理愛情問題時，埃德里克傾向于讓在現代文明中有著性障礙的白人男子被充滿異域神秘的印第安女子喚醒治愈。因此，在復仇過程中，弗勒首先讓毛瑟恢復男性機能，讓波麗慢慢消除戒備和敵意，并讓她逐漸意識到，當一個人放棄固有偏見和疑慮時，心靈就可以無限地敞開。但是，當讀者逐漸意識到弗勒的復仇在向著情感取向變質時，當兩種敘述中的價值判斷和感情發展都在發生微妙變化時，交織著兩種文化態度和價值標準的力量在交鋒中也在向讀者展示著作家此時對主流文化的某種價值偏離。例如，在小說中較后出場的敘述者，瑪格麗特就承擔了某種重要的平衡角色。她的敘述，尤其從那段荒誕滑稽的關于納納普什向“情敵”復仇的故事，都體現著埃德里克始終以看似離心的脫軌情節來表明她實則向心的文化思索。在華麗旖旎的創作技巧和駕輕就熟的語言處理中，人物的復仇主旨耗散為似是而非的戲謔，而“人為何只有在失去時才意識到奪回與保存的必須”這一問題，才是最終浮出水面的主題。

埃德里克雖不斷彰顯“失去與償還”的文化態度，卻也不得不承認，她的信息散播在今天的印刷出版和多媒體信息時代，更多屬于摩登的、想象的“本土族裔文明”?；蛟S，當我們將視線放在背離和偏移之下時，新的問題會接踵而來。首先，本土裔文學對美國文學的貢獻之一體現在其文學敘述的探索和發展上，尤其是這一傳統繼承了馬克·吐溫式的敘述特色，即“使用通俗的話語節奏，通過純樸情節來達到幽默和非煽情化的感傷效果”(Kroeber，et al264)。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埃德里克以自身模糊的族裔身份在重新界定美國文學，這代表著許多有著部分或全部少數族裔血緣的美國人，穿梭于兩種文化之間。正是這種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文化交織，文學創作才有了不斷深化的層次和多重意義，而“種族、族裔、和民族正以生動而敏銳的方式，將關于歸屬與無法歸屬的焦慮凸現出來。它們核心問題是差異，而事實上差異就是它們的存在本質”(Dissanayake 385)。由此看來，文化差異雖然揭示出作家在文化態度上的背離和偏移，但是它應該也是多種文化和諧共存的基礎。

再者，讀者希冀從埃德里克的創作中尋找本真的印第安文化的愿望，其實也在閱讀過程中發生了偏離。美國文化本身就帶有“美籍某裔”的跨文化特征，許多族裔作品所揭示的最終是個人神話與個人的民族想象，而作家們對文化歸屬問題也大多帶有矛盾情結?；蛘哒f，種族忠誠就像歷史，其本身具有永恒開放的一端，經歷著不斷重組、越界、變化和發展。正如小說所展示，對傳統和族裔文明的忠誠導致復仇的開始，然而無論是弗勒對剝奪其土地的投機者的仇恨，還是納納普什對情敵的嫉妒，他們都在情節發展中意識到復仇的局限和無效。在小說的尾聲，納納普什就本土文明和傳統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們有了它，而只要我們能跟隨著它，我們就是特定的一群人”(210)。在此，這個“它”就是不斷變遷的歷史和文化發展，而人們能把握和跟隨的，或許只能是它的變數，而非靜止的永恒。

小說結尾時，在獨特的印第安儀式中，弗勒身心得到了回歸，但是她的流浪和復仇故事，以及她終于重獲土地的過程，都是個體的行為和追索，已然無法代表集體的、本真的族裔傳統和文化。正如有學者在闡述美國本土小說時所言：“所有本土裔美國文學創作，無論作者是印第安后裔還是非印第安裔，都是‘后印第安模擬，它所證實的就是殖民歷史進程，以及美國本土居民所經歷的語言和文化統治”(Padget 24)。例如，小說后半部分新出現了第三位敘述者瑪格麗特，她似乎在文化傳統“復興”上擔任著重要的角色，她用印第安女人的“藥衫”(medicine dress)幫助弗勒重新進入自己曾經拋卻的世界。在這里，埃德里克不遺余力地在創作中不斷張揚著她所理解的女性敘述中的本土文明：“縫紉就是祈禱，男人是沒法理解的。他們看到整件衣服，卻看不到針腳，他們看不到針線活里創作者的詩篇。我們縫補著，我們女人將事物兜個底朝天，并將它們重新縫好……”(176)在這個隱喻的縫制過程中，瑪格麗特對著衣服訴說幻想、愛情和生活經歷，在讓弗勒身心回歸的過程中，瑪格麗特用語言的療傷魔力傾訴著愿望，注入話語的力量。作品在這種埃德里克特有的散文詩體的節奏中，充分展現出文學創作的魅力，而讀者尋求的，或許已經不是本真的族裔文明，不是特定的殖民歷史，而是現代人對于個人焦慮的治愈渴望。

注解【Notes】

①“本土裔美國文學”，英文為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也稱“本土美國文學”，傳統上稱為“美國印第安文學”(AmericanIndian Literature)，統稱現為美國的北美印第安居民所創造的、主要以口頭文學形式傳承下來的文學現象，以及歐洲殖民文化開始后翻譯成英語、或以英語創作的書面文學。當代美國文學史及研究評論者多用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一詞，而筆者也傾向用“本土裔美國文學”這一術語，以與“華裔美國文學”、“非裔美國文學”等術語相一致，也能更好地反映美國文學的多元族裔和文化的特點。

②《四靈魂》引文出處均出自Louise Erdrich，FourSouls(New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4)，文中標明頁碼，不再一一說明。

責任編輯：章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