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富汗采訪韓國人質事件

余智驍，目前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生于1981年8月，浙江衢州人。2002年北京大學英語系畢業后到新華社工作。2006年6月到2007年10月，任新華社駐阿富汗記者。其間，曾全程參與“塔利班綁架23名韓國人質”的報道，專訪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多次到自殺式爆炸現場和美軍前線陣地采訪，還曾采訪英國首相布萊爾、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美國國務卿賴斯等多國政要在阿富汗的活動。2008年12月，出版書籍《與塔利班面對面》。

2001年10月，美國因“9·11”事件發動阿富汗戰爭，打垮將本·拉登奉為座上賓的塔利班政權。2003年3月伊拉克戰爭爆發后，美國將戰略重心轉移到伊拉克，阿富汗相對平靜，似乎成為“被遺忘的戰場”。但近年來，隨著塔利班呈卷土重來之勢，阿富汗那片飽經戰火蹂躪的土地再次吸引世界目光。

我曾作為一名新華社記者在阿富汗工作近一年半，對阿富汗有較深入了解，在那里的所見所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但如果說到在那里的采訪經歷，我印象最深的還是2007年采訪塔利班綁架23名韓國人質事件的過程。

我是2006年6月初前往阿富汗任駐外記者的，接下來一年多時間里阿富汗雖然爆炸和沖突等新聞不斷，但并沒有引起世界矚目的大新聞。我曾對同事開玩笑說：“在阿富汗這個地方，只有拉登被抓才是大新聞，看來我是趕不上大新聞了?！笨墒钦l曾想到就在我的任期接近尾聲時，一件引發世人廣泛而持續關注的新聞事件悄然而至。

一

2007年7月20日傍晚，我接到我們一名阿富汗籍報道員一個急促的電話：23名韓國人7月19日下午在阿中部加茲尼省被塔利班綁架！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23名韓國人被綁架？！向報道員確認消息無誤后，我立刻搶發了中英文快訊。盡管這樣，我當時并沒想到人質事件會引起那么大關注，而且會持續那么久。21日晚，塔利班稱如果24小時內阿富汗政府不釋放23名塔利班囚犯，塔利班將處決所有人質，氣氛驟然緊張。而在韓國，人質家屬得知綁架事件后開始通過媒體向各方求助，人質家屬們淚眼婆娑、心急如焚的畫面迅速在全世界傳開。22日下午，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的編輯王娜找到我，讓我做一個電話連線報道，新華社多個部門也紛紛向我和同事張海波約稿。接下來幾天中，韓國人質事件占據了國內外多家媒體的頭條。在整個人質事件過程中，我和張海波給新華社寫了大量中英文稿件，并給央視、香港鳳凰衛視、上海東方電視臺等做了一些電話連線報道。

據獲釋人質事后回憶以及來自各方的消息，我們大致可以找出一條人質事件的發展脈絡。7月19日上午，23名韓國人乘坐一輛包租的公共汽車從喀布爾前往阿富汗南部重鎮坎大哈。這23人都是基督教徒，據說他們除了為當地人提供志愿服務，還準備在當地傳播基督教。途中，上來兩名阿富汗人，兩人似乎與司機相熟。但這兩人很快兇相畢露，拿出槍下令汽車?？柯愤?。隨后，另外兩名武裝男子上來，命令車上人全部下車。23名韓國人就這樣被綁架了，其中包括16名女人質和7名男人質。

據男人質柳慶植事后回憶，綁匪得手后把他和另一名人質帶上摩托車，沿著一條土路走了約10分鐘后進入一個村莊，一名矮胖的頭目坐在樹下，身邊有一個便攜式火箭筒，他還請兩名韓國人喝茶。稍后其他人質也陸續被帶過來，他們一開始還試圖用當地語言以及英語跟綁匪溝通。

幾天后，塔利班因擔心阿政府軍和駐阿美軍武力解決人質事件，將人質三人或四人一組地分開，并開始不停地轉移。柳慶植所在的小組先后被轉移了12次。他說，他所在組通常是晚上乘摩托車或步行轉移，摩托車行駛時往往不開車燈。在某一處看押地點，有一名看押他們的塔利班武裝人員白天把房門鎖上去地里干活，晚上則手持槍支看守他們。女人質徐明花剛被綁架時，還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但塔利班發現后把日記沒收了。還好，她有一條白褲子，從7月24日開始，她又偷偷地在褲子反面寫日記，獲釋后她向媒體展示了這條特殊的褲子，褲子密密麻麻寫了很多字，內容包括綁架者什么時候轉移她、她什么時候吃飯以及她特別想吃的韓國料理等。她在獲釋后說：“被綁架期間，我并沒有感到身上疼痛，我想這是因為我一直處于恐懼中?，F在神經松弛下來了，我發現自己身上每個地方都疼?！?

42歲的牧師裴衡圭是23人中的領隊，7月25日他被塔利班槍殺，成為第一名被殺害的人質。一名女人質回憶了她看到裴衡圭的最后一面：“一天塔利班找到裴衡圭，確認了他的名字，然后把他拉出房間。裴衡圭走出去時甚至沒有看我們一眼，只是說，信念會戰勝一切困難?！绷硪幻腥速|沈圣珉則在7月30日被殺害。

為解決人質事件，韓國官員與塔利班展開面對面談判。8月13日塔利班釋放了兩名女人質。8月28日，雙方達成協議，塔利班方面在韓國滿足一些條件后，同意釋放所有其他19名人質。隨后兩天中人質被分批釋放。

不久，英國路透社援引塔利班十人最高委員會一名不愿透露姓名成員的話說，韓國政府私下向塔利班支付了2000萬美元的贖金。韓官員對此堅決予以否認，稱沒有支付贖金。塔利班發言人艾哈邁迪也說，韓方沒有支付贖金——塔利班不愿自己被看成是為了贖金而綁架人質的如同普通犯罪團伙的組織。不過，兩名阿富汗記者曾分別對我說，他們從各自渠道了解到韓國政府支付的贖金是200萬美元。然而，至于真正數目，恐怕只有少數內部人士才真正知道。

人質事件結束后的9月份，阿富汗安全部隊和駐阿美軍在事件發生地加茲尼省接連采取軍事行動，打死了制造人質事件的兩名主要人物塔利班指揮官阿卜杜拉·賈恩和馬丁，其他多名參與人質事件的塔利班成員也被打死。

二

人質事件發生后，我和同事立即進入“戰斗”狀態。我們的消息源主要有三個：一是我們向阿富汗政府有關部門打電話了解情況，二是與塔利班發言人聯系，三是讓我們一名阿籍攝影雇員前往會談地點。除了撰寫中英文通稿，我們還要給參考消息、《半月談》、國際先驅導報等社辦報刊寫稿子。國內一些神通廣大的電視臺和電臺，也不知道從哪弄來我們的手機號，紛紛讓我們做連線報道。有時，我們晚上工作到十一二點，第二天早上五六點鐘(北京時間八九點鐘)又被國內媒體的電話吵醒。因為是同行，我們很理解這些媒體希望從一線了解最新情況的心情，所以我們來者不拒，盡量配合。有一段時間，我們采寫的關于人質事件的稿件，幾乎每天都掛在新華網、新浪網等主要網站的首頁，中央電視臺也經常報道這一事件。所以，盡管不能身臨其境地感受國內對這一事件的反應，但遠在阿富汗的我們還是能想象到，當時該事件應該是國內受眾關注的熱點。

韓國人質事件吸引了很多外國媒體前往采訪，同時也吸引了鳳凰衛視和環球時報的記者。我曾經的同事、現為香港鳳凰衛視記者的周軼君在人質事件期間曾來到喀布爾。人質事件發生后，她在來與不來阿富汗之間猶豫。在香港的她通過已將世界各地新華社記者網在一起的msn問我：“阿富汗現在到底有多危險？我能來嗎？”我考慮了一下，說：“你來吧，安全沒有大問題！吃住包在我們身上！”我知道，周軼君是那種為了新聞能奮不顧身的女記者。當年作為新華社的記者，她曾孤身在炮火連天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帶工作了兩年。一次，炸彈落在她的樓下，她沒有出門站在房間里直接就拍了照片。我知道，與其說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見，不如說她是在尋找去阿富汗的更充足的理由，哪怕我對她說“阿富汗很危險，你不要來了”，我想她最終還是會來的。其實，我說“安全沒有大問題”，也不是不負責任的亂說，我用這個詞是斟酌過的：一方面，因為阿富汗是戰地，不會一點風險也沒有；但另一方面，雖然韓國人質事件后阿富汗的形勢比較緊張，但塔利班綁架活動一般都發生在喀布爾之外，喀布爾是駐阿外國軍隊重點保障的地方，在那兒被綁架的可能性很小。任何收益與風險都是并存的，作為一名記者，尤其是想去世界上動蕩的新聞焦點地區干成一點事的記者，必須要承受一定的風險。環球時報的女記者李佩翰也在人質事件期間來到阿富汗。她采寫了不少精彩的報道，她的報道和本人照片被掛在環球時報網站的首頁，并配有“本報記者勇闖阿富汗”的大標題。

對韓國人質事件的報道，也再次說明建立可靠消息源的重要性。7月25日晚，突然有消息說，塔利班槍殺了一名人質，釋放了8名人質。對于槍殺一名人質，各方人士很快予以證實，但對于釋放8名人質，各種不同消息滿天飛。韓國國家通訊社韓通社援引韓方官員的話說，塔利班的確已釋放了8名人質。美聯社甚至報道說，8名人質已經在前往一個美軍基地的路上?？瓷先?，這些消息似乎言之鑿鑿。我們新華社駐阿富汗的兩名記者沒有盲目跟風，而是向人質所在地加茲尼省的省長、內政部發言人等核實，他們都不能確認人質獲釋，我們又打電話給塔利班發言人艾哈邁迪，他斷然否認8人獲釋。我們據此發了一條稿子：塔利班發言人否認8名韓國人質獲釋。后來的事實證明我們的報道是完全準確的。

三

持續43天的韓國人質事件不僅煎熬著人質、人質家屬和韓國政府，也煎熬著追蹤報道該事件的記者們，考驗他們的耐心和獲得事實真相的能力。例如，塔利班發言人艾哈邁迪8月11日晚信誓旦旦地對媒體說：兩名女人質當晚已經獲釋。對于這一多日來少有的好消息，世界各大媒體紛紛予以報道。但到了12日，那名塔利班發言人卻說：塔利班領導層改變了主意，決定不放那兩名人質了。然而，一天后兩名人質最終被釋放。這種瞬息萬變的消息有時使記者們顯得有點無所適從。那些天鳳凰衛視的記者周軼君和攝像師何建民在阿富汗采訪韓國人質事件。由于人質事件遲遲沒有進展，8月11日中午他們打算乘飛機返港，但就在他們登機的一個小時前，突然有媒體報道說：所有韓國人質最近一兩天有可能獲釋。電視臺領導立刻下令：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改簽機票，堅守陣地！事實證明這一消息是不準確的，但他們不得不因此推遲了行程。何建民40來歲了，可能是因為長期生活在繁榮舒適的香港，看上去十分年輕。香港人特“惜命”，何建民在來阿富汗之前曾“發誓”說：到阿富汗后，整天就躲在屋子里拍攝和傳回電視畫面，外面哪也不去?？墒堑桨⒏缓购?，為了拍到盡量好的畫面，他整天滿大街跑，當初的“誓言”早拋到了九霄云外。

在持續多日的人質事件報道中，我深切體會了做記者的忙碌和辛苦，也感受了自己的報道受關注而帶來的樂趣。8月30日晚最后一批韓國人質獲釋，當晚9點多結束相關報道后，我心里有一種由衷的輕松感和幸福感——既為21名人質的平安獲釋而欣慰，也為自己從這一報道中“獲釋”而高興。窗外星光閃爍，涼風襲人，我和同事張海波這才感到兩腹空空，我們決定去附近一家中餐館好好美餐一頓。

回到國內后，當我獨自從容地走在北京寬闊的街頭，當我坐在窗明幾凈的辦公室里，我有時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在阿富汗渡過的那段不平常歲月，想起在那里當記者感受的辛苦和充實。我會想起那些雖然窮困但滿臉燦爛笑容的阿富汗小孩；我會想起每天雷打不動地面向麥加做5次禱告的我們的當地雇員；我會想起血肉橫飛、堆著汽車殘骸的自殺式爆炸現場，并似乎又聞到空氣中彌漫的硝煙味和尸體腥味；我會想起巴米揚大佛被炸后留下的巨大洞穴，以及我的手觸摸大佛廢墟時感受到的悲涼；我會想起一次將乘坐北約軍隊飛機去前線采訪的頭天晚上，我因擔心飛機遭塔利班炮火襲擊而輾轉反側的情景……

我覺得我是幸運的，當我在一個還算年輕的年紀，就有機會前往阿富汗這樣一個特殊的國家常駐當記者。我要感謝國內的廣大受眾，正是因為大家對新聞持續的關注，才使我們前方的記者更具工作的激情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