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制度變遷視角分析

郭愛君　李　巖

[摘要]我國的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進行了30年，文章在陳述了制度變遷理論和回顧了我國改革的歷程之后，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來分析中國的改革，以期在對過去的總結中得到對未來的啟示。

[關鍵詞]改革；制度變遷；經濟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736X(2009)04-0015-04

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很幸運的經歷了國家20世紀末期到21世紀初期這段時間的巨大變化。經濟制度的變遷，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國家經濟所煥發出來的活力和給予世界經濟的巨大推動力等等，這一切成就都令世人刮目相看。我國經歷并且正在經歷著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這個過程在世界歷史上亦是不多見的。這個經濟制度的變遷無疑給我們提供了研究的材料和千載難逢的機會。顯然，對于當前正在深入推進的改革來說，在改革開放進行了30周年之后，研究制度變遷的理論和總結30年來的經驗對我國的進一步改革開放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筆者擬從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的視角來回顧改革開放30年來的風雨歷程，進而得出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制度變遷理論述要

一直以來，制度都被看做是政治學的范疇，直到制度本身所包含的效率被人們所認識以后，這一概念才進入經濟學家的視野。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影響經濟效率的重要因素，并用制度變遷來解釋經濟發展。在這方面走在前面的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教授。關于制度，諾思認為：“制度是為約束在謀求財富或者本人效用最大化中個人行為而制定的一組規章、依循程序和倫理道德行為的準則”(道格拉斯·諾思，1994)。制度是一種公共物品，制度供給是有限的和稀缺的，制度供給的主體是國家。中國學者林毅夫認為：“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務，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遷可以用‘需求——供給這一經典的理論構架來進行分析”(盛洪，2003)。制度一般情況下指的是制度安排，它是指在特定領域內約束人們行為模式和關系的一套行為規則。一地區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對經濟產生影響的因素總和構成制度環境，它是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與分配的社會和法律基礎規則。

關于制度變遷，諾思的定義是“制度創立、變更及隨著時間變化而被打破的方式”(道格拉斯·諾思，1994)。林毅夫認為，從某種現行制度安排轉變到另一種不同的制度安排的過程，是一種費用昂貴的過程，除非轉變到新制度安排的個人凈收益超過制度變遷的費用，否則，不會發生自發的制度安排。進而林毅夫又把制度變遷分為兩種類型：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一群(個)人在響應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獲利機會時所進行的自發性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變遷(盛洪，2003)。一般認為，制度變遷是指制度諸要素或結構隨時間推移、環境變化而發生的變化，是制度的替代、轉換和交易過程。制度變遷通常又表現為制度進化和制度變革兩種形式。制度進化是指一項制度通過自身的修正和改良逐步走向優化的過程；制度變革則是指一種具體的制度形式對另一種制度形式的替代。因此，制度不僅有一個自我完善的發展過程，而且還有一個不斷新陳代謝的過程。制度變遷是一個從制度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制度均衡的往復循環發展的過程(杜偉、高林遠，2002)。

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從其立場來看，是為了維護完全自由的市場制度，并借助于產權去解決市場運行中的問題，提高經濟效率，核心是探索如何更好地實現交易，降低交易費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新制度經濟學證明，用單位交易費用較低的制度安排替代單位交易費用較高的制度安排，可以在激勵、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獲得更高的效率。另外正如諾思指出的那樣，新古典經濟學涉及的是市場的運作，而不是市場的發展，它既舍棄了時間因素，又假設完全理性，而且假定制度不起作用，所以，就不可能對制度的變遷和市場經濟的形成與發展作出正確的解釋(王振中，2002)，這也是筆者選取新制度經濟學來解釋中國改革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改革的歷程

回首我國30年來的改革歷程，從早期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再到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提出，又到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后來轉變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現我們的認識是一個從不成熟到比較成熟，從比較落后到比較先進，從片面錯誤認識到比較正確認識的過程，是一個漸進發展、連續不斷、由淺入深的過程。

關于改革階段的劃分，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意見，主要是劃分的粗細程度不同或依據不同(譚玲玲，2007)、(馬凱、曹玉書，2002)。筆者認為，改革開放的歷程應該劃分為五個主要階段。

(一)“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階段(1978-1984)

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政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1979年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逐步建立起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體制，以計劃調節為主，同時重視市場的作用。

1981年全國人大五屆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在堅持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提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

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

(二)“有計劃商品經濟”階段(1984-1989)

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概念。

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皣艺{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所包含的幾個基本概念應該說已經接近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了。

(三)“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階段(1989-1992)

1989年江澤民在國慶講話中講到經濟體制改革時說：努力創造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對計劃和市場調節的結合程度、方式和范圍，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和改進的經濟體制。

1990年全國人大七屆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形勢結合的原則提出了應當注意的幾個基本點。

(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1992-2002)

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標志這一階段的開始。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確宣布“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深刻的“闡明了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內涵和基本特征”。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十四大所確立的改革目標和基本原則具體化和系統化，勾畫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表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系統化。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

(五)“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2002—至今)

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了“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

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五個統籌”的要求和改革開放的“七大任務”，標志著我國戰略發展的重大調整，反映了我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

2004年《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頒布。

2007年中共十七大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與實行激進式改革或者休克式改革的國家相比，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比較平穩地實現了經濟體制的轉軌，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無論存在怎樣的爭論，以下三點是人們普遍承認的：經過多年的改革，市場機制已經替代計劃機制，成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機制，價格信號已經替代數量信號成為引導資源配置的主要信號；我國的市場化轉軌過程在所有的經濟體制轉軌國家中應屬速度較快的；經濟體制改革空前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劉偉，2006)。當然我國改革的成功也是有許多原因的：大躍進與文革使計劃經濟受到全國上下空前的質疑；擺脫了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實用主義者，例如，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論”；正確處理了改革與穩定的關系，改革過程中，國內政治十分穩定；中國有著較高的儲蓄率和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中國共產黨堅強有力的正確領導等等(鄒至莊，2005)。

三、中國改革的制度變遷視角分析

我國的改革走過了30個年頭，到現在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成。國家領導人的貢獻并不在于事先設計了整個改革的模式和道路，而是在確立了改革的基本方向以后審慎采取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態度，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條件下，讓每個經濟當事人自己去尋找和創新。這種方式顯然可以得到制度變遷理論的支持。下面就以制度變遷理論來對我國改革進行實證分析。從1978年開始至今的改革歷程從制度變遷角度劃分，可以分成四個階段(王志成、史學軍。1998)。

(一)農村誘致性制度變遷(1978—1984)

誘致性制度變遷之所以能夠發生，就在于由于制度不均衡引發獲利機會，從而經濟主體對新制度產生了需求?，F行的經濟制度已經無法提供這個體制下的經濟主體所需求的經濟利益，而一種新的制度可以滿足這種要求，于是對新制度的需求就產生了。我國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便是很好的例子。當年安徽省風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首創了包干到戶的家庭承包經營形式，這是出自農民自發需求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盡管這在當時還是非法的。但是，在經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之后，改革成果得到了部分領導人的維護。與此同時，四川在當地領導的帶領下也開始了類似的制度變遷，至此，中國的制度創新由少部分農民自發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演變為局部地區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了。而當這項制度變遷的收益被中國偽領導層深刻理解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人民公社制度改革的基本形式被推廣到全國。當法令和文件出臺后，對于部分地區而言，這項制度變遷反而變成強制性的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改革的重要成功之處。

制度變遷也確實帶來了我國農業的快速發展，進而也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較快增長。雖然1984—1988年我國農業增長停滯不前，但其深層次的原因是制度變遷的“邊際收益遞減”。新的制度安排已達到均衡，邊際收益已為零。農村改革的成功提高了人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水平和接受程度。鄧小平曾指出：“我們首先解決農村政策問題，搞聯產承包責任制，搞多種經營，農民有經營管理的自主權。這些政策很見效?！薄稗r村見了效，我們才有勇氣進行城市的改革?！鞭r村改革的成功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增強了信心，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兼容性提供了實證支持。

(二)城市的強制性制度變遷(1984-1992)

改革在農村取得成功以后，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到了城市。普遍認為，改革重點轉移的標志是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困難的。城市改革中涉及到的每一群體或者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改革的阻力，因此，改革開始就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強制推行的，是在政策法令指導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其中最重要的是國有經濟的改革，可以說其他制度變遷(如價格體制改革、市場體制培育等)都是圍繞國有經濟的改革來進行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則是改革的意外收獲。國有經濟的制度變遷可具體劃分為四個階段(馬凱、曹玉書，2002)。

1起步階段。這一階段的內容是“簡政、放權、讓利”。通過放權，企業有了一定的經營自主權和決策權，通過讓利留成的獎金分配，企業有了一定的激勵機制。但這種變遷不能克服舊有制度的弊端。無法建立一種能夠在市場經濟中有效運行的企業制度，國企面臨進一步改革。

2過渡階段。主要內容是“承包經營責任制”。國有企業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實際上是農村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城市化應用。承包經營責任制在國企的制度變遷中也起到過積極作用，它以契約形式進一步擴大了企業的經營自主權，產生了一定的激勵效果，但是承包制只是企業在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標函數不一致的情況下，為降低監督費用而確立的合約安排，它并沒有走出傳統體制的制度框架，產權制度的變革成為國企進一步改革的瓶頸。

3國企改革的落腳點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從此，國企改革從以往主要是在分配關系上，轉向在產權制度上進行。

4中共十五大后國企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從而把國

企改革納入整個社會經濟所有制結構改革中。2003年隨著國資委的成立，國有企業的改革得到進一步的規范和推進。

改革的又一大重要成功是非國有經濟的蓬勃發展。在投入大量人財物用于國企改革而效果不佳時，非國有經濟卻由于經濟主體本身行為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而成績斐然。我國的非國有經濟走了一條開始限制，逐步放開，然后蓬勃發展的“無心插柳樹柳成蔭”的道路。非國有經濟使我國的改革在存量改革沒有成功時，獲得了巨大的增量改革的成功。非國有制經濟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改革以來我國之所以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原因并不是國企改革有巨大突破，而是非國有經濟的迅猛發展。同時，非國有經濟還為國有經濟的改革提供了“制度榜樣”和“行為示范”，可以說導致國有經濟改革走向產權制度變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非國有經濟的制度的榜樣作用。

(三)制度創新以及整個制度環境的變遷(1992-2002)

1978-1988年這改革開放以來的11年，我國經濟一直處在高速增長的階段。這11年的GDP年均增長率為10.25％，顯然這是制度變遷的功效。然而1989-1990年的增長率卻很低，究其根由是因為幾項單項制度變遷已經邊際收益遞減為零了。要想使經濟進一步發展，我們需要制度創新和整個制度環境的變遷。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手段，其基礎作用日益增加。但是，如果整個制度環境不變遷，仍在“有計劃商品經濟”“計劃與商品相結合”的束縛中，左右沖突，勢必不能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鄧小平“南巡講話”無疑為進一步制度創新除掉了緊箍咒。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中國改革進入了制度創新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由過去突破舊體制到創建新體制，由政策調整到制度創新，由單項改革轉到整個制度環境的變遷。

其實我國的制度創新早就孕育在1979年經濟特區的設立之中。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發展大致經過了四個階段：計劃制度缺陷發現→市場制度試驗→市場制度推廣擴散→市場制度的本土化與適應。其中第二個階段就是指設立經濟特區，可以說經濟特區是市場經濟體制這棵苗的試驗田。經濟特區的成功是中國改革中另一大重要成功。建立經濟特區作為一種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不僅大大減少了在傳統意識形態占主導地位情況下制度變遷的阻力，降低了傳統體制占支配地位的情況下制度創新的成本，而且還成功地縮小了改革的風險，從而使制度變遷的績效在短期內迅速顯現出來示范全國(陶一桃，2007)。經濟特區有兩個典型的作用：示范效應和擴散效應。特區成功的方法、模式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公共物品，可以拿來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擴散。因此，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經濟特區的示范作用是不容小視的。

(四)制度進化以及制度環境的進一步完善(2002—至今)

我國已經基本建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協調，還有待完善，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改革到此進人了制度進化和制度環境完善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一個關鍵詞就是“完善”，整個制度環境需要完善，其中的單項制度也需要完善。正如溫家寶在2003年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會議上指出的：“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工作目標是，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基本建立和完善，執法水平和依法行政水平顯著提高，社會信用體系的框架和運行機制初步建立，市場經濟秩序總體上有根本好轉?！边@一階段出臺的法規和實行的改革措施都很多。具體的改革有：匯率制度的改革，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的開始，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啟動等等。修改或通過的重要法規有：《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保護私有產權寫入憲法。其中《物權法》出臺意義重大，這部法律非常明確地對各種物權形式的產權的設立、保護和交易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強化了產權保護，有利于對資源進行更長期的配置，提高使用效率。產權的明確降低了交易費用，為交易帶來了更大的便利，而邊界清楚并受到強有力保護的產權交易費用更低，《物權法》對我國經濟有著較強的促進作用。

改革到今天還遠沒有結束，制度完善到今天也遠沒有結束。這個制度進化和制度環境完善的過程也許要長于制度創建的過程。改革的成功來之不易，改革的任務依然任重而道遠。

四、結語

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已經歷時30年，制度變遷貫穿了我國改革這30年的始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要素效率，特別是資本的效率有顯著提高，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制度的變遷。實證研究表明，制度變遷對于中國經濟增長中要素效率的提高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劉偉、李紹榮，2001)。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波動實際上是一種“制度波動”，其實質是制度變遷的邊際收益由遞增到遞減最后為零的過程，制度變遷成為我國改革30年經濟增長的最動態原因。為了減少邊際收益最后遞減為零的趨勢，我們只有不斷的改革。用改革促進發展，用發展促進更深層次的改革。1978年以來，我們創造了一個“中國奇跡”，從今以后，我們必將創造新的奇跡。我們相信會出現一個與市場化改革同樣偉大的時代，到那時中國將不僅以經濟成就令世人刮目，而且將以社會發展令世人矚目。

[責任編輯：黃興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