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視域下的開放與收入差距研究

陳秀梅　馬建新

[摘要]文章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開放促進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自由流動的同時，帶給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利益是不同的。開放帶來的好處受惠于每一個階層是有所區別的，它所帶來的收益不會自動平均分配給每一個勞動力要素所有者。開放會使各要素所有者間的收入差距產生變化。

[關鍵詞]開放；收入差距；勞動要素；資本要素

[中圖分類號]F24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736X(2009)04-0011-04

開放所導致的要素所有者間收入差距的擴大或者縮小，都是在要素流動性增強的情形下發生的。無論是“稅收競爭”(為了吸引別國的資本要素)還是開放導致的相關產業的失業人口的增加，都將對開放國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水平產生不同的影響，有可能是正的影響也有可能是負的影響。開放會加速各要素所有者間的收入差距。

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開放使要素具有不同的流動性

對外開放、經濟全球化能夠促進國與國之間要素流動性增加，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自己的資源。各個要素的不同特性決定了它們具有不同的流動性。一般說來。資本的流動性比較高，金融資本(證券投資)具有最高的流動性。特別是在互聯網十分發達的當今社會，只要輕輕點擊鼠標，瞬間就能完成資本的交易，實現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轉移。

外商直接投資(FDI)因為要經歷一系列的投資流程，包括對投資接受國投資要素稟賦的評估、稅負的了解、廠址的選擇、人員的招聘以及交通、法律、基礎設施的了解等等，從具有初步的投資設想到最后完成一系列的投資至少要三、四個月的時間。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動性比金融資本的流動性要小一些。

勞動力的流動性受勞動力要素本身的特性和勞動力接受國的規章制度影響，要比資本的流動性差很多。曾經有一段時期，“勞動力流動性非常高。在19世紀之前，國家之間的界限非常模糊，也很少受到管制。直到20世紀初，護照還是不必要的，人們可以自由地從一個國家跑到另一個國家去。但是，自由遷移的年代已經過去了”。目前，為了保護本國勞動者的就業，西方發達國家不僅通過發放護照的方式來控制勞動力的流動，而且在國內也通過各種手段來控制非法打工，對沒有護照的非法移民或者護照過期的“黑戶”實行遣返政策。因此，在當前的勞動力流動體制下，不具有熟練技術的勞動力流動性最弱，而掌握專業技術特長的技術型人才的流動性則稍大一些。這樣，就導致了技術型勞動力要素的工資上漲，具有某種專業特長的勞動力可以從報酬低的國家流動到收入高的國家來提高自己的工資；同時，為了防止人才流失，技術型人才所在國也會提高其報酬，使其收入與國際接軌。

總之，在開放經濟的背景下，要素流動是分層的，全球化對各要素所有者的影響以及影響的程度是不同的。全球化增加了流動性要素(資本和熟練勞動力)的供給彈性，降低了非流動性要素(土地和非熟練工人)的需求彈性。另外，從政治角度來說，“全球化提高了那些擁有資本和知識的人的力量，同時減少了不擁有這些資源的人的力量?！?/p>

二、要素的自由流動會拉大各要素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差距

根據經濟學中的均衡理論，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只要價格機制能自由發揮調節作用，可以讓要素自由流動，那么勞動力要素就會從工資低、回報率低的國家流向工資較高、回報率較高的國家，而資本流向則相反。這種相反的流向會降低原來資本與勞動力比率較高的國家的資本與勞動力比率，提高原來比率較低的國家的資本與勞動力比率。同時由于經濟相對發達國家的生產要素邊際報酬趨向遞減，生產要素會流向經濟相對落后國家。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要素市場自動實現均衡。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在均衡要素市場的作用下，能夠形成均衡的利益關系，從長期來看，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最終會消失。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資本往往并不是從發達國家流向低工資的發展中國家，甚至會阻止資本要素自由流動限制的消除，從而使本來就缺乏資金的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流人到發達國家。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或經濟相對落后國家，國內的基礎設施、政策環境較差，社會購買力和消費水平較低，而發達國家完善的基礎設施、投資環境等形成的高收益預期可能會對發展中國家的要素流動產生極強的“吸納效應”，所以，投資者傾向于把資金投向最有把握使自己資金得到快速增值的發達國家，結果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要素所有者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尋求使自己資本得到快速增值的國家進行投資，他們與國內的勞動力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差距會越來越大。至少從短期來看，這樣的結果是不可避免的。另外，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內的競爭戰略也會發生很大的變化，由原來的爭奪市場份額的競爭轉變為人才的競爭。他們有可能用高薪來吸引所在國競爭對手的人才，造成發展中國家人才的流失，加速了發展中國家內部技術人才與一般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

表-1是太平國際管理咨詢公司發布的2000年各主要城市經營管理人員的薪水調查報告，表中顯示的上海市，它的薪金水平在國內是比較高的。但在國際上的排名卻是倒數第一。因此，可以說，隨著國際化水平的提高，我國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他們與國內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差距會越來越大。再者，全球化會讓一部分人的財富增加。迅速發展的民營企業在開放的條件下，能夠很快適應市場的變化，調整自己的戰略決策。同時，他們的融資空間也更加廣闊，越來越多的國內優質大型民營企業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實現了全球融資。他們的產品在全球范圍內銷售，并以其靈活的用人機制吸納優秀的管理人才。這樣，民營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都可能獲得較高收入。同時，隨著外資企業、外國銀行、外國保險公司等在國內的相繼設立，在這些企業工作的內地員工將越來越多，他們的收入也會越來越高。

三、開放帶來的“稅收競爭”會拉大各要素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差距

資本要素所有者為了使自身收入最大化，會在全球范圍內尋求使其資本報酬最高的國家進行投資。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知道，資本的流動性相比較勞動、土地是最高的。資本追逐高利潤的特性決定了資本所有者的投資傾向于那些稅收較低、投資報酬率高的國家。他可以隨時從高稅負的國家撤資，轉移投資。正因為存在這樣的“撤資威脅”，投資接受國的任何通過稅收或者轉移支付手段來改變初次分配的愿望，都會降低資本要素所有者的投資信心，削弱其對投資國的“好感度”，最后可能引致吸收投資的能力下降，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為了跟周邊具有“同質性”的國家競爭，在具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如具有同樣廉價的勞動力)的前提下提高本國吸引外資的優勢，各國可能實行“稅收競爭”，爭相用低的稅收來吸引投資，阻止資本退出。

隨著對資本和人力資本較高的人征稅越來越困難，政府為了保持必要的財政收支，必然向具有較低流動性的勞動力要素

征稅，結果必然導致“逆向調節”，稅收占CDP的比重越來越低，減少了稅收體系的累進性。政府稅收的減少導致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越來越弱，政府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覆蓋轉移支付所必要的開支。政府的再分配支出和公共支出(教育和健康等)也會減少。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講，經濟全球化會減少稅收和政府再分配能力，拉大資本要素所有者和技術要素所有者與勞動力要素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差距。

四、開放導致相關產業的失業人口增加會拉大各要素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差距

首先，在全球化過程中，跨國公司投資對我國勞動力的充分就業有可能產生消極影響。這里，不能不提到兩個“效應”，即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直接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本身直接吸收勞動力就業的能力；間接效應是指通過投資的乘數效應，使外商投資帶動其他領域企業的發展，可以為東道國上下游企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外商直接投資(FDI)對東道國就業在理論上產生兩種效應，即就業創造效應和就業轉移效應。就業創造效應有兩種，一是直接就業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直接效應大小取決于外商直接投資與就業的互補效應及替代效應?；パa效應指隨著投資的增加，對就業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如對新工廠的投資則需要雇傭新的工人；替代效應則指新的投資如果是技術密集型投資(例如機器的增加)，則意味著就業量的減少。因此，如果互補效應大于替代效應則就業創造效應明顯，否則就業創造效應會非常有限。二是間接就業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間接效應取決于其通過對東道國國內投資、國際貿易、技術的外溢等間接對就業產生的影響，即FDI對就業產生的外部性影響。FDI對國內投資是否存在擠入擠出效應要視東道國的具體情況而定。就業轉移效應是指外商通過組建合資、合作企業，并購東道國企業，使原來在本土企業就業的勞動力轉變為在外商投資企業就業。

對上述兩種效應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FDI對東道國就業的貢獻。從就業數量來看，外商直接投資所能吸納的勞動力數量，并不簡單地取決于投資規模本身，而是取決于資本有機構成。即投資總額中用于購買勞動力部分的比重。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單個資本增大，勞動生產率在競爭中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也不斷提高，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地有時甚至是絕對地減少。這就造成了投資和產出的增加，但就業不一定增加，甚至會減少，出現奧肯定律悖。一般說來，在外資企業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情況下，FDI的直接就業貢獻較大；而在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情況下，FDI的直接就業貢獻就較小，甚至會取代原先有機構成高的技術，造成就業量的絕對下降。

其次，全球化會導致國內一些企業破產倒閉，部分產業受到沖擊，失業人口增加，從而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一些規模小、成本高、技術落后的企業將會無法抵制國外規模大、實力強、技術先進、信譽高的大企業的沖擊。而我國現有的企業由于大多處于成長階段，規模和實力很難與國外經過多年市場經濟洗禮的大企業相抗衡。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自身原因(一是很長時期都處于政府的保護之下，享有很多政策上的優惠，沒有經過市場經濟的競爭考驗。二是國有企業背負很多的社會責任，企業“冗員”現象嚴重，改革前和改革初期，國有和集體企業吸納了遠遠超過其實際需要的勞動力)，使其面臨全球化更加嚴峻的挑戰。因此，規模小、競爭力不強的企業將會難以抵制沖擊，導致破產，產生大量的失業人群。同時，國有企業為了提高效率，增強國際競爭力，要減少部分職工，原來的隱性失業就“顯性化”了，失業的增加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另外，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國內的企業將面臨來自全球范圍內同一領域的競爭對手，外國商品大量涌入，將以其高質量、低價格占領國內市場。以汽車業為例，由于國際市場轎車價格只是國產車的1/3，即使加上25％的進口關稅，價格也將大大低于國產車，加之國外汽車款式和安全性的優勢，會大受消費者的青睞。這樣勢必導致國內相關產業受到沖擊，產生大量的失業人口，使收入差距拉大。

五、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會拉大各要素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差距

根據Hechscher-Ohlin-Samuelson的理論，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要素流動性增強，各國能夠充分發揮其比較優勢。勞動力資源豐富、資金缺乏的國家會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而減少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資金豐富、勞動力資源貧乏的國家會專門生產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最后，勞動力要素資源豐富的國家對勞動力的需求會提高，工資會提高；資本的需求會減少，利率會下降。反之亦然。

如果按照H-O模型看來，像中國這樣一個非熟練勞動力資源豐富、資本缺乏的國家，對外開放就應該導致以下的結果：開放→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多→對勞動力要素需求上升→勞動力的工資提高；開放→資本密集型產品生產量減少→對資本的需求減少→利率下降。開放理應導致中國從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轉向專門從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相對于資本要素所有者。勞動力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應該上升，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根據王紹光(2001)的研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在發達國家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在發展中國家卻屬于資本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產業。由于發達國家的資金充足，國內普通工人的素質都很高，甚至發達國家的普通工人在不發達的國家內可以算是技術型人才；在發達國家只是普通的生產技術，在發展中國家或是不發達國家就有可能是高端的技術。不同國家之間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就有可能導致國家間技術水平、資金狀況的顯著差別。所以，在此國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彼國就有可能是“資本或是技術密集型產業”。一個國家越不發達，這種情況就越有可能發生。已經發生的情況是。開放增加了工資收入不平等而不是減少了收入不平等(Xu.Bin1999)。其次，如果一個國家在開放前，政府限制勞動力流動或允許不充分就業，那么消除這些限制會使經理、專業人員和熟練工人進入國際市場并使隱性失業變為公開失業，這樣會惡化收入分配。再次，在前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開放前，政府的限制往往會壓低對境況好的人(例如，經理、專業人員、熟練工人)的回報，消除這些限制將使收入分配變得更加不公平。第四，在一些大的發展中國家里，出口行業往往集中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貿易開放將增加出口產品生產商的利潤，而不發達地區可能會缺乏從開放中獲利的能力。更糟的情況是，進口競爭行業可能主要集中在這些地區，這使得他們很容易成為全球化的犧牲者，而無法從中獲得收益。因此，目前的地區間收入差距會進一步加大。第五，發展中大國的經濟結構多元化程度往往較高。在這類經濟中，熟練工人的內部流動性仍然比不熟練工人的流動性高。由于存在供給和需求彈性上的差別，前者一定會比后者收益更大。第六，開放很可能導致資本密集型的正規部門出現收縮，而使勞動力密集型的非正規部門趨于擴張。勞動力的非正規化對工資、勞動安全和收入分配具有潛在的嚴重后果，因為，它削弱了工人相對于資本家的集體談判能力(Dult和Rao，2000)?？梢酝茢?，經濟全球化是有可能對一些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的收入分配產生不利影響的。

六、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對外開放的成果并不能自動惠及到每一個階層，而是分不同情況對各階層有不同的影響。正如前所述，隨著外資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投資、產出增加對就業的影響是復雜的，在外資企業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情況下，FDI的直接就業貢獻較大；而在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情況下，FDI的直接就業貢獻就較小，甚至會取代原來有機構成高的技術，造成就業量的絕對下降。因此，FDI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資本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力要素所有者和資本要素所有者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前者能夠縮小他們之間的收入差距，后者則拉大了他們之間的收入差距。需要指出的是，對于外商直接投資可能拉大勞動力要素所有者和資本要素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應該看到其積極的一面，畢竟，開放對中國經濟的整體福利提高是顯著的，收入差距問題應該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來解決。

[責任編輯：黃興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