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帶來的消極影響分析

黃宇峰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不但使農民的經濟壓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緩解，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家經濟的增長以及人力資本的積蓄，也為傳播先進的城市文明和先進文化提供了一個較為有效的渠道。文章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輸出地和輸入地的社會經濟也帶來了諸多消極影響，如：阻礙“三農”問題的解決、給城市就業帶來更大壓力、干擾正常生產秩序、抑制產業結構升級等。從長遠來看，如果我們不正視這些不利的影響就不能真正落實統籌城鄉發展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任務，更不能實現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目標。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消極影響

[中圖分類號]F304.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736X(2009)04-0101-03

農村勞動力轉移主要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農村居民向城鎮居民轉換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處于急劇的社會變遷中，農村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從農村向城市流動是我國經濟發展和農業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從已有的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來看，更多的是分析勞動力轉移的有效途徑及勞動力轉移所帶來的種種促進作用，給人的感覺是解決“三農”問題“一轉”就靈。當然，這么多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在增加農民收入，加快文化、技術、人才和信息的交流，促進農村土地規?；洜I，提高農村人力資源的利用率，為農村青年提供發展舞臺，造就一批新型產業工人等方面都有著不可否認的積極作用。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制約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增加了城市和社會管理的難度。如何正確對待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統籌城鄉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充分正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消極影響可以為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農村勞動力資源利用政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農村和農業帶來不利影響

我國農村轉移勞動力中大多數是受教育年限相對較長的中、青年勞動力。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全部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據統計，2000年21-25歲的農村勞動力中有67.2％從事非農業活動，年齡段在26-30歲、31-35歲、36-40歲、41-50歲的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業活動的比例依次為52.5％、47.6％、43.3％、37％(王萍，2008)。根據《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提供的資料顯示，2004年全國農民工中，16-30歲的占61％，31-40歲的占23％，41歲以上的占16％。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28.6歲(羅民忠，2008)。這種現象長期存在會帶來諸多問題。

1由于大多數青壯年勞動力轉移，留在農村的更多是老人和兒童，大量出現了小孩要承擔照顧老人，老人被迫承擔教育孫輩的“隔代責任”的情況。許多家庭孩子的教育和管理處于空白狀態，嚴重影響到了農村兒童的教育和培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汲取東歐一些國家的教訓。隨著歐盟的東擴，加快了東歐人到西歐打工“淘金”的步伐，羅馬尼亞許多父母將孩子留給老人照顧，他們認為這么做可以帶給孩子更好的生活，可以掙更多的錢給孩子買課本和玩具。但羅馬尼亞政府表示，在家庭新添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許多常年見不到父母的孩子成了“孤兒”，變得性格孤僻、生活非常的不快樂，有些變得無法與父母相處或自暴自棄。

2高素質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降低了農業資源的利用率。我國人均耕地僅1.5畝，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對農業資源利用率要求較高(惠寧、翟麗，2007)。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導致了耕作質量下降，許多地方甚至出現了土地的大量“撂荒”現象。農村勞動力遷移使農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更加得到強化，會導致農業產出降低。對于我國農民來說，土地既有生產功能，又具有保障功能，而隨著農村勞動力遷移的不斷增加，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逐漸強化。而生產功能逐漸弱化。由于進城打工者的收入在目前仍高于農村的農業生產收入，農戶就會選擇把農業中的投入減少，而且僅把農業生產作為基本的社會保障，這樣必然導致農業產出的降低，長期還可能威脅到我國的糧食安全。

3當前的農村勞動力遷移狀態還阻礙了農業產業化和機械化進程以及農村生活質量的提高。由于更多的農村勞動力是非永久性遷移人口，大多不愿或不能在城鎮定居，他們在外出打工時也不愿退出農村的承包土地，導致農村的土地不能有效集中，家庭土地經營規模不能擴大，這不利于農業的產業化和機械化；另外，留在家中從事農業勞動的更多是老人和小孩，以他們的觀念和能力也不可能很好的接受和使用現代農業技術，進一步阻礙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以后，農田水利建設、防汛抗災、修建道路等基礎建設很難完成，又會阻礙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村生活質量的提高。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會給我國城市就業帶來更大壓力

農業勞動力不斷從傳統經濟部門進入現代經濟部門，是一個國家進入現代經濟成長過程的重要標志。計劃經濟時期，轉移剩余勞動力的任務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反而通過“城市化抑制”形成了輕視農業和歧視農民的“超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造成農村勞動力的嚴重過剩。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種抑制在小城鎮開始松動，引起農村勞動力和其他要素向城鎮的流動和集中。20世紀90年代以后，企業招工制度、糧食購銷制度、戶籍管理制度的相繼改革和房地產市場的開放，使“城市化抑制”在大中城市開始松動和部分解除，引起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大中城市流動和集中。1994年以后，由于國家在稅收和金融政策上沒有給予優惠，鄉鎮企業在負債上升的壓力下出現了大規模私有化的趨勢。私有化導致鄉鎮企業必然把過去的“社區就業最大化”目標改變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從而減少勞動力使用數量。同時，為提高市場競爭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鄉鎮企業也不斷購置一些更好的設備，導致出現了資本排斥勞動力的現象。由此可見，單純依靠鄉鎮企業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已成為不可能。因此，在“城市化抑制”松動的情況下，向大中城市流動并尋找就業機會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就業愿望的主要選擇。

在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的同時，由于城市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城鎮職工下崗情況也日益嚴重。據統計，1997-2001年的五年間，國有企業累計下崗職工人數達4700多萬人，平均每年超過900萬人(胡鞍鋼，2002)。

盡管農村勞動力與城市勞動力在許多就業崗位的競爭中不在一個層次，甚至對城市發展產生的勞動力的需求能夠起到“填平補齊”的作用。但是隨著時間

的推移，一方面，城市勞動力在不斷降低選擇就業崗位的條件；另一方面，隨著尋找工作經驗的提升和通過種種就業技能的學習，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又不斷提高自身對就業崗位的競爭能力。這樣，城鄉勞動力之間對有限就業崗位的競爭局面日益嚴重?！俺鞘谢种啤彼蓜拥那闆r下，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大中城市流動和集中的發生機制是城鄉之間的收入差別。在城市期望工資水平即城市標準工資水平和城市就業概率的乘積高于農村收入水平的條件下，只要體制和其他交易費用不足以阻擋農民對收入差別做出反應，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和集中就無可避免。如果城市期望工資上升，與農村實際凈收益水平的差距拉大，那么就會刺激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這時，在沒有制度性障礙的條件下，城市勞動力供給的增加會導致城市工資水平下降和城市失業率上升。

雖然城市企業改革的實質推進會有效降低或至少制止城市期望工資的進一步上升，從而可能減緩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和集中的速度，防止城市出現惡性失業高潮。但是，美國經濟學家托達羅(1969)所描述的托達羅狀態已經在中國出現并將繼續保持。因此，城市失業和再就業形勢會在一定時期內緊張下去。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和集中，與城市國有企業改革引起的“隱性失業”公開化這兩股力量結合，使中國在未來的一定時期內不得不面對嚴峻的城市就業形勢(王艾青，2008)。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容易干擾正常生產秩序和抑制產業結構升級

我國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尤其是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為城鎮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但從2004年1月廣東東莞首次被官方確認民工緊缺至今，“民工荒”隨后便波及整個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灣地區，并向中西部地區縱深發展，尤以珠三角地區形勢更為嚴峻。有數據顯示，僅廣東省就有近200萬人的缺口。據浙江寧波就業管理部門對432家規模較大的企業開展的勞動力需求狀況調查顯示，這些企業缺工人數為2.9萬，用工缺口達12.6％。湖北武漢的漢正街僅縫紉工缺口就在9000人左右，占總需求量的1/3。西部地區的新疆地方和生產建設兵團也普遍面臨著往年少見的“民工荒”。據新疆石河子墾區農業局有關負責人透露，該地區2005年本來計劃從內地招收的18萬名季節性拾棉工，僅有Ⅱ0萬人到位(李海瓊，2008)。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我國農村勞動力不穩定和非永久的轉移狀態是突出的一個原因。農村勞動力轉移行為受農產品價格、城市和農村的生活成本、城市丁資、農村非農業工資、農村的家庭狀況等眾多因素的影響，因而具有較強的不穩定性，可能會影響正常的工業生產活動。

1由于大部分轉移人口在農村有承包土地，而農業生產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季節性，大部分農民工必然會隨著農業生產季節的變化在城鄉間往復流動。農民工的家庭一般都在農村。每年春節期間，農民工回鄉，使城市的許多企業在需要人的時候無人可用。

2農村經濟狀況也會對勞動力遷移和回流產生一定的影響。當糧食漲價、農村經濟狀況好轉時，農民工的數量就會減少；當農村經濟不景氣時，則進城打工的人數就會增加。

3農民工在城市的收入和生存狀況也是影響農民工行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收入的增加、生活成本的降低及生存狀態的改善，會導致更多的農村勞動力遷移，相反則會導致回流的增加。2004年以來國家非常重視“三農”問題，加上糧食價格上漲幅度較大，農村稅費改革等支農政策的出臺，再加上農民工目前在城市的工作條件和生存狀態比較差，幾乎不享受任何社會保障，這些都會導致農民工供給減少。

4農村勞動力轉移被舒爾茨等經濟學家認為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力資本投資過程。轉移人口的人力資本雖然會隨著進城打工時間的延長而增加，但這種增加是一種自然的和自發的增加，增加的數量和質量不一定能夠適應城市企業的需求，尤其是針對機械、電子等企業的專業人力資本很可能是非常不足的。事實情況也確實如此，由于農村勞動力遷移的非永久性，農民工經常更換企業，而企業因此不會和農民工簽訂長期合同，不會給農民工提供社會保障，這反過來又刺激了農民工的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是不會投資為農民工進行技能培訓的。因為農民工頻繁流動，對農民工進行技能培訓有很強的外部性，農民工一旦離開企業，企業對農民工的技能培訓投資就難以收回。所以，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投資處于一種自發狀態，積累的速度較慢，且專業性和針對性較差，不能適應目前工業的產業結構進步。盡管外來勞動力供應越來越多，但卻沒有出現一支相對穩定的技術工人隊伍，沒有形成新產業工人素質得以提高的培育成長機制(王國輝，2006)。

四、結束語

筆者分析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帶來的消極影響，并不是想否定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必要性和作用，而是想在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實踐過程中引起專家及政府對可能出現的種種消極影響的重視，從而可以盡早從制度上做一些合理、恰當、有效的安排，更好地推進新農村建設、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和諧社會的發展。

[責任編輯：黃興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