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貝爾．阿連德《幽靈之家》解讀

劉雅虹

摘要：本文在文化批評的范疇內，以文學作品與社會現實的關系為出發點，對智利女作家伊莎貝爾‘阿連德的小說《幽靈之家》進行解讀，旨在使讀者認識拉美民族身份特征，關注社會關系，并把視角提升到整個拉美大陸的層面，揭示拉美的社會現實。

關鍵詞：伊莎貝爾·阿連德；《幽靈之家》；文學；民族；拉丁美洲

中圖分類號：1784，0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544(2009)03-0078-05

1，引言

智利女作家伊莎貝爾·阿連德的處女作《幽靈之家》“出版后，很快引起文學評論界和讀者的廣泛注意。小說一版再版，并被譯成幾種外語，在書市上十分走俏，成為讀者爭相傳閱的暢銷書，美國《芝加哥論壇報》認為它是‘二次大戰后世界文壇最優秀的小說之一?！弊髡弑蛔u為“穿裙子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躋身于用塞萬提斯的語言從事創作的最優秀作家的行列”，被譽為是繼加西亞·馬爾克斯之后，拉丁美洲新一代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家。本文旨在對這部小說進行深入分析和解讀。

《幽靈之家》稱得上一部鴻篇巨制，并非因其篇幅的長度，而是因為其中濃縮了智利從20世紀初到70年代達半個世紀風云變幻的歷史，表現了土地改革、工人運動、婦女爭取政治權利的斗爭、民選政府掌握政權、軍人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政府，對進步力量進行血腥鎮壓等種種社會問題，生動形象地描述了各個社會階層的不同人物在歷史大變遷中的境遇，向讀者展示了拉丁美洲各個社會階層人物和城市、農村、地理、氣候、歷史、拉丁美洲生活的魔幻和現實的一面。小說以特魯埃瓦·瓦列家族的興衰變化為中心線索，講述了三個家族四代人之間的恩怨糾葛。貫穿全書的中心人物是家長埃斯特萬·特魯埃瓦。他出身于貴族家庭，是家中惟一的男性繼承人。由于父親的揮霍，家道日趨衰落。因此他從少年時代就不得不工作以貼補家用，養活臥病在床的母親和由于照顧母親而終身未嫁的姐姐。成年后他去北部開發金礦，發現了一條豐富的礦脈，發了橫財，并振興了家族古老的“三星莊園”，即故事的大半部分發生的地方。埃斯特萬與他的第一個未婚妻羅莎的妹妹克拉拉·瓦列結婚，和她生了三個子女：女兒布蘭卡，孿生兄弟海梅和尼古拉斯。布蘭卡與莊園管家的兒子佩德羅·加西亞第三生下了女兒阿爾芭。除了這幾個特魯埃瓦家族的人物，作者還塑造了其他人物形象，他們與特魯埃瓦家族的人物互為補充，構成一幅豐富的人物畫卷，表現了拉美廣闊的社會現實。

2，文學與民族

藝術與文學可以復制民族想象。小說是想象的方法之一(另外一個是報紙)在現代化開始時出現的。以故事的時間結構為出發點，在想象的共同性方面，通過文學作品的形式可以表現民族身份特征(Anderson1993：46-49)。民族的集體經歷通過演出、敘述和形象來表現，即用戲劇的形式表現民族固有的思想觀念、民族經歷和共同記憶(Subercaseaux 2007：15)。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民族歷史時代的舞臺化是文學作品的一個象征性裝置。民族的共性在歷史進程中反復出現。文學作品承擔表現其民族共同想象的使命，民族的共同特點，共同經歷通過文學作品得以再現。文學作品一般都間接地或用比喻的方式反映了真實的現實世界，否則，文學作品的部分或者全部就超出了讀者的理解范圍，其結果是不可理解(R0j0 2006：203)。

《幽靈之家》使讀者進入到拉美民族的共同想象領域，關注社會關系，由社會各個階層聯系到不同種族，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作品中表現的民族意識、文化差異并逐步對其加以認同，并把視角提升到整個拉美大陸的層面，表現了拉美廣闊的社會現實。

3，莊園——暴力征服的象征性空間

3.1“從屬”文化

“幽靈之家”是私人住宅，是特魯埃瓦家族在城里擁有的房產，是克拉拉·特魯埃瓦“實踐”“招魂術”，接待秘密會團的成員、保護窮藝術家的場所?！坝撵`之家”像一輛巨大的車，一個收容所，滿載被“幽靈之家”吸引的人和無家可歸的流浪者。雖然小說的重要部分在城市展開，但莊園是貫穿全文的象征性空間。故事從始到終發生在特魯埃瓦家族在南部擁有的“三星莊園”——和其他拉美國家相似的莊園，因為在智利，農村人多于城市人，傳統多于現代，暴力超越理性——和拉美其他國家一樣?！扒f園”破譯了拉美的身份特征——殖民時代的征服者實行的原始暴力在莊園得到延續，被莊園主對其家庭和雇農實施的暴力所替代。

Pedro Morande和Carlos Cousifio認為，關于拉美身份、民族身份的說法是定義拉美階級和種族關系的文化母體，取代了以前的印歐混血人、私生子、天主教和莊園這些名詞。為了理解拉美文化身份，找到20世紀前幾十年里出現的寡頭政治的共和國危機的根源，即為什么現代化在拉美難以推行，現代化的過程未能產生包含全部社會團體的新的混合文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社會學家Pedro Morande從知識分子的視角對“現代化”進行了評論和闡述。Morande認為，在該地區普遍存在的強烈而虔誠的宗教意識，表現了“產生于18和19世紀的拉丁美洲的文化融合，基于兩種文化——西班牙和印第安土著文化——共同擁有祭祀儀式。這種穿越時空，覆蓋全部社會生活的融合，催生了一個特有的傳統文化(Morande 1987)。這樣的傳統文化使現代化在拉美不像在歐洲和美國那樣，成為一種民主政體，而是轉化為拉美的一個部分特點，一個尚難以成為拉美文化身份的特點。在拉美占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傳統、保守和獨裁、專制和暴力等種種成分。

關于智利的身份，Carlos Cousifio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認為莊園是作為智利社會的基本結構出現的。從16世紀末期至20世紀中期，莊園不僅是土地所有權的形式，而且是形成一個新人種的模子(后一點將在后面闡明)。莊園體制是殖民地時期建立的社會結構，是西班牙的伊比利亞式封建制度的延伸，是按家長制莊園形式組織起來的等級森嚴的社會。莊園主是土生白人，梅斯蒂索人(印歐混血種人)是莊園的主要勞動力。莊園符合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具有家庭特色，其中莊園主與雇工之間不對抗，因為他們的關系建立在忠誠和傳統的基礎上，他們之間的感情真摯而內斂。另一方面，莊園禁止美國式民主自由思想的萌芽，莊園里絕大多數勞動者的身份是雇農，他們與莊園主是從屬關系，在莊園主的庇護下過得舒服自在。智利的特點與歷史上歐洲及美國所遵循的民主政體形式不同，Cousifio說，“智利曾經是一個莊園”，這個閉關自守的世界對外部世界有強烈的不信任感，把外面的世界當作威脅，而他們之所以排斥來自外部世界的可能性危險，根源在于雇農對莊園主的信任(Cousifio 2007)。

Cousifio認為，“土地改革”不僅代表了政治、經濟上的改革，而且代表了家庭生活的根本改變，因為家庭、莊

園體制、甚至國家政體是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形成的，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其特色是虔誠的宗教意識和嚴格的社會組織形式(Cousifio 1999)。但是在智利，從60年代開始加快的改革，雖然意味著莊園制度的終結，卻不像在別的國家那樣——莊園主被推翻，莊園體制被民主政權替代。在智利是另一種情形——即莊園等級在家庭方面得以保留，只是換作女人來維持。女人，作為母親延續家庭元素，獨自撫養孩子，在敵對的社會環境中保護孩子，而父親的角色是缺席的。土地改革使農民遷到城市，來尋找能夠保護其權利的官方角色，但是他們往往落到沒有社會地位，放蕩揮霍的地步，他們決不會借助政治暴力來改變自己的境況，而政治暴力一直是出身于資產階級或寡頭統治集團家庭的大學生們改變社會的惟一途徑。因而，無論是政治，還是社會或市場，都不會給這個數目龐大的剛剛來到城市的人群提供一種新秩序，這樣等級秩序在家庭空間再生。母親，作為家庭的主導性角色，費盡心力、謹慎小心地保護子女，在丈夫或伴侶——如果她有的話——面前，代表秩序和紀律，為孩子辯護，培養出的兒子具有母親的氣質，缺乏勇于承擔責任的男子漢大丈夫氣概。

Jose Bengoa認為，莊園是印第安文化和西班牙文化融合的得天獨厚的空間，在這里莊園主對雇農實施從屬統治，莊園是一個在社會和性領域排他的復合體，也就是說，莊園這個“慈善機構”在社會方面和性方面的統治是一體的，二者密不可分?！扒f園主擁有一切，是家長，確立他在農村的領地，他說一不二，用暴力的馬鞭統治這片空間，空閑的時候出外隨意尋歡作樂?！笨傊?，“莊園主”擁有雙重涵義：既是莊園的主人，也是性的主人，后一點表明雇員和莊園主之間存在依附關系(Bengoa1996：85)。

然而，在Bengoa看來，莊園時代并非“失去的天堂”，在莊園時代，自然的野性和膨脹的肉欲占主導地位(Bengoa 1996：85)。若將莊園理解為“失去的天堂”，就掩蓋了剝削關系和使其合法化的從屬文化?！队撵`之家》涉及到“私生子”——莊園主與女仆之間的性交結果——這個話題。Bengoa認為，這些女人“教給她們的兒子愛和恨——愛莊園主，恨強奸者父親”。雇農的隔代仇恨變成了階級意識。從階級意識出發，雇農轉變成了礦工、硝石工和無產階級。一旦脫離了莊園文化合法化的范圍，就會產生復仇心理。他們忘記了莊園主上帝，忘記了他們的愛，侮辱的回憶就汩汩流出。仇恨早就誕生在莊園里。

關于“私生子”這一話題，人類學家Sonia Montecino在其雜文《母親與私生子》中說，西班牙男人和印第安女人之間的關系很少走向婚姻。一般來說，母親和她的私生子一起生活。她被西班牙男人拋棄后，想方設法維持生計，西班牙父親則成為缺席角色。孩子只有母親，而父親是復數的，可能是這個也可能是那個西班牙男人，即父親是共同的(Montecino 1996：43)。私生子，穿越時空，延續至當代，覆蓋整個社會，特別是集中在社會的中等階層中。私生子身份變成一個主體身上的烙印，他們不受法律保護，因為種族差別下的法律只保護“婚生子”的利益。這種狀況至少差不多到20世紀末才得以改變。

Sonia Montecino認為，在20世紀初，在統治階層依然保持著非法男女關系以及私生子的出生?！霸诔鞘?，實行家庭雇員體制，印第安女人代替孩子的母親撫養孩子；在農村，則是一直延續下來的莊園體制，存在非法男女關系和私生子的出生”(Montecino 1996：52)。窮苦的印第安女人、印歐混血女人，仍然是男人那“黑暗中的欲望的工具”；她是家族中男性的性啟蒙者；她當保姆，替女主人撫養孩子。在雇農的眼中，莊園主是“邪惡的家伙”，是等級差別的制造者，他的身份地位使他擁有在其領地范圍內的農民們的女兒、姐妹和妻子身上繁殖私生子的權利。這樣，不計其數的私生子以一種模糊不清的身份遍布農村。

3.2文學反映現實：性暴力成為習慣

伊莎貝爾·阿連德在《幽靈之家》中表現了莊園、家長制家庭及其與雇農之間的關系，但其獨特之處并非其所表現的內容，而是表現的方式，貫穿整部小說的張力是階層之間的沖突。社會等級秩序隨著時代的進步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隨著農民工和城市工人逐步地意識到他們的權利而被逐步地瓦解，這種變化表面上風平浪靜，但實際上內部存在著強烈的階級沖突，這種沖突不但無法解決，而且在《幽靈之家》中，階級沖突轉化為一個不幸的宿命——落在了女人們的身體上：她們被另一社會階層的男人強奸，與他們保持親屬關系，而這樣的關系產生于女人的身體，根據男人的意志而結束。

“他的實際的感官指引他必須尋找一個女人，而一旦作出決定，消耗他的不安就得以平靜下來。他的惱火就似乎平靜了……他粗野地不顧一切地向姑娘撲去，事先沒有任何撫愛，暴力也沒派上用場?！饲　ぜ游鱽啗]有進行自衛，沒有抱怨，也沒有閉上眼睛，只是躺在地上，用驚恐的目光仰望著蒼天，直到覺出埃斯特萬已經平躺在她身邊。在她之前，她的媽媽——在媽媽之前，她的奶奶——也曾遭遇過母狗一樣的命運?！?伊莎貝爾2007：67-68)

“我在想，一切發生的事情均非偶然，全都符合生我之前已經畫好的命運圖。埃斯特萬·加西亞不過是這幅圖畫的一部分。勾勒加西亞的線條是粗糙的、歪斜的，但沒有一筆是白費的。那一天，外祖父把加西亞的祖母掀翻在河邊的灌木叢中，這就為以后必然發生的事件的鏈條增加了一個環扣。后來，被強奸的女人的孫子對強奸者的外孫女兒采取了同樣的行動。也許四十年后我的孫子又會把他的孫女兒按倒在河邊的灌木叢里。如此下去，就會在今后幾百年間不斷重演這個痛苦、流血和愛情的故事”(伊莎貝爾2007：452)

引用的這兩個片段屬于故事的兩個特別的時刻：開頭和結尾。第一個片段是埃斯特萬·特魯埃瓦在敘述，第二個片段是他孫女阿爾芭在敘述。埃斯特萬強奸“第一個女人”——他身上膨脹的肉欲的工具；而阿爾芭則成為潘恰·加西亞的孫子——同時也是埃斯特萬·特魯埃瓦的孫子——報復的工具。私生子的身份通過富人家女人的身體得到清償。而眾多的命中注定遭受“母狗命運”的女人們和富人家的女人們一樣，只不過是同一個門第的“瘋狂的男性之間沖突的工具”。

3.3階層不同，命運各異

阿爾芭和潘恰對無情的命運表面看來都是逆來順受的，但是阿爾芭沒有像潘恰一樣遭遇淪為母狗的命運，而是成了報復的犧牲品。小說中敘述的軍事政變發生后，她被捕入獄，備受凌辱，被埃斯特萬·加西亞——一個出身低微的上校，在歷史的轉機時刻實施了強暴的儀式。由于阿爾芭沒有親身參加這場革命，所以得以幸存，而關于這場革命，她起初尚懵懵懂懂。通過她對哲學專業的大學生，后來成為游擊戰爭領導人的米格爾的愛情才找到答案：“‘干這種事不能光憑愛情，得憑政治

信念，政治信念你還沒有，米格爾回答說，‘我們不能隨便接納業余愛好者。阿爾芭覺得這個回答太粗暴了。只是過了好幾年，她才弄明白這番話的全部含義?！?伊莎貝爾2007：349)阿爾芭最終參加了人民的革命斗爭，既出于愛情，也出于對她所屬階層的反叛，而不是出于對革命發自內心的信仰。無論如何，她最終克服了“恐懼”，精神上得以超脫。

阿曼達的命運則更加悲慘。阿曼達在故事的中間部分出現，從秘密會團的世界露面，來到克拉拉的女性世界，后者的世界也包括她的兒子之一——尼古拉斯。尼古拉斯誘惑鎮上所有的女人，但沒有用其父的暴力，而是用母親的溫柔——“他有當地人從未見過的浪子的手段”。阿曼達比他年長一些，“教他學習瑜伽和針灸”，后來她又開始信仰存在主義哲學，穿黑衣服，吸毒，以一個獨立自主的女人形象出現，引起了特魯埃瓦·海梅和尼古拉斯孿生兄弟的興趣，但是她掩蓋了一個秘密：她中產階級的出身，靠救濟生活以及照顧小弟弟的重擔。阿曼達的故事不僅是現實的表現，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她在特魯埃瓦家族中的女人們：潘恰·加西亞們和布蘭卡們、阿爾芭們之間的過渡特點。她屬于“沉默的中產階級，他們不甘心過勒緊褲帶的貧困生活，又不可能趕上那幫外表金光燦爛的流氓”(伊莎貝爾2007：249)。特魯埃瓦家族的女人們畢竟屬于同一個門第的組成部分，把她們作為爭斗中的戰利品而擁有她們的男性也一樣屬于同一個門第；而阿曼達由于時時追隨新潮的思想觀點，因此她的結局更加悲慘。書中沒有明說阿曼達所走過的是什么路，但是提到她吸毒，而且一副飽經風霜的面貌，雖然特魯埃瓦家孿生兄弟中的哥哥——正義的醫生海梅——憐愛她，送她進醫院，幫她戒毒，為她治療病痛，但她最終還是不堪軍警們為了讓她屈服、揭發其弟弟而加在她身上的酷刑，不幸死于獄中。她完成了她的使命：為米格爾付出生命，給米格爾當母親，像她所屬的中產階級的人們那樣，靠偽裝在世上生活。

特魯埃瓦家孿生兄弟的形象很特別。海梅和尼古拉斯更像是母親而不像父親的兒子。他們在美國人開辦的寄宿學校里接受教育，學校離家很遠，遠離天主教的氛圍，遠離莊園的那套清規戒律。事實上，比起鄉下世界，他們倆更屬于城市世界，與母親更親近，而就是在城市的環境中結識了阿曼達——一個另類女人。但是他們的命運同樣也是悲慘的，至少海梅的命運如此。他是醫生，是總統身邊的人，在城市的平民區履行傳教使命，懸壺濟世，扶困濟危。他不贊成暴力，卻最終成為暴力的犧牲品。而尼古拉斯被不能容忍其行為的父親驅逐出家門，故事的后半部分他沒有再出現。

作品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中，在革命失敗后非但毫發未傷，反而獲得一席立足之地的惟一的女性形象是特蘭西托·索托——這個野心勃勃而且精明能干的妓女，憑借在“三星莊園”附近的妓院里工作時，埃斯特萬·特魯埃瓦借給她的一筆錢，開辦了一家著名的妓院，做了妓院的老板，最終成為權力圈內的名人。特蘭西托在政治和經濟變革中得以幸存，但是在社會變革中處于弱勢，“婦女解放”的說法似乎并不適合她。特蘭西托掌握了一種普通人家的正派女人不懂的隱秘知識，就像埃斯特萬·特魯埃瓦在得知她成功地幫了他的忙，解決了他求她的事：把阿爾芭從軍警手中解救出來時所猜想的那樣：“我估摸著，她是利用她了解當權者不可告人的一面，償還我借給她的五十比索。兩天后，她給我打來電話：‘我是特蘭西托·索托。您托付的事兒辦妥了?！?伊莎貝爾2007：355)。不過，使特蘭西托幸存下來的也可能是她對權力的認可。特蘭西托從鄉下移民到城市，雖然形式上進入了城市，但精神上卻停留在城市的邊緣。雖然她得到了經濟上的成功，而且掌握了權力的網絡，但在與特魯埃瓦的第一筆交易之后的很多年里，后者仍然是她的老板，他們之間的關系仍然是不平等的。認識到這一點，她承認她在社會等級中的位置，因為她的權力在隱蔽的那一部分——性方面——浮出水面。按照民間傳統習俗，妓女是惟一可以接觸性知識，或者至少可以低調地開放“性”的女人。特蘭西托·索托和埃斯特萬·特魯埃瓦通過金錢交易建立了性關系，但他們的關系也僅此而已，永遠也不可能再進一步。橋歸橋，路歸路。

4，家庭——國家的縮影：拯救記憶

在伊莎貝爾·阿連德的小說中，女人和男人以家庭等級秩序為中心，其外部形象因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建立。特魯埃瓦·瓦列家族通過對社會成員的吸納和排斥建立自己的家庭秩序。惟一在外面生存卻沒能組建家庭的是特魯埃瓦家孿生兄弟、克拉拉的兄弟等，女人們和鎮子里的男人們。

母親克拉拉·瓦列以某種方式貫穿故事的始終，即她的生活日記——“記錄生活的記事本”——連接了整個故事。直到最后讀者才知道特魯埃瓦家族故事的敘述者之一是阿爾芭，她通過其祖母的日記恢復了家族的記憶?？梢哉f通過日記她戰勝了恐懼，用某種方式恢復了她的身份。還有另外一個敘述者，是埃斯特萬·特魯埃瓦，他以某種方式緩慢敘述故事的另一部分，逐步評論他的行為。因此可以說，同一社會階層的男性敘述者和女性敘述者交替敘述故事的來龍去脈。屈從于莊園主的性暴力的鄉下女人們，被其他的女人“敘述”，這些女人有類似于她們的經歷，而她們一旦成為私生子的母親，就成為同一個血統的成員內部沖突的導火線。

5，結束語

通過對伊莎貝爾·阿連德的《幽靈之家》的解讀，可以看出，在這部作品中，家庭比喻國家。智利的歷史就是特魯埃瓦家族的歷史，婚姻關系和和上層資產階級之間，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世俗主義與宗教之間，等等，存在的親緣關系。共同的文化身份浮出水面：拉丁美洲的人種是平等的，因為他們有共同的來源和共同的歸宿。于是在特魯埃瓦家族的婚生子和私生子之間，在作為平等的、被承認的和不被承認的、被排斥的之間就產生了沖突。因此，在故事末尾產生的破壞是被拒絕承認的親屬之間的毀壞。像埃斯特萬·加西亞那樣身份卑微的人的仇恨和不滿只能以在歷史的轉機時刻找到實施強暴，作為其尋求承認的機會而得到發泄。而正是被寫入關于特魯埃瓦家族史的暴力，導致了拉美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命途多舛、舉步維艱。伊莎貝爾·阿連德——在軍人發動的軍事政變中以身殉職的智利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侄女，在其作品《幽靈之家》中，再現了智利半個世紀動蕩不安、波瀾壯闊的歷史。她通過這部作品告訴人們，只有放棄暴力，和平共處，才能建立美好幸福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