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翻譯史中被邊緣化現象的改寫理論解析

摘要：本文依據改寫理論，論證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對外國作品多種形式的改寫——即廣義的翻譯一無論是自身的翻譯研究價值，還是對目的語文化和文學的導向與影響都有著狹義翻譯無可替代的作用，但胡適在譯史中卻處境尷尬。這種現象在譯界有其普遍性，是翻譯及翻譯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文章深入分析了該現象所反映出的多方面的問題，并提出建議，旨在引起譯界的重視。

關鍵詞：改寫理論；翻譯史；胡適；邊緣化

中圖分類號：H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544(2009)03-0085-05

1，引言

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上，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翻譯活動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有著極其特殊的意義。在這一文化轉型期，一向處于邊緣位置的翻譯文學成為中國文學系統的主流而處于中心位置。在這種狀況下翻譯與創作、譯者或改寫者與作者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譯者的主體性增強了，從語碼轉換者變為源信息的闡釋、評論及改寫者，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所需對源文信息量進行取舍，進行綜述，形成翻譯中有創作，創作中有翻譯的局面。這一時期對外來文化的譯介呈現出多種形式。特別是那些擁有話語權的領袖人物各類形式的改寫，直接介入并影響了時代文學思潮的走向，在引進西方的意識形態和詩學觀構建中國本土的新文化和新文學方面起著狹義的翻譯無可替代的作用。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之一胡適在這一時期的論著就突出地反映了這個特點。他以創作形式撰寫的論文、外國文學評論、仿作、文學史等都是在以不同的改寫形式輸入外國作品和思想(趙文靜2006)。與傳統的翻譯所不同者，這些形式為譯介者按照自己的翻譯動機或目的語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觀的需要去塑造外國作家及其作品的形象提供了選擇空間。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絕大多數普通讀者了解外國作家與作品的渠道不是通過讀原作或具體翻譯作品而是通過文學評論，傳記作品，文學史等形式的改寫(趙文靜2006：222-3)。從這個意義上講，通過這些改寫形式譯介的外國作品，特別是出自像胡適這類有學術威望并擁有廣泛讀者群的學者有意識地改寫，比狹義的翻譯對于目的語社會應該會有更大的導向作用并能產生更為直接的影響。因此，研究這類形式上不明顯的翻譯對于翻譯史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胡適在運動初期以多種改寫形式發表的一系列震撼知識界的文章無論是發動文學革命還是構建新文化，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和詩學觀的演變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直接推動了當時新文化及新文學的發展。然而到目前為止，在我國，這種“形式上不明顯的翻譯”(k—revere 1982／2000：235)還沒有真正成為譯界的研究對象，對這類改寫的研究仍然是個薄弱環節。例如，在對胡適進行的多方位的研究中，以他的改寫方式作為切入點進行的研究還不多見，胡適因此在翻譯史上一直處境尷尬(見趙文靜2006：1-18)。這無論對于該階段翻譯史的撰寫還是對胡適本人的研究都無疑是個缺憾。本篇將從改寫理論的視角對胡適研究中的這一現象展開分析。

2，關于改寫理論

改寫理論是由翻譯的文化操控學派關鍵人物之一，美籍比利時裔學者Andr6 Lefevere提出的翻譯研究理論(1985，1992)。這一理論廣泛吸收了20世紀下半葉西方哲學、文學理論和文化理論等鄰邊學科的研究成果。受這些理論的影響，Lefevere將介于翻譯與創作之間的文學形式：外國文學史、外國文學評論、文學家傳記、仿作、百科全書等——即無標示或標示含糊的翻譯——統稱為改寫(rewriting)，這些一向被傳統譯論視為與翻譯無關的創作形式因此而進入翻譯研究領域，成為合法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該理論還強調翻譯研究應該將關注的焦點從單純的文本轉向復雜的語境(context)，從語言學層面轉向文化層面進而研究社會的諸多因素對翻譯的影響。探討翻譯活動是如何在目的語文化的操控下產生、接受并起作用的。如果說納入不同形式的改寫極大地拓寬了翻譯的研究范圍，那么關注焦點的轉換則為翻譯史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提供了新的方法論。Lefevere也因此被視為當今翻譯學的一位先驅。毫無疑問，改寫理論是對翻譯研究的一場革命，它打破了翻譯研究必須與原文對應的框框，從而把譯學研究推上一個新的研究平臺。根據趙文靜(2006)，該理論可大致從“改寫的形式”和“控制因素”兩個方面加以概括，首先翻譯研究的對象還應該注重那些“形式上不明顯的翻譯”。也就是說，在形式上應包括對原作思想和精華的總結、提煉，對原文作者和精神的評價以及對原作的模仿等。至于對改寫作品的研究，該理論認為翻譯從來不是孤立的語言轉換活動，譯者不是單純的旁觀者，引進外來思想絕不會原樣照搬，而會根據本土的需要進行改寫。Lefevere指出應該從接受環境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審視翻譯活動。相信凡是文學翻譯活動都是在特定的接受環境中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詩學操控下對原作品的思想，概念和文本進行的不同程度的改寫(見Lefevere 1992：1)。前者應該說是相對于狹義翻譯形式的廣義的翻譯，而后者則是包括政治，社會及文化多種制約因素的廣義的翻譯研究。

3，從改寫的視角看胡適對新文化建構的貢獻

根據改寫理論，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初期發表的文學理論著作《文學改良芻議》、《論短篇小說》、外國文學評論《易卜生主義》、模仿易卜生創作的《終身大事》，以及后期的《白話文學史》等都屬于對外國文學理論和作品不同程度的改寫(見趙文靜2006)。這類對西方思想和文學理論的多種改寫形式對中國新文學的產生和新文化的建構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新文化運動，顧名思義，就是要用新思想，新價值觀。新詩學觀取代舊觀念。在中國的歷史上，“五四知識分子與傳統徹底決裂的那種激進的態度，或許在世界知識分子運動史上也是無可比擬的”(Denton 1996b：114)。傳統文化從來沒有像這一時期受到如此嚴厲的質疑和批判。這種決裂使得這個剛剛推翻了封建帝制而處于歷史轉型期的國家文化中出現暫時的空白。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倡導者通過“形式上明顯的翻譯”和“形式上不明顯的翻譯”大量引進反映西方思想意識，價值觀的文學理論及作品。使得通過各類改寫所構成的翻譯文學占據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這一時期的翻譯活動極具代表性。

作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和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胡適在20世紀中國文化史、哲學史和思想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這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對西方思想和文學的改寫(見趙文靜2006)。也就是說，胡適之所以成為影響現代中國的文化巨人，他在新文化運動初期發表的一系列震撼學術界的文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使得胡適的名字在當時的知識界幾乎無人不曉，為他后來成為學術史上的中心人物奠定了雄厚的基礎。胡適在這一時期對中國意識形態和文學理論

的發展產生的影響在他的同代人中是絕無僅有的。他的成名作《文學改良芻議》(被胡適后來稱之為“八不主義”)(1917)是公認的文學革命宣言書，它呼吁廢除文言文，強調白話文在正式文體中的應用，由此掀開了新文學的篇章，改變了文學創作的形式和內容。然而這篇文章本身就是對Ezra Pound“一個意象主義者的幾個不要”(1913)的模仿和改寫(見趙文靜2006：127-132)。他的《論短篇小說》(1918)被認為“是中國第一篇以小說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論文”(Galik 1986：10)。其中對短篇小說的定義——后來被中國文學界作為金科玉律反復引用——原本是對Clayton Hamilton(1908)所作定義的改寫(同上：13)。他翻譯的《短篇小說》和他的翻譯與創作的混合詩集《嘗試集》都是初版后不久就多次再版，后者還開創了白話寫詩的新紀元。他為譯介易h生發表的系列作品：評論文《易卜生主義》(1918)在中國讀者中確立了易卜生的叛逆形象，以至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讀者心目中的易卜生更多地是作為社會改革者而不是藝術家(胡適1919／1993：487)。他模仿易h生的《玩偶之家》而創作的獨幕劇《終身大事》(1919)塑造了中國版的娜拉(趙文靜2006：229-234)。上述作品對中國新文學在創作風格和內容上都產生過極其深遠的影響(宋劍華1996)?？梢院敛豢鋸埖卣f，正是這些翻譯與改寫確立了胡適最初的學術權威地位，使他擁有了話語權，贏得了專業人士的支持。他的作品因此成為“文化資本”(借用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的術語)，對當時的文學翻譯與創作有極大的導向作用。

然而，從筆者所能接觸到的文獻資料來看，從翻譯尤其是改寫的視角來研究胡適對當時的社會變革和文學進化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目前還不多見。因此胡適在翻譯史研究中處境比較尷尬：凡翻譯史都難免要提到胡適，也不得不對他的翻譯及其影響書上一筆，但都不過是簡單的一帶而過(見陳玉剛1989；陳?？?992；王錦厚1996；郭延禮1998；謝天振等2004)。然而這顯然不是上述撰寫者的責任，對胡適的翻譯改寫沒有或缺乏足夠的研究文獻直接影響到對他在這一領域的學術定位。筆者認為胡適研究的這一現象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反映出翻譯研究領域在觀念和方法論上的一些問題，因此很有必要對產生這種現象的具體原因進行分析，以便引起學術同仁的重視。

4，改寫研究的薄弱環節反映出的問題

如上所述，對西方思想與文學的翻譯和引進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文學體系中占據中心位置。而這一時期胡適的改寫對移植西方文化起著主導作用，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梢哉f，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他對西方思想和文學理論的改寫上。缺乏這個角度的研究，的確是胡適研究的一個缺憾。究其原因，是受翻譯研究理念的局限以及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研究的操控所造成的。這恰恰也證明了改寫理論中有關控制因素的論點。下面我們似乎至少可以從方法論，研究觀念，學科的局限等三個方面來探討。

4.1方法論的局限長期以來，傳統上都把翻譯只看作語碼對應轉換，只強調譯文對原文的服從而忽略譯者的自主性，即他的翻譯愿景。翻譯研究主要以譯文是否忠實于原文為準則。不考慮時代，讀者與譯者所處的環境以及翻譯作品對目的語社會文化的影響，不注意觀察描述譯者究竟是如何做的，不考慮具體轉換過程所受到的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只是規定應該怎樣翻譯，一味追求譯文與原文之間的最近似的相等。任何增加或刪略，都會使該翻譯受到質疑。在這種研究方法限制下，諸如書評、模仿、文學史和文選等這類改寫形式，盡管在引進外國文學理論和作品，推動譯人語文學和文化變遷上與狹義的翻譯起著同樣重要的作用，有些情況下甚至比狹義翻譯作用還大，仍被排斥在翻譯研究的范圍之外。

4.2研究觀念的局限傳統意識中固有重創作輕翻譯的觀念。認為翻譯屬于衍生物，低于創作，缺乏學術研究價值。翻譯作品“不僅被認為是二手的，而且是二流的。因此不值得予以過多的關注”(Herrnans1985b：8，筆者譯)。由于翻譯受歧視，改寫之類的作品地位自然就更低。有時還會被貶為抄襲或剽竊。例如胡適的成名作“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不久，便被指責為剽竊(見Chow Tsetsung 1964：28)。這種觀念使得人們在對著名學者的研究中，有意回避他們的改寫，認為只有原創作品才能代表他們的學術思想和能力。而承認他們的改寫文獻則是貶低其能力。以至于連一些學者本人也極力否認其作品的改寫性質(見趙文靜2006：127—132)，因為他們也以所謂的“原創”為榮。具體到胡適，他的“創作”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他的翻譯，盡管他的一些所謂的“原創”實際上是對外國文學理論的翻譯與改寫(同上)，由于受上述傳統的價值觀影響，研究者寧愿將其作為創作而不歸于翻譯和改寫來研究。事實上翻譯與改寫不僅僅在新文化運動這個特殊的文化轉型期占主導地位，也在胡適該時期的成就與貢獻上占據重要位置。胡適在這一時期提出的“輸入學理”與“再造文明”的目標(胡適1919／1953)使得以他為首的文化革新派會根據需要引進外來理論，改寫必然是其中很重要的方式，因而應該成為研究胡適和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前所述，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通過讀具體的外國作品來了解其內容的讀者較少，他們對于外國作品及作者的印象多數來自外國文學評論，尤其是在讀者心目中有權威的學者的評論。Gfieder有一段描述很形象地反映出胡適當時在學仁中的威望：在那一時期的精英群中，“他那受西方教育海歸派閃亮的光環，他在北大的地位，他與當時最有影響的雜志《新青年》的關系使他成為這組為數雖不多但卻極有影響力的前衛派當然的領袖。毫無疑問，無論他發表什么論點，都會受到關注，受到重視，至少是在早期”(Gfieder 1970：78，筆者譯)。也就是說，譯者／改寫者本人的學術威信和話語權力以及讀者群對于他們的信任會使他們的作品對目的語社會產生特殊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胡適的翻譯與改寫應該會比他同時代的職業翻譯家的譯品更具影響力，對樹立原作的形象起著更大的作用。作為一項社會性極強的活動，翻譯和改寫與其接受環境的主流意識形態、詩學觀、譯者的話語權以及當時讀者的期待等都有密切聯系，這些都會相應的反映在胡適的譯品與改寫的接受與作用中。

4.3學科的局限學科的局限性形成另一個重要因素。從研究人員的知識結構來看，西方的翻譯理論研究者多為比較文化、比較文學和文論研究的學者甚至哲學家，并至少精通雙語(例如Baker，GentMer，Hermans，Lefevere，Venuti等均生活在其第二語言國家)。翻譯研究在中國(包括港臺)目前仍局限于大學教外語的教師之中。王向遠(2001a)也談到不同專業之間很封閉，同時像語言大師王力、呂叔湘、羅常培、錢鐘書以及許國璋等兼有中外文學兩方面的人才越來越少。翻譯專業基本上是在語言層面上研究翻譯的技法，而在大學中文系，翻譯文學研究則難以展開。在他的《關于學術史編寫原則的思考》一文中，樊俊談到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忽視翻譯文學的現象，究其原因，是該領域的研究者受外國語言和外國文學兩方面的知識所限?！皩λ麄儊碚f，產生這種‘忽略，非不為也，實不能也?！?轉引自王向遠2001b：6)。就胡適的情況而言，絕大部分胡適研究者是中文、歷史、哲學、政治等領域的學者，這就不難理解在翻譯和改寫研究方面的不足。

5，結論

翻譯研究范圍的擴大，包括多種改寫形式，為重寫我國翻譯文學史、研究當代歷史轉型期的領袖人物及翻譯提供了新的切入點。但是真正在觀念上認可這些廣義的翻譯形式還需要更多有針對性的研究文獻。應該指出，狹義的翻譯中，畢竟有原作的存在，要顧及到專業人士的資質和聲譽，譯者還是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因此，所做的改寫是有限度的。而在廣義的翻譯，即諸多的改寫形式中，改寫者有較大的自主權，對原作的闡釋有整體操控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或接受環境的需要去塑造原作或原作者的形象。應該注意到，近代大的社會變革都伴隨著外來理論思潮的引入，而引導社會變革的領袖人物往往是新思想的譯者或改寫者。他們想要利用外來思想影響和改造本土文化的強烈動機決定了他們在改寫過程中必定要按照自己的愿景對源文本進行過濾以便達到促進社會變革之目的。而他們特有的話語權以及他們的作品形成的文化資本使得他們的翻譯與改寫注定會比職業翻譯家的譯品擁有更大的市場，產生更大的導向。以胡適為例，他的評論文“易卜生主義”要比他參與翻譯的《玩偶之家》在樹立易卜生的形象上作用大得多。因此用改寫理論中提出的諸多社會控制因素研究這些人物對外來思想理論的改寫過程，研究這些翻譯活動及其接受狀況可以折射出當時的政治、社會、文學等方面的發展境況，勾勒出一幅比較清晰的社會變革圖，這必將會對翻譯史和理論研究有新的貢獻。此外，翻譯研究領域還需更加注重其跨學科性建設，培養和吸納更多的跨學科復合型人才，以確保此類研究的切實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