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士大夫之學”

潘文國

摘要：本文提倡一種相對于“博士之學”的“士大夫之學”，它包含五個方面：1)為人重于為學；2)強烈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3)廣博而深邃的學識；4)高屋建瓴的治學眼光；5)淡泊名利的處世態度。作者認為楊自儉先生的治學符合這五個方面的要求。

關鍵詞：士大夫之學；博士之學；士的精神

中圖分類號：H03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544(2009)03-0109-04

清儒陳澧曾言：“有士大夫之學，有博士之學；近人幾無士大夫之學。士大夫之學，更要于博士之學，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亦難自立矣?！碑敶鷮W者余英時對此解釋說，所謂“士大夫之學”和“博士之學”的分別，簡單地說，便是“通識”和“專業”的不同，但又不止于此?！安┦俊笔菍＜?，其知識限于他的專業范圍；而“士大夫”負領導政治與社會的重任，他們需要有貫通性、綜合性的知識，以為判斷和決定重大問題的依據。陳澧強調士大夫之學比博士之學重要，并且感嘆在他那個時代幾乎已經沒有了士大夫之學。這一感嘆我想也適用、甚至更適用于當今這個時代。所幸在這個“幾無士大夫之學”的時代，我們有時還能見到幾位多少還有點士大夫精神的學者，使這個浮躁時代、商品經濟大潮下的學術界還不至過于蒼白。楊自儉，就是這樣一位學者；這部《楊自儉文存》，所體現的就是當代中國、至少是在外語學界的“士大夫之學”。

“士大夫”這個詞語，現在人們已經很陌生了，我們有必要加以申述?！笆看蠓颉敝械暮诵母拍钍恰笆俊?，用現在的話來說，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或者西方話語中的“公眾知識分子”。在不久前一次關于中國文化的講座中，我曾提出過一個觀點，認為每一個重要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都曾凝煉出一種“民族品格”，成為該民族在世界上的形象符號。這種民族品格不是指那種帶有調侃意味的形象標志，如英國人保守、法國人浪漫、德國人古板等，而是正面的并且為該民族所自豪和追求的。我并舉例說對英國人而言，這種民族品格就是紳士風度，對德國人而言，就是好學深思，對美國人而言，就是探新求變。對中國人呢?我提出就是“士”的精神。這種精神起始于春秋時期，就是曾子說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也就是說，這是一種憂國憂民、終身以之的強烈的責任心。這種精神到后來通過各種語言表達出來，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魯迅的“中國人的脊梁”等等。在做學問上，就是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曾國藩的“士大夫之學”，嚴復的“了國民之天責”，陳寅恪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蓢@的是，隨著百年來不加分析地否定傳統，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些優秀東西正在被人們忘卻。而在治學上對“科學主義”實為工具主義、技術至上的盲目追捧，也使釘位之學成了“科學”的代名詞。在這個大氣候下，“博士之學”日增、“士大夫之學”日亡，就是必然之事。年輕一代更不知士大夫之學為何物。借著《楊自儉文存》的出版，讓我們循著楊先生的學術道路，重溫何謂“士大夫之學”，對于治療我們的學術浮躁病，未嘗不是一劑良藥。

所謂“士大夫之學”，我以為至少包含以下五個方面，而楊先生都為我們做出了表率。

第一，為人重于為學。

這是士大夫之學的靈魂、兩千年來中國傳統教育的核心?！洞髮W》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核心就是“修身”?！白蕴熳右灾劣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中國近百年來、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來，大學教育奉行科學理性主義，實際上忘掉了這個根本，許多現象因此而起。這些年來一些有識之士正在呼吁這一精神的回歸。但在我的印象中，至少在當今外語界，在各種場合呼吁做人重于做學問的可能沒人超過楊自儉。例如2002年上海會議上，他以《老實做人，認真做事，嚴謹做學問》為題致了開幕詞，強調學者要進行長期認真的自我修養，完善自己的人格，特別提出“要始終無條件地追求較高和最高的層次”、“要正確認識自己”、“要積善成德”、“要慎獨自律”，并告誡大家永遠記取、領悟孟子的“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并付之行動。2004年重慶會議的開幕詞上他強調會風的重要，“它是學人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態度問題，它是學人的倫理道德和精神境界問題，它能決定學人的學術價值與生命?！?006年煙臺會議上，他特別總結了他與學會創會老會長劉重德先生刻意培植和發展的會風，其中第一條就是“高尚的道德與情操……為人為學為人在先，學術為重，淡泊名利，大公無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楊自儉這么要求別人，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大家都知道，他是當今中國外語學界、特別是對比語言學和翻譯學界眾望所歸的學界領袖，靠的是什么呢?在廣博的學識和明銳的學術眼光之外，我覺得更主要的是靠他幾乎難以阻擋的人格魅力。而這正是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學術界目前最匱乏的東西。

第二，強烈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

如果說人格修養是士大夫為學的第一步，則強烈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就是士大夫之學的鮮明特點。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最優良傳統就是時刻把個人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歷史的使命緊緊地結合起來。前些年在總結嚴復的翻譯思想時，我曾感嘆說，像嚴復那樣把從事翻譯當作“了國民之天責”的人，現在恐怕再也難以找到了，甚至他的這種想法也已經很難被今天的人們所理解了。因為在工具理性主義的人們看來，翻譯不過是個謀生工具或者是個人情緒的泄發，所需要的無非是技巧或方法而已。同樣的，學術研究已被論文發表的要求所取代，后者更已成了敲開各種名利之門的敲門磚。當手段成了目的，還有什么事不能做的呢?因而當今學風的敗壞是從知識分子人格的淪喪開始的。楊自儉曾在不止一個場合表現出對當今社會世風、學風的各種憂慮。在2006年的煙臺會議上，他更形象地將之比喻為“三座大山”：“第一座是官本位”，“第二座是‘三個和尚沒水吃”，“第三座是‘重使用輕理論的傳統”。他憂慮地說：“毛主席領導我們用了不到30年推翻了那三座大山，但這三座大山恐怕用50年甚至100年也難以推翻?！闭怯捎谟辛藦娏业氖姑泻蛻n患意識，才會對所研究的對象有強烈的問題意識。通讀這本《楊自儉文存》，你會感受到他在學術研究中始終在關注的是四個問題，一是如何真正解決中西結合問題，二是如何真正解決古今繼承問題，三是如何解決學術創新問題，四是如何解決理論應用問題?？烧f，這四個問題已涉及到了學術研究的全部，但很少有人像他那樣作出如此深刻的思考。我在這里特別要提出“字本位”的例子，這是楊自

儉近兩年學術思考關注的焦點。有時人們可能會納悶，作為一個主要活躍在外語界的學者，為什么對漢語界這個爭議未決的問題有這么大的興趣?其實字本位理論正好是楊先生所關心的四個方面的問題的匯合點或者說聚焦點，楊先生從徐通鏘等人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國語言學根本問題解決的希望，也看到了中國外語界語言學研究的新的前景。而這個理解，不循著楊先生自己學術發展的思路是難以做到的。就這個意義上說，收在本文集的《跟隨徐通鏘先生學習字本位》一文，對于了解楊先生為人治學有著分外重要的意義。

第三，廣博而深邃的學識。

正如上面說到的，士大夫之學與博士之學的基本區別是通識之學與專家之學的區別，也是中國傳統治學與今日急功好利的所謂“搞科研”的區別?！吨杏埂飞险f：“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是兩千年中國士人所奉行的學習方法。古人深知“博觀約取，厚積薄發”的重要性，因而強調治學過程中的“于書無所不窺”，以“一事不知，儒者之恥”自勉。古代的例子不勝枚舉，近代的經典例子有曾國藩和梁啟超，這是他們之所以能做出重大成就的原因。直到五十年代初，呂叔湘還在告誡我們，翻譯工作是“雜學”，譯者要“竭力提高自己的素養，有空閑就做一點雜覽的功夫”。但半個多世紀來，隨著學科分工的細化、知識的海量“爆炸”，特別是西方細分再細分那種分類和描寫方法的引進和備受推崇，“博學”、“通才”已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人人都盯著眼前那一小塊，細挖再細挖，分析再分析，例如把一個“了”字分析出十幾種、二十幾種用法，似乎這才是“科學”的研究。然而，“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亦難自立矣”，沒有廣博的學問做基礎，專學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來的。楊自儉是當代學者中少有的明白人之一。他曾對對比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提出過六個方面的要求：“一是比較豐富的自然、社會、思維三個領域的基礎知識；二是英漢語言及其語言學的基礎理論；三是英漢語言史及其語言學史；四是相關學科的基礎理論(包括哲學、認知科學、心理學、文化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五是方法論基礎(包括哲學、邏輯學、系統科學、心理學、計算機科學與語言學的方法等)；六是對比語言學的基礎理論和方法?！毕嘈藕芏嗳丝戳诉@個單子都會嚇一跳，以為這是凡人不可達到的高標準。但實際上，了解楊先生治學道路的人都知道，這是他的夫子自道，也是他治學經驗的寶貴總結。我們在讀楊先生文章的時候，常常會為他深邃的洞察力、氣度恢宏的學術視野所折服，其實道理很簡單：站在山頂看山和鉆在山溝里看山，得到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這里我還想特別提到楊先生的邏輯修養，我以為，在當代外語學者里，還沒有什么人的邏輯學水平能超過楊自儉先生，這是他的論述總是那么細密、那么有說服力的原因。

第四，高屋建瓴的治學眼光。

廣博的學識和深厚的學養，使楊自儉在從事具體學科的研究時，站到了一個常人難以達到的制高點。因而他的學科研究也就有了一個與旁人不同的眼光。細心的人們會發現，楊先生的學術研究，關注的始終是學科建設的全局和最宏觀的方面，諸如學科的性質、學科的定義、學科的基礎、學科的地位、學科與相鄰學科的關系、學科的歷史、學科的方法論、學科的隊伍建設和人才建設、學科的發展趨勢、學科的廣泛應用等等。無論對英漢對比語言學、翻譯學、對比文化學、典籍英譯、語言理論、字本位學說等，均是如此。也正因為如此，他成了國內外語界公認的一位學術領袖。許多人新書出版，都愛請他作序，他的品評，常能道出作者自己所沒有發現或感受不深的內容，對作者自己也不啻是個升華。我本人就為此受益不少。同時，作為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深受愛戴的老會長，他不止一次發起全國性的對比語言學和翻譯學學科建設討論，為推進國內這些學科的建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各種會議作的開幕詞、閉幕詞，常常是對學科發展高屋建瓴的概括和總結，產生過不可估量的影響。

第五，虛懷若谷、淡泊名利的處世態度。

閱讀本書的目錄，讀者還可能注意到，在全書所收的80篇文章中，為他人著作寫的序言倒有39篇，占了幾乎整整一半。這在當代國內外學者的論文集中可說是絕無僅有的。有人為他感到惋惜，覺得他孜孜不倦數十年，多數時間是在替人作嫁，卻沒有時間寫一本他自己的學術專著。而按他的學術水平，如果有充分的時間，不要說一種，就是兩三種專著也早就出版了。這就涉及到他的另一種可貴的品格，也是傳統士大夫的品格，就是淡泊名利。早在先秦時代，就有“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這樣的說法?！独献印芬矎娬{：“生而弗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痹鴩傄浴肮Τ缮硗?，愈急愈好”告誡自己，強調“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雖然前人有這么多的榜樣，但老實說，在今天這樣的社會和“學術”環境下，真要能這樣淡泊自如，還真的不容易。而楊自儉先生卻做到了，這還成了他的一種獨特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如上所說，國內學者出書，喜歡請他寫序，以之作為重新認識自己著作價值的過程；另一方面，楊先生對請托者，一向來者不拒，他把它看作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這倒也不是過度的謙虛話，我發現，常常一篇序言寫成，作者研究的這一領域也就成了楊先生的囊中物了。他認為這是兩得益彰的雙贏好事。我們常常見到，他寫的序言，不同于一般作序者那樣三言兩語，敷衍搪塞，而是在精讀、細讀了原文之后，提出了真正精到的見解，使讀者包括作者自己茅塞頓開。他的序言常長達一萬余言，這大約也是國內外非常少見的。但這樣的做學問方式，在今天環境下，是非?！俺蕴潯钡?，因為成果都是別人的，自己的研究再深刻，也只是貢獻了一篇“序”而已，既進不了“核心期刊”，也算不了“學術成果”。但這樣的事愿意常做，而且做得其中有樂，也只有楊自儉那樣完全淡泊了名利的人才行。楊自儉說，他特別喜歡三首詩，認為表現了做學問的境界，這里我也把它抄在下面，作為本文的結束。第一首是唐代李翱的詩句：“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云嘯一聲?！边@是一種令人向往的治學而忘我的境界。第二首是李白的詩句：“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窖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边@是一種脫離了世俗的敬業的境界。第三首是王國維的《浣溪紗》：“本事新詞定有無，斜行小草字模糊，燈前腸斷為誰書?隱幾窺君新制作，背燈數妾舊歡娛。區區情事總難符?！边@是學術研究永不完善永無止境的境界。我們引這三首詩詞，既以之表示對楊先生治學精神的敬意，也希望與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