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農民工子女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的比較分析

何資橋

摘要：以湖南四個城市七所公立中學的592名農民工子女為被試，采用問卷法考察進城農民工子女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的特點。結果發現：(1)農民工子女中女孩的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水平顯著高于男孩，非獨生子女的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水平顯著高于獨生子女；(2)農民工子女進城特征、父母在城市務工的情況對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水平影響不大；(3)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群體具有較高的自我效能，得到了更高的社會支持，獲得父母更多的情感理解支持和較少的懲罰、拒絕與否認。

關鍵詞：進城農民工子女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

分類號：B849

1問題提出

彈性研究是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一種研究兒童發展的新取向，這一研究取向是在對高危兒童、處境不利兒童和處于應激狀態兒童研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面對同樣不利的生活處境和壓力，有些人會表現出適應不良，而有些人卻可以發展得很好，這就是心理學有關心理彈性研究關注的焦點。

對于彈性的定義，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理解。綜述發現，對彈性(resilience)的定義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作為人格特質(trait)的彈性定義。Wagnild和Yong(1993)將彈性定義為個體用以調和壓力的消極影響，提高適應能力的一種個性品質。第二類是作為適應結果(result)的彈性定義。Rutter(1990)將彈性描述為處于高危環境中個體積極的、發展性的適應結果。Masten(2001)認為彈性是指個體在適應與發展中克服高危因素而取得一系列的積極結果。第三類是作為適應過程的彈性定義。Luthar(2000)認為，彈性是描述個體在處境不利條件下積極適應的一種動態過程，它不是一種個體特質或其它的靜止狀態。

不管他們的分歧如何，如果仔細分析這三類定義，可以發現彈性包括兩個必不可少的要素或條件，即：(1)個體必須暴露在高危環境下；(2)盡管受到這些威脅或逆境對個體發展有影響，但個體仍能保持適應良好。正是這兩個要素構成了彈性概念的本質，因此，彈性本質上是個體在困難情景下的正常發展。這種發展既是一種過程，也內涵著積極的適應結果，是個體人格因素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個具有良好心理彈性的人不僅能忍受逆境或者應付逆境，而且還能夠“彈回(bounce back)”所遭受的逆境，并且在持續的危險情境面前仍然能維持良好的功能水平，在逆境中表現出積極的發展狀態。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市農民工流動逐漸由分散、跑單幫式的流動向家庭型流動轉變，越來越多的人不再以過去“單身外出”的方式外出，而是以“舉家遷徙”的形式流動，大量農民工子女隨父母流人城市。根據教育部提供的數據，2004年我國隨父母進城的義務教育適齡兒童就達640多萬人。與城市兒童相比，進城農民工子女的家庭經濟條件、生活質量和學習環境較差，相對處于一種處境不利地位。但對這一群體的調查發現，這個群體在學習適應性上存在個體差異，一部分兒童能很快適應城市的學習生活，而有一部分兒童卻難以適應，甚至出現了一些不良行為和不良心理健康狀況，這促使我們運用彈性研究的思路來探討這一現象。

目前，國內學者對心理彈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獻綜述與理論探討，對心理彈性的實證研究鮮有報道，已有的實證研究也僅限于將心理彈性作為一種能力特質進行探討。本研究將根據Masten(2001)的心理彈性定義，將那些在處境不利條件下適應或發展良好的結果做為判斷彈性發展的標準，以城市農民工子女為研究對象，探討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兒童的主要特征。

2研究方法

2.1被試

在湖南的省會城市(長沙)和三個地級城市(衡陽市、株洲市、益陽市)選擇七所全日制公辦初中學校，其中農民工子女較集中的學校三所，農民子女比較分散的學校四所。共調查進城農民工子女592人，其中男生328人，女生264人，初一年級211人，初二年級178人，初三年級203人。

2.2研究工具

學習適應性量表(簡稱AAT)

采用華東師范大學心理系周步成等人1991年修訂的學習適應性量表。該量表由日本教育研究所學習適應能力測驗研究部編制，周步成等人根據我國兒童學習情況對其進行了標準化修訂。該量表的折半相關系數為0.71～0.86，重測相關系數為0.75～0.88。量表得分越高，適應性越好。

父母養育方式評價量表(EMBU)

采用岳冬梅修訂的父母養育方式評價量表。EMBU由瑞典Umea大學精神醫學系Perils等人編制，EMBU要求被試通過回憶來評價父母的養育方式，一共66條目，每個條目都要求被試分別對父親和母親進行評價。我國岳冬梅等對該問卷進行了中國化修訂，通過因素分析確定了中國父母養育方式的11個因子，其中屬于父親的有6個：情感溫暖、理解，懲罰、嚴厲，過分干涉，偏愛被試，拒絕、否認，過度保護；屬于母親的有5個：情感溫暖、理解，過分干涉、過度保護，拒絕、否認，懲罰、嚴厲，偏愛被試。修訂后的量表信度效度良好。李占江、王極盛對EMBU在城市中學生的試用研究表明，該量表適用于在中學生中做團體測量。

學習自我效能感量表

選用張敏和雷開春編制的中學生學習自我效能感量表。該量表共21個項目，采用5點記分。經檢驗，該量表的同質性信度系數α=0.8717，重測信度r=0.767(P<0.01)。在本次調查結果分析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60，分半信度為0.856。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

選用肖水源1986年編制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該量表包括客觀社會支持、主觀社會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度三個分量表，既可分別記分，又可計算總分，SSRS有10個條目，1～4級評分。該量表曾用于大學生和成人的研究，但還不能全面反映在校中學生的社會支持情況，因為在校學生的主要交往對象是家長、同學和教師。根據中學生的實際情況，我們對量表中的一些項目進行了修訂，對修訂后的量表經過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重測分析表明，該量表具有較高的信效度，量表的Cronbach n：0.733，經Spearman－Brown校驗的分半信度為0.793，對138名初中生40天后的重測信度為0.738。

2.3調查方法

調查由經過培訓的心理學專業碩士研究生主持，并在取樣學校的班主任老師協助下完成。采用統一的施測指導語，利用學生自習課的時間，進行團體施測，問卷當場回收。

2.4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的操作定義

學習適應性測驗將結果分為5個等級：“1”為差等，“2”為中下等，“3”為中等，“4”為中上，“5”為優等。本研究根據Masten(2001)的心理彈性定義，將那些被評估為適應或發展良好的特征作為判斷彈性的一個重要標準。因此，我們把AAT的測量等級定

為4和5，即把學習適應性發展良好與優秀作為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的衡量標準。

2.5數據處理

所有數據由SPSS 13.0進行統計處理。

3結果分析

3.1進城農民工子女學習適應性發展相對處境不利地位的數理分析

彈性分析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假定被試暴露在一個處境不利地位，但對處境不利地位的鑒定歷來存在許多爭議，Eye和Schuster提出一種用于鑒定某一環境是否屬于特定消極事件發生的不利環境的方法。這種方法假定當被試暴露在一種不利環境時，與這種環境相聯系的某一特定事件的消極結果的發生比會增加。我們用P表示事件發生的概率，1－P表示事件不發生的概率，Ω＝P/(1－P)表示事件的發生比(odds)，見表1，Ω1=P11/P12，Ω2=P21/F22，θ=Ω1/Ω2，如果有證據表明θ大于1，那么我們可以判定這一環境為該事件的不利環境。

根據學習適應性測驗結果的5個等級，借鑒Eye和schuster介紹的這一鑒定方法，我們以學習適應性發展較差作為消極結果出現的操作定義，即將學習適應性全量表評定為1、2兩個等級的作為消極事件的發生。將評定為3、4、5三個等級的作為沒有出現消極結果。分析結果見表2。結果表明，θ值大于1，說明與城市居民子女相比，進城農民工子女在學習適應性上處于一種相對不利地位。對于這一群體的學習適應性研究適合用彈性的研究方法。

3.2人口學變量、進城特征、父母城市務工情況對農民工子女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的影響分析

為了考察被試的人口學變量(性別、年級、是否獨生子女、父母受教育程度)、進城特征(進城讀書時間、跟隨父母進城時的年齡、兄弟姐妹是否一起進城、是否與家庭成員一起生活)、父母城市務工情況(父母務工情況、父母在城市所從事的工種、父母在城市的工作情況)對農民工子女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的影響，我們以上述變量為自變量，以彈性發展的人數為因變量，進行X²檢驗。結果顯示，彈性發展水平的性別差異上，女孩彈性發展率要高于男孩，兩者達到統計上的非常顯著性差異(X²=9.924，P<0.01)。是否獨生子女的彈性發展水平差異上，非獨生子女的彈性發展比例要高于獨生子女的彈性發展比例，兩者達到統計上的非常顯著性差異(X²=7.48，P<0.01)。而其它人口學變量、所有進城特征變量、所有父母務工情況變量在農民工子女學習適應性的彈性發展水平上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這說明被試進城的年齡大小、進城讀書的時間長短、父母務工情況對農民工子女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影響不大。

3.3不同彈性發展水平的農民工子女在學習自我效能、社會支持、父母教養方式上的比較

為了了解進城農民工子女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兒童的特征，我們對彈性發展組與非彈性發展組在學習自我效能、社會支持、父母教養方式上的差異進行了比較，由于彈性發展組與非彈性發展組在性別、是否獨生子女上存在顯著性差異，為了排除這兩個變量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我們采用單因素協方差分析對上述變量在彈性水平上的差異進行比較。單因素協方差分析結果見表3。表中數據顯示。彈性發展的兒童在學習自我效能、客觀支持、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支持總分上都高于非彈性發展的兒童，兩者的差異非常顯著。在父親及母親的教養方式上，彈性發展組與非彈性發展組表現出相同的差異，即彈性發展組兒童在父母親“情感溫暖、理解”因子上的得分顯著高于非彈性發展組，而在父母親“懲罰、嚴厲”及“拒絕、否認”兩個因子上，彈性發展組兒童的得分均顯著低于非彈性發展組，以上差異均達到統計上的非常顯著水平。

4討論

4.1進城農民工子女人口學變量、進城特征、父母城市務工情況對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的影響

研究發現，女孩的彈性發展比例顯著優于男孩，這與國內的一些相關研究結果具有一致性。白晉榮等人調查發現，初中男生學習適應不良檢出率明顯高于女生。王惠萍調查農村初中學生學習適應狀況，發現女生優于男生。這種學習適應性的性別差異，從理論上講，是由于女性發育比男性通常要早1～2年，腦的成熟也相對較早，因此，在小學、初中階段，女性的智力發展快于男性；從人格特征上看，女孩觀察問題細致、敏感、全面，特別注重別人對自己的評價，若看到自己在學習適應上不如別人，會產生自卑，而男孩由于成熟較晚，活潑好動，粗心大意，主觀努力不如女孩；從現實情況看。由于農村中重男輕女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進城農民工子女中女孩承受的學習壓力比男孩要大，女孩必須盡快地適應城市學習生活，否則其面臨輟學機率比男生要大得多。

研究同時發現，非獨生子女的彈性發展比例顯著優于獨生子女，這一結果的出現可能與農民工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在城市的學習生活有關，在我們調查的農民工非獨生子女中，77.3％的人其兄弟姐妹一起進城生活，由于他們與兄弟姐妹年齡相近，境遇相同，共同的語言較多，在情感上互相依戀，當生活學習中遇到困難時可以互相幫助，從而較好地適應了城市學校的學習。而對于獨生子女而言，他們得到父母的溺愛較多，獨立性較差，在生活中缺乏鍛煉，在城市學校生活中得不到同齡兄弟姐妹的支持，因而對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影響適應較慢。

農民工子女進城特征對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影響的分析表明，農民工子女進城讀書時間的早晚、跟隨父母進城時的年齡大小與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水平沒有顯著差異，這與一般人的經驗假設相矛盾。在經驗看來，農民工子女進城讀書時間越早，跟隨父母進城時的年齡越小，對城市學校的學習適應性應該越好，但我們的研究并沒有發現這種發展趨勢。一方面，這可能與我國的應試教育體制有關。我國的學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圍繞著學生的升學服務，在這一點上，農村和城市的學校教育沒有差異，因此，即使農民工子女較晚進入城市就讀，他們在農村教育中養成的學習習慣、學習方法能夠順利遷移到城市的學習生活中。另一方面，在我們對農民工父母進城務工情況對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影響的研究中，我們也發現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進城務工情況、父母在城市的工作情況、父母在城市所從事的工種、農民工子女的兄弟姐妹是否一起進城生活、農民工子女是否與家庭人員一起生活等變量均對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不產生影響?；谝陨戏治?，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的個體中，存在著某種特定的心理品質，這種品質不受個體背景特征的影響，它使個體在環境發生改變或個體遭受挫折時能順利應對，愈挫彌堅，出現所謂的“鋼化效應”。不過由于我們研究工具的限制，對這種特定的心理品質未能測量出來。

4.2進城農民工子女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兒童的特征

對進城農民工子女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組與非彈性發展組的協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彈性發展兒童的自我效能、社會支持、父母“情感溫暖理解”因子的得分都顯著高于非彈性發展兒童，而父母“懲罰嚴厲”、“拒絕否認”兩個因子的得分顯著低于非彈性發展兒童。這說明在彈性發展組兒童的身上有著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彈性發展組兒童有更高的自我效能，他們對自己解決學習上的困難更自信，毅力更強，學習方法更加適當。在社會支持上，他們獲得家長、老師、同學的支持更多，更懂得如何去利用別人對他們的幫助。在父母教養方式上，他們的父母親更傾向于對孩子給予情感上的支持、理解和關心，較少對孩子采用懲罰、嚴厲的管教方式，對孩子的合理要求較少拒絕。

5結論

5.1農民工子女中女孩學習適應性彈性的發展水平顯著高于男孩，非獨生子女學習適應性彈性的發展水平顯著高于獨生子女。

5.2農民工子女進城讀書時間早晚、跟隨父母進城的年齡大小以及農民工父母在城市務工的情況對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水平影響不大，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個體身上可能存在著一種我們未能檢測到的特定的心理品質。

5.3學習適應性彈性發展群體具有較高的自我效能，得到了更高的社會支持，獲得父母更多的情感理解支持和較少的懲罰、拒絕與否認。

(責任編校焦青)